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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民革命运动的回忆文选

【摘要】:农民武装先后三次攻打东兰衙门,最后赶走了反动县长蒙元良和大恶霸韦龙甫,没收了韦家掠夺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揭开了右江地区农民革命运动的序幕。工人、学生、群众游行示威,强烈表示支持东兰农民的革命行动。广西各地和广州、海陆丰、北江地区也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东兰农运。

回忆右江地区早期的农民革命运动

黄松坚

广西右江地区,是全国较早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它包括现在的东兰、凤山、巴马、百色、田阳、田东、天等、平果、马山、都安、河池、南丹、天峨、凌云等十多县,杂居着壮、汉、瑶等民族。早在1923年,这里就开始了农民武装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运动。1925年至1929年间,农民运动的革命风暴,席卷整个右江,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为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个地区,在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斗争此伏彼起,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军阀混战,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土豪劣绅横行霸道,土匪打家劫舍,迫使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加上连年不断的灾荒,给原来就已极度贫困的广大农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广西右江地区,特别在东兰、凤山一带大山区,广大贫苦农民饥寒交迫,甚至吃树皮野草,卖儿卖女,饿死的和逃荒的到处都是,真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这种悲惨的境况,迫使各族人民走上革命的道路。当时走在革命斗争前面的是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杰出的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同志。

以韦拔群同志为代表的一些进步知识青年,大多数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到外地读书归来的学生,曾经受到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1922年农历3月3日,韦拔群同志秘密串联组织了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黄树林等11位当地的知识青年,在东兰县武篆区北帝岩结成革命同盟。同年9月9日,韦拔群同志在银海州召集了200多人进行宣誓,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口号,不久即成立了农民自治会和农民自卫团,开展了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在清算大土豪杜瑶甫取得胜利之后,1923年又把斗争矛头对准民愤最大的东兰县城大恶霸韦龙甫。农民武装先后三次攻打东兰衙门,最后赶走了反动县长蒙元良和大恶霸韦龙甫,没收了韦家掠夺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揭开了右江地区农民革命运动的序幕。

1925年春,韦拔群同志结束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带着《告农民书》和《农会组织法》等文件,以广西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东兰,按照当时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在农民自治会和农民自卫团的基础上,很快就在东兰各区串联了乡农民协会73个,会员2万多人。

同年9月,韦拔群同志仿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在东兰武篆区北帝岩(后改为列宁岩),举办了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员276人,大多数是右江各县农运骨干和贫苦知识青年。学习内容有政治经济学概要、社会发展史、俄国革命史、农民运动章程、军事知识等,着重弄懂阶级剥削关系和劳动人民求解放的正确道路。韦拔群同志提出了一个鲜明而形象的口号:“土豪劣绅把人民当盘中餐,劳苦大众将豪绅作枪口靶。”

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带领学员参加武篆等地区农民运动的火热斗争,使学员在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提高学员阶级斗争觉悟,促进当地农民革命运动深入开展。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豪绅地主的凶残本质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惊慌失措,对农讲所传播的革命火种,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千方百计破坏农讲所,镇压农民革命运动,最后公然调动部队进攻农讲所,杀害农会骨干,洗劫农民运动活跃的村庄。面对斗争形势的变化,农讲所第一届学员提前结业,迅速分散到各地去,积极发展农会和农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1925年12月,东兰的豪绅地主和反动县长黄守先,伙同国民党右派,诬告东兰农民运动为匪乱,诬蔑农运领导人韦拔群等同志为匪首,勾结桂军团长龚寿仪的部队到东兰武篆区等地大肆烧杀掳掠,妄图镇压东兰农民运动。东兰武篆区在农历腊月二十三的一天之内,就有东里、板东、廷怀、弄内、那峨、板免、那烈、那汉等村屯被匪军烧掠一空;西山的弄京、弄凡等数十个垌场和江平乡一带的村屯,也被烧掠一空。据当时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长陈协五的调查统计,仅1926年1、2月间,东兰全县因此而受到损害的农民达6418户,被杀害者140多人,损失牛马2467头,被勒索去的白银83683元。这就是当时轰动广西全省的“东兰惨案”。

