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革命先烈韦拔群的奋斗一生

拔群同志战斗的一生

谢扶民

1932年10月19日是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先烈韦拔群同志牺牲的一天。拔群同志牺牲的时候，只有39岁。作为右江地区一位出色的农民运动领导者、英勇的红七军的指挥员，在他不算长的生命旅程中，为了各族劳动人民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一生的战斗活动，在右江以至广西其他地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他牺牲以后，人们就一直对他寄予深切的怀念。在“拔哥”这个亲切的称呼里，包含了右江壮、汉、瑶各族人民对自己领导者的最崇敬与最亲密的深厚感情。他的光辉事迹，多少年来都为人们所传颂不忘。

由于他生长的时代正是中国革命处在形势复杂、斗争残酷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转折时期。因而他所经受的锻炼与考验也是很严酷的。他一生走过的道路非常艰难曲折。韦拔群同志是一个为追求革命真理和实现革命理想而顽强战斗的革命战士。

1893年，拔群同志出生在广西东兰县武篆区东里屯一个壮族家庭。他的童年正处在辛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前后。当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已沦为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在农村中仍然保存着封建的土地关系与剥削关系，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成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政治基础。东兰是个山区，地处偏僻。那里的壮、汉、瑶族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尤为深重，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落后。地主阶级对农民还保留着许多超经济剥削，佃户们实际上等于是地主的农奴。

童年的拔群同志虽然生活在富有的家庭，但是由于他常同贫苦的孩子接近，渐渐对于贫苦人家少吃没穿，备受欺凌的生活寄予纯朴的同情，并对于家庭的龌龊生活和种种束缚，逐渐感到厌弃。特别是当他听乡亲父老经常讲起梁山聚义、太平天国等故事的时候，他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影响。他敬慕着、向往着那些仗义行侠、锄奸济民的英雄。年事稍大，他开始懂得一些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和国家危亡的命运，而辛亥革命和新思想的传播，则带给他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启蒙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

1912～1913年间，他曾先后就读于宜山庆远中学和桂林政法学堂。但都是由于不满当时学堂中封建腐朽的习气，深感这些培养封建奴才的环境不是自己学得知识、造福社会的地方，乃毅然离去。

离开了学堂之后，拔群同志为了对当时的社会有更多的了解，离开了家乡，出外旅行。在长江一带整整两年，他肩背一把雨伞和简单的行李，跋山涉水、餐风宿露，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两年的游历当中，他亲眼见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见到军阀政客们争夺地盘、战祸迭起；见到各处的劳苦大众都是在天灾人祸、横征暴敛的压榨下颠沛流离，生活得十分悲惨。当然，他也见到了各地人民正纷纷奋起，反对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的内忧外患、人民的千灾百难，都不断激荡着他年轻的心。他十分强烈地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兴旺富强。

游历归来，他忽然得到袁世凯称帝、西南各省纷纷起师讨袁的消息。他认为这正是报效国家的好时机。于是，就在家乡招募了100多人，自己变卖田产，购置枪械，率队到贵州投护国军，决心为保卫而战。

在军队里，他当连副，也参加了一些战斗。但旧式军队中的黑暗与腐败愈来愈引起了他的反感与不满。他渐渐看到，靠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救国救民的。袁世凯虽然很快倒了台，但军阀割据、互相争夺地盘的形势仍然没有改变。他的满腔热望在这些现实面前又碰壁了。为了反对虐待士兵，他激于义愤与蛮横的连长发生了冲突，随之就遭受到了降级、解职……一系列的惩处。最后竟然还被以“煽动军心、图谋不轨”的罪名，囚禁在重庆。几个月后，他被保出狱到贵州讲武学堂学习。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拔群同志由讲武堂学习毕业，在驻四川滇军中充任参谋。他和当时军队中的许多青年军官接受了一些新的革命思潮影响。他们开始讨论和宣传民主革命主张，在军队中提倡必革军制。军中常常出现宣传革命的传单、书报，很多文章赫然署名“愤不平”。不少人知道：这“愤不平”正是那个总是用炯炯目光严厉地注视现实、对时势常表露出满怀忧愤的青年——韦拔群。不久，这些活动被军部查究。拔群同志以事机泄漏，乃潜然离开了军队。

