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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革命斗争:广西革命回忆文选

【摘要】:回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南宁的斗争莫文骅广西,过去是封建小王朝统治的地区,政治上腐败、黑暗、落后、残酷,是全国闻名的。现在我不是来说整个革命情况,而是来回忆一下那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南宁的斗争。回到南宁后,引起了人民的愤恨。大革命风暴吹到南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共青团号召、组织全市青年投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之中。1926年初,广东派来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由于右派势力大,站不住脚,被赶走了。

回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南宁的斗争

莫文骅

广西,过去是封建小王朝统治的地区,政治上腐败、黑暗、落后、残酷,是全国闻名的。作为省会的南宁,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更为突出。反革命的势力大,而革命的反抗力量就更大。这就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为什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西革命运动那么蓬勃发展,斗争那么尖锐,以至后来发展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成立红军第七军、第八军。

现在我不是来说整个革命情况,而是来回忆一下那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南宁的斗争。

这就得追溯到1923年以来的政治情况。

当1923年曹锟贿选伪总统时,广西有两只“猪仔议员”在北京受贿。回到南宁后,引起了人民的愤恨。那时,县立模范小学校觉悟高的青年教员,动员小学生几十人,在一天上午列队到苍西门大街(现民生路)“邕南旅馆”去打“猪仔议员”。真的拖他们出来打了几下,他们开始抵赖,后来只好认罪。次日,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又去,他们已躲开了。这一场斗争就胜利结束了。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南宁的青年,展开了抵制日货的运动,轰动一时。后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出兵帮助军阀张作霖镇压倒戈的郭松龄,成为群众运动,游行示威,声势雄壮,空前激昂。在运动中,天主教神父把人民正义的爱国行动摄影了,并将相片交给广西政府,要求惩办“肇事”青年,因此,引起了学生反基督教运动,揭露了帝国主义狰狞面目。

除了以上两次运动外,还有其他反封建的(如废孔教,捣毁孔子偶像,反对迷信等)零星革命行动。这些革命行动启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于是,工人、青年学生革命运动,慢慢发展起来了。

1924年国共合作初期,广西仍然是封建统治,由于政治封锁,广东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广西人民还是不大知道的。后来,革命形势的开展,革命消息才冲破反动的政治封锁,广为传播,人民革命便开展起来。1926年,在南方大革命的鼓舞下,南宁以至广西人民革命运动急起直进,不顾反动政府的阻碍、压迫而汹涌起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广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成立了。南宁第一个共青团的领导人是严敏同志。他负责组织地委,任书记。机关秘密设在马武烈祠后楼(即现在纺织公司采购站住址)。地委组织分为学委、青委、工委、农委、妇委、童委。当时成立的团支部有军官学校、广西工程专门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三师范、邕宁县立中学、省立农民讲习所,以及工会、农会等支部。

自从共产党、共青团建立后,展开了关于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苏联革命胜利的宣传,反对国家主义,反对国民党右派。那时,各种社会问题的刊物、书报,好似雨后春笋一样出来了。进步杂志如《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少年先锋》、《创造》、《洪水》、《莽原》等文艺期刊。有《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说》等书籍和《呐喊》、《 徨》等小说,还有为一般青年所不喜欢的无政府主义的《两个工人谈话》小册子和国家主义派的《醒狮》周刊。在南宁本地刊物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花》期刊,学联会出版的《血钟》,第一中学学生会出版的《赤焰》、《晨钟》,第三师范出版的《火把》等壁报。

共青团是1926年开始组织的,是秘密的,斗争是严酷的。所以人数是少而精,每个支部也不过十个八个团员。那时加入团是很难的,是要从政治斗争中考验,还需要对三个问题认识清楚。

第一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想加入团的人应从政治上认识清楚这个远大目标,并决心为这个远大目标奋斗到底,不惜牺牲一切以致生命。那时,对“革命”这个概念的认识是牺牲自己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加入共青团就是准备牺牲为着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第二是坚决服从组织。因为大敌当前,自己弱小,没有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是不行的。最实际的问题如组织上因工作需要调一个团员离开学校,放弃在学校的学习,到社会上任何一个地方去活动,参加社会斗争,是否愿意呢?因为那时是开辟工作时期,需要调一些团员出去工作,如不服从,则不符合条件了。

第三是每月20元钱(广西的小毫,等于大洋16元)的生活费,是否愿意干呢?能否吃苦耐劳与劳动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呢?如果闹生活待遇,贪图享乐,就不够资格了。

以上三个问题解决了,才能由介绍人发给入团表填写,而后介绍去见地委书记,他和入团的同志亲自谈话,考察和鼓励一番,便算正式入“中学”(当时共产党别称为“大学”,共青团为“中学”)了。

大革命风暴吹到南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共青团号召、组织全市青年投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之中。那时在南宁政治上分为两个敌对集团,即分为左派和右派:左派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包括共青团、国民党左派、左倾青年;右派,是以当时伪省主席黄绍 为首的当权派,包括国家主义派,地方土豪劣绅。他们的主张和左派尖锐对立,于是两派便开展了剧烈的斗争。因为那时共产党员并不多,所以共青团站在斗争的前线,起着突击的作用。

