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送我当红军-广西贫苦农民的抗争

2024-03-31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亲人送我当红军韦杰一东兰县山区的贫苦农民，长期以来，一直受着地主豪绅的残酷压榨，重利盘剥。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到了一触即发之势。凡是参加过农会的都遭到逮捕或杀害。我们自卫队依靠群众，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我们经常转移住地，有时利用山洞住宿，有时在山上搭棚。广大人民群众以对革命的饱满热情，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信息，送粮送饭。

亲人送我当红军

韦　杰

一

东兰县山区的贫苦农民，长期以来，一直受着地主豪绅的残酷压榨，重利盘剥。居住在这里的壮、汉、苗、瑶各族农民，终年肩挑背驮，辛勤劳动，仍衣不遮体，食不饱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到了一触即发之势。1925年韦拔群同志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把革命道理一讲，广大贫苦农民很快就发动起来了。

我有个远房堂兄叫韦仕忠，家境贫寒，经常帮有钱人家挑桐油到平马去卖，然后挑盐回来，挣点脚钱，平时则靠编斗笠、打草鞋卖了过日子。由于他经常来往于东兰、平马之间，社会上的新鲜事听得多一些，诸如韦拔群同志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某某军阀之间又打起来了，等等。韦拔群同志革命的事迹，给他很大的鼓舞。每次外出回来，他都要向附近群众讲述拔哥的故事。我当时12岁多，经常利用上山砍柴割草的机会到他家去玩，听他讲拔群同志领导群众闹革命的故事。这些故事，使我听得入了迷。

有一次，仕忠从平马回来，显得特别高兴。一进屋，见我在同他的小孩玩，就笑嘻嘻地对我说：“仕良（我幼年的学名），今天我可遇到大好人啦！”

“哪个？”我急忙问。

“拔哥！”

我一听说拔哥，忙问他：“拔哥在哪里？”

仕忠一边擦汗一边把我拉到他身边坐下，说：“从平马回来的路上，我和几个伙伴正在一棵大榕树下休息，忽然，发现有十几个人向我们走来。我们以为遇到了土匪，拔腿就跑。有几个人马上追了上来，叫我们不要怕，说他们是拔哥领导的自卫队。我们一听是拔哥，松了口气，才放下担子站住了。拔哥亲切地招呼我们，问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家庭情况怎样，乡里成立农会没有？他见我拉着衣服擦汗，忙把他的一条毛巾递给我。”仕忠说着，从衣服里拿出那条毛巾给我看。又说：“拔哥还讲，他以后要派人到山上了解情况，组织农会，叫我们不要怕。他说，土豪劣绅人少，我们穷人组织起来，他们就不敢欺压我们、作威作福了。”

当我还没有见到韦拔群同志以前，通过仕忠一次一次绘声绘色的谈话，拔群同志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盼望着有一天能亲眼见到拔哥，跟他一道闹革命！

在拔群同志的影响下，我们乡也成立了农会，仕忠就是农会的义务交通员。后来，农会派我和几个青年去拔哥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我们不知道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什么地方，仕忠就叫嫂子给我们带路。她把我们送到北帝岩（后改为列宁岩）下，临别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仕良，见了拔哥，替我问个好。”她还再三嘱咐我到农讲所要好好学习，听拔哥的话，为我们穷人争气。

当时，我们家乡组织了农民自卫队，打土豪、斗劣绅，搞得热火朝天。有一次，自卫队决定消灭住在三石圩附近的地主豪绅黄奉三，但对黄家情况不熟悉。仕忠就自告奋勇，亲自去黄奉三家附近侦察地形，了解敌情，回来向自卫队作了详细汇报。黄奉三是东兰、凤山、都安三县交界处民团总团的一个营长，家里经常住着十几个武装人员保护他。他凭借自己手里有武装，欺压群众，无恶不作，附近广大群众无不恨之入骨。那次我们自卫队刚同他家里的武装人员接上火，黄奉三就从后门跑掉了。自卫队把黄奉三赶跑了，抄了他的家，给群众出了一口气。

我们乡有个村长叫黄卜堂，是一个民愤极大的地头蛇，群众都叫他“黄鼠狼”。乡农会一成立，他为了逃避群众的斗争，就跑到外地躲起来了。自卫队到处打听，都未找到。有一天夜里，我从自卫队开完会回到家，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听到房外有人跑来。我猛一惊，以为出了什么事，忙拔出腰刀，站在门后，只听有人边敲门边喊：“二叔，快开门，阿爸有事要我告诉你。”

