广西革命回忆文选：一年风雷激荡

风雷激荡的一年

——回忆中共广西省农委领导的武装斗争

李殷丹

1948年初冬，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要转折，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正在进行，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在一年时间内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制定了广泛开展武装斗争，加速华南地区敌后各大游击战略区的发展，占领广大农村，迎接大军南下的方针。

当时广西的人民武装分属中央粤桂边区委、桂滇边工委、粤桂湘边工委、桂柳区工委领导，此外还有直属分局的桂中区。粤桂湘边工委按香港分局的部署，其辖区范围的西江以北、粤汉路以西、桂林以东，将来发展至湘之零陵、桂阳。但鉴于1948年5月粤桂湘边领导的桂东独立团挺进怀东受挫的教训，用武装挺进方式打开桂东局面，不切合实际。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香港分局拟在广西设立一个相当于战略区的领导机构，以领导除粤桂边区党委、桂滇边工委所管辖的地区以外的广西农村武装斗争。因此分局决定取消中共桂柳工委，分别成立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指定我为省农委书记，路　、黄传林为委员，原桂柳区工委书记陈枫改任省城工委书记。省城工委领导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市的城市工作，省农委的辖区包括原隶属分局的桂中地区，原属粤桂湘边工委的桂东地区和原属桂柳区工委的桂北、柳北、都（安）、宜（山）、忻（城）等五个地区，近40个县。

省农委辖区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它南抵红水河、黔江、浔江一线，西与贵州接壤，东、北部与粤西、湘南毗邻，五岭山脉的越城、都庞、萌渚三岭蜿蜒其间。这个地区的敌后游击战广泛开展起来，即可控制或威胁湘桂、黔桂铁路和红水河、黔江、浔江、柳江等航道和广西省会桂林、交通枢纽柳州、主要商埠梧州等城市。

我原任中共粤桂湘边工委委员，兼任桂东独立团政治委员。1948年10月间，我向香港分局写了关于粤桂湘边工委工作报告后，即参加分局举办的干部学习班学习。我们一面学习党中央和分局指示的精神，一面总结自己所在地区的工作经验教训。在学习中我着重研究如何开展广西桂东等地区的工作问题。当时我提出粤桂湘边区工委曾准备多派干部回广西去，从广西内部生根开花的打算，特别是如何适应广西情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开展武装斗争，需要认真研究。在我来港之前，陈枫同志也带了桂柳区工委所属的一些领导干部参加分局学习班，他们也认为有加强广西武装斗争领导的必要和提出一些建议。12月，经香港分局研究整个南方工作部署后，决定分别成立广西省农委和广西省城工委。接着，分局通知我回广西任省农委书记。12月底我即动身赴桂。

1949年1月，我从香港回到柳州，很快与陈枫同志见了面。我向他传达了香港分局关于成立省城工委和省农委的决定。关于如何接收农村党组织关系问题，陈枫要路　同志（原任桂柳区工委委员，分管农村工作）向我介绍桂柳区农村武装斗争及其他工作的情况。然后，我找了各地区的一些领导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征询他们对如何深入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经与路　同志商量，对一些组织和干部进行了调整。同时确定陈乐思、江明、路意初3人为省农委机关工作人员，在马鞍山脚下的驾鹤路颇家巷建立了农委机关。

当时省农委所辖的各地区已先后开展武装斗争，桂北、桂中已有了数百人的队伍。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的斗争，我和路　商量，决定召开一部分地区负责同志会议，会址原定在融县永乐西寨融县工委书记莫矜的家里。当部分同志到达西寨时，因敌人侦知莫矜已回到家里，遂派保安团数十人于1月26日黎明前包围西寨村，企图捉拿莫矜。林润葱、江明、卢云三位同志被敌人围困在莫矜邻居的屋里，他们临危不惧，以一支手枪与敌对抗数小时。后经莫矜组织当地群众以武装进行反击，使他们得以脱险。这一事件发生后，为安全计，会议改在柳江县成团乡水灵村熊柳生家召开。

