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革命回忆文选：红八军建立前后的几个片断

红色风暴卷龙州

——回忆红八军建立前后的几个片断

吴　西

1929年9月间，俞作柏、李明瑞二人，急欲扩展势力，仓促决定反蒋。当时我党所掌握的由张云逸同志领导的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俞作豫同志领导的警备第五大队，借口没有训练好，不能开到前线配合作战，要求留守南宁，维护后方秩序。抓住再度出现的军阀混乱的局面，党组织迅速分派党员赴左江、右江一带地区，加强革命活动。

龙州城，革命轰轰烈烈；左、右江，遍撒红色种子

龙州在左江上游，西南连越南，东北通南宁，地势衢要，水陆交通便利，是边防的重镇，又是左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决定以龙州为重点，开展左江地区各县的地方工作。那时到龙州城做地方工作的有谢鹤筹（原名谢翱）等同志；在龙州城领导工会工作的，有何健南等同志、苏松甲同志和我几个人，分别到各县去，以警备第五大队独立营的名义，扩大革命武装力量。

左江工农群众，长期受着法帝国主义、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重重压迫和剥削，加上许多大小股土匪的盘踞抢掠，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迫切要求革命。我们一到，就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号召工农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解放自己。这些革命主张很快地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大革命时期组织过的农协会、工会及各种革命团体又活跃起来了。农民成群结队地扛着镖标、土枪来参军，有许多长工把地主的步枪也扛来了。独立营很快发展到500余人。

我们还在龙州出版了《群众报》，我也是编辑之一。报纸是四开机印的，三天一期。内容是揭露国内外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宣传革命主张。报纸一出版，市民和青年学生都抢着买；街上贴报的地方，常常围满了人。这对组织和教育人民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何健南同志是龙州本地人，1927年“四一二”以前，在南宁一家饭店当厨师时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我们一起坐过监牢。他对龙州一带人地熟悉，便让他在工人和店员中开展工作。他这个人长得瘦小精干，非常热情，讲起话来流利动听，句句深入人心，很受工人爱戴。他积极领导工会，发动工人游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龙州各校的男女学生和教师，也经常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支援工人运动。这样一来，城里劳动大众，个个扬眉吐气，许多资本家和土豪劣绅，见大势不妙，便偷偷溜跑了。

正如党正确估计的那样：李明瑞、俞作柏发动的反蒋战争，前后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他们带的部队被收买，三个师连同特务营一起在前线倒戈，投了李宗仁。李明瑞只率少数卫队跑回南宁。南宁这时变得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当时党决定由张云逸同志率领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开赴右江地区，俞作豫同志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开赴左江地区，以开辟左、右江三角地带革命根据地，创造建立红七军、红八军的条件。

军民同心协力，龙州失而复得

俞作豫同志领着部队初到龙州的时候，这个地区土匪恶霸仍很猖狂。我们决定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以左江督办的名义，收编了王飞虎、冯飞龙等大股土匪武装七八百人；另一方面，派二营营长蒙志仁（旧军官出身）带一个营，进驻凭祥县一带，清剿小股土匪。

1929年11月，蒙带二营到凭祥后，不但不剿匪，反而叛变革命，纠合土匪向九龙进攻。当时，留守部队比较薄弱，俞作豫同志便带领督办机关和部队，暂时撤到下冻、芦圩一带的乡村里。我们知道这股叛匪孤立无援，便动员农民不卖给叛匪粮食、柴草，并且发动农民和我们一起围攻龙州。农民还组织了“袭扰队”，常常在夜里，跑到城边打几枪，鸣锣呐喊一阵，弄得叛匪不知虚实，日夜提心吊胆。围攻了20多天，叛匪已经弹尽粮绝，连骡马都杀吃光了。我们便乘势攻进城去，叛匪一部分被消灭了，一部分弃城而逃。我们又收复了龙州。左江的局面，初步稳定下来。

红七军、红八军相继诞生。天红、地红、人更红

1929年12月11日，邓斌（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右江地区的武装部队，宣布起义，建立了红七军，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

这一喜讯，好似一股汹涌澎湃的巨流，卷到左江，激动着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心。于是我们日以继夜地加强准备龙州起义的一切工作。几天后，邓斌同志又亲临龙州，对起义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大家听了受到很大鼓舞，人人精神饱满，个个斗志昂扬。

1930年2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我们左江地区的部队，根据党的决定，以警备第五大队第一营和独立营等为基础，继红七军之后，龙州宣布起义，打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的红旗。

