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背后的历史真相：大揭秘！

六.去伪存真——解密戏说背后

我们是一个喜欢研究故纸堆的民族，当现实中不能突破现状改善自身时，就只能在历史中寻求缓解，于是就有了历史的戏说。历史原是一出出戏，人们都在舞台上尽兴尽情地表演，唯独忘了自己应该是谁。历史可以戏说，但真相不容隐瞒。

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是一出钓“金龟女”的阴谋

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年时，他的父母怕他有灾，所以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犬子”。长卿完成学业之后，知道了蔺相如的故事，为了表示对蔺相如的羡慕之意，便更名为司马相如。

凭借家庭的富有，司马相如当了“郎”(以赀为郎)，“郎”是皇帝的侍从。汉承秦制，规定家中有钱的人可以为郎。汉初曾以“十算”(十万)为起点，到了景帝朝改为“四算”(四万)为起点。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衣食足而知礼仪，二是有资产备得起官服。

司马相如初出道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骑兵侍卫)，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司马相如喜爱的是写赋(一种文体)，但是，汉景帝偏偏不喜爱赋。所以，在景帝朝司马相如才华得不到施展，干得很郁闷。

后来，梁孝王进京，随同他一块儿来的有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相如和这几位辞赋高手志趣相投，一拍即合。于是，他以有病为由辞去了景帝朝的“郎”，随梁孝王到了梁国。梁孝王让司马相如和邹阳、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司马相如心情大变，文思泉涌，创作了著名的《子虚赋》，声名鹊起。

但是，不久(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病卒，门客各奔东西。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家乡成都。《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汉书·司马相如传》：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这两本重要史书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都说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宦归来后，家中穷困，没有谋生的手段。

这段记载非常可疑。如果司马相如真是“家贫无以自业”，那么，他当初怎么能够“以赀为郎”呢？但是，司马迁、班固两个人都这么写，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邛县(今四川邛崃)令王吉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王县长与司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马相如来到后，王吉将他安顿在县城的宾馆(都亭)里。

一场“琴挑”的浪漫剧由此拉开帷幕。

临邛县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马相如之后，故意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天天到宾馆来看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每天还见见县令王吉，后来，县令来访，司马相如一律谢绝。司马相如越是谢绝，王吉越是恭敬，照样天天来访。

“缪为恭敬”四个字非常值得玩味，“缪为恭敬”是故意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而王县令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司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原来，临邛县有两位钢铁大王，一位是卓王孙，一位是程郑，两家都以炼铁暴富。按照时下的说法，一位是卓总，一位是程总。卓王孙家中的奴仆有八百多人，程郑家中的奴仆也有数百人，略逊一筹。这两位老总听说王县令天天去宾馆看望一位贵客，还屡屡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见识一下。思来想去，便想出一计。既然是县长的贵客，我们理应表示一下，不如备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顺便也宴请一下县长。

到了宴请这一天，王县令先来到卓王孙家中。此时，上百位宾客已经入席，等到中午，卓王孙才派人去请司马相如前来赴宴；但是，司马相如推说有病不能赴宴。本来，等陪客们都到了才去请主宾，这是对客人尊敬的一种做法。但是，主宾不来，卓王孙别提多难堪了。王县令一听司马相如不来，菜都不敢吃一口，立即登门去请。司马相如见王县令如此盛情，没有办法，只好勉强成行。司马相如一到，他的风采立刻震动了临邛的上流社会。

有趣的是，《汉书》和《史记》记载王县令亲请司马相如一事有一字之差：《史记》写的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比起《史记》，《汉书》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班固写得比司马迁更透彻，他揭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令的确是策划了一个大阴谋。那么，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令究竟想从这个阴谋中得到什么呢？

通过《汉书》这个“为”字，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司马相如这次临邛之行，绝对不是一般的探亲访友，而是有备而来，要办成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一定和卓王孙有关。

王县令将司马相如安顿在宾馆里天天朝拜，意在造势，吸引卓王孙的眼球。果然，卓王孙上钩了：亲摆家宴宴请司马相如。赴宴之际，他又“千呼万唤始出来”，吊足卓王孙的胃口，哄抬自己的身价。

酒宴进行到高潮时，王县令把一张琴恭恭敬敬送到司马相如面前，说：听说长卿的琴弹得极好，希望能弹一曲以助酒兴。司马相如一再推辞，王县令一再相邀。最后，司马相如拗不过，顺手弹了两支曲子。

《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有一个生理缺陷，就是结巴，但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之好。王县令之所以让司马相如赋琴，一是让司马相如回避自己的弱项——口吃，二是发挥自己的强项——弹琴。

做了这么多的铺垫，还亮出了绝技，到底为什么呢？

原来，这位卓王孙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卓文君，这位文君小姐刚刚守寡，回到娘家暂住。她非常喜欢音乐，又特别精通琴瑟。所以，司马相如与其说是为王县令弹两支曲子，不如说是司马相如想用琴音挑动卓文君的芳心。请特别注意“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中的“缪”字，司马相如抚琴，绝非为县长大人所奏，而是为了让一位小姐芳心暗许。

一个人有癖好，就有了软肋。

卓文君酷爱音乐，这恰恰成了卓文君的短处。司马相如早就把卓文君给琢磨透了，卓文君精通琴瑟，这就是她的心理兴奋点。一支表达爱慕的琴曲，正是司马相如打开卓文君芳心的钥匙。

原来，司马相如故弄玄虚、排兵布阵多时，要谋的就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金龟女”——卓文君！

司马相如应邀到临邛之时，随行车马非常之多，来到之后表现得从容大方，举止文雅，加上他英俊帅气，整个临邛县无人不知。寡居家中的卓文君早有耳闻，只是无缘相识。等到司马相如到自己家中饮酒、弹琴，文君从门缝里看见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内心十二万分仰慕，直担心自己配不上他。两支求婚曲让文君小姐听得如醉如痴，心动不已。

这就是所谓司马相如的“琴挑”，即用琴声挑动文君的春心。

酒宴结束之后，司马相如派人用重金买通卓文君的侍女，直抒胸臆。“两情相悦”的确令人幸福得发晕。卓文君奋不顾身，连夜从家中出逃，司马相如狂喜不已，当夜带她离开临邛，回到成都家中。

到了成都，卓文君才发现，司马相如家中一贫如洗，只有四面墙(家居徒四壁立)。

当然，“家居徒四壁立”这句话与此前的“以赀为郎”，出行有盛大的车马随从颇不相符，真不知道司马相如家中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

第二天，卓王孙听说自己的女儿私奔司马相如，而且，两个人已经离开临邛要回成都，气急败坏。不过，作为一个大汉帝国首富，卓王孙自有撒手锏：经济制裁，一个子儿都不给！

蜜月之后，两个年轻人立即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与窘迫，卓王孙的经济制裁立竿见影。卓文君第一个受不了了！她自幼长于豪门，富日子过惯了，哪里受得了穷？她对司马相如说：“假如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回临邛，就是向我的兄弟们借点儿钱，也足以维持生活，何苦在这儿受穷呢？”

最后，司马相如同意了爱妻的意见，变卖了车马，在临邛买了一处房子，开了个酒店，类似现在的酒吧。他让卓文君亲自站台卖酒(文君当垆)，自己系着大围裙，和伙计们一块儿洗碗。

《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得更是有声有色：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回到成都之后，生活艰难，卓文君只得拿自己的高档皮衣去赊一点儿酒，二人同饮。喝完酒，卓文君抱着司马相如的脖子哭着说：“我从来过的都是富贵日子，现在却到了用裘皮大衣换酒的地步。”于是，两个人商定到临邛开酒店，司马相如亲自穿着围裙干活，有意让卓王孙丢人。

卓王孙的富有绝非一般，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述了卓王孙在秦灭赵国之后，从赵地主动要求迁徙远方，最后迁到临邛炼铁致富的全过程。《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都是国家级大富翁，卓王孙排行第一：卓氏……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卓王孙无疑是当年福布斯中国排行榜的首富。

卓王孙的千金回临邛开酒吧，并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的女婿司马相如和佣人一样打杂，实在让卓王孙丢人现眼，卓王孙因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这里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