1921年冬天，他回到了东兰家乡。这正是广西政局非常混乱的时候，军阀混战，各据一方。散兵游勇到处打家劫舍。军即匪，匪称军。各地豪绅地主也乘机横行，鱼肉乡里，偏偏又逢大旱之年，庄稼歉收，天灾兵祸都加在人民的头上。

拔群同志痛感国事日非，家乡多难，胸膛中像燃起了炽热的火焰。他并未稍事休息，就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对散兵游勇与苛捐杂税的斗争。他一心要为贫苦农民解除痛苦，只身走百色，闯见驻军旅长、百色小军阀刘日福。他义正词严，迫使刘日福不得不写了免征赋税的手令。接着，拔群同志又积极进行了革命宣传活动，联合了壮、汉、瑶各族人民100多人，在银海州歃血为盟，成立“农民自治会”（之后改为“自卫团”），并收集了枪支、矛、刀，展开了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在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拔群同志常常短装、草鞋，打着一面“广西不得了”的旗子，率人奔走在东兰大小村落，到处宣传演讲，号召团结起来齐心革命，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他明快通俗的语言，激昂有力的声音，在人们的心中点燃起仇恨的怒火、使僻远的山村开始沸腾，终于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风暴。

拔群同志领导的一支农民队伍，首先清算了武篆区土豪杜八在建校中的贪污恶行。然后，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人人痛恨的东兰县捐六哨总团、大恶霸韦龙甫。斗争的烈火愈烧愈盛，他们三次武力攻打县城，终于把东兰县城攻破，赶走了县官，占领了县衙。这个行动使反动统治者非常震惊。反动当局最后不得不表面上撤换了县官，并成立县议事会，邀请拔群同志等“参与政事”（拔群同志没有接受），以缓和斗争情绪；而另一方面，却调动军队，阴谋镇压群众。

当时拔群同志所领导的这支农军，毕竟还仅仅是由于对官府和豪绅的仇恨激发而起，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和严密的组织，所以不久就在反动军队的镇压下，不能有力地抵御而受到了挫折。拔群同志得到群众的掩护，才没有遭到毒手。

敌人的镇压、搜捕，并没有把拔群同志吓倒；失败、挫折，也没有使他灰心懊丧。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鬼魅横行的日子不会长久，真理总是要战胜强权的。但群众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有的在斗争中牺牲了生命，他不能不为之义愤填膺，心情沉重。他苦苦思索，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寻找失败的原因。尽管他限于当时的思想认识，还不能得出使自己满意的答案，而事实已经告诉了他，靠这样的干法，是未必能成功的。要想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愿望，还必须再探求新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在什么地方呢？谁又能给他指明方向呢？

这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国民党已经改组成功，确定了三大政策，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势力日益扩展、壮大，革命加速了步伐。各地的工农运动都在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拔群同志得到了这些消息，非常兴奋，他毅然决定：要再次离开家乡出去奔走，到革命的广州去寻找新的斗争出路。

经过一段辗转艰难的旅程，拔群同志到了广州，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开始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自己向往已久的革命真理，从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中，懂得了过去之所以遭受失败，是因为缺少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坚强的政治领导。他深深地认识到，能承担中国革命领导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在拔群同志的一生中起了决定性的变化，经过几年的奋斗，他才找到了照耀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前进的光辉道路，找到了组织群众起来斗争的正确方向。他像在黑夜的茫茫大海中与怒涛险浪搏斗了很久的船只，一下子看到了彼岸的灯塔，眼睛突然明亮，心中豁然开朗。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思想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力量。从此，他迈出了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第一步。

拔群同志从广州回到东兰，立刻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着手筹划农民运动的开展。当时，东兰各地仍被小股杂牌匪军盘踞骚扰，他们与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像一群饿虱，无情地吮吸着农民的膏血，穷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拔群同志听到了农民的呼声，完全理解群众的心情，但他还是沉着冷静地研究了情况，遵循着新的方向策划行动。他已深深懂得：不经过对群众思想认真的发动，不用革命思想去武装群众，就不能形成一支坚强地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于是，他开始宣传、组织各乡的农民协会，在群众中树立了阶级斗争和夺取地主豪绅政权的思想。并且仿照广州的办法，在东兰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革命运动骨干。在讲习所，他积极传播革命的思想理论，为右江各县群众革命运动的拓展撒下了种子。