清晨，依山傍水的龙州，就沉浸在欢乐中。四乡的农会会员，扛着梭镖、土枪赶进城来；工人纠察队，更是雄赳赳，气昂昂；学生们戴着红领巾，整队唱着歌，穿过大街。龙州城中心的广场上，聚集了1万多人，满场红旗飘扬，歌声四起，舞狮子、玩龙灯，锣鼓喧天，好不热闹。我们部队，都脱了灰溜溜的旧军装，撕下了青天白日帽徽，一律换上了工人给我们新做的黑色制服，戴上了缀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挂上了红带子，扛着大红旗，个个红光满面，喜气盈盈。这真是天红、地红、人更红。全体官兵精神抖擞，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走进广场。坐在房顶上的人们，趴在树上的人们，兴奋地挥舞着红旗，鼓掌喊口号欢迎我们。大会上俞作豫同志宣布了红八军的诞生，并宣布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红军的使命。会后举行游行示威，组织提灯晚会。人们通宵狂欢，直到旭日东升。(www.chuimin.cn)

红八军有3000多人。军长是俞作豫同志，政治部主任是何世昌同志。下辖三个纵队：何家荣任第一纵队纵队长，袁振武（也烈，共产党员）同志任参谋长；宛旦平（共产党员）同志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第三纵队是改编土匪王飞虎、冯飞龙的部队，王飞虎为纵队长；我在第二纵队三营做政治工作。全军干部，除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外，还有一部分革命群众和随着革命浪潮卷进来的旧军官。第一纵队党员较多，因为邓斌同志从右江带来的党员，都分配在这里；他们营里建立了支部，营、连干部约有半数是党员；各连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向那些克扣军饷、压迫士兵的旧军官展开了斗争，不接受改造的旧军官都淘汰了。第二纵队，营里也建立了支部，但党员较少；士兵委员会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有一部分起的作用不大，因而有少数旧军官，没有得到改造和考验。第三纵队，原封未动，自上而下，土匪恶习未改。因为党还没有来得及在第三纵队中建立党的组织，所以也就谈不上政治工作保证的作用问题。

在红八军成立的同时，建立了左江地区党的地委，严敏同志任书记；又成立了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左江各级地方政府最高领导机关。龙州、宁明、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等县均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为县的政权机关。政权成立后，立即宣布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并领导工农群众向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封建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打土豪、除恶霸，工农扬眉吐气；王飞虎叛变革命，露出原形

红八军成立后，驻在靖西的第一纵队第三营发生叛变。党派袁振武（也烈）同志带红八军主力——一营，到靖西讨伐叛军和开辟地方工作，把左江和右江根据地连成一片；并且负责护送邓斌同志回右江。同时派出部队，分别在凭祥、宁明、明江、崇善一带剿匪，协助农民打土豪劣绅。当时左江地区的大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纷纷把从劳苦大众身上剥削来的金钱财宝，藏到龙州的法国天主教堂里，他们以为送进了天主教堂就是送进了保险柜。那些法国神父们，尽是些披着宗教外衣，干间谍和反革命勾当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不仅极力庇护土豪劣绅，而且千方百计地破坏左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并公开进行干涉。起义前几天，我们破获了他们搜集的革命活动情报，法国飞机还为这事出动恐吓。这更激起了人民的公愤。就在一天上午，我们包围了天主教堂，把反动的法国神父驱逐出境，将土豪劣绅存在那里的金银财宝全部没收。使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大为震惊。这么一来，群众个个挺起腰杆，扬眉吐气，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了。

我们在左江地区剿匪，打土豪劣绅，并且枪毙了三批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兔死狐悲，三纵队纵队长王飞虎，原是土匪头出身，是恶霸地主，大烟鬼。他长个罗锅腰，獐头鼠目，为人阴险，性好投机，花言巧语，表面伪装进步，当阶级斗争逐渐深入的时候，他就叛变，带着他的大部分人马跑回老巢——下冻。当时，我们对王匪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即派何健南同志前去劝说，反被凶杀成性的王飞虎捆绑起来杀头示众。何健南同志就义的时候，对着王飞虎骂不绝口，高喊共产党万岁，表现出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左江人民在斗争中前进！