自己引狼入室——司马相如拐走女儿，是因为自己请司马相如到家中赴宴，而此事又是王县令做的婚托儿，总不能和县长翻脸吧？卓王孙有苦难言。

卓文君不顾礼仪——自己的女儿放着千金大小姐不做，竟然不知廉耻，与司马相如私奔，让卓王孙脸面尽失。

丢人丢到家门口——女儿和司马相如的酒店如果开在成都，眼不见心不烦，舆论还不至于这么大；可他们竟然把酒店开到临邛，生意做到家门口，临邛小城，尽人皆知，这真叫“丢人丢到家”了！

卓王孙又羞又恼，却无处发泄。

文君的兄弟和长辈纷纷从中斡旋：卓王孙啊，你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又不缺钱；文君已为人妻，生米已然成熟饭，司马相如也算个人才，并非无能之辈，文君完全可以托付终身。再者说，司马相如还是王县令的座上宾，你又何必不依不饶呢？

卓王孙万般无奈，只好花钱消灾，分给文君一百名僮仆、一百万钱，另有一大笔嫁妆。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立即关闭酒店，打道回成都，买田买地，富甲一方。

自此，这个钓取“金龟女”的阴谋以司马相如的得逞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蔡邕：生不逢时，死因并非是一句叹息

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人，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经史学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画家、数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是一位集文学与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

文学方面，他是东汉后期散文代表作家之一，是东汉时期最突出的辞赋作家。他的文章清丽典雅，开创了一代文风。

关于蔡邕的笔法还有许多故事，传说有一次，钟繇与魏太祖曹操、邯郸淳、韦诞等讨论书法的用笔，钟繇向韦诞问蔡伯邕的用笔笔法，韦诞不肯告诉他，气得钟繇捶胸呕血，几乎死去。韦诞死后，钟繇派人盗掘了韦诞的墓冢，才得到随葬的笔法，于是“繇笔更妙”！故事虽荒诞，但蔡邕书法理论的珍贵由此可见一斑。

蔡邕在音乐方面的造诣更是非凡。在浙江绍兴的鉴湖景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东汉柯笛亭，就是缘于蔡邕在此避难以椽竹制笛的故事而得名。据传说，蔡邕被流放后，桓帝嘉其才华出众，便赦免了他。蔡邕在回来的途中，得罪了五原太守王智，考虑到难以幸免，便不得已亡命江湖，避难江浙一带达12年之久。其间，蔡邕来到会稽(今绍兴)。一日夜宿柯亭，清风吹过，蔡邕听到亭子里响起一阵悠扬悦耳的声音，这声音分明是一种乐音。蔡邕便循声查看，发现声音来自亭东的椽竹，仔细数了数是第16根。第二天，他将这根掾竹取下制成一支竹笛，一吹奏果然音韵绝妙，于是蔡邕就将它取名为“柯笛亭”。以后蔡邕漂泊，就随身携带此笛到处吹奏，使得柯笛亭之名随着柯笛而名扬天下。

又传蔡邕浪迹吴越时，有一天住在一户农家，这家人在做饭时，将一段桐木填进炉膛。此时蔡邕正在客厅读书，忽然听到材木在烈焰中噼噼啪啪的响声，知道这是一块良木，便急忙请主妇取出。待用这段材木制成琴后，一弹奏，果然发出了美妙的乐音，因琴尾仍然留有被火烧焦的痕迹，所以当时的人们都称其为“焦尾琴”。

那么，这样一位学富五车、艺盖当世的大学者又怎么会被王允下狱而死呢？

罪名是阿附董卓！

谢承在《后汉书》对此有记载，但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所亡，理无叹息。纵复合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甚至认为这是谢承的妄记！

南朝宋的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蔡邕列传》这样记载：“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于是王允勃然大怒，狠狠地呵斥了蔡邕一番：“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向伤痛，岂不共为逆哉？”除多了“有动于色”的神态细节刻画和“共为逆”的大帽子之外，其他大同小异。

然而，仅仅凭借蔡邕“反向伤痛”就判定为“共逆”，理由实在显得有些苍白。首先我们要看看蔡邕在事卓的三年里，都做了些什么。

蔡邕虽然官职不小，做过祭酒、侍御史、侍书御史，还当过一段短暂的尚书、郡太守和侍中，时间最长的要算左中郎将，因此世人皆称其为“蔡中郎”；他的爵位也不低，被封为高阳乡侯。但实际上，他也就是给董卓及其官僚捧捧场、弹弹琴、写写文章、说说话而已。史载：“每集宴，(董卓)辄令邕鼓琴赞事。”

《后汉书·蔡邕列传》中记载了这三年间蔡邕做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的部下要尊董卓和当年的姜太公一样为“尚父”。董卓就和蔡邕商量，蔡邕说：“姜太公辅佐周朝，主要是受命灭掉商朝，所以称其为尚父。现在您的威德尽管也很大，可是和姜太公比，我私下里认为还不行。应该等到关东平定了，回京以后，再做进一步商量！”结果是：“卓从其言。”

第二件事——初平二年，董卓问蔡邕：“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地震啊？”蔡邕回答说：“地震是因为阴气太盛侵犯了阳气，是臣子超越了礼制造成的。就像您前年春天去郊外乘坐了超规格的金华青盖一样。”于是，此后董卓改乘帛盖车。

作为文艺大师的蔡邕估计也只能做这些了，然而对于蔡邕的建议，董卓大多弃之一边。蔡邕自己也“恨其言少从”，多次想东奔兖州或者遁逃山东，后来考虑到自己“状异恒人”，“名头太大”，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有很多人想一睹为快，藏不住，才作罢。

所以，对定罪蔡邕，当时的最高军事长官、太尉马日就不认可！他当众争辩道：“蔡伯邕是旷世逸才，知道的汉代史事最多，应当让他写完汉史，成就一代大典。况且蔡邕一向忠孝闻名，而仅仅因为一句叹息就连坐下狱，缺少说服力，杀了他定会让很多人失望的！”也就是说，一句叹息还不足以致人死罪，怪只怪蔡邕生不逢时。

当王允以“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复使吾党蒙其讪议”的严词拒绝后，马日绝望地说：“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

事实不幸让马日全部言中。随后，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的辅军(参谋)贾诩鼓动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率众而西，直取长安，王允最后落了个灭族的下场！

《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将蔡邕之死渲染铺陈为蔡邕伏尸哭董卓，“哭卓”虽不曾有，但从诸多史料来看，谢承的“妄记”也未必！“叹卓”倒有可能最为接近事实的真相！这种争议我们姑且放下，假设蔡邕不“叹卓”，他能不能逃此一劫，续成一代大典汉史，终成万世楷模呢？

也未必！蔡邕的人生际遇、政治眼光、文人性情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千古悲剧！

蔡邕之获罪而死，可谓是生不逢时。蔡邕出生于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至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出补河平长，长达38年，蔡邕均没有当官。要说，凭借父亲贞定公蔡棱的老关系和曾经师事太傅胡广的渊源，再加上其本人的绝世才华，38岁还不曾出仕就很不正常。当然也不是没有机会。桓帝(公元147—167）在位时，中常侍徐璜、左倌等专权的太监们听说蔡邕琴弹得不错，便建议皇帝调他到皇宫来当差。蔡邕走到偃师，便以身体不好为由回家了，在家中“闲居玩古，不交当世”。

此时的蔡邕头脑清醒地认识到“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和“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的形势。

当时的政治环境极其险恶。自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30岁的顺帝刘保驾崩后，不足两年，小皇帝先后换了4个。随之而来的是大将军梁冀专权，诛杀太尉李固、杜乔；桓帝刘志于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在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倌、唐衡及尚书令尹勋的内外相助下，一举杀掉了大将军梁冀及其党羽。然而，才送恶狼去，后脚疯狗来，接着又是“五邪肆虐”的宦官时代。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汉桓帝刘志驾崩，又一个小皇帝，年仅12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为了改变“国政多失，内宦专宠”的局面，决定谋诛宦官，却又被中常侍曹节矫诏所杀。在这样的环境下，连诸葛孔明尚且“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蔡邕的“闲居”哲学，不失为明智之举。

也许是生存需要，也许是官本位思想，也许是才华必卖帝王家的心愿……最终，38岁的蔡邕还是出仕了！虽然官并不大，一个小小的河平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升到郎中、议郎，然而事却做得不小：一套《熹平石经》下来，蔡邕再也不是名不见经传了，而是赫然成为一代大儒，动不动连皇帝也会“待诏问曰”！