由于他早已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在他领导的地区都建立了农民自卫团，展开了打土豪的斗争。他们常用比较集中的力量摧垮地主阶级的武装，打击地主豪绅的威风，建立起农民自己的政权，扩大农民运动的影响。还联合各乡自卫团曾一度解放了东兰县城。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使农民协会成了实际的政权机关，乡村成了农民的天下，小股匪军不敢出来骚扰，官吏也不敢出来收税。

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当时广西统治集团很大的不安。虽然这时广西已为新桂系军阀所统一，表面上打起革命招牌，接受了广东革命政府的领导。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欢迎工农群众的真正崛起，害怕人民力量的强大。对于东兰地区的农民运动，他们采取种种手段进行阻挠干涉，以至破坏镇压。然而由于拔群同志接受了毛主席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思想武器，也掌握了领导群众斗争的正确方法，根本改变了初期斗争的那种只凭个人义愤、热情冲动的做法。所以与群众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得到了各族群众更广泛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斗争中不断取得主动，使敌人的破坏阴谋遭到了失败，农民运动健康地迅速地发展着。

仇视人民的反动派自不甘心。东兰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从百色搬来一团匪军，会同反动民团，叫嚷着要“血洗东兰”。他们攻毁了农讲所，破坏了农会，在各区烧杀掳掠，要把农民重新打入地狱。

在敌人1000多兵力的进逼面前，农民力量的处势十分不利，自卫团与革命群众这时避入西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西山成立了东兰革命委员会，领导群众斗争。在这险恶的情况下，拔群同志显示出无比的镇静。他总是以自己的勇敢和机智，窥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争取主动，在战斗中，表现了坚毅的性格与非凡的军事才能。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他妻子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正在忙于和敌人搏斗的父亲，从自己衣衫上撕下一块布片，包裹住新生的幼子，并且就用“坚持”来作孩子的名字。他正是以这样的胸襟和感情对革命充满了信心。

1926年4月，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广西政局好转的情况下，匪军被迫撤回百色。接着，东兰革命就开始得到了广西组织的直接领导。拔群同志派人从南宁领回了党为东兰革命武装筹集的枪支，从此，革命农民声威大震。随着局势的好转，拔群同志调集武装，再一次攻破东兰县城，将反动官吏、土豪劣绅都驱逐到红水河以北。

反革命又为之震动了。他们大嚷大叫，诬骂农民是“匪”，要求派兵“进剿”。拔群同志却以勇敢无畏的革命胆略坚决迎击了敌人的进攻，主动先打电话给广东革命政府，揭露土豪劣绅勾结官府破坏农运、压迫农民的种种罪行。随之，又派人到南宁，在党的指示下，向当时的广西政府报告一切真情实况，粉碎敌人的造谣诬蔑。敌人的反革命进攻遭到了破产。最后经过调查处置，广西的反革命派在这一件事中完全陷于狼狈失败的境地。

经过多次的斗争，东兰的群众革命运动，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拔群同志经过了艰苦曲折的历程，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受到了锻炼与考验，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在伟大的革命理想鼓舞下，他的革命意志与斗争热情更无比旺盛起来。

在他的主持下，东兰又先后开办了第二届、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青年、妇女等训练班，培养了大量革命干部。1927年初，他被任为田南道农民运动主任，领导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

右江地区普遍打起了农民协会的红色犁头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没有逃掉的恶霸地主受到了惩罚；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的契借据被毁了；贫苦的农民可以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了；连受压迫最深重、实际上过着奴隶生活的西山瑶族人民也得到了解放。农民个个扬眉吐气，在党的阳光下，度过了1927年的春天。

1927年4月，在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反革命叛变。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不能挽救时局的危险。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与共产党决裂，背叛了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失败结束，全国革命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

就在“四一二”之后，广西军阀黄绍　等亦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旨意，向各地革命力量伸出血手，地主豪绅也纷纷向农民反扑，东兰农民又遭受到了惨重的杀害、劫掠。

当时党中央虽在陈独秀主义投降主义的控制之下，对敌人步步退让，但很多地方的党组织都采取坚定的政策来反击敌人。拔群同志就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奋起回击，镇压反动地主，杀退反革命的气焰。在斗争中，他一直忠实不渝地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指示，密切联系、依靠群众。他毫不倦怠地驰骋在东兰、凤山、百色、奉议（现为田阳县）、恩隆（现为田东县）等地，指挥农民武装与敌人作战。