面对着国民党右派、桂系军阀和地主豪绅的血腥烧杀,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东兰县农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在强敌面前不畏缩,坚持武装自卫,开展游击战争,寻找机会歼灭或打击敌人,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农民武装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打了好几次小规模的歼灭战,搞得匪军蒙头转向。另一方面,紧紧依靠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派代表到南宁向有关当局申辩,争取国民党左派俞作柏、陈协五等人的同情,以东兰农民协会的名义,向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发出《快邮代电》,申述农民运动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非实行农民革命不足以拯救兰民于水深火热”,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搞农民运动,是“何等光大,何等热烈,口碑所传,童叟咸欢”,揭露反动派“以民渐开,终得不利其铲地皮主义”的本质。以及对农民实行“草木披靡……至民死命,残酷不堪”血腥镇压的罪行,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必须查究,惩办军阀官僚劣绅土霸之罪行……赔偿农民所受损失”。在此同时,由东兰县农民协会赴邕代表陈伯民等同志一面向广西省政府控诉,驳得国民党右派哑口无言,一面多次向南宁的学生、工人、郊区农民和其他各阶层人士报告,宣传东兰农民运动的斗争实情,深受南宁各界群众的欢迎和同情。工人、学生、群众游行示威,强烈表示支持东兰农民的革命行动。广西各地和广州、海陆丰、北江地区也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东兰农运。特别是梧州的青年学生,反应更为强烈,散发了许多声援东兰农运的传单,发来了很多声援信和声援电。广州革命政府也责成广西省政府对“东兰惨案”要追查。在当时的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的“东凤邕色同学会”等革命团体的奔走串联下,各界人士在南宁联合组成了“援兰农运委员会”,督促广西有关当局先后组成“兰案调查委员会”和“东兰善后委员会”,分别派人到东兰调查和慰问。东兰、凤山等县农民万余人在东兰武篆集会欢迎调查团。经过反复斗争,当时的广西省政府被迫撤走了围攻东兰的匪军,撤换了反动透顶的县长黄守先,并派共产党员陈勉恕当县长。这一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从此更加蓬勃发展起来。

1926年11月,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又派陈洪涛等同志到东兰工作,派余少杰等同志到右江沿岸工作,成立恩(隆)、奉(议)特支,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同时组成田南道(即右江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由陆炳堂同志和韦拔群同志负责。接着,东兰各区乡普遍恢复和发展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群众的革命斗争情绪非常高涨,自动抓了全县闻名的大土豪杜瑶甫(杜八),于1927年正月初五在县城举行“斗杜大会”。贫苦农民奔走相告,拍手叫好。各区农民代表数千人到会,站满了会场。革命人民头一次坐上审判官的交椅,把这个过去不可一世的杜瑶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给他戴上一顶高高的花纸帽,穿上纸糊的“长袍”,将他扎扎实实地绑在台前,让曾被他迫害过的群众上台去指着他的鼻子控诉,接着押去游街示众,又押送回其原籍武篆区再开群众大会斗争,押送各村屯游斗。7月23日,农民又在武篆圩上把大地主梁士训抓来公审后枪毙了,并没收了梁家的不义之财,分配给贫苦农民,把区农会搬到梁家来办公。至此,武篆最大的两恶霸打倒了。对其他区乡的豪绅地主,分别按不同情况,该杀的杀,该抄家的抄家,该斗争的斗争。往昔那些作威作福的“大人”们都不得不销声匿迹了,那些过去被人踩在脚下的奴隶变成了主人。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泥腿子”们说一就不能是二。农会、农军的组织更加普遍。东兰全县就有区农会11个,乡农会134个,会员达7畅8万人,农军达1000多人。绝大多数的成年农民都加入了农会,优秀的青年农民都参加了农军。从县城到各个区乡村屯,都是革命人民的天下。

