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革命回忆：童子团到红七军革命历程

从童子团到红七军

覃应机

如今，我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每当我看到一队队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在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打着鲜艳的队旗，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到烈士纪念碑或者其他革命纪念地去开展队日活动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激荡起滚滚热流，情不自禁地回忆我那充满血与火的战斗的少年儿童时代，怀念着那些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可尊敬的老师。半个多世纪前的革命风云，重新在我的眼前翻腾，历历在目……

1915年，我出生在广西东兰县巴纳村一个壮族农民家庭。巴纳村是东兰县最大的村子，当时比东兰县城还大。因为它大，而且在那一带穷乡僻壤的大石山区中相对地显得比较富庶，所以历代县官，都很重视这个地方，总要在公务繁忙中抽空前来“视察”一番。当这些县太爷们踌躇满志、得意忘形地欣赏赞叹着他们的领地，暗暗盘算着如何更好地榨取农民的血汗时，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就在他们的脚下，炽热的岩浆正在沸腾，一座足以摧毁旧世界的火山即将爆发！

当我还只七八岁的时候，大革命的风暴就已席卷我们这个偏僻的大石山区，韦拔群同志在东兰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当时，在我们家乡一带，流传着许多关于拔哥领导人民闹革命的故事。这些故事极富传奇色彩，对我们这些“勒芽”（壮语：小孩）特别有吸引力，我常常听得津津有味，甚至废寝忘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就充满着对这位传奇英雄的深深的敬意，我多么希望能有机会见见这位我心目中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

有一天，在我的家里，我见到了一位中等身材、衣着朴素的陌生大哥，正在和我的一位叔伯哥哥亲切地交谈。叔伯哥哥告诉我，这位就是受人尊敬的拔哥！我一下子傻眼了！我原以为，拔哥一定是一个与众不同，身高八尺，面目非凡的大人物，怎么他也和我们普通的壮家人一模一样呢？！我的心高兴得怦怦直跳，两眼久久地注视着拔哥那和蔼可亲的面容，仿佛要从他的身上探索出他所创造的那些英雄业绩的全部秘密！后来，我才知道，拔哥和我的这位叔伯哥哥原来是很亲密的战友，他们早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从事革命活动了。

我这位叔伯哥哥名叫覃应标，是一位很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他是党员，又是农会的土地委员。那时，他在我们家乡附近的凤凰小学当校长，我就跟他去学校做童工，干些倒茶、送水、扫地、擦桌之类的杂活，同时一面学习文化。应标哥和其他进步教师一起，在学校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对我教育影响很大，使我很早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在稚嫩的心目中种下了健康的革命种子。他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还是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对于他，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应标哥还是一位当地颇有名气的中医，他在积极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的同时，还热心为穷苦农民治病，在地方上深孚众望。后来龚守仪进犯东兰时，应标哥不幸被捕，费了许多周折才赎了出来。出狱后，他一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留在东兰坚持革命斗争。解放后，他当过县政府的卫生科长，县政协委员，十年动乱中不幸逝世。

由于东兰县地处偏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反动统治势力相对地比较薄弱。因此，当时有一批城市的革命知识分子，在韦拔群等同志的带动和影响下，从反动统治中心的城市来到这里，以办学为公开职业，传播革命思想，从事革命活动。他们在我们家乡一带，普遍办起了夜校，吸引着许多世世代代目不识丁、睁眼瞎的农民进夜校学习。我们这些被旧社会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壮家儿童也得到了学文化的机会。这些教师，给我们这个落后闭塞的大石山区吹来了和煦的春风。他们虽然大都穿“洋”服、讲“洋”话，也有半土半“洋”的，但他们舍弃原来可以得到的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我们这个穷山沟，把受苦受难的壮族农民当做自己的亲人，和当地群众心贴心，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常常浮现出这些老师们的可敬可亲的形象。

1926年，我刚10岁出头，我们家乡就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农民协会成立后，会员们经常扛着粉枪、大刀，到各地去打土豪劣绅。我的哥哥、姐姐，也经常在农会里进进出出，神气得很。看着大人们搞得热火朝天，我的心里痒痒的，怎么也憋不住，几次跑到农会吵着要参加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由于年纪太小，总是得不到批准。后来，拔哥为了调动少年儿童参加革命活动的积极性，便在各地普遍组织了劳动童子团，我当即报名参加了，不久便当选为区劳动童子团的团长。拔哥对劳动童子团十分关心，经常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看我们操练，有时还给我们讲话，鼓励我们从小立大志，革命到底！