“唯识忠荩，出命忘躯，不顾后害”的蔡邕学问已做到极致，名头也足以撼岳，但他竟然相信了桓帝“宜披露得失，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的鬼话。夸夸纯厚老成的廷尉郭禧、聪达方直的光禄大夫桥玄、忠实守正的太尉宠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直陈太尉张颢是霍玉推荐的，光禄勋姓璋是个大贪污犯，长水校尉赵珐、屯骑校尉盖升都是一时得志的小人。

说就说了，做好保密工作有时也未尝不可。殊不知又让阉竖小人曹节偷听并泄露，以至于“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

这就是不懂政治了，标准的一个刀尖上的拙劣舞者。生逢乱世，虽然学问做得极大，但不懂得政治，只管长袖乱舞，不落得个悲剧下场，那才奇怪。

当然，蔡邕的书生意气、意气用事也让他一步步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第一次，是光和元年七月，灵帝因为妖异数见，灾变互生，下诏召集杨赐、马日、张华、单飓等人询问原因以及消除的方法，并专门密问蔡邕。蔡邕风华意气地指陈政要，说：“太尉张颢是奸臣霍玉引荐的，光禄勋姓璋是有名的大贪官，长水校尉赵珐、屯骑校尉盖升都是受到宠幸，才享尽荣华富贵。”尽管蔡邕一再强调要做好保密工作，仍然被中常侍曹节偷听并泄露出去，导致被蔡邕提出要制裁和裁黜的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并日夜图谋报复。

最终，蔡邕因为“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判“弃市”(斩首示众)。幸好清廉忠直的吕强为蔡邕求情，灵帝又联想到蔡邕的密封奏章，才使得蔡邕罪减一等，和全家人一起被剃光头发，戴上脚镣手铐，贬逐到朔方，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得赦免。

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将作大匠阳球又是派刺客又是施毒药，必要置蔡邕于死地而后快。幸运的是这些人都被蔡邕为国为民的高义所感动，才让蔡邕捡了一条性命。

第二次，是第二年，灵帝觉得政府还是需要蔡邕这样才华横溢的文人的，又赶上大赦，就让蔡邕回到本郡，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9个月，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饯行，喝到高兴时，便邀请蔡邕共舞。蔡邕不理他的邀请，竟然拂袖而去。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平常骄纵惯了的人，怎受得了如此羞辱？王智不是人才，是标标准准的小人，做不到韩信胯下之辱的大度，干出点儿小人之事却正常，蔡邕不明白，最后落得亡命江海，远迹吴会长达12年。

第三次，就是“叹卓”之举了。面对董卓这样的独夫民贼，千刀万剐尚且不足以平民愤，你的一声叹息，让自己何以自处？且不说王允已是被胜利冲昏了脑袋，即使王夫之、顾炎武这等硕儒生在当世，能容忍几何？一时意气让一代大儒名浇身毁！

蔡邕至真至孝的高风以及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让人们称道，然而，他的人生悲剧却让人不无感伤。

诸葛亮：娶得丑妻为哪般

有句歇后语叫“诸葛亮的丑妻——家中宝”。《三国志》引《襄阳记》亦载：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笑以为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丑是丑，但人家确实很有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确实是家中宝，给了诸葛亮极大的帮助。但有这么一种说法：诸葛亮甘愿娶丑妻是否别有所图，虽是亏本的买卖，却是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诸葛亮到隆中没有沉寂多久，就弄出个动静来：娶了黄承彦以丑闻名的女儿为妻。

黄丑丫究竟丑不丑？人家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谁知道是俊是丑？那么是谁放出风来，说黄承彦的女儿奇丑无比？一种可能是吃不着葡萄的人，另外就是黄丑丫的父亲黄承彦了。

黄承彦是多有城府的人，他为什么要对外宣传女儿奇丑无比呢？还不是不让别人惦记着，而由他这个当爹的来左右女儿的婚事？当他替女儿选中了如意郎君，便主动将女儿送上了门。

这是从黄承彦这方面讲。凡事一个巴掌拍不响，搞对象必须要两相情愿。自古结婚追求的是郎才女貌，英雄爱美人。在外人都认为黄承彦的女儿奇丑无比的情况下，诸葛亮怎么会答应这门亲事呢？他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比较，才做出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不妨来做如下几种假设——

假使黄丑丫真的奇丑无比，诸葛亮会娶她吗？不会。

假使黄丑丫确实很丑，但她是自己恩师的爱女，诸葛亮能娶她吗？犹豫，很难同意。

假使黄丑丫确实很丑，但她极有才华，而她的才华是诸葛亮所不具有的，又是恩师的爱女，怎么样？动心，可以考虑，如果丑得不是那么可怕。

假使黄丑丫确实很丑，但她是名门贵族，家庭成员极有权势，又是恩师的女儿，其本人不仅极有才华，还可以帮助自己进入上流社会，为自己驰骋天下提供非常有利的机会与条件，怎么样？倾心。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无盐女钟离春不就是很好的先例。为什么不答应呢？

诸葛亮一口答应丑丫的这门婚事，顿时成了襄阳百姓饭后茶余谈论的话题。诸葛亮又一次成为襄阳地区议论的焦点。

俗话说成家才能立业，诸葛亮成家以后，确实为自己建功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诸葛亮17岁时，抚养他的叔父诸葛玄死了，他成了真正的孤儿。

诸葛玄从南昌辗转来到襄阳，也许是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缘故，让他和哥哥诸葛珪一样，患上了咳血的毛病。大约是在豫章受到的打击太大了，他的精神十分郁闷。刘表虽然没有给他安排什么位置，但是每月的银两钱粮，却让下边人按时送到府上。他整日闭门不出，待在家中长吁短叹，甚至将郎中也拒之门外。这样勉强支撑了一年多，诸葛玄撒手人寰。

都说诸葛亮娶的媳妇奇丑无比，与诸葛亮站到一起极不般配。叔父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这段婚姻对他来说，究竟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其中是否有什么难言的隐情？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表章中说：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刘备在隆中第一次见到诸葛亮时，按照罗贯中先生的描述是，诸葛亮“身高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而对黄氏的容貌仅用了四个字表达：“黄发黑肤”，既没有谈到黄氏的五官长相，也没有说到她的身材如何。

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不解：黄头发是丑的标准吗？皮肤黑就没有美的元素？这样的断语未免牵强。或许在那个时代，大家普遍都是黑头发、黄皮肤，而这位怎么黄头发、黑皮肤呢？

让很多人不解的是：罗贯中为什么这么描述诸葛亮的媳妇呢？目的无非是让读者为诸葛亮打抱不平，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干吗偏找了这么一副尊容的女人为妻呢？罗贯中不愧是小说大家，应当说，这个目的，他达到了。在人们的印象中，诸葛亮的媳妇很丑，似乎已经是定论了。

过去讲，郎才女貌，那是一般人理想当中的婚姻。男儿才貌双全，女人奇丑无比，这一对怎么会走到一起，成为一家人呢？

对黄氏而言，诸葛亮是模范丈夫吗？有史书为证，诸葛亮与黄氏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孩子。在东吴的哥哥诸葛瑾，特意将自己的儿子送给诸葛亮为养子。有了养子以后，夫妻二人也不知道怎么“理顺关系”了，开始了生儿育女。不过，诸葛亮在蜀国生活安定下来以后，也还是纳了妾。由此，不能不让人推断，他们的婚姻不一定美满。

有人讲，诸葛亮与黄氏结婚，纯粹是上了老师黄承彦的当。黄承彦在襄阳属于社会名流，经常出入于上层社会，与诸葛亮是亦师亦友。经过观察，黄承彦看诸葛亮这小伙子不错，要才有才，要模样有模样，说不定将来能有什么大一点儿的出息；加之诸葛亮父母双亡，家庭没有什么负担，在襄阳除了姐弟之外也没有什么亲戚，这不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吗？何不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呢？于是，老谋深算的黄承彦一步步采取行动，让诸葛亮一步步就范。

诸葛亮当时在襄阳的处境，不说举目无亲，也是没有什么依靠。他知道，要打算在襄阳安身立命，出人头地，就得有个依靠，就得有个家。黄老先生既然有意，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当诸葛亮一表示同意，黄承彦生怕夜长梦多，立马将女儿给送到了卧龙岗。简直是急不可耐，或许是担心诸葛亮醒过梦来反悔。这样一来，生米熟饭，小子，你就踏踏实实当黄家的姑爷吧！