1927年初,在中共广西党组织的领导下,田南农运办事处分派我和廖源芳到凤山,陈伯民到河池,黄书祥到平果,陈鼓涛到思林,黄大权、陆子明到恩隆,黄治峰、陆浩仁到奉议,农夫到恩阳,黄绍谦到向都,覃道平到都安,黄伯尧到凌云,黄振光到百色,分别担任各县农民协会主任,组织农会和农军。从此,这些县的农民运动统一在党的领导下,沿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前进。(www.chuimin.cn)

凤山是与东兰互相毗邻的县,早在1923年间,其下段的西山各垌在韦拔群同志的直接宣传和串联下,就已开始有“农民自治会”和“农民自卫团”的秘密组织,并派过代表到东兰参加清算杜瑶甫、韦龙甫和三打东兰县城的革命活动。1926年间,我和廖源芳、黄文东等同志在凤山的盘阳、西山、凤凰、恒里、长州、砦牙和百色县的甲篆,凌云县的平乐等地,先后组织了农会、农军,开展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豪绅地主的斗争。第二年举行了盘阳起义,以农民武装歼灭了盘阳区的团总黄家骥、黄家元等地主武装。农民协会的组织迅速遍及凤山全县的农村。

田阳县包括过去的恩阳和奉议。黄治峰等同志于1924年开始在奉议农村秘密组织农民驱逐下乡勒索的县长黄炽秋。1926年春节前后,黄治峰同志仿效韦拔群同志的做法,在田州办了农讲所,集训农运骨干60多人。随后成立了以黄治峰同志为主任的奉议县农民协会,开展打倒反动县长曾伯龙的斗争,推动了全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田东县包括过去的恩隆和思林两县。农民运动开始于1926年夏,先是余少杰同志到恩隆发动组织的。1926年秋,仑圩的陆炳堂和百谷的韦日山等革命青年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开办恩隆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建立农民协会组织。最早组织农会的有百谷、尚法、那恒3个屯,参加农会的有400农户。1926年底,农会会员发展到1200人,平均每户参加农会达3人之多。

在果德县(现平果),黄书祥同志于1926年11月开始在果化山区组织农民协会,成立了以梁有芳为队长的果化区农民自卫队。1927年2月24日,数千农民兴高采烈地汇集到县城街上,庆祝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成立。不久,农会会员迅速发展到3万多人,农民自卫军也发展到3000多人。位于右江咽喉的果德地区的农民,很快发动起来了。使新桂系军阀在右江地区的咽喉,被农民武装牢牢卡住了。

这期间,还有百色、向都、隆安、那马、都安、河池、南丹、凌云等县的广大农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军的组织。整个右江地区,鲜艳的犁头红旗到处飘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在党的领导下农民武装显示出强大的革命威力。豪绅地主有的躲藏,有的逃跑,有的被斗得威风扫地,惶惶不可终日。贪官污吏开始被清算,土匪流氓已销声匿迹,不敢再横行霸道了。广大农村变成了农会的天下,人民革命空前高涨。

1927年4月12日,以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使全国陷入白色恐怖的境地。4月15日,广西的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在南宁“清党”,继而向各地革命人民狠下毒手。当时,广西各地的党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组织,绝大多数遭受摧残,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害或关押。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有些地区刚刚掀起的武装斗争,也很快被敌人扑灭。只有右江地区仍然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在斗争中继续发展农会组织。东兰、凤山等地的农民武装力量,仍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桂系军阀的心腹。

