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武装先后三次攻打东兰衙门,最后赶走了反动县长蒙元良和大恶霸韦龙甫,没收了韦家掠夺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揭开了右江地区农民革命运动的序幕。工人、学生、群众游行示威,强烈表示支持东兰农民的革命行动。广西各地和广州、海陆丰、北江地区也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东兰农运。......
2024-03-31
谢鹤筹
1929年秋天的一天早上,共产党员谢生桦等几个同志和我,遵照党的指示乘南宁客轮前往龙州。我站在船板上,凭栏遥望,只见天空无限广阔。我望着东流的邕江水,心潮起伏,往事浮想联翩。
谢生桦等几个同志和我都是南宁省第三师范的同学,又是扶绥县的同乡,互相熟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我们参加了南宁省“三师”的学潮和社会上的革命活动。在斗争中,谢生桦是活跃分子,出头露面较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敌人要逮捕他。他幸而脱险,后来参加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1928年,他又跟随雷经天等同志回广西恢复党的活动。这时,我们这些同学又和他联系上了。
在南宁省“三师”的学潮中,我参加了党的组织,入党后不久即被捕入狱。桂系军阀黄绍 想以“洗监”的名义,把我们统统杀掉,由于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压力,加上桂系军阀内部意见不统一,“洗监”没有实现。1929年7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执政,释放政治犯。我们这些幸存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先后出狱。同年11月,党即派谢生桦同志率领我们几个前往龙州工作。
在龙州,我们参加了一些会议和学习活动,知道龙州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俞作豫同志在上个月就已经率领警备第五大队来到左江,准备龙州起义。为了加快武装起义的步伐,党急需一批农运干部和政工人员到各县农村中去做宣传发动工作。对我们这几个经过大革命锻炼的党员、青年学生,党非常重视和关怀。我们住在龙州短短的几天,党经常派人来和我们谈形势任务以及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使我们明确了斗争的方向。最后,组织上分配我们到崇善(今崇左)县搞农运工作。
崇善县,位于左江中游,是来往南宁、龙州的咽喉要道,有“左江第二中心”之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把它当成一块肥肉来争夺。法帝国主义在崇善设立了天主教堂。实行政治上、经济上与文化上的侵略,渗透到农村的各个角落。这里,土司十分反动,土匪活动猖獗,土匪头子冯飞龙就盘踞在这一带。劳动人民受到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以及土匪的残酷剥削和掠夺,长期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由于这里没有经过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群众基础也较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
我们一到崇善,立即按照党的指示,利用原崇善县县长农德兴带有左倾的特点,通过他以县政府的名义,在县城小学举办了崇善县农民运动讲习班。学员有的是来自农村不识字的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有的是高级小学毕业生或在校生,共30多人。我们四五个同志亲自任教,也吸收个别进步教师参加,自己编教材,自己上课。龙州办的《工农日报》、《左江红旗》等,也成为我们的重要材料。我们对学员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土司、土匪互相勾结残酷剥削劳苦大众的罪行,还把在农村调查得来的农民受苦受难的血泪史讲给学员听,大家听了深受启发。
一个多月后,由于形势需要,讲习班结束。教员和学员都分配到县城附近的几个乡里去,先把乡里的农运搞起来,然后向广大农村发展。谢生桦等同志到土地圩,我和几个学员到离县城北面20里的那楼乡。在农村,我们公开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不替军阀当兵”等革命口号。这些口号很切合群众的利益要求,很快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说:
“要把番鬼(指帝国主义)赶出去!”
“要拉土司去游乡!”(www.chuimin.cn)
“是我们出头的时候了。”
……
经过宣传发动,深受压迫剥削的农民群众像在黑暗里看到了光明,革命情绪迅速高涨,革命烈火炽热燃烧。崇善县城附近各乡,相继成立了农会。在那楼乡成立农会那天,农会会员们打起犁头红旗,喊着“打土豪,破仓分粮”的口号,冲进一个大土豪家里,没收了他的粮食和财物,并抓住这个大土豪游乡。最后,大家杀猪宰鸡,吃了一餐,表示庆贺。农民开始扬眉吐气,土豪劣绅心惊胆战。有些土豪劣绅,偷偷地把财宝搬到天主教堂藏起来。活动在养利、崇善一带的大土匪头、大土豪冯飞龙的部队,迫于龙州、崇善的革命声势,不得不假意接受收编。一时间,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土匪的活动,有所收敛。尤其是李明瑞、俞作豫同志在龙州平息了蒙志仁的叛乱以后,群众情绪更加高涨,革命形势一天好过一天。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了。在龙州起义的推动和鼓舞下,几天后崇善县革命委员会也在暴风雨中诞生。这一天,崇善县城格外热闹。从清晨起,各乡的农民赤卫队、农会会员和群众高举镰刀、锤头红旗,颈上系着红领带,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庆祝大会。城里的居民更是不分男女老幼,拥向会场。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当宣布大会开始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大会主席宣布了崇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了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并宣布把原来的县民团武装改编为县赤卫武装部。陈锡镇同志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由谢生桦同志担任,我任革委会赤卫武装部部长。