我一听是仕忠的大女儿的声音，忙打开门让她进屋。

她一进门就小声对我说：“二叔，阿爸说，黄卜堂刚才回家了。”

“是真的吗？”我忙问。

“是真的。阿爸要我告诉你，他明早在后山玉米地里等你，商量看怎么办。”

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整夜未睡着觉。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就去后山玉米地里找到了仕忠。我们商量以后，两人分头去找自卫队长。我在一个榨桐油的榨房找到了队长，向他报告了黄卜堂回来的消息。当天下午，队长召集自卫队员在玉米地里开会，决定次日早上趁黄卜堂出来的时候干掉他，并且分配我到山口放哨。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隐蔽在山口观察，队长带了七八个身强体壮的队员藏在玉米地里。当黄卜堂走出家门，我就向山下扔了块石头，给队长报消息，告诉他们做好准备。等黄卜堂刚走到玉米地边，队长他们就拿着刀从玉米地里冲了出来。黄卜堂还未来得及还手，就被一个队员一刀砍倒在地。

赶走黄奉三，除掉黄卜堂，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土豪的威风，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欣喜若狂。从此，我们家乡的农民运动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二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右江地区的革命力量也遇到了反动派的打击。土豪黄奉三从外地回来，到处捕杀革命群众。凡是参加过农会的都遭到逮捕或杀害。一夜之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右江上空。(www.chuimin.cn)

但是，革命人民是捕不尽杀不完的，革命的烈火是浇不熄扑不灭的！我们自卫队依靠群众，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为了防止被敌人窜犯，我们在通往山上的险要隘口，筑起二丈多高的石墙，使敌人无法逾越。还在隘口或险道旁，准备了大量石块作武器。由于斗争越来越艰苦，我们自卫队只好化整为零，三三两两隐蔽到深山老林里，利用早晚天色朦胧之际，下山干点农活。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我们经常转移住地，有时利用山洞住宿，有时在山上搭棚。在情况紧张时，只好采野菜、野果充饥。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们自卫队就是这样风餐露宿，坚持斗争。

在敌人杀气腾腾，环境极端艰苦的岁月里，拔哥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到处打击敌人。广大人民群众以对革命的饱满热情，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信息，送粮送饭。仕忠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把我隐蔽起来，对送粮送饭也作了精心的安排。他做了几个竹筒把煮好的玉米粥放在里面，让他女儿利用挑水或打柴的机会，放在山上预先约定的地方藏起来，然后我再去取。我们隐蔽在山上，消息闭塞，很想了解拔哥领导革命斗争的情况，也惦念着自卫队员们的安全。仕忠很了解我们的心情，他经常与我们自卫队员联系，不断传来胜利喜讯，鼓舞我们坚持斗争的信心。

有一天清晨，仕忠利用打柴的机会，向我隐蔽的山上走来。我就想：本来仕忠早就对我说过，一般情况下，他不会来找我，可今天他亲自上山来，一定是有重要的事。于是，我忙跑上前去问道：“哥尼（壮语，二哥）有事吗？”

仕忠一把拉着我的手就往茂密的丛林里跑，说道：“快走，找个地方躲起来再说。”

我隐蔽的地方，就在仕忠家背后山上，大声呼喊都可以听见。但是，为了安全，几个月来我们从未见过面。这下看到仕忠，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他上下打量着我，看见我骨瘦如柴的身体，摸着我长得很长的头发，半晌才对我说，昨天他从平马回来，了解到东兰、凤山一带山区，仍有拔群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坚持斗争。他们同一个民团打了一仗，民团伤亡几十人，敌人的一个连长也被打死了，现在民团不敢随便出来了。这是一个可喜的消息啊！它使我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火花，看到了坚持斗争的前景。