1927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右江各地农民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声势浩大。反动派深感到草木皆兵、疲于奔命，因而也愈加疯狂地要扑灭革命火焰。冬天，匪军调动了四个团的兵力，向右江地区大举“进剿”。

在敌人压倒优势的进攻面前，各路起义军又被迫退入东兰西山，守险伏击，顽强地抵抗敌人。拔群和陈洪涛同志就在匪军的包围下，领导部队灵活机警地与敌人周旋。敌人疯狂进犯时，他就巧妙地回避，环境稍为安定，他就抓住时机发动进攻。他经常履凶险如平地，出没于敌人统治最严的地方。他善于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愚弄敌人，打开困境，化险为夷。

即使是在最恶劣、最艰苦的情形下，拔群同志也没有产生过丝毫消极畏难的情绪。他满身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一贯对敌人采取蔑视的态度。没有任何凶恶的敌人能够吓倒他，也没有任何困难能够压倒他。无论处境如何险恶，人们看到他总是谈笑风生、神态自若。

在艰苦的岁月中，他一直和同志们一起住山洞、睡丛林；一起吃南瓜、野菜、树皮、草根；和大家一起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他和各族战士同西山地区的瑶族群众之间结成的革命情谊，在战斗中倍加深厚起来。他英勇卓绝的革命气概、对革命无所不至的关怀热爱，都使人们加深了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也正因为他牢固地在群众中扎下了根，才使敌人的长期围困、多次“扫荡”，都没有把这支部队消灭。相反，队伍却愈加坚强精悍。在拔群同志的指挥下，一个小队一个小队的战士常常越过封锁线，到敌人腹地去活动，打通和外界的联系，乘机消灭地主武装，补充自己的给养和弹药。(www.chuimin.cn)

自卫军的活动使得敌人日夜不宁。敌人对拔群同志恨之入骨，虽然千方百计要捉拿他，但总是无能为力。每当拔群同志四出活动、陷身重围的危险时刻，群众总不惜牺牲自己去掩护他、为他解围。而匪军的大小喽 们却只要听到自卫军的名字，就被吓得惊心胆战，不敢轻举妄动。

1928年3月，桂系军阀反蒋失败后，广西政局发生了变化。党利用反革命阵线一时破裂的局面，先后派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等同志到广西，打入军政部门开展工作。这样，党的领导机关很快地就扎稳脚根、恢复组织，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拔群同志这时来南宁，参加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农民协会副主任。接着，广西各地的农民协会和农军这时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1929年7月，拔群同志再到南宁，向党委汇报工作。在党的关怀下，通过党的关系，他领到了一批枪械，又从东兰调农军200多人领取枪支，就地训练。这些战士回到东兰后立即大力扩充了革命队伍，向地主恶霸进攻。群众斗志昂扬，无往不胜，大小土豪纷纷向县城逃命。

不久，广西政局又有了新的变化，政权重又落入了反动派之手。但在此之前，党已经掌握了广西警备部队一部分武装力量，准备了一批斗争骨干，并已从南宁运走了不少枪弹和金银到右江平马镇（今田东县城），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

1929年10月，在党的领导下，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策划发动武装暴动，举行了“百色起义”。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年纪念日那一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起义成功，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拔群同志这时被选为政府委员。代表大会开幕的同时，还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成立。红七军在军长张云逸同志、政委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共辖三个纵队。拔群同志所率领的东兰、凤山农军被编为第三纵队，由拔群同志任纵队司令。

拔群同志这时不仅担负着指挥作战、训练部队等重任，同时还积极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以及培养干部等工作。工作是很繁重的，但他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从不疲倦，总是精力充沛地完成党的任务，仿佛从他身上放射出的光和热永远没有竭尽的时候。

右江成为全国革命根据地之一，各县相继建立了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实行了土地革命。男女老少都动员了起来，在短短半年中，各项建设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红色的右江，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1930年8月，在当时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命令红七军北上。10月，部队都集结在河池县，红七军整编为三个师。拔群同志任第二十一师师长。

部队就要出发，开始远征。就在出发之前，党考虑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认为有必要留下坚强的干部继续领导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并且认为拔群同志和群众联系最为密切，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他。