1949年春节刚过，参加会议的各地区负责同志陆续秘密到达熊柳生家里。会议首先听取了各地工作情况汇报，接着由我向大家传达香港分局关于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并介绍了广东一些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到会同志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对如何开创武装斗争的新局面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次会议没有作系统总结，只简单谈了今后意见。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农委机关，根据会议上反映的情况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经过比较系统的思索后，在3月间由我口述，陈乐思同志记录整理，形成了《关于武装斗争的几个问题》、《关于开辟与发展新问题》、《在各种不同地区中的党与群众组织问题》等几个文件，主要精神是：明确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在普遍发展与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放手小搞，到处活动，到处生根，打下大搞的基础”。部队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武工队”，作为我们开展武装斗争的基干，以促成大规模的独立自主的武装的建立。要遵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规律，“游击队对地区的经营，就不该是埋头的精雕细刻的集中一点来经营，就不该是一开始就着重搞根据地，搞巩固的据点，而应着重广泛发展，不断地开辟新地区，从不断的活动和打击敌人而生长起游击据点以至根据地的建立”。强调要到处点火，形成星罗棋布的游击据点，跳跃式地发展，波浪式地推进，使敌人难以集中力量对付我们。在新区开始要采取秘密形式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活动，不要过早地打出党的旗号和打击大的目标，以免暴露我们的力量，招致敌人的大规模“围剿”。要有建立政权、建设根据地的思想，但在小搞阶段，开始不要建立公开的政权，可搞两面政权，站稳脚跟以后，才逐步搞半公开到公开的政权。各个地区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打击和消灭敌人的目的。上述方针、策略、措施是集中大家的智慧和经验提出来的，体现了香港分局的指示精神，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较好地解决了全区武装斗争中所面临的问题。在传达下去后，对各地的武装斗争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3月下旬，我离开柳州前往桂东接收党组织关系并布置工作。在贺县公会我找到了吴赞之同志，将成团会议精神向他作了传达。我们认真地分析了桂东的实际情况和总结了1947年6月桂东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桂东的工作基础仍比较薄弱，应首先在农村发动群众成立秘密农会小组，然后从农会里的骨干和学校的革命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支部，在此基础上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活动。不要像过去那样集中在一点搞，一般也不采取起义的方式，而是放手撒出去，到处播种，分散发动，到处点火，隐蔽发展，普遍建立武工小组，开展小股活动。首先打击当地的恶霸、反动头目和乡保反动武装，不要一下子就打敌人正规军和大股的保安部队，在分散发展中，逐步壮大游击队的力量。同时不要依赖西江部队向桂东发展，而要靠自力更生，打开局面。我在贺县住了两三天，就赶回了柳州。

这期间，路　去了柳北，检查和布置了工作。我亦派韦纯束同志到桂中去找廖联原同志，向他传达分局和省农委的指示，并将象县、修仁等县的党组织关系交给廖联原领导。

3月，黄传林同志从香港来柳州。他在香港参加了分局的2月会议，听取了方方同志的重要报告。方方同志还找黄传林面谈，对省农委的工作作了指示。4月下旬，我和黄传林、路　在罗城县木偶村路　的一个亲戚家召开会议，历时3天。“木偶会议”是农委系统的一个重要会议。会议首先由黄传林传达了方方同志对华南游击战争的目前形势、方针和具体任务的指示。方方同志指出，1949年将是南方游击战和游击根据地大发展的一年，总的方针就是“全面发展，重点巩固，总的目的是完成大块割据，坚持与发展平原，准备配合南下野战军解放华南全境”。方方同志对省农委工作的指示是：到处播种，到处生根，建立武工队，从小搞建立大搞的基础，要求今年全区武装斗争的规模达到广东省1947年的水平。同时加紧准备，策应野战军南下，迎接胜利。

经过认真讨论，我们确定当前的工作方针是：全面发展，重点巩固，从小到大，放步前进。总的任务是：抓紧时机，壮大自己的力量，猛烈发展武装，扩大地区，开展全面农村游击战争，创造新局面，同时做好迎接南下大军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对各地区的发展方向作了部署。