黄承彦的这一手，不说是拉郎配，也是欺负人家诸葛亮在襄阳人地两生。黄家丑丫头拣了个大便宜不说，让当年的襄阳城街谈巷议，把诸葛亮当做傻小子，是上当成婚的反面教材。

诸葛亮在与黄丑丫的婚姻上吃亏了吗？诸葛亮真的在择妻问题上冒了一回傻气？诸葛亮是什么人，他能干亏本的买卖吗？有人说，诸葛亮娶黄丑丫为妻是一点儿也不亏，要说般配，那也是一点儿不假。因为，若论诸葛亮当时的自身条件，没打光棍就相当不错了。(www.chuimin.cn)

要知道诸葛亮当时要权没权，要势没势，要钱也没有几文。一个山野村夫，襄阳郊外的农民，高攀一个大家闺秀，那还不是天上掉馅饼？让诸葛亮自个儿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就是说：咱一个普通老百姓，靠种地活着，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能保着命就不错了，哪还有什么非分之想？

再说，你诸葛亮的模样高大英俊，可那也不能当饭吃。要是靠体力吃饭，你诸葛亮的身体也不怎么样，腿脚受过伤，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就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条件，老黄家不说瞎了眼，也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呢！你还有什么委屈的呢？

还有人说，诸葛亮是受齐文化的影响过重，中了流毒。诸葛亮祖籍琅琊郡阳都县，乃春秋时齐国故地。他娶丑媳妇，是学齐宣王娶丑女无盐的典故。古今中外，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政治家、军事家不乏其人，有道是“英雄爱美人”，历史上为了美人丢了江山的也大有人在。

单就诸葛亮娶黄承彦之女来说，应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不说老丈人为女婿有一个锦绣前程竭尽全力，黄丑丫为日后蜀国军队科技进步作出贡献，单是通过与刘表、蔡氏集团的这种姻亲关系，诸葛亮至少可以经常接触荆襄地区的上层人士，洞悉天下大事和荆襄军政人物的动向，了解和掌握各个政治集团的利害关系，快捷地获取全国形势的资讯。

正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才让他对天下形势有了一个正确的估价，为刘备提出了重整河山“三分天下”的战略设想。

周瑜：心胸狭小不能容人是一种假象

一部《三国演义》让周瑜蒙受了难以洗刷的“不白之冤”，一代名将也几乎成为了嫉贤妒能、心胸狭隘的“代名词”。然而大量的史实告诉我们，周瑜并非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样子，他的心胸狭小、不能容人更是一种人为的恶意的假象。《三国演义》刻意“贬低”周瑜，更多的是出于小说艺术的需要。罗贯中承袭了“帝蜀寇魏、尊刘贬曹”的创作思路，诸葛亮作为小说的第一主人公，作者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去烘托、渲染。为了突出诸葛亮，罗贯中不仅虚构了许多情节，还巧妙地“移植”了周瑜的功劳。比如，诸葛亮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这才使得孙刘成功联盟共同抗曹；草船借箭，巧借东风，周瑜方能赤壁建功，否则就会“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了。对周瑜性格上的“恶搞”，也是为了映衬和对比诸葛亮，周瑜气量狭小、意气用事，方能显示诸葛亮的宽宏大量、沉稳老辣；周瑜处心积虑，诸葛亮则从容不迫；周瑜魔高一尺，诸葛亮就道高一丈。可叹！周大都督虽智勇兼备，但在诸葛亮面前，却总是捉襟见肘，生生地沦为了陪衬。

尽管《三国演义》里周瑜的“劣迹”已家喻户晓，但是，小说终究是文学艺术作品，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对于那个“声誉不佳”的周瑜，我们不妨一笑置之。

周瑜幼年与孙策相识，结为生死之交。后孙策脱离袁术自立后，周瑜主动投奔孙策。在孙策平定江东的战争中起到了谋士和武将的双重作用，用计谋收服了太史慈。孙策平定江东后，周瑜任水军都督。公元200年，孙策早逝，临死前对孙权说“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即位后，也十分信任周瑜。公元208年，孙权西征黄祖，周瑜立下了大功。公元208年，曹操南下，目标直指江东，孙权战和未定。周瑜及时从鄱阳湖赶回，正确分析了曹操远来的种种弊端，使孙权决定与曹操一战。周瑜身为水军大都督，用火攻之计大破曹操，这就是有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周瑜攻打南郡时中毒箭，但还是拼死取下了南郡。随后周瑜割长江南岸给刘备，但刘备至京口见孙权，要求得到整个荆州，孙权同意，因此周瑜只得退往柴桑郡养伤，在生病期间周瑜提醒孙权要提防刘备。公元210年，周瑜领兵攻打西川，行至巴丘城时箭伤发作，英年早逝，年仅36岁。孙权闻讯后，立即素服迎接周瑜灵柩回柴桑。

历史上的周瑜风姿英发，心胸广阔。东吴老将程普，早年跟随孙坚，自以功高，瞧不起年轻的周瑜。但周瑜并不与程普计较，最后使程普自己折服，程普说道：“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到宋代时，世人还是很喜欢周瑜，这一点从苏轼的《念奴娇》一词中就可以看出。但到了元代以后，人们就逐渐对周瑜进行丑化，直到《三国演义》成书时，周瑜就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瑜和刘备的关系，周瑜一方面主动割长江南岸地给刘备，但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外交行为；另一方面周瑜又看出刘备的枭雄本色，不愿刘备一天天壮大，因此上书孙权，要求孙权将刘备软禁在京口（这就是《三国演义》中美人计的由来，但其实周瑜本人并未施美人计，孙尚香也是由孙权主动嫁给刘备的），但孙权不愿。在对刘备一方的态度上，周瑜和鲁肃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周瑜是激进派，而鲁肃则眼光看得更远。遗憾的是，千百年之后，这两个人都成为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诸葛亮的垫背人，周瑜成了心胸狭窄的代名词，而鲁肃则变成了一个老实得笨得出奇的人。

《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大家都说是心胸狭窄的，气量很小，嫉贤妒能。这真是对《三国演义》最大的谬误！

大家看《三国演义》，周瑜与诸葛亮明争暗斗，孔明处处计高一筹，周瑜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有些人就说《三国演义》把周瑜写的是气量狭窄。这是这本书表面上给我们的印象，但我们不能只看到问题的表面，要看到问题的实质！

客观来说，瑜亮之争不是个人之争，是国家之争，是各为其主、代表各自集团的利益之争。个人之争是名利之争，是小人之争，为各自集团之争是代表国家利益之争，是君子之争。瑜亮之争显然是君子之争，是站在各自集团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斗争，所以显然他们之间的争斗不是为自己，是为各自集团的长治久安而进行的斗争，所以，周瑜欲除诸葛亮，是想为东吴减少一个潜在对手，而不是对诸葛亮之才在自己之上的小人的嫉妒心作祟。

这其中的道理，《三国演义》中都有交代，只是被太多的人无视罢了！改编自《三国演义》的94版电视剧，很好地领会到小说的这些思想，在周瑜死后诸葛亮前去吊孝，之前诸葛亮与赵云之间有一段对话——

子龙：“周瑜去世，荆州少一劲敌，军师当高兴才是！况且那周郎心胸狭窄，几次欲置军师于死地。我听江南来人言，周瑜死前遥望江北，叹乎‘既生瑜何生亮’，可见他对军师之恨，军师又何必伤感？”

诸葛亮：“人言周公谨忌才妒能，非也！否则，当年他也不会叫我兄诸葛瑾劝我归顺东吴。可见周公谨并非忌我之智有胜于他，而是恨我之才不能为东吴所用。周公谨风雅超群，乃一代儒将。今壮志未酬，如星陨落，怎不令天下英雄同悲！”

可见《三国演义》里通过诸葛亮之口，高度评价了周瑜，也解释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斗争的真谛，这就是站在集团利益基础之上的君子之争。在古代对于人才的争夺是残酷的，诸葛亮这样的大才对于当时的局势能起关键性的作用，这样的人才要是在友方那是大幸，要是对手那就是大麻烦，周瑜先派其兄诸葛瑾劝降不得，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除之！正如诸葛亮所言“周公谨并非忌我之智有胜于他，而是恨我之才不能为东吴所用也”。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诸葛亮的确给东吴带来了很多麻烦，不正说明周瑜的远见吗？