拔群同志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他总是勇于承担一切最艰难的重担。他无条件地服从了党委的决定，决心不辜负党的信任，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一切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出发。当部队开始远征前又一次进行整编时，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师中最优秀的战士、最好的枪支，都拨给了主力部队，而自己的二十一师只留下了一连体弱多病的同志和一些残破的武器。正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壮大与发展，才自觉地作出这样的决定。

北上的战士们要离开自己的家乡，思想上有些动荡；许多干部都舍不得离开和他们生死与共、并肩战斗多年的领导者和战友——拔群同志，有的坚决要求与拔群同志一同留下。拔群同志知道了这种情况，就在整编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说：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革命者处处都是家乡。现在你们是胜利地离开家乡，将来必定还会胜利地回到家乡来……”

经过他的动员，尤其是他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战士们和同志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战士们的心被感动了，都表示决心要为人类解放，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决不给家乡人民丢脸。拔群同志博大无私的胸襟、崇高的思想品格，成了巩固部队的一种强大的力量。

北上部队出发之后，拔群同志回师东兰，即着手根据地的巩固工作，他将东兰、凤山、都安、恩隆、奉议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补充到二十一师里来，于是，这红二十一师便又从一个连队扩充为三个团和两个独立的特务营。在每个县则另外又建立了新的赤卫军常备营，继续坚持斗争。

1931年2月，匪第七军军长廖磊补充了兵力，又得到贵州军阀王海平的配合，分兵三路向右江一带“围剿”，企图彻底毁灭右江革命根据地。

右江党委、政权机关和重要物资，在敌人进犯前，早已搬到田东。拔群同志认为死守县城并没有意义，并主动撤出了果德（今平果县）、思林（今田东县境内）、奉议（今田阳县）、恩隆（今田东县）、百色等城。东兰县城的兵工厂也搬入了西山。不久，部队又主动撤出了东兰县城。

匪军进占到每一个村镇都寻不着人、找不到米，无吃无烧，等着他们的，除了埋好的地雷便是准备伏击的红军与赤卫队。他们兽性大发，到处纵火，搜查山坳、岩洞，不管妇孺老弱，见人就杀。但革命的人民并没有为敌人的残暴所屈服。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到红七军回来！

拔群同志利用贵州军阀与桂系军阀的矛盾，对围攻凤山的王海平部展开了政治攻势，瓦解了王海平与廖磊临时的搭伙配合，使他们终于互相火拼起来。拔群同志却乘机在他们“狗咬狗”的时候，横插了进去，夺得了一些武器，占领了凤山城郊。

右江根据地高举革命红旗，终于坚持了下来。但这却是非常艰苦的一年。由于敌人的蹂躏，加上自然灾害的摧残，右江一带赤地千里，满目疮痍。红军与农民群众在严重缺少粮食的困难中仍保存着自己的力量，打击着敌人。

1931年8月，广西省委派陈道生同志到右江，向拔群同志等传达了中央的决议、指示。并遵照中央的指示，把二十一师改成右江独立师，仍由拔群同志任师长。他们共同研究了右江斗争的形势，认为部队应该分散活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于是经过两个月的集中训练后，就分兵数路，开始新的斗争；一路渡红水河，到河池一带；一路到黔桂边境的天峨等处；一路南下果德；拔群同志则率师部直属营留在西山，继续坚持以东兰为中心的工作。

这块红色根据地，始终被敌人视为心腹之患，白崇禧不甘心让这把钢刀插在自己的背后。他决定亲自出马督战，出动了张发奎的第四军和廖磊的第七军两个军的兵力，共数万之人，向这一块土地展开了一场空前残酷的“围剿”。白崇禧坐镇东兰、亲任指挥。他们对根据地采取“剥笋战”，层层进逼、步步为营。烧光了所有的村子，挖遍了凡是有松土的地方，搜去了红军埋藏的弹药与粮食。为了实行长期围困的战略，他们把各个垌场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农民都驱逐到一个垌场里，集中管制，不许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要使拔群同志和他的部队不击自败，不战自灭。

但拔群同志仍率领着他那一支小小的部队，昼伏夜出，利用险陡山势、熟悉的地形，灵巧地回避着敌人，并且伺机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捉弄和袭击，然后又迅速地转移，神奇地打击与消灭敌人。

正当匪军在西山集中“搜剿”的时候，拔群同志却突然出现在敌人直接统治的武篆圩附近一个屯子里。他沿门挨户慰问受难的群众。看见群众在被洗劫一空后，吃着树皮、草根、糠粥，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问一个老人：“能熬得下去吗？”