桂北地区。应采取背靠山地，面向平原的方针，放手向平原地区推进，要广泛开展湘桂铁路两旁的武装斗争，把一部分队伍开到铁路以西地区，条件成熟后即成立路东、路西两个支队。还要向南发展，在阳朔、永福一带开辟新区，形成包围桂林之态势。同时向东发展，与桂东连成一片。

桂中地区。着重向黔江、浔江以北的武宣、象县一带发展，直至修仁、荔浦；东南面则向平南、藤县北部以及蒙山南部发展，与桂东连起来；西面则向来宾发展，以求与都、宜、忻地区连起来。

柳北地区。以融县为中心，北至三江与龙胜连接；东向百寿与永福连接；西至罗城与都、宜、忻连接；南面则向柳城发展，威胁柳州。

都、宜、忻地区。除巩固原有地区外，主要向宜山北部以至思恩（现属环江）发展，控制黔桂铁路；南面向红水河北岸发展；东面则跃进到来宾、柳江一带，以威胁柳州。

桂东地区。以贺县为中心，除继续向怀集、信都发展与广东西江、连江游击区靠拢外，还要向西、向南发展，与桂北、桂中连成一片。

我们还根据分局的指示，讨论成立各地区地工委和人民解放总队，并确定了各地工委和总队主要领导干部的人选。同时，研究了农委领导成员的分工：我负责全盘工作兼管桂北队，路　负责柳北、都宜忻，黄传林负责桂东兼管桂中。(www.chuimin.cn)

“木偶会议”期间，人民解放军已发动渡江战役，一举解放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正迅猛挥师南进。在这一胜利形势下，迎军支前工作已摆在我们的面前，国民党内部必将加速分化瓦解。因此，我们在展开军事攻势的同时，必须展开政治攻势，加强统战策反工作，争取地方（特别是区、乡）的局部和平解放，争取国民党地方团队起义或投诚。这对于减少阻力，减少战争的破坏，加速我们胜利步伐，有着极其重要意义。鉴此，会议对迎军工作及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我谈判联络问题作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基本原则和要求。会议结束后，我去桂北，黄传林去桂中、桂东，路　去柳北、都、宜、忻，传达会议的精神，就地进行指导帮助。

后来的实践证明，“木偶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各个地区都按照会议提出的斗争方针和发展方向去做，发展较为顺利，没有遭受大的挫折。

5月下旬，我到了桂林，由桂北游击队派人护送进入游击区。途中不意与敌遭遇，担负护送任务的桂北游击队湘漓部队队长郑高同志不幸中弹牺牲。经过了一些曲折，我到达了桂北游击队总队部。然后与桂北地工委商量，在全县桐塘召开了桂北地工委扩大会议。我向大家传达了木偶会议精神，听取了地工委的汇报，帮助他们总结两年来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根据香港分局的安排，对桂北地工委领导班子作了部分调整，吴腾芳担任桂北地工委书记、桂北总队的司令员兼政委，阳雄飞任地工委副书记、桂北总队副政委。同时将原直属省农委领导的龙胜、义宁等县的党组织、游击队转给桂北地工委领导。此时，桂北游击队已发展到了1000多人。鉴于第四野战军已解放武汉，将向湖南进军，如何迎接大军南下，配合大家解放广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主要的任务。我们具体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广西敌人内部的情况，认为桂北是桂系的大本营桂林所在地，又是野战军进入广西的主要通道，桂系势必拼死挣扎，不会轻易放弃。因此桂北游击队必须按照“木偶会议”制定的方针，积极扩大队伍，背靠山地，向平原大胆推进，向南面、西面、东面发展，建立大大小小的据点，形成包围桂林的态势；相应切断敌人公路、铁路交通，破坏敌人的物资供应、兵员运送、以及溃逃计划；及时成立支前机构，准备粮食、柴草、肉菜，以满足南下野战军的需要。我们估计白崇禧集团溃退回广西后，为垂死挣扎，势必对桂北游击队实行重点“围剿”，要求桂北地工委切实做好反“围剿”的准备，以免措手不及。