王飞虎在叛变之后，不久，又勾引军阀的部队攻打龙州。

吃一堑、长一智，教训惨痛亦可贵；革命火，不断烧，终成燎原之势

1930年3月末，桂系军阀派一个多师进攻龙州。那时，我们也还有2000人的兵力，如果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保存革命力量，在农村中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取与红七军会合，完全可以在桂滇边境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但是我们却错误地决定坚守龙州。激战在龙州展开了，守在河北面的二营，英勇地与敌人展开巷战。宛旦平同志亲自指挥，冲杀堵击，奋不顾身，短兵相接，异常激烈，刀如闪电，弹似雨落，墙头屋顶，瓦飞石崩；特别是争夺龙州大桥的战斗更为激烈，敌人死命攻击，我们寸步不让。无奈，终因敌众我寡，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旦平同志也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三营守在中山公园里，保卫军部。虽然我们装备很差，都是些老套筒、九响枪、单响枪，敌人用迫击炮不断地轰击我们，但战士们仍然沉着地坚守阵地，抓紧敌人轰击的空隙，用步枪阻击敌人，打得敌人不敢抬头，不敢前进一步。一直坚持到傍晚，我们接到命令，才和兄弟营随军部一起撤往宁明县。

我们到了宁明的第二天，法帝国主义的两架飞机赶来侦察我们，战士们气得拿枪向敌机射击，法国的草包飞行员，大概是吓昏了，一架飞机撞到山上，燃起了冲天大火。这又给法帝国主义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们在龙州打了一天，又走了一夜，到了宁明还没来得及休整，反动军队就紧随我们后边，化装成农民赤卫队，混进了我们在宁明的警戒线和我们又打起来。俞作豫同志立即带领部队向粤桂边境转移，准备利用十万大山的有利地势，保存革命力量，重新开辟根据地。但是我们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新区，沿途受到反动民团的袭击，部队损失很大。撤到广西钦县的小董镇时，队伍只剩下五六百人。当时有一个旧军官，他看到红八军失利，就偷偷地与当地恶霸土匪勾结，包围了我们。我们正在开会，他带着亲信爪牙，威胁俞作豫和何世昌同志：卷起红旗、交出军权。俞、何被迫带了一部分卫队人员转入十万大山。后来，何世昌同志回右江找红七军，经过隆安时，不幸被敌人逮捕杀害。俞作豫同志到香港，被叛徒出卖，敌人把他逮捕解到广州，后来也英勇就义了。

我和另一些政治工作人员，在俞作豫、何世昌同志被迫离开部队的同时，根据党的决定，也在当天离开小董，化装取道钦州、北海，忍饥挨饿，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了香港。到8月底我们才返回广西找红七军去。一路上，我们又乔装各种职业人，绕道而行，费了不少周折，历时20余日终于找到了红七军。

从红八军在左江地区成立前后的两个月当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党的绝对领导是革命部队的生命线；纯洁部队内部是极其重要的关键；同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地开辟、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可是由于我们对客观形势的复杂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又由于时间的紧迫，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到这一切，致使革命受到损失。吃一堑，长一智，这个教训是惨痛的，也是极其宝贵的。

当龙州吃紧时，袁振武同志，正拍电报与龙州联络，忽然电报中断，他知道情况严重，立即率领部队，星夜赶回龙州增援。但到了龙州附近时，龙州已经失陷了。为了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坚持长期革命斗争，他果断地率领部队，转战于越、滇、桂边境。餐风宿露，日夜跋涉，翻越崇山峻岭，出入密林深谷。其间，与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土匪、法国鬼子，曾发生过多次战斗。当时，部队采取了忽此忽彼，声东击西，出敌不意，以少胜多的游击战术；部队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就这样艰苦斗争达七八个月之久，终于在右江地区天峨县境和红七军胜利会师了。

红八军在左江地区所燃起的革命烽火，虽然被凶恶的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暂时扑灭了，但是，红八军撒下的革命火种，却一直在桂滇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燃烧着。抗日战争时期，始终有我们人民的武装，在这一带坚持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也有我们的游击队积极活动，不断地打击反动派，一直到配合南下大军，于1949年12月11日收复睦南关，解放了全广西。正如毛主席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本文原刊于《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2集）

作者简介：

吴西（1903～　　）　原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原名吴有良。广西扶绥人。壮族，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2月参加龙州起义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连指导员，红七军特务连党代表，红三军团师政治部组织干事、敌工科长，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旅组织科长、宣传科长，冀中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第十八兵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川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第四海军学校政治委员，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海军政治学校校长。1958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1959年任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四、第五届政协委员。著有《老骥忆烽烟》等书和《三过家门而不入》、《南宁三师的红潮》、《曲折的历程》、《难忘的征途——回忆从右江根据地北上以后》、《负伤以后》、《回忆何世昌烈士》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