老人坚决地回答：“有红军在，就熬得下去！”

拔群同志听了，深深为之感动。他又一次见到人民对于红军的坚定信念，他更加了解群众是离不开红军的。红军也决不离开群众，有红军在，群众就有指望。正是这种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使他们度过了那一个又一个险恶的日子。不管是多么艰难困苦，拔群同志始终没有离开西山，没有离开那里的群众。

敌人确定了拔群同志没有离开西山，他们就反复地逐山搜索，真是“石头也要过刀”。到处都张贴着悬赏缉拿拔群同志的告示，赏金从7000银洋又加到10万银洋。但革命群众的心，就是再多千倍的赏金也是买不到的。敌人是多么卑劣愚蠢，而又是多么无能！整整两个军的部队，拖在这小片土地上由白匪亲自指挥，消耗了无数弹药，付出了许多伤亡代价，却没有触动拔群同志的一指一发。他们怎能不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呢？他们穷凶极恶，也更加疯狂地进行最严密的封锁。

冬天到了。1931年11月，中央红军粉碎了蒋匪的第三次围攻之后，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拔群同志当选为中共执委。只是由于关山险阻，他没有能亲自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这时，由于敌人封锁非常严密，拔群同志和各分散活动的部队已断了联络。他把跟随自己的几个参谋和联络人员都派出去打通和外界的联系。但几个月过去了，仍然一直得不到外边的消息。几个月里，跟着他一起睡山洞、趴山沟，和敌人周旋的就只有他的几个警卫员。每天给他送饭送情报除了一个瑶族老奶奶之外，还有几个瑶、壮农民，但不久，这个瑶族老奶奶和这些农民都遇害了，他们的活动就更困难了。饥寒的折磨，他都能够忍受，革命严重的情况最使他不安。他紧张地思考着目前的处境，希望赶快下山，把散在各地的骨干召集起来，再干一场。至少还可以再派一批人去和外边的部队和群众联系。决定之后，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又把警卫员派到红水河以北去，通知部队转到右江下游坚持，自己就往东里屯去活动。

不料长期的劳累、饥饿，使他这如钢似铁的人突然病倒，劳困与疾病使他失去了自卫的能力。1932年10月19日（旧历），在沉沉的暗夜中，就在东里屯后面的双茶洞，他被一个丧心病狂的无耻叛徒杀害了！狂风呜咽、高山低泣。一颗赤诚无私、热血沸腾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拔群同志与世长辞了！

拔群同志牺牲后，群众万分悲痛。他们宣誓要为拔哥报仇！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拔群同志的尸体葬在特牙山上。敌人搜查了多次，拷问了每个农民，也没有得到下落。

不久，在拔群同志埋葬的地方，还盖起了一座小庙，远近村民都赶来虔敬地烧香祭祀。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亲人最沉痛的悼念。人们就叫它“红神庙”。

拔群同志的牺牲，是右江革命斗争的巨大的损失。斗争虽然暂时遭到挫折，但是党的组织依然活动在群众中间，革命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右江人民的革命沿着党指引的方向，踏着先烈们的血迹，继续英勇地向反动派进行着顽强的斗争。1949年，右江人民武装配合南下的解放军，消灭了反动派，最后解放了这片壮丽富饶的土地。右江广大劳动人民从此彻底翻了身！拔群同志毕生追求的伟大理想开始实现了！

今天，右江各族人民正发扬革命老根据地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拔群同志的英雄形象始终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拔群同志的那种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心和对于革命真理的苦心追求，那种对各族人民的热爱和对反动统治者的仇恨，那种坚毅不屈、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人民的心中放射出永恒的、耀眼的光辉。

拔群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本文原刊于《红旗飘飘》第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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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扶民（1910～1974）　原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田东人。壮族。土地革命时期，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和仑圩暴动。1929年初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七军政治部科长、红三军团团政委，参加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科长，总政治部巡视团主任，军政治部副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吉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延边军分区政委，吉林军区副政委、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梧州地委书记，梧州市市长，梧州军分区第一政委，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监委主任。1952年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后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兼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有《韦拔群》等书和《壮族人民优秀的儿子》、《苗山的一夜》、《忆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黄治峰》、《横扫粤桂边之敌》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