此后，桂北游击队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他们把队伍推出湘桂铁路东西两侧，积极进攻，搞掉了国民党的几十个乡公所，多次袭击铁路、公路沿线的车站、据点，焚毁桥梁，使敌之交通不时中断。随后敌人出动了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共万余人前来“围剿”，桂北游击队采取敌进我退，分散活动，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多次打垮敌人的进攻，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并在反“围剿”斗争中开辟了一批新区，到南下野战军发动广西战役时，游击队已发展到4000人。

我在桂北前后呆了20多天，仍取道桂林于7月上旬返回柳州。

黄传林同志赴桂中、桂东传达省农委木偶会议精神和检查指导工作后，于7月初赴香港，向华南分局（原香港分局）汇报了广西省农委辖区武装斗争的情况。他在香港看到了华南分局于5月上旬发出的《对大军渡江后华南工作的布置》，主要精神是：要求各地党委在大军来到之前，必须将农村完全解放，使大军集结力量解放城市及追歼残敌；抓紧城市接收准备工作，以便大军到达时立即有计划的接收；广泛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从内部瓦解敌人，适时举行起义。黄传林返回柳州，向我和路　汇报了桂中、桂东的斗争情况，传达了华南分局指示。我们根据分局指示的精神，认为大搞的时机已到了，应立即放手转入大搞。

8月初，长沙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挥师湘南，我感到迎军工作迫在眉睫，应与华南分局及时联系，便设法从柳州乘飞机往香港。那时方方同志已率分局机关大部分干部回内地，我只见到分局一些工作人员，向他们了解分局的最近指示，重点是迎接大军南下所应做的事项。同时口头汇报了广西省农委辖区的工作情况及今后打算，拟定了大军进入广西后与省农委系统各游击队联络的符号。我在香港住了四五天，看了一些文件，即赶回柳州。9月初，从都、宜、忻游击区传来部队在敌人重点“围剿”中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转移路线不当，受到较大损失，主要负责人莫江白同志牺牲的噩耗。我惦记着部队的安危，焦急万分。当时路　同志到柳北去了，为了尽快与野战军取得直接联系和配合粤桂湘边部队的行动，我又得立即转赴桂东，不能久留柳州。我要江明同志通知路　尽快赶到都、宜、忻地区，查明情况，总结经验教训，稳定部队情绪，继续壮大武装力量，并做好迎接大军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要路　留在都、宜、忻地区，兼任该区地工委书记、总队司令员和政委。

9月中旬，我到了贺县，参加了桂东地工委会议和大河水干部会议。我在会上讲了目前形势与方针任务，还结合桂东的具体情况，讲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和做好迎接大军工作问题。会后不久，我转到贺县与湖南江华边境的瑶寨——开山洪明寨住了下来。桂岭开山地区位于萌渚岭南麓，地处粤桂湘三省边界，地形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群众基础也较好，又便于和粤桂湘边部队及已挺进到湘南的野战军取得联系，以便相互配合。鉴此，我和黄传林商量后决定，把省农委领导机关改设在开山地区。

在此期间，我和黄传林同志研究后，由我执笔，写成了《大军临境时的迎接工作》、《关于各种人物与我谈判联络问题的处理》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省农委“木偶会议”曾议论过，后来我又在桂北的桐塘会议就这两个问题详细地向到会的同志讲了。这次我结合桂北和桂东当时的情况，写出了具体规定。我们把这两个文件向桂东地区的干部陆续作了传达。