斗争的尖锐表现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是政治主张方面。左派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主张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而右派则宣传国家主义,保护土豪劣绅,反对三大政策,压迫言论自由。在会议上、报纸上、谈话上展开了争论。

第二,是争取领导权的斗争。1926年初,广东派来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由于右派势力大,站不住脚,被赶走了。团的领导,经过了解当时具体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抓紧发动群众,进行艰苦的工作,经过反复斗争,至同年冬季,将学联会以及各中学的、工会的、农会的右派分子赶走,领导权都掌握在共青团的手中。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此,革命运动一直向前发展着。至1927年春,南宁青年革命运动到了黄金时代。这不仅表现在青年学生工作中,而且在工运、农运、妇女中也有发展;这不仅表现在群众工作上,而且表现在武装斗争上。共青团在军官学校已掌握了领导权,工会开始成立了纠察队,农民也有了自卫队。南宁以外,特别是东兰、凤山、贵县、桂平一带农军迅速发展,支援了南宁的革命运动。在第一中学,又建立了200人的学生军。

第三,是在群众运动中的斗争。那时革命正在发展,但反动派没有被打倒。每逢纪念节日或其他集会游行时均有斗争。双方皆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唱对台戏,以争取群众。右派有许多方便之处,因为他们是当权派。但总是被革命的真理战胜了,广大群众是站在左派的一边。最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反对反动政府走狗国家主义派头子、美国博士黄华表的游行示威。因为他是公开露骨、无恶不作的反动派,激起了青年的公愤。当第一中学、第三师队伍经过广西行政人员养成所(又名课吏馆,是训练中级反动行政人员的,即在现中医院省妇联住址)时,该所一大群反动分子出来向游行队伍袭击,伤男生数人,个别女生被扯破衣裙。后经有武装的农民讲习所队伍赶到支援,反动派便缩回去。于是,共青团便召开紧急群众大会,声讨反动派。接着,这一斗争展开了热烈的群众运动。

革命工作开展起来了。

由于反革命残酷的压迫,所以革命力量也就起来反抗、斗争;也是由于革命势力向前发展吧,反革命势力反过来又进行更残酷的暴行了。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革命运动的规律性。当发生1927年“四一二”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叛变时,广西反动政府不落人后,“四一二”那天早晨即进行了对革命分子的大批逮捕,反革命头子并自夸说自己是反共最坚决的,和南京、上海、广州同时发动,比其他省份早三天。那次逮捕,现就记忆所及,在南宁前后共92人。逮捕革命者,是反动十五军部执行的,“犯人”也关在军部监牢里。许多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以及左倾青年一道被捕了。当时南宁共青团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大批逮捕革命者、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妇女是南宁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使这9万多人的城市人心为之震动!人们更清楚了反动派的真面目。这自然引起了社会上正义人士的舆论不满,哗然指责。由此可以看到人心是倾向于革命的。(www.chuimin.cn)

腐败、黑暗、落后、残忍的反动统治,虽然经过大革命的运动,但本质不仅不变,而且更残忍,对“政治犯”采取了一系列的封建办法。他把许多“政治犯”放在肮脏的普通监牢里,和普通犯混在一起,那个监牢(即现在南宁人民礼堂地址)长约20米,宽约15米,四边是厚墙,层层加锁,暗无天日,吃饭、拉屎拉尿、吐痰没一个固定的位置。别人正在吃饭,另一个人则在旁边拉屎。那种恶臭腥酸气味,实在令人作呕!被捕进去的革命同志,最初是呕吐、头晕,忍受不住,吃不下饭,又看到一大批普通犯人,被摧残得蓬头垢面,状实可怜,觉得可怕,好像到了地狱里!可是,睡了一晚,做了几次噩梦,出了一身大汗,醒来,许多同志不觉得有什么气味了。难道是环境卫生搞好了么?不,是鼻子受了大的刺激,嗅觉器官失灵了啊!

房子脏,天气热,市上又发生传染病,而给囚徒门的水,每天一次,7人共一小担,每人可分半盆,于是每7人中公推一个负责分水的人。洗过脸了,妥为保存,以备下午、晚间再用。因此,当时同狱的左倾人士周颂开作了一首诗:

半盆冷水胜兰汤,盥罢犹须密密藏,

戏设职司理其事,一瓢一勺细匀量。

谈到吃饭,反动派对“政治犯”是这样的:名义上有些肉,其实不过是反动军官吃完后将残羹剩饭收拾送来,既冷又不卫生,12点才开早餐。为此,监友们曾绝食一次,和敌人进行斗争,以示反抗。斗争中,共青团咒骂是很积极的。周同志为此又写了一首诗:

