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长教我写标语，广西革命回忆文选中的精彩经历！

2024-03-31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张军长教我写标语覃士冕1929年冬天，我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和张云逸同志率领的红七军战斗行列后，被分配到军直属迫击炮连当宣传员，不久又调到军部特务连当宣传员。我没有想到，张军长工作这么忙，还这样无微不至关怀我这个小宣传员，对如何做好宣传工作、写好标语做了这么周详的指示。

张军长教我写标语

覃士冕

1929年冬天，我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和张云逸同志率领的红七军战斗行列后，被分配到军直属迫击炮连当宣传员，不久又调到军部特务连（现在称警卫连）当宣传员。当时连队宣传员的主要工作是：写标语，召集群众大会，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其任务既光荣又艰巨，要搞好这一工作，对我这个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新兵来说，确实有很多困难。但是，由于军首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耐心教育和连队同志的热情帮助，加上入伍前在儿童团写过标语，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紧张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一天上午，我在街上写标语，突然听到后面有人说话。我往后一看，原来是张云逸军长。张军长捻着胡须，微微地笑着对我说：“小鬼呀，你的字写得不错！写得很认真嘛！”我说：“写得不好，请首长批评指正。”他又问我：“你是哪个连的？连长、指导员是谁？”我一一作了回答。接着，张军长又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当兵的，过去写过标语没有？我回答说：“我是东兰县人，去年冬天参军，在区里当儿童团长时写过标语。现在光会写，很多标语的含义还不理解。”张军长边听边点头。他回军部不久，便派警卫员叫我到他那里去。我问警卫员：“叫我去有什么事？”他说：“不知道，只听张军长刚才在路上说，这个小鬼写标语很认真，字写得不错，要好好地帮助他。”我听了警卫员的通知后，立即把写标语用的梯子送还群众，但心想：全身都是石灰，好脏的，怎么去见张军长呢？便对警卫员说：“我先回连队，洗洗脸再去，行不行？”他说：“张军长很忙，叫你跟我一块马上就去，脏点不要紧。”这样，我只好跟他来到军部，走进了大门，就见张军长正在和别的同志谈工作。他见到我来到，便停下话来，交代警卫员先带我去洗脸吃饭。我吃过午饭，张军长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开始，我有点拘束，心里像十五个吊桶一样七上八下，紧张地等待着首长的问话。但看着张军长和蔼可亲的面孔和关切的眼光，心里便慢慢平静下来。他首先让我坐下，接着便问我对搞宣传工作有什么意见。我抑制心里的激动，回答说：“没有意见，只怕做不好。”张军长笑了笑说：“宣传工作很重要。我们工农红军，不仅要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一条标语，看来很平常，但它体现了我党的性质、纲领和方针路线，对动员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都会起很大的作用。不仅要会写，而且还要会讲，要使群众能懂得标语的意思。所以要自己先学好，先理解，才能讲好。另外，写标语是让人看的。一定要写得端正、清楚，使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要吃得苦、受得累。”

在谈话中，张军长还强调我们要遵守群众纪律，不要随便拿走群众的石灰和其他工具。有什么困难，可找连长、指导员帮助解决。临走时，张军长还叮嘱、鼓励我：“以后要多向连长、指导员汇报，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刚才我已给你们连里打了电话，让他们多帮助你。希望你做一个过得硬的宣传员。”

张军长的一席话，像一股春风，把我的心窝吹得暖呼呼的。从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以来才几个月，不仅军队很多工作要做，而且地方很多工作也要做。张云逸军长是红七军最高军事指挥员，与邓小平政委一起日夜操劳全军和地方工作的大事。我没有想到，张军长工作这么忙，还这样无微不至关怀我这个小宣传员，对如何做好宣传工作、写好标语做了这么周详的指示。从原则到具体，从写标语到整个宣传工作的重大意义都谈得很中肯，很深刻的，这可以说是我参军后几个月里得到深刻地一次难忘教诲。现在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终身难忘。从那以后，我每次见到张军长时，他总是问寒问暖，关心我的宣传工作，问我今天写了多少标语，宣传了多少群众，遇到什么困难，群众有什么反应，等等。我深深感到，自己在宣传工作上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与党组织和军首长的关怀、教导分不开的。(www.chuimin.cn)

1930年秋，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后，踏上漫长而艰苦的北上征途。紧张的战斗行军生活开始了。每次部队出发离开宿营地之前，我都为在行军中写标语做好充分准备，带上石灰、竹笔、标语桶、贴传单用的米糊等。休息和宿营时，我就选择较显眼的光滑墙壁，架好梯子，拌好石灰，写上标语。同时，还对群众作口头宣传。记得在向融县（今融安县）长安镇前进途中，有个村子的群众，没有见过红军，有些害怕，跑到附近山里躲起来了。连长告诉我，除了写标语，贴传单外，还要尽量找到群众宣传，劝他们回来，并派我和两个战士去找。我们走到几里外的一个小村子，见到三四户人家，发现一个70多岁的老人，便攀谈起来。我们和气地对老人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军阀、土豪劣绅，让穷人过好日子而打仗的。又宣传了党的政策、主张。这位老人听后笑呵呵地说：“我们这里的人没有见过红军。民团有人造谣说，你们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大家害怕，都躲到山里去了。我是留下看风向的。你们等着，我去叫他们回来。”我们三人利用老人上山的时间写了标语并把传单贴在墙上。一个多小时后，老人带着全村老小10多人高兴地回到村里。我们便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继续对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工作。吃晚饭前，附近几个村的群众也基本上回来了。我们选择在较大的一个村子的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是什么人的队伍、为什么人打仗的，红军为什么要打国民党军队、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为什么要组成人民政权等等。群众听了，议论纷纷，表示拥护红军，要和红军一起把附近的土豪、民团（地主武装）打掉，搞个天翻地覆。部队在这里时间虽短，却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主动将粮草、肉、蛋等食物送到部队；有的向部队报告哪个土豪家有几支枪，谁家最富有，罪恶最大，现在躲在什么地方；有的还要求参加红军，光是参加我们特务连的就有11人，其中有一人年纪较小，仅15岁，名叫王玉才，和我年纪差不多大。他入伍后同我一起搞宣传工作，我写标语时，他常帮我提桶、拌石灰等。我们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惜后来他在江西安福县永阳镇战斗中牺牲了，我为此难过了好几天。

在战斗实践中，我进一步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每提起这段经历，我好像来到了张军长的跟前，张军长教导我的话又在我的脑海回响……

（本文原刊于《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一辑）

作者简介：

覃士冕（1914～1981）　原广西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广西东兰人。壮族。192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31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宣传员、干事，红三军团团特派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营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团长，滨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滨海警备旅旅长、纵队副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广西公安总队司令员，广西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军司令员。1957年9月至1961年任广西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后任广州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海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著有《忆东兰革命劳动小学》、《浴血激战高虎垴》、《风暴童年》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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