用现在的话说，周瑜是东吴集团里的“鹰派”，与他对应的是鲁肃的“鸽派”。“鹰派”人物的特点就是铁腕政策，通常的表现方式就是军事打击。周瑜欲对诸葛亮动刀也是“鹰派”惯用手法的一种表现。比如，在赤壁之战中周瑜用反间计通过曹操之手杀掉蔡瑁、张允也是一个实例，除去敌对阵营中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才，这跟欲除诸葛亮是同一个道理。不能说杀掉蔡、张二人是智谋体现，欲杀孔明就是心胸狭窄。

有时候你的对手才是最了解你的人，周瑜深知诸葛亮是狠角色，将来是东吴的大患，这是周瑜想杀诸葛亮的根本原因。他是为东吴的长远大计着想，用“鹰派”的思维和手段去消除心中所患、所虑，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嫉贤妒能、心胸狭窄”。反之诸葛亮对周瑜的了解也很透彻、精准，如上面与子龙的对话。另外诸葛亮在祭奠周瑜的祭文中对周瑜做了高度评价，虽然这里有诸葛亮作秀的成分，但基本上道出了周瑜的平生贡献以及为人、品德。这些感动了所有东吴将士，包括孙权（孙权：“人曰孔明与公瑾不和，今观其祭奠之言，人皆虚言也！”）。周瑜推荐与诸葛亮私交甚笃的鲁肃接替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其他“鹰派”，由此看出，两位英雄相惜，心照不宣。何来有为私欲而除之的私念？

对众口一词的对《三国演义》的误解让人无奈，罗贯中对周瑜处处设有伏笔，只要细心领悟不难看出，我们不能只看到其表面，要站在他们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各自集团以及他们的出发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阿斗：并非烂泥扶不上墙

《三国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诸葛亮对射君（身份不可考）称赞刘禅，射君又将这件事告诉了刘备，刘备很高兴。“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刘备遗诏）意思是连诸葛亮都称赞刘禅“智量甚大”，比想象中聪明，我还有啥可担忧的？表示鼓励。诸葛亮不会阿谀奉承，刘备不会不识人，陈寿也不会弄虚作假，所以，刘禅绝不是像传统观念中那么无能。

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事实上：“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

纵观历史，刘禅就任蜀汉皇帝共计41年，是三国时期所有领导人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其中，诸葛亮辅佐刘禅11年，在诸葛亮去世后，刘禅还在贤臣的辅助下做了30年的皇帝。在那个群雄割据的动乱时代，能执政这么久，刘禅肯定有其过人之处。

刘禅继承帝位时，年仅17岁。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于是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所有的事情刘禅都“按丞相说的办”。对于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

后来刘禅年纪渐长，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让刘禅顺利“转正”，彻底摆脱“见习”皇帝的命运。可是，诸葛亮仍紧握大权。诸葛亮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刘禅没有工作经验，没有治国经验，所以才总揽全局。这让人不禁要问，刘禅现在是没有经验，你不给他实践的机会，他哪儿来的经验，他不是永远没经验吗？

诸葛亮带兵出外征战，对已年满22岁的刘禅依旧不放心，特派心腹董允为侍郎，统宿卫亲兵，“监管”刘禅。在 葛亮的《前出师表》中，诸葛亮对刘禅的口气和语感，简直犹如一个严峻的父亲在冷酷地调教不懂事、不听话的孩子。

对这些，刘禅一让再让，不想引起国内的政治混乱。诸葛亮发动北伐战争，刘禅虽然不赞成，但还是为诸葛亮鼓劲加油。可以说，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充分领会并严格执行了刘备的教导以及对长辈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团结了内部领导班子，保持了领导集团的稳定，这样最终得实惠的还是老百姓。难怪有人评价刘禅“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可见刘禅具有一个政治家宽容大度的胸怀。

刘禅不仅对诸葛亮宽宏大量，对其他大臣也是如此。比如魏延叛乱被杀，刘禅对于魏延没有一概否定，而是下旨：“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魏延作为其父亲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信任程度犹胜于马超，怎么会忽然叛乱？说白了，魏延的智慧不比诸葛亮的差，不过是刚愎自用，人际关系不好，诸葛亮逝世后，诸葛亮利益集团没人制服得了，所以被杀。刘禅以“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来证明其志，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智慧。毕竟阵前叛乱，可不是能以仁德和“念前功”就可以“赐棺椁葬之”的。

刘禅生活腐化时，学者谯周和老臣董允上书劝谏，刘禅最多也就是无可奈何，而不是一怒之下大开杀戒。后主刘禅可能是中国历代帝王里对大臣动刀较少的一个了，这点非常难得。

刘禅不仅有容人之量，而且头脑清楚，知人善用，有很强的分析能力，绝对不是弱智。刘禅专用诸葛亮来治国，就是他聪明的地方，虽然诸葛亮有穷兵黩武的问题，但是他治理蜀国的措施确实给蜀国带来了发展。所以即便在孔明死后，刘禅仍然继续延用诸葛亮的措施，甚至重用诸葛亮所选拔的人。

诸葛亮急于北伐，刘禅此时头脑非常清楚，他非常清楚魏蜀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又不好直接反对，只能规劝诸葛亮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执意北伐，没有听从刘禅的劝告，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立刻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

在人事任免上，刘禅也表现出过人的一面。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重，刘禅废除了丞相制。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祎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军政及内政大权不再同一人一把抓。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则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自摄国事”。任官封爵，要刘禅同意；人事任免，要刘禅同意；出兵征讨，要刘禅同意，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刘禅同意。刘禅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达19年之久。这一系列举措，能是一位智商低的人想得出和做得到的吗？

《魏略》中还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曹爽与司马懿争权被杀后，夏侯霸害怕受到株连而入蜀，刘禅亲自出迎。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为老将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原来，刘禅之妻乃张飞女，而张飞之妻又为夏侯渊的从妹，所以刘禅才这么说。之后，刘禅对夏侯霸“厚加爵宠”。刘禅对夏侯霸的这一套怀柔拉拢的手段，即使其父刘备在世，大概也不过如此，足见刘禅绝非平庸之辈。

作为三国中实力最弱的一国君主，刘禅有自己的一套治国理念，绝对不是昏庸低能之辈。

历来各方专家对后主刘禅的评价一直囿于暗弱无能、贤愚不辨，其中最大的一个诟病就是不战而降、苟且偷安。

“乐不思蜀”一个词语让刘禅彻底被定格为一个反面人物，被认定是个没皮没脸的窝囊废，从而对其进行口诛笔伐。

话说曹魏兵围成都，刘禅心里很清楚，要是抵抗，士兵的伤亡一定会很大，而且很有可能招致曹魏屠城，让百姓遭殃。为了保全子民，刘禅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开门投降。刘禅投降后，北上到达洛阳，被封为安乐公。这样一来，刘禅多了一个卖国的骂名，却保全了百姓的生命财产，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对于刘禅不战而降，实乃“全国为上之策”。刘禅这样注重国人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与“打肿脸充胖子”的面子政治家所不能同日而语，他没有为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

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刘禅自家生命，而且蜀地百姓的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的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某个西方的著名文学家说过：“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在刘禅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

刘禅降魏后，司马昭在一次大宴蜀国君臣时，特意令人奏起了蜀地音乐，以观察刘禅的反应。蜀国旧臣听后无不现出悲戚之容，只有刘禅一人不悲反笑，开心得不得了，活脱脱是一个缺心少肝、苟且偷安的皮相。司马昭当时就跟人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后来司马昭又去问刘禅，说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马上回答：“此间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这个成语从此诞生。说完这个话以后，刘禅带来的一个旧臣就跑去找他说：“不能这样说呀，这样说实在太没心肝了，下回司马昭再问你，你就说，先人的坟墓在蜀国，我没有一天不想，然后把眼睛闭起来。”果然，不久司马昭再次问刘禅，说想念蜀国吗？刘禅说：“啊呀，先人的坟墓都埋在那儿，我没有一天不想。”司马昭说：“不对啊，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像你说的，像你某个大臣说的。”刘禅马上把眼睛一睁：“哎，对啊，就是他说的，就是他教我这么说的！”乍一看，刘禅的确是一副没皮没脸的嘴脸，而且无耻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可细细一想，刘禅不如此回答又能如何？