劳动童子团虽然是一个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成员们都是一些乳臭未干、不太懂事的“勒芽”，但在当时，还真不失为一支很活跃的革命力量。童子团的活动内容是很丰富多彩的：一是经常进行军事操练，站岗放哨。凤凰那里有一个关隘，地形险要，是通往外地的咽喉，我们就经常在那里配合农军放哨守卡，尽我们的力量，保卫农会的安全。说真的，那时，我们可真是下了决心，要将自己幼小的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二是协助大人们进行革命宣传，印传单，刷标语，大人们上台演讲，我们就帮着搬桌椅，搭讲台，喊口号助威等。有时，我们还跟着农民自卫军去打土豪，虽然当不上主力军，但跑跑龙套还是可以的。

我们童子团还带头参加了破除迷信的活动。回想起这段活动还真有意思。那时，我们村里有座大庙，里面有不少菩萨，一个个神气活现，面目可憎。过去我们对这些泥巴木头做的偶像是很敬畏的，谁也不敢轻易冒犯它们。在破除迷信活动开始时，我们这帮童子团怀着胆怯的心情，捡起石头，闭着眼睛，远远地向菩萨的身上砸去，砸过后，心里还怦怦直跳，一边抹着汗，一边偷看着菩萨的表情，生怕菩萨发怒，会给我们招来什么大灾大难。过了一段时间，看看这些挨砸的菩萨们并没有“显灵”来惩罚我们，胆子又大了一点，便一个个试探走上前去，向菩萨身上撒一泡尿，再一看，这些受了如此奇耻大辱的神明们居然还没敢拿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胆子就更大了。于是，一边口吐唾沫，大声骂着，一边用手使劲推它们，拿木棍、扁担狠狠地敲打它们。这些倒霉的家伙被我们打得遍体鳞伤，断头残臂，也对我们无可奈何。最后，我们便干脆放一把大火把它们通通烧毁了。

这件事，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也使我们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很大的解放。想到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有些人居然还在恢复迷信活动，这种历史的大倒退，真令我这个当年的童子团员，感慨系之，叹息不已！

童子团还常常参加禁大烟的活动。当时抽大烟的大都是在地方上有点地位和名气的。我们可不管你是什么知名人士或显要人物，见哪个抽大烟，就收他们的烟枪。虽说我们年纪小，但这些家伙还真怕我们三分，连说这帮“勒芽”真厉害。当然，我们敢于这样做，主要还是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在背后为我们撑腰。

拔哥他们经常教育我们，要懂得文化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要童子团积极组织少年儿童们参加夜校学习。当时，孩子们上夜校的积极性都很高。每到傍晚，小伙伴们就争先恐后地拥到课堂，在昏黄的灯光下，听老师们讲课。夜深人静了，在简陋的教室里，还传出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夜校的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却阻挡不了孩子们求知的强烈欲望。严寒的冬天，千疮百孔的教室里冷风阵阵，有的穷孩子穿着单衣单裤，冻得浑身发抖，双手都冻僵了，还坚持写字记笔记；有些本村没办夜校的，要翻山越岭走好几里路到别村上学，却从未缺过一堂课。那时，我们读的课本已不是文言文，而是白话国文了。由于政局多变，课本也变得多，读来读去都是读的第一册。尽管如此，这一段文化学习，仍然使我受益不少。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实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全国革命转入低潮。而以东兰、凤山为中心的右江、红水河地区的农民运动，却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所扑灭，在韦拔群等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坚持英勇卓绝的武装斗争。

1928年9月，拔哥在我们乡召开东兰、凤山两县农民武装大会，参加大会的共3000多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我们童子团也参加了大会。团员们一个个脖子上系着红领带，肩上扛着木枪木棍，挺着胸脯，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会场，雄壮嘹亮的《少年先锋队队歌》在千山万　间回荡：

走上前去啊！

曙光在前。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www.chuimin.cn)

稳着脚步，

要高举我们少年的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这时，拔哥尽管为张罗开会忙得不可开交，仍抽空和参加大会的一些领导同志来看望我们，他表扬我们童子团干得好，跷着大拇指鼓励我们说：“好！革命有希望，你们跟上来了！”

大会开始后，拔哥上台讲话。虽然今天我已无法回忆起他当时讲话的具体内容，但我清楚地记得他那气宇轩昂、无比激动的表情，他那深沉、宏伟而有力的乡音，那是使人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话，那是使人在迷途中辨清方向的话，那是使人热血沸腾，浑身充满力量的话。会场上鸦雀无声，只有拔哥的声波在天地间回荡……我静静地听着，听着，胸脯挺得越来越高，小拳头捏得更紧更紧了！

1929年，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主政后，我党中央先后派出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到广西领导革命，帮助俞、李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8月间，俞、李拨给东、凤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我们家乡派出了许多人到南宁领枪、受训。当时，我的哥哥覃应物也到南宁领枪。他回来后，给我们讲了南宁大好的革命形势，使我们深受鼓舞。