1927年秋,桂系军阀派朱为珍匪部一个师和龚寿仪匪部一个团,还有刘日福匪部的黄明远营,伙同豪绅的武装,从河池、田州、百色分三路向东兰、凤山扑来,大有一口吞掉右江农军之势。面对嚣张一时的强敌,韦拔群同志集中部队,亲自作反“围剿”的战斗动员。1927年7月12日,我奉命率领凤山下段农军30多人,连夜奔袭百色县甲篆圩,全歼从百色派来的武装征粮队22人。不久,又在盘阳截击向凤山侵扰的黄明远匪部。8月中旬,韦拔群同志在东兰兰木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成立东(兰)、凤(山)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由韦拔群同志担任总指挥,牙苏民同志任第一路指挥,黄大权同志任第二路指挥,我任第三路指挥。会上,作了反“围剿”的战斗部署,决定趁着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集中第一、第二、第三路农军2000多人,突然包围入侵凤山县城的黄明远一个营。以第三路农军(凤山农军)担任主攻,先攻占位于凤城南面十华里的巴里村,迅速击溃敌一个连的守军,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然后集中全力回头围攻凤山县城。牙苏民同志指挥第一路农军扼住凤城东北的久架至长州一线,作为攻城的总预备队,并牵制东兰方面的敌人。黄大权同志指挥第二路农军到凤城西南面的平乐地区,阻击敌人从百色、凌云方面派来的援兵。另以其他部分农军进攻百色,并牵制南丹、河池方面的敌人。1927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各路农军互相配合,包围凤山县城,攻打了11天,扫除了敌外围据点,将敌军压缩在凤山城内。正在激战当中,敌人从百色调来的大队援兵赶到,敌师长朱为珍的大批匪军已攻到东兰。农军只好主动撤出战斗,分散到各地去打游击。凤山一仗,虽未痛歼敌人,但显示了农民武装的阵容和威力,完成了一次组织农军战斗的大演习,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从这以后,匪军便疯狂“围剿”西山根据地。他们改变过去的进攻路线,利用奸细向导,不走原有的山路,不过坳口,避过农民设防的陷坑、竹尖和垒石等工事,爬过山顶打进西山。匪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还乡的豪绅地主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恶毒报复。群众遭受损失很大,比1926年更惨。尽管如此,绝大部分农军指战员仍很坚决,斗志昂扬。农军以分散对集中,组成小分队,利用山区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相机插入敌后,消灭奸细和豪绅地主武装,打击分散的敌人,切断敌人的供应线。农军神出鬼没,使敌人找又找不着,住又住不安,整天疲于奔命,从而有效地保存和锻炼了自己,粉碎了敌人“围剿”的阴谋。

这期间,除了东兰、凤山的农军之外,右江地区农民武装斗争比较活跃的还有果德、思林、恩隆、向都、奉议、那马、南丹等县的农军。1927年7月中旬,黄书祥同志率领果德县农军3000余人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号称万人,分三路攻入果德县县城,解放了无辜被关押的群众,然后主动撤入山区。同年11月,这支农军又缴获民团60多支枪和大批弹药,几天后撤出县城。1928年1月和12月,余少杰、黄永达、滕国栋、黄绍谦率领的农军,又两度解放了向都县城,缴获步枪30多支。在这前后,还解放过思林县城,缴获10多支枪,并开仓济贫,打掉当地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在这期间,无论反动派如何疯狂镇压和“围剿”,各地农民武装的反抗斗争总在起此彼伏,农会组织总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开展活动,积极准备迎接新的胜利。

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从1922年至红七军成立以前,经过几次起伏,波浪式前进,逐步深入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下,始终坚持斗争,为以后在右江成立红七军和工农民主政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实践证明,右江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右江农民做了应有的贡献。右江各族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为右江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先烈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本文原刊于《广西革命回忆录》)

作者简介:

黄松坚(1902~1986)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广西巴马人。壮族。1926年任凤山县农运特派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历任凤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凤山县县委书记,红七军师政治部主任、副师长,滇桂黔边区军委主席。1937年8月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广东北江特委书记、广州市市委书记、广东区委副书记,粤赣湘边区副书记、军委副主席,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副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广西省民政厅厅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至第四届政协副主席。著有《红七军主力北上以后》、《平马镇初见邓代表》、《盘阳起义》、《智歼武装征粮队》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