司马昭若想杀刘禅，可谓易如反掌，身为阶下囚的刘禅，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想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就必须让司马昭觉得他懦弱无能、不足为虑，而“此间乐，不思蜀”正是刘禅所释放的一个烟幕弹，给司马昭留下了“禅无忧矣”的印象，成功地保住了性命。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堪称上上之策。在这个问题上，刘禅实在是一个能称得起大智若愚的智者。

在“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意接受失败的英雄，似乎只有干得轰轰烈烈的人才是英雄。刘禅投降后在洛阳的一段表演，为他博得了“全无心肝”的臭名，从此“扶不起的阿斗”的帽子就牢牢地扣在了他的头上。

历史也好，现实也罢，你越是正着看，越看越是雾里看花，糊里糊涂；假若你颠倒过来，倒也能看出个一二来。在魏蜀吴三个集团中，刘禅领导的蜀国一直处于弱势，然而41年来，刘禅能知人善任，公司稳固发展，重现实轻面子，使百姓免受战争涂炭，要是阿斗真的扶不起，又怎能做到这点？

综上所述，蜀汉皇帝刘禅有容人之量、头脑清楚、知人善任，而且，乐不思蜀并不等于没皮没脸，所以，刘禅并非烂泥。

狄仁杰：是神探更是名相

狄仁杰，这是一个中国老百姓早已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武周一位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传奇神探。民间传说，唐高宗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全国各地大量的积压疑案、难案，大约有15000多起。所有案件无一人诉冤，无一人对判决结果不满。一时间狄仁杰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铲奸除恶的大法官。电视剧《狄仁杰》、《神探狄仁杰》、《神断狄仁杰》、《狄仁杰前传》等等，也更进一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照民间的说法，狄仁杰出任大理寺寺丞的时间大约在500天左右，差不多每天办理的案子大约30起，这以当时的社会条件办上万起案件是不可能的，况且还让案件相关人心服口服。首先，案件的审理需要大量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内审理上万起案件，平均下来每天要审理30多件案子，这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在当时社会没有飞机、电话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办到。其次，办案需要实地考察，在当时的社会里，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要认真考察全国15000多个疑案、难案的案发现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还有，办案需要传唤案件相关人，在一年多传唤上万起疑案、难案的相关人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民间对狄仁杰的传说自然是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关键是狄仁杰为何得到民间很高的评价。在真实历史上，狄仁杰是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他是武则天最器重的宰相，是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可以说是“振兴武周、再造李唐”的第一功臣。

垂拱四年，博州刺史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5000人。狄仁杰深知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上疏武则天恳请赦免这些人，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安抚了百姓，稳定了豫州的局势。

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侍御史期间，负责审理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恪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司农卿韦弘机建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宫殿。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后来，狄仁杰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阳宫，任命狄仁杰为知顿使，先行布置巡幸途中的食宿。并州长史李冲玄为讨好皇帝，征发数万人为高宗开御道。狄仁杰坚持以简行事，如此大肆征派劳力，必然危害百姓，因此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

在彭泽令任内，狄仁杰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百姓无粮可食，狄仁杰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万岁通天元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刺史。狄仁杰到职后，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颂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

狄仁杰官居宰相之时，也正是武氏兄弟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他们认为狄仁杰将是其被立为皇嗣的最大障碍。武氏兄弟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武则天杀害狄仁杰，都被武则天拒绝。狄仁杰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武则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久视元年，狄仁杰身患重病，即将不久于人世，武则天闻讯以后立即赶到狄仁杰病床前大哭一场，感叹道：“朝堂空也！”

狄仁杰一生为官清明，一心为国为民，神探的传奇故事只是民间对他的精神和功绩歌颂的一种方式而已。狄仁杰生前不仅是一位断案如神的大法官，更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好宰相，推动当时社会极大进步的重要功臣。

唐伯虎：悲怆困厄更胜风流倜傥

唐寅，字伯虎，流传有一枚刻着“江南第一才子”的印章。他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传说中他有9个老婆，还扮成小书童混进华府带走了秋香。因此，坊间在“江南第一才子”的才子前又加上“风流”两字，成了“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仅是吴中四大才子之一，还是明代四大书画家之一，诗书画三绝，几乎无人可及。

从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开始，一直到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似乎就注定了人们对唐寅这个明代才子“风流”的共识。风流才子属于很多人，而风流才子之冠却只能属于他——大明朝苏州的著名书画家唐寅！然而，他的风流却不同于李白狂傲不羁的风流，也不同于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流。他的风流是一种恣情凄凉的风流，他的风流是一种笑对苦难的风流，他的风流是一种历代封建社会草根文人满怀对社会无奈的风流。是的，就是这样。现在，让我们绕开在脑海中形成已久的唐解元拈花惹草、典身求美的那种放荡形象，还原一个历史中真实的唐寅。

“唐伯虎点秋香”的典故在民间可谓传播甚广。据研究者和唐寅的粉丝考证，历史上确有秋香此人，而且与唐寅生活的时代基本相符。历史上的秋香其实并不叫秋香，也不像巩俐那样是太师府华夫人最宠爱的丫环，当然她也更不是唐伯虎的某一任老婆。其实，秋香的原型是明代的江南名妓林奴儿，林奴儿之所以能够艳名远播，那是因为她不但容貌绝世，还才气非凡，尤擅诗画，并且还和唐伯虎一样是吴门画派开山鼻祖沈周的学生。这也许是他俩唯一能够扯上关系的了。一个谦谦才子，一名盈盈才女，按常理来说，我们都很希望在接下来能够真的像野史中所说的那样有点儿什么故事发生。但是很失望，在唐伯虎还在他父亲唐广德的酒店里杀鸡的时候，林奴儿就已经从良嫁给了当地一位文人。并且，唐寅出生于公元1470年，而林奴儿则出生于1446年，比唐寅大了整整两轮。所以，所谓“典故”只是在杜撰而已。

唐寅先后娶过三个老婆，至于唐寅屋纳九美之说则是无稽之谈，仅仅是因为他的第三个妻子名叫沈九娘，而他正好又画过一幅《九美图》，于是，在传说中他就成了夜拥九美的布衣天子。

无论民间传说如何杜撰，都没有漏掉一点，唐寅是才子。正因为他是才子，所以才有人愿意去杜撰他。他的父亲唐广德属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受益者，开了一家酒店，薄有资产，所以唐寅幼年生活还是很幸福的。和所有封建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一样，唐广德殷切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金榜题名，光耀门楣。所以唐寅在幼年受到了良好的封建体制教育，他也非常聪慧，但却性情放诞，常有惊人的举止言行。16岁那年，唐寅考中秀才，此后就一直工于书画，与好友祝枝山、张灵等未来的著名大书画家整日混在一起。但唐广德认为只有专心于科举那才是正道，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样颓靡，对于他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为了约束唐寅，在19岁那年，便为他娶了老婆，当然，在现在来说这属于早婚。果然如其父唐广德所料，婚后的唐寅开始有所收敛，不羁的心也开始逐渐回归到家庭的重心，并且育有一子，日子倒也过得其乐融融。然而，幸福对于唐寅来说总是短暂的。

明弘治九年(公元1495年)唐寅25岁，这是改变唐寅一生命运的一年。在这一年，他连丧五位亲人，他父亲唐广德、母亲、妻子、幼子、妹妹，在这一年相继去世。这对于正沉浸在幸福生活中的唐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25岁的他何曾经历过如此沉痛的灾难，最亲的人相继意外离去，“不幸多故，哀乱相寻，父母妻子，蹑踵而殁，丧车屡驾，黄口嗷嗷”，那是怎样的一种凄凉！一向诗风诙谐率然的他，在此时也写出了《白发》、《伤内》等一系列流露着人间最为真挚婉丽情感、字字喋血的悼亡之诗。“清朝揽明镜，元首有华然。怆然百感兴，雨泣忽成悲。”（唐寅《白发》）“凄凄白露零，百卉谢芬芳。槿花易衰谢，桂枝就销亡。迷途无往驾，款款何从将？晓月丽尘梁，白日照春阳。抚景念畴昔，肝裂魂飘扬。”（唐寅《伤内》）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悲痛之中。幸好，他还有祝枝山、张灵、文徵明这样的好友在安慰着他，与他一起承受着这突然降临的灾难。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唐寅才把自己的表字改为子畏。由于伯虎和白虎谐音，他不想做那妨人克亲的白虎星！丧失亲人的悲凄久久困扰着他，直到明弘治十一年，他才又背负起父亲临终前最后的夙愿，在张灵等人的鼓励下，参加了当年的乡试，并独占魁首，取得乡试的第一名——解元。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乡试的第一名叫做解元，会试的第一名叫做会元，而由皇上亲自主考殿试的第一名就是状元了。由于唐寅在乡试中力夺解元，春风得意，来自四面八方的恭维和祝贺，才使他逐渐从丧亲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他又诗画双绝，很快就名震江南。经人介绍，他又娶了当地一乡绅的女儿做了续弦，性情才逐渐开朗起来。然而，站在世俗的角度理解，这段时间也是他人生最后的巅峰时刻了。命运的阴影在不远的将来，又一次向他悄然袭来。