桂东地区于1947年6月就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部署，发动了钟山英家、富川古城起义，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广西武装起义的序幕。但由于孤军突出，又缺乏回旋地区，在敌人重兵“围剿”下遭受挫折，一部分领导骨干壮烈牺牲，大部分转移到广东西江游击区。经过吴赞之等同志两年多的“惨淡经营”，已在10多个县恢复和陆续建立了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并建立了一些秘密的武工小组、武工队，打下了较好的工作基础，但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展公开的武装斗争。为加速桂东地区武装斗争的步伐，充分发挥桂东在配合野战军解放广西中的前沿基地作用，我和黄传林商量后，决定在洪明寨举办干部学习班，分期分批对各县（区）工委、游击队的领导干部进行短期轮训。学习班采用座谈、研究的方式，共同总结半年多来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游击区的工作经验，研究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从秘密转为公开，从小搞转入大搞，以及如何做好迎军支前、统战策反工作等问题。强调干部要认清形势，认清李、白、黄的反动本质，整个广西不可能不战而决，“北平式”的和平解放只可能在局部地区得以实现。我们要立足于战争解决问题，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主动对敌进攻，摧毁国民党的区乡政权。各县游击队要相互配合，相互靠拢，使各游击区迅速连成一片，把敌人压缩到各自孤立的据点、城镇，以便配合南下野战军将其聚歼。同时要大力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争取局部地区（主要是区乡）的和平解放。

在第四野战军发动衡宝战役前后，桂东各县党组织根据省农委和桂东地工委的指示，迅速集结各地的武工队和群众武装，组建了20多个游击大队。各游击大队成立后，立即主动发起进攻，攻占、接管国民党的乡村政权，收缴区、乡自卫队和反动地主武装的武器，并争取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或接受改编，控制了广大农村，为南下野战军解放桂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1月中旬，第四野战军的五个军分别进入桂西北、桂北、桂东，围歼白崇禧集团。由于我们和桂北、桂中、柳北、都、宜、忻游击区相距甚远，又无电台联系，无法对各区如何配合野战军作战作出具体的部署。各总队（支队）根据省农委原来的指示，主动和入境的野战军取得联系，积极配合野战军截击、追歼残敌，接管政权，维护社会治安，并做好筹集粮食，运送伤员，修路架桥，作向导，恢复交通等战勤工作，为解放广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1月22日，四野第四十军一一八师解放贺县，当地游击队与野战军胜利会师。11月23日，我们进驻了平乐专署所在地八步镇，不久，与四野四十五军一四五师胜利会师。有一段时间，我和黄传林、吴赞之在八步设立了临时办事机关，召集各县、区的负责干部陆续来汇报情况与布置迎军支前工作。我们指示各县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半政权性质）负责组织群众支前、搜剿残敌、维持地方治安、安定人心、恢复生产等工作。12月中旬，我接到中共广西省委的电示，到桂林向省委副书记何伟汇报了工作情况，并写了书面报告。1950年1月，中共广西省委又通知我和吴腾芳到南宁，我与廖联原、吴腾芳等同志又向由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主持的省委常委会作了专门汇报。会后我即接受省委分配新的工作。

广西省农委从成立到结束历时约一年。在这风雷激荡的一年间，农委辖区由1948年底总数约1000人的几支小型游击队发展成为拥有桂北、桂中、桂东、柳北、都、宜、忻等五个总队（支队）和柳（江）来（宾）象（县）独立大队共1．6万余人的游击队伍，游击区由14个县扩展到41个县（含湘南的江华、道县，粤北的连山县的一部分），摧毁了国民党的100多个区乡政权，控制了全省的大部分农村，牵制了敌正规军五十六军的主力及大批地方武装，迟滞了敌军的行动，迫使其陷入不利的战略态势。在广西战役中，农委所属武装主动配合大军作战，消灭境内的残敌，接连解放了桂北的灌阳、义宁、龙胜、永福，柳北的融县，桂东的信都，桂中的来宾、金秀，桂西北的宜山等9座县城，胜利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省农委系统敌后游击战的迅猛发展是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取得的，是全省各级党组织切实执行党中央和华南分局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广大指战员舍身不恤、英勇奋战的结果，是各族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武装，积极支援的结果。回顾这段历史，我深切怀念为解放广西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并对在这场伟大斗争中作出贡献的各族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致以崇高的敬礼。

（本文原刊于《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的武装斗争》）

作者简介：

李殷丹（1916～　　）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北流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毕业于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文学系。同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干事，中共粤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粤桂湘边区工委委员，香港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西省工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委员，平乐地委代理书记，百色地委书记兼桂西区党委第三书记，广西省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共广西省委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顾问，自治区第五、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著有《大军临境时迎接工作》、《关于抗日反法西斯的同盟情况》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