一饭传时日正中,残羹冷炙半尘封,

生平最耻嗟来食,泪糗和涸恨哽胸。

肮脏、饥饿,受尽了折磨。每个人身上虱子、臭虫沾身成群,所以人人都长疥疮!每人每天闲来无事只得捉虱子、臭虫和抓痒,每天早上醒来抓下来的疥疮皮就有半小酒杯多,不是亲历其境,哪能尝这个苦味道。最严重的是大脓包疥疮,一个疥疮一包脓!除疥疮而外,其他病也发生。病了又没医生,更无药吃。监牢里时有呻吟之声!由呻吟而吟咏成诗。一位左倾人士张胆病中吟咏了一首诗:

满腹几无血可吐,一身常与病相缠,

拚将孤愤填愁海,苦血凄风引梦长。

反动派对革命者的折磨、摧残,致使青年们的宝贵青春年华,就在人间地狱中度过漫长的苦难日子!

有病,敌人当然是不管的,也不准“犯人”的亲友从外边请医生去看病。这就很清楚了:让这些革命同志慢慢死去。在狱同志愤恨没有用,外边亲友和正义人士着急也是徒劳。这就引起了一位正义人士周君实老先生由同情而伤感,以致对反动政府更怨恨了。现在我们来看他这首诗:

政潮多变幻,四顾意云何;

抱恨频看剑,伤心一放歌。

延医径到达,饶物愧无多;

相忆不相同,何时荡妖魔。

监狱环境如此恶劣,致使勇敢沉着的共青团员区耀模同志,被病魔所袭,无法治疗,死于狱中!(活泼开朗的女团员韦佩珠同志,1928年也遭遇同样的命运)

虽然受尽了许多困难,尝尽了铁窗风味,有些还受严刑拷打,但是都能站稳阶级立场,维护真理,坚持斗争,保守秘密。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动摇叛变。

一个似乎是晴天霹雳的、然而可以预想到的灾难终于到来了。这就是9月1日第一批13位革命者未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审判就被屠杀了!随后,反动派接二连三地屠杀,其中有共青团员何福谦、梁砥等同志。何福谦是省立第一中学毕业生,是南宁革命青年会负责人,是青年领袖;梁砥也是一中学生,是南宁学生联合会主席,也是学生军的领袖。他们和其他烈士一样,壮烈地踏上了刑场,为共产主义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国民党反动派虽然以残酷手段对付共青团,组织遭受了破坏,可是,南宁共青团很快恢复了组织,进步青年加入共青团,补充了队伍的损失,继续斗争。而一些后来被释放出狱的同志,又继续了他们的战斗。阶级斗争虽然是残酷的,但仍敢以赤手空拳对付全副武装的敌人,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意志是始终不疲的。一位坚强泼辣的王文 同志出狱后到上海学习,继续斗争,后又被捕,惨死于上饶集中营;而女同志冼静娴、马勋坤都因经过斗争,身体疲弱,失败后忧屈死于家庭之中。艰苦积极的胡升鹏同志,失败后发狂,至今30年来精神不能恢复!而许多共青团员,1929年又参加了左(龙州)、右(百色)江暴动,参加了红七、红八军,参加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开创工作。龙州革命失败,南宁共青团的先驱者严敏同志,以近百人的武装,对抗数十倍的国民党桂系敌人,在残酷的战斗中,队伍失败于龙州,严同志英勇牺牲了!坚决勇敢、能吃苦耐劳的陈锡镇同志,任一个县苏维埃主席,也被捕牺牲了!而郭先达、黄奇彦同志则死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中!多年来,有些同志随红军第七军参加伟大的十年内战,还有一些同志的下落已不清楚。剩下来的同志仍继续战斗。还有一些失去了关系的同志们,解放后又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重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是一页牺牲奋斗的光荣历史。绝大多数优秀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牺牲于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的斗争中,以鲜血写出了壮烈的史诗。真可惜,他们死得太惨、太早,多数是不满20岁的优秀青年男女,没有看到全国革命的胜利。然而,以他们的头颅和热血,培养出社会主义之花。而这朵革命鲜花正在开放,看着就要结果。他们的头颅并不是随便抛,鲜血也不是白流的!烈士们虽牺牲了,但遗留下来的功勋是千古不朽的,虽死犹生的。今后凡是享受着社会主义幸福的人们,定不会忘记烈士们的功绩。当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还有待于后辈青年特别是共青团员继承先辈共青团员的遗志,艰苦劳动、灌溉、培养和捉害虫,并保卫不受外来狂风的袭击。这才能使社会主义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才能使人们幸福,先辈共青团员烈士们也会瞑目的。

作者简介:

莫文骅(1910~2000)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广西南宁人。1926年在广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10月在张云逸领导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任中尉副官。同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30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司令部参谋、辎重队长、连政治委员,红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红五军团师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兼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沈阳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军政治委员、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广西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兼南宁市委书记、市长。1951年4月以后,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院长,福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著有《莫文骅回忆录》、《二十年打个来回》、《回忆红七军》、《百色风暴》等书和《红七军的诞生》、《战斗在桂黔边》《东昌河畔》、《在重围中》、《五一前后》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