不久，在乡试中成绩斐然的唐寅开始上京参加会试。在前去北京赶考的路上，他结识了同样来自江南的士子、富家公子徐经。徐经对唐寅十分仰慕，而且既有钱人也豪爽，很符合唐寅的性格。很快，他们就成为了莫逆之交。说徐经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的后代徐霞客却是声名远播。总之，唐寅就这样和富商徐经一路吃喝玩乐到了北京。因为徐经有的是钱，和其他士子不同，他带着唐寅和那些权贵高官们流连于花街柳巷。

那年主持会试的主考官叫程敏政，程敏政是当时朝中很有名望的大学士，翰林中有这样的说法：“学问渊博程敏政，文章最好李东阳。”由于唐寅当时已经名声在外，程敏政也很赏识他的才华，就这样又凭着徐经和权贵高官们千丝万缕的关系网，他们二人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前往程府拜访了程大学士。而且程敏政也破天荒地接见了他们，并且与唐寅长谈很久，至于究竟还做了其他什么，就只有他们三人知道了。徐经和唐寅也就罢了，要说这程敏政也的确在政治上不怎么成熟，也不想想你身为主考官居然接见了当科举子，全然不顾瓜田李下之嫌嘛。

程敏政为饱学之士，在这次考试中出的考题就偏难了一点儿，大多数举子都交了白卷，他们自然对这个出题的程敏政恨得咬牙切齿。然而程敏政却颇为得意，难倒了天下士子啊，在朋友圈中这是多么值得炫耀的一件事。

唐寅却不一样，以他的才华，程敏政这点儿小把戏自然难不倒他。唐寅不但答得很好，而且书法清丽，第一个就交了卷。不难想象，一群审卷的老学士们在一堆白卷中发现这么好的答卷是怎样惊愕的表情。连忙拿去给主考官看，程敏政一看，拈须微笑着说道：“这准是唐寅的。”

他这么无意中一说，就改变了他自己以及唐寅和徐经三个人的命运。有道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尤其在勾心斗角的官场之中，更需要保持十二分的警惕。程敏政也是死读书读死书才在八股考试中脱颖而出的农村秀才，如前所述，他在政治上十分地不成熟，更何况还是当着那么多同僚的面说出这样的话，立刻就有人状告程敏政泄题。于是相关三人全被收监。此事为皇上所知后，非常震怒，责令一查到底，查到谁惩办谁，决不姑息。

唐寅是和徐经一块儿去程敏政家的，主办人员决定先查徐经。把徐经的卷子调出来之后，居然发现徐经也是对答如流。这个徐经还是有点儿才华的，否则也不可能考上举人。但是急于扳倒程敏政的办案者不管，认为这就够了，就等着你们供认不讳签字画押结案了。但在这一节上却遇到了麻烦，他们三人皆拒不招供。于是严刑拷打。在那个法制还不健全的封建社会，自然也没有不准刑讯逼供这一说。首先是徐经，他是富家子弟，禁不住板子，就招了，说是贿赂了程敏政的书童，把考题给偷了出来，但他不承认把题给了唐寅。就这一点来看，这个徐经确实还讲点儿义气。唐寅则不同了，稀里糊涂地就被抓进了监狱，还硬是严刑拷打逼着招供科考作弊了。对于他这种视清白高于性命的书生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就这么认下的。程敏政也是。

由于徐经的招认和他二人均无干系，案子就一直拖了下来。但这是皇上亲自下旨彻查的，不查个水落石出不会结案。于是，案子就这样一直拖到唐寅31岁那年，才被释放。但革除仕籍，发配浙江为吏。本来可以金榜题名的唐寅，却成了科场舞弊案的从犯。这是天下士子最为痛恨的事情，而他心高气傲的唐寅竟然遇上了。虽然他没有作弊，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解释。面临“世人皆欲杀”的呼声，却没有人像杜甫那样站出来高喊“吾意独怜才”来给他一丝安慰。在之后他写给好友文徵明的信中这样描述了这段遭遇：

“……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自贯三木，吏卒如虎，举头抱地，涕泪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缋丝成网罗，狼众乃食人……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是啊，对于他唐寅来说，半睡半醒之间都应该能够对答如流高中榜首，又何齿于舞弊弄假！本来士气高昂志在必得的唐寅，此时全然没有了那般高傲。他还有何面目再去面对南京的父老。不若死了算了，这样就可以不去浙江当那小吏，受那份屈辱。站在北京护城河边，他思绪万千，又想起了那年相继逝去的亲人。在饱含热泪准备纵身而下之时，他又迟疑了，自己这样，又有何颜面去见对他寄托着殷切期望的父亲唐广德！生也辱，死也羞。已经被牢狱生活和内心煎熬折腾的半人半鬼的唐寅只能选择逃避。

作为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又一次打击，他妥协了。愤然出走，留恋于山水之间，自此开始了他辛酸的漂泊生涯，开始了他低调而又传奇的下半生。不再对仕途抱任何期望了，就这一点来说，他比李白明智多了。逃避只是一时，逃避不了一生。过了一段，他回到家乡之后，又深切感受到世态的炎凉，妻子离他而去，乡人冷眼相视，使他更加颓然。既然已经这样了，无可改变了。索性就放达一些罢，写写诗，画画画，也挺好。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这首流传千古的《桃花庵》就是他给自己最大的安慰。

唐寅永远也没有入朝为官，没有实现他父亲最终的期望。唐寅这多灾多难的一生，一个才华绝世的江南才子就这样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的坦然中消逝。但由于他在诗歌和艺术领域的超凡成就，却也使他名垂青史了。五百年后的今天，谁又记得当年高中的举子和那些腐朽的八股文章……

纪晓岚：立身之地也要好风水

在民间，纪晓岚是一位才华四溢、忠直正义的人物，有关他的故事广为流传。他31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做庶吉士，继授编修，因为擅长词对而被乾隆留在身边，升为侍学士。但纪晓岚一生并未做过一天大学士，只是在临终前勉强做了一个月的协办大学士。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入主四库馆，惨淡经营了13年，编纂的《四库全书》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正是因为主管如此浩大的编书工程，才使他青史留名。

纪晓岚小时候，正是鬼神之说盛行的时候，人们或多或少地相信，在这大千世界上，还到处游荡着一种人类以外又非动物的精灵。纪晓岚也深信世界上有鬼，但是鬼并不可怕，它们甚至可以像人一样对待。

据传在一个秋天的夜晚，纪晓岚在塾馆中读书到深夜，一个人打着灯笼去茅房。茅房早有一个人蹲在那里，在幽暗的灯光下，纪晓岚看不清那个人是谁，就问了一声：“谁呀？”“我是鬼。”蹲着的人低头说话。

纪晓岚听了一愣，看那鬼觉得也没什么可怕的，便笑着说了一声：“鬼也会屙屎，没听说过。”那鬼低头不语。纪晓岚的灯笼没有地方放，看那鬼的大头顶平平的。于是，他就把灯笼往它头上一放，说道：“你是个善鬼，这次你干点儿好事，给我顶会儿灯笼吧！”那鬼等纪晓岚解完手，把灯笼交还给他说道：“你好大胆！”纪晓岚笑哈哈地摸摸鬼的头，说道：“小鬼小鬼你好大头！”然后他又狡猾地笑道：“小鬼儿，你为我顶灯笼，我也没什么可赏你的东西，就赏你块煎饼吃吧。”说着这话，他把一直捏在手中的那张刚才用过的手纸，塞进鬼的嘴里。鬼闻到一股臭味，明白塞进嘴里的是手纸时，嗥地大叫一声，跑出茅房不见了。

纪晓岚也不追赶，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同窗的学童听到叫声赶来时，纪晓岚一走三晃地笑着，大家莫名其妙，回到屋中询问，都听得大笑起来。