中共左江特委、左江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先后在会上讲了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拥护县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希望各乡农会干部,巩固发展农会,健全武装组织。工人、农民各界代表也分别讲了话,表示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跟共产党走。最后,县革委会副主席谢生桦同志在会上宣布废除旧县府的“关防”,改用崇善县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宣布废除土豪劣绅保存的地契、债单、卖身契等等。同时把各乡农会没收来的土豪劣绅的地契、债单、卖身契等当众烧毁。全场立即欢呼,喊起了“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群众围着烧契的烈火,高兴万分。他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今天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真正为劳苦大众撑腰,开展了打土豪、除劣绅的斗争。红八军第一纵队,也派了一部分人员到崇善帮助我们。当时,我们打土豪主要是没收他们的粮钱、财物和枪支。这完全符合贫苦农民的要求。县革命委员会在哪里领导打土豪,哪里就有群众跟着,一到土豪的家,大家就蜂拥而入,七手八脚,搞得那些土豪措手不及,吓得他们面如土色。几家大土豪被我们没收了全部财物、粮食,然后分给群众,同时没收土豪、商团的枪支弹药来武装县赤卫大队或乡农民赤卫队。还没收了天主教堂非法掠夺的财产及土豪劣绅藏在教堂里的财宝、武器。县赤卫大队还把教堂里作恶多端的神父抓来训话。这些洋鬼子,过去在中国人民面前作威作恶,如今威风扫地。根据左江革命委员会的指示,我们打下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干尽坏事的传教士的威风以后,立即把他们押送到龙州,驱逐出境。这些洋鬼子一个个灰溜溜地离开了他们丧失的“天堂”。但是,由于我们的斗争经验不足,政策界限不严格,对凡有一点钱的人都当土豪来打,损害了一些群众的利益。同时,策略上也注意得不够,打草惊蛇,使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土豪劣绅得以将财宝转移。
1930年3月,国民党桂系军阀从粤桂战争前线抽调一个师的兵力突然袭击龙州。反动军队未到,崇善县的地主武装就闻风而动,向我们反扑过来。敌人以多于我县赤卫大队的兵力包围袭击县城。我们处境危急,急电龙州救援。左江革命委员会指示我们向左县方向撤退。我们县赤卫大队和县革委机关人员连夜从县城的葫关撤出。过了葫关,又碰到敌人的阻击。为了保存力量,我们抄着山路到土地圩,在土地圩休息了几天。一天傍晚,中共左江特委书记严敏同志从左县带领农民赤卫军一个营(第三营)路过这里,准备到龙州开会。这个营的成员多数是南宁市郊吴圩的农民,经过大革命时期斗争的锻炼,装备好,战斗力强。我们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正在准备稻草给他们打铺,突然有人报告,南边有一股敌人奔驰而来。这是跟踪而来的地主武装,想把我们县赤卫大队消灭在土地圩。敌人已冲到圩外,有的正在圩边爬墙。情况危急,我们立即迎战。有的主张把圩的大门关起来打,不让敌人冲进来。那楼乡来的一个赤卫队员,向来很勇敢,他说:“不怕,把大门打开能看清楚敌人,好消灭他们。”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严敏同志当机立断,他一方面派人迎击敌人,一方面派人上炮楼,用连珠炮向敌人轰击,打死打伤了不少敌人。然后,命令第三营营长雷献廷同志带队冲出去,用刺刀和敌人拼。县赤卫大队和第三营冲出去后,我抓到一个敌人身上的子弹袋,正想狠狠地揍他,不料子弹袋断了,敌人跑掉了。我急忙开枪却没有打中,真是可惜!我们的队伍向敌人追去,追了一二里地,敌人跑进了树林。时已黄昏,看不见人,我们就收兵回来了。当我们打扫战场时,却见敌人丢弃十几具尸体,还丢下了不少枪支和手榴弹。这些武器,严敏同志带去一部分,留给我们一部分。这次战斗,我们没有伤亡。
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军心,振奋了精神。战斗结束后,严敏同志立即带领队伍前往龙州。临走前,他指示我们说:“你们不要在这里停留了,敌人可能还会来反扑,你们最好往那龙那边去。”因为我们的队伍人数不多,力量较单薄,就按照严敏同志的指示,立即向第一路游击司令部(冯飞龙部)的一支部队的驻地靠拢。严敏同志走后,桂系军阀梁朝玑的军队随即向龙州逼进,土匪头子冯飞龙立即叛变,左县、崇善、养利等县相继丧失。敌人长驱直入,直奔龙州。敌众我寡,我们县赤卫大队战斗力也不强,很快被冲散了。崇善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陈锡镇同志在往龙州的路上遭到逮捕杀害,壮烈牺牲。谢生桦同志原在左县开会,敌人来后,他回不了,不知去向。我为了躲避敌人的锋芒,先回家乡,后经广东去香港,经过不少曲折,终于找到了党的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崇左县党史办编《丽江怒涛》)
作者简介:
谢鹤筹(1908~1988) 原国家民委副主任。原名 恩,又名谢翱。广西扶绥人。壮族。1924年考入南宁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0月被党组织派到左江地区开展革命工作。任崇善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兼武装赤卫队部长。1930年2月参加龙州起义。左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后,辗转广东、香港等地。1937年任中共香港市工委组织干事、区委书记。1938年从香港到惠阳地区从事抗日斗争,是东江纵队的创建人之一,历任中共惠(阳)宝(安)县工委委员,惠阳县委副书记、书记,增城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江北地委组织部部长,珠江三角洲地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玉林地委书记,梧州市委书记,桂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政府副主席,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等职。著有《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民族工作的几项新指示》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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