不久，张云逸率领部队到了百色，又通知东兰农军去百色领枪。黄举平和我读夜校时的老师陆秀轩等又带着几百人到百色领回了大批枪弹。武装起来的农军，如虎添翼，声威大震。当地的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甘心坐着等死，便纠集了县警、民团几百人扑向武篆，妄图抢夺这批武器。拔哥带领农军打败了敌人的进攻，并乘胜解放了东兰县城。县城解放后，县工农民主政府便迁到县城办公，并召开了上千人的庆祝解放大会。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各区乡的童子团，也紧密配合农军，做了我们能够做的工作，得到了拔哥的夸奖。

这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百色起义的酝酿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时，我们虽然人小不懂内情，但见到拔哥、应标哥他们一天忙到晚的紧张工作和脸上常常挂着的笑容，我们猜想，一定有什么可喜的重大事情要发生了。不久，我们乡里又有许多人参加了农民自卫军，我的心里又高兴，又着急，什么时候才能丢掉木枪木棍，扛上真刀真枪，当上农军战士呢？

正在这时，县里将原东兰高等小学改办成革命劳动小学。劳动小学的任务是为红军和地方政权培养后备力量。当时，县里抽调了各区乡的一部分童子团骨干到劳动小学学习，我也被推荐入学了。在学校里，主要是学文化，同时又学政治，还要从事生产劳动。学校经常组织学生接触社会，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实践活动。那时，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学生自带伙食行李，每星期回家背粮一次，吃的大多数是红薯玉米粥。总之，这是一所完全区别于旧式学校的新型的革命学校，是一座培养造就革命人才的大熔炉。

劳动小学的校长叫白汉云，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给我的教育很大，可以说，他是在拔哥、应标哥之后，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又一位尊敬的导师。那时，拔哥也在劳动小学办公，他仍像过去那样，关心我们下一代的成长，经常对我们问寒问暖，有时还亲自给我们讲课。在这里，我还认识了拔哥的弟弟韦菁。他当时是在县委搞组织工作的。1929年7月，他介绍我参加了青年团，使我成为劳动小学的第一批团员。韦菁同志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优秀青年干部，他在各方面都给了我很大帮助。可是，离开劳动小学后，我就再也未和他见过面了。后来，听到他壮烈牺牲的消息，令我悲痛万分！

入团后，我仿佛感觉到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现在，我已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青年。当时，青年团还是秘密的。我们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一边学习，一边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县委领导对劳动小学和团的工作很关心。县委书记黄举平经常到学校来了解情况，并亲自给我们上政治课。我和我的同学覃士冕入团时，他还找我们谈话。总之，劳动小学的这一段学习生活，给我的教育是很大的，它为我今后数十年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农民自卫军和地方政权都迫切需要人，大约是1929年8月以后，我和劳动小学的一些同学就陆续参加了农军。

记得参加农军的那天，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好觉，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发给我的枪支，就像抚摸着一件无价的珍宝。我扛着枪，把胸脯挺得老高，得意洋洋地在大人们的眼前走过，心里在说：看吧，羡慕吧！我也是一个农军战士了！那些年龄太小，一时还当不了农军的小童子团员们，则用几分羡慕又有几分嫉妒的眼光看着我。我理解他们的心情，衷心地祝愿他们早一点成为也像我一样的农军战士。由于我原在夜校和劳动小学学习过，有点文化，连长就叫我管全连的伙食，负责记账，我这个小小战士，居然成了连里的一个“名人”。

不久，农军便整连整连的编到红七军中去。记得我们家乡那里就去了100多人，覃士冕同学家乡那边也去了100多人。当时，和我一起参军的，除覃士冕外，还有韦杰、覃恩忠、黄超、黄昉日、黄冕昌、覃恩、覃健等。这些同志以后为革命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数十年，后来大都成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则在革命战争中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1929年11月，我随家乡的农民自卫军，经凤凰、仑圩到平马，正式编入了红七军的二纵队二营。一个月之后，便爆发了震撼祖国南疆的百色起义。

那时，我还不到15岁。然而，我却感到，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我扛着比自己个子还高出半截的长枪，清醒地意识到了肩上承负的沉重的历史责任。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本文原刊于《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覃应机（1915～1992）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广西东兰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七军连长。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红一军团保卫部科长，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安总局秘书主任，冀南公安局局长，河北省公安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广西省公安厅厅长，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桂西壮族自治州州长、州党委书记，广西省副省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自治区第四、第五届政协主席。是中共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硝烟岁月》等书和《参军》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