临走时，仕忠告诉我，他还要把胜利的消息告诉隐蔽在山上的其他自卫队员，以后有好消息他还要来告诉我。

仕忠给自卫队传递消息，送粮送饭的事，很快就被敌人知道了，敌人便向他下毒手了。

有一天，仕忠到乐礼去了，两个乡丁来到他家里，见他不在，以为是我嫂子把他藏起来了，四处查抄，对嫂子进行审问。正在这时，仕忠回来了。他一见此情景，马上镇定下来，很客气地接待了这两个乡丁，又是请坐，又是请抽烟。两个乡丁不容分说，上前就要抓他。他不慌不忙地告诉乡丁：“老总，你们不要捆我，我跟你们去。你们要问我什么，我一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我从乐礼回来，连饭也没有吃。让她去挑水做饭，我们一块吃完饭就走。”两个乡丁信以为真，依了仕忠的主意。于是，仕忠忙着煮饭，嫂子就趁去挑水的机会，通知了两个自卫队员隐蔽在通往山下的隘口。吃完饭，仕忠带着两个乡丁上了路。走到隘口，仕忠突然跑步向前，离开乡丁十几步远。两个乡丁见仕忠逃跑，边喊边追。正在这时，早已隐蔽好的两个自卫队员，从山上掀下预先设置的一堆石块。石块滚滚而下，两个乡丁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只好把身子紧靠岩边安全地带，一动不敢动。趁此机会，仕忠早已钻进丛林中隐藏起来，两个乡丁也只顾逃命，狼狈地逃了回去。以后，我们自卫队还进一步总结了这个对敌斗争经验，加强了山上各要道隘口的防卫设施，有效地打击敌人。

三

1929年夏秋之间，党先后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来广西，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东兰地区的革命群众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们自卫队走出丛林，从隐蔽转入公开活动。这时，我们才听说：我们党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装。我们当时并不完全理解起义是怎么一回事，但听说起义后建立正式革命队伍就非常高兴。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光靠农民自卫队是不够的，只有扩大武装，建立红军才能战胜敌人。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以后，胜利消息传到了我们东兰山区。接着，上级就通知我们自卫队员到平马、奉议等地集中，成立自己的队伍。这个喜讯激励着我们每个自卫队员，大家纷纷要求到平马去，参加自己的革命队伍。

我把去参军的事告诉了父母。两位老人不愿意让我去。仕忠亲自给我父母做说服工作，又积极帮我筹备干粮，做好出发准备。嫂子还连夜给我赶做了一双布鞋。我把鞋捆在包袱里，一直舍不得穿，留在身边作纪念。以后红七军到了中央苏区，有一次，半夜紧急集合，我来不及拿包袱，结果把那双鞋弄丢了。

经过几天准备后，我和附近六七个自卫队员告别了家人，由化装成挑桐油的仕忠带路，来到预先约定的地方，然后向平马出发，去找自己的队伍。

百色起义以后，敌人非常恐慌，警戒森严。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我们避开大路走小路，每天晚上行走，白天找隐蔽的地方休息。每遇到意外情况，仕忠总是挺身而出，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我们几个年纪都比较小，没有出过远门，很多事情都不懂。每到休息的时候，仕忠就给我们讲到外面工作要注意的事情。他说：出门做工作不要吵架闹纠纷，天下穷人是一家，要爱护穷人，处处为穷苦人着想。财主老爷是少数，穷人是多数，只要天下穷人团结起来，财主老爷就害怕。他还说，拔哥就是处处为穷人着想，能团结周围的人，所以得到群众的拥护，要我们很好向他学习。他的话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

有一天天黑前，我们来到了凤凰圩。路上打听到，圩里驻有民团。仕忠怕出问题，就让我们几个在外面躲起来，他先到圩上看看情况，并且约定，如果出了事，他就以敲油桶为信号，如果平安无事，可以通过，他再回来叫我们。仕忠走后，我们几个都提心吊胆地听着圩里的动静。仕忠走进圩里，发现民团的士兵们都在一个房子里吃喝玩乐，只有一个哨兵在门前站着，正是通过的好机会。天色一黑下来，仕忠就回来找到我们几个。然后从圩场后面的小路迅速通过，避开了民团的盘查。

我们在路上整整迂回了五天五夜才到了平马。

解放了的平马，红色革命政权已经诞生，人民群众已经当家作主，到处是庆祝胜利的标语，迎风招展的红旗，人们笑逐颜开，喜气洋洋。到平马的当天，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报名处，恰巧仕忠碰见一个先从东兰来的同志，他连忙带着我们去到报名的地方。在平马城里的一个不大的院子里，各地来的自卫队员都在踊跃地争着报名。负责登记的只有一两个人，忙不过来，我们等了好久才报了名。负责登记的同志问清了我们的详细情况后，就叫我们先住下来，以后再编到班排。在亲人仕忠的护送下，从此我们就参加了红军，成为人民军队光荣的战士。

（本文原刊于《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

作者简介：

韦杰（1914～1987）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原名韦仕良。广西东兰人。壮族。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班长、排长、连长，红十五军团团参谋长、团长、师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团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纵队司令员，第六十一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川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南京军事学院系主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著有《韦杰回忆录》一书和《跟哥哥闹革命》、《右翼梯队的战斗》、《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等文章。

亲人送我当红军-广西贫苦农民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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