纪晓岚祖籍是江苏应天，遵奉朝廷迁大户实畿辅的诏命，纪晓岚的父亲带领家人，千里迢迢奔向直隶。

从江苏到直隶，虽然仅隔山东一省，但人地两生，直隶又地面宽广，官府也未指定移民何处定居。途中，纪晓岚一家一直在盘算着，到哪儿去好呢？正当在没有主意的时候，在徐州遇上了一个算命的先生。纪晓岚立即来了兴趣，心想何不向他问上一问，请他给指个明路，心里有个实底。然而，当纪晓岚将要算的事讲明后，算命先生用手指掐算了一回，说道：“你向前走吧，待见到车上树、牛上房的地方，那便是你安家落脚的地方。”这下子，可使得纪晓岚为难了。他想，车怎么能上树，牛怎么能上房呢？看来，这是算命先生在瞎蒙人了。可是，也无奈，只好这样走着看。纪晓岚跟随着全家人，越过山东境，便入了直隶界。经吴桥，过东光，穿越交河诸县，一路上都没有见到适宜的地方。

这天，他们全家进入了献县境内，来到了一个古镇。时当初夏，天色将午，一家人只好停车，来到一棵树的树荫下歇息。树荫下，坐着几个妇女，一边说笑，一边纺线。这儿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大官。今天忽然有位大官从这里路过，穿着奇异，车饰华丽，马铃摇脆，自然都感到新奇无比。于是，那些在田里做活儿的，在家里闲居的，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跑到这里来看官儿。那些用纺车纺线的人怕人多踩坏了纺车，于是索性便把纺车举起，挂在这棵树的树丫上了。

碰巧，在这株大树北面不远的地方，有个由高向低的坡坎。一户穷人家，在那个坡坎处盖了一个房子。这房子一面利用坡坎挖掘成墙，一面再另砌新墙，上面盖上苫。由于前来看官儿的人多，再加上喧嚷声大，把正在附近吃草的一个牛犊吓惊了。那牛犊儿没处去，就沿着那个坡坎跑到了这家房顶上了。

这时，纪晓岚抬头一望，看见了摇挂在树上的纺车；一回身，又看见了跑上地窨子房顶的牛犊儿。于是，他心机一动，拉着父亲的衣袖说：“你看，这不是车上了树、牛上了房吗？咱们就住在这儿吧！”纪晓岚的父亲看了一看，接着又打量了一下这里的地形地貌，只见这里三面环河，一面着陆，交通豁达，树木繁茂，物产丰饶，真也是个好地方。于是便在这儿定居下来。古代的人都迷信风水，纪晓岚相信，就是家人选择的这一块“风水宝地”，才有了他以后的博学才华和高官厚爵。

清代文献中都有记载，纪晓岚是个大胖子，喜欢用大烟袋锅子。他大约从30岁以后开始发胖，身材偏矮，远远地望去犹如水桶一般。而纪晓岚的对头和珅，则是乾隆年间著名的美男子，精通满、汉、藏等多种语言，尤其擅诗文。乾隆用人不仅要能干的，还喜欢长得英俊的。

相貌丑陋却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视，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纪晓岚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他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

即便是乾隆派他出任督察院，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可见，皇帝并不对他寄予厚望。

有一次，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我经过各省地方，问起官吏的好坏，人们都皱眉叹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由于这些话惹恼了年岁已高、再也听不进忠言的乾隆，结果军机大臣要将尹壮图拟斩。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与纪晓岚是同年进士，当纪晓岚打算为尹壮图求情时，乾隆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原来，皇帝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并不是真正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

“刘罗锅”：从清正刚直到圆滑世故

当下清宫戏盛行，刘墉也因此为人所知。不过，清宫戏向来有胡编乱造的成分，刘墉其人，早已被刻画得面目全非了。比如，关于“刘罗锅”的说法，便取自民间传说，似乎没有什么历史依据。我们知道，古人选贤为官，向来以“身言书判”为四要素，五官端正，且仪表堂堂，是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后人在发掘刘墉墓时，发现其身高大约在1.90米以上，并不是一个矮小且驼背的糟老头子。当年，姜纬堂先生曾在《北京晚报》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也说明过类似的观点。

刘墉(1719—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公认的清朝政治家和书法家。山东诸城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据史书记载，刘墉机敏绝伦、忠君爱民、正直不阿，算是一个清官了。不过，刘墉之官居高位，似乎是与此无关的。应该说，刘墉平步青云，关键之处，仍是他的家庭背景决定的。因为，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太子党”，其在官场之发达，显然是其家族、特别是其父亲影响力的结果。

其实，刘家在满清入关之后，已有数代为官的记录。刘墉的高祖父刘通，是明末秀才，清军入关时已归顺大清。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在1652年参加清顺治年间的进士考试，一举考中，刘必显后任户部广西员外郎(清朝备选官员)。刘墉的祖父刘棨，则官至四川布政使，也是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曾入选《国朝循吏传》一书。刘棨的二哥刘果官至江南学政，相当于主管江南地区学生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员，类似于今天的教育厅厅长。

可以说，刘墉是在刘统勋的光环之下长大的。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进士。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记载：“刘石庵相国，文正公子，幼即工书。殿试卷前十本进呈，已列第一，高宗皇帝欲得寒畯，遂拔吴云岩鸿居榜首，相国终以书法名天下。”据说，他当时考了第一名，不知何故，被皇上改为了第二。也有一说，是因为他个子太高了，常年读书，背看上去有点儿驼，这大概就是民间传说“刘罗锅”的由来。不知真假。

刘墉一年后即授编修，再迁侍讲，仕途看好。然而，其父刘统勋却出了问题。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十月，时任陕甘总督的刘统勋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也受株连。不过，乾隆皇帝最终网开一面，没有过多为难刘统勋，刘墉也因此“宽释”，被放到外地为官。比如，广西乡试正考官、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太原知府、冀宁道台、江宁知府、江西盐驿道、陕西按察使等，都是地方官员而已。

公元1773年，刘统勋病故，刘墉回家服丧，“丁忧”三年。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三月，刘墉丧期满还京，他的仕途才予以改变。乾隆皇帝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确实可用，诏授刘墉为内阁学士，入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其间，刘墉既做京官，也在外地做过官，比如，江苏学政、吏部右侍郎、湖南巡抚等。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刘墉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刘墉亦查办了许多著名案件，比如“国泰案”等，他公正廉洁，既受皇上赏识，也受百姓爱戴。刘墉后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刘墉成了京官，进入中央任职了。

刘墉人生最大的辉煌，乃是在嘉庆朝查办和珅案。他同他的父亲刘统勋一样，成了皇帝的“枪杆子”，他们要处置的对象也是一样的，先朝重臣。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三月，刘墉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奉旨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嘉庆皇帝据此处死了和珅，并没收了他的家产。

众所周知，和珅之死，则在于嘉庆皇帝的不容，刘墉只不过是受命而行罢了。清宫戏中，刘墉与和珅较量的情节，似乎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因为，刘墉的官职和品位始终比和珅低一等，而且刘墉也一直没有机会与和珅较量。道理很简单，和珅一直在北京上班，而刘墉则一直在外地工作。他们同为军机大臣相处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时间，他们俩见面机会就很少的，何来“争斗”一说呢？

相反，在和珅一案处理之中，刘墉甚至表现出宽容之心。其实，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早已调整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刚直方正不见了，滑稽模棱之风倒显现无遗。野史有说刘墉圆滑，比如，乾隆皇帝曾问刘墉：“朕属马的，你呢？”也属马的刘墉垂手说：“臣属驴。”乾隆惊奇：“朕属马，爱卿怎么属驴？”刘墉说：“万岁属马，臣怎能同属？只好属驴了。”其圆滑由此可见一斑。

嘉庆帝命刘墉处理和珅案时，各省督抚纷纷弹劾和珅，要求将其凌迟。不过，刘墉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毕竟是先朝大臣，请从次律，赐令自尽，保其全尸。同时，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即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刘墉是饱读史书之人，他自然明白，历史上的任何酷吏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十二月二十五，刘墉在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5岁。去世的当天，他还到南书房当值，晚上曾设宴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其“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解脱之意。如此看来，刘墉也算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了。

刘墉去世后葬于原籍，即今山东高密市注沟镇逄戈庄村。不过，早年墓碑被毁。文革之中刘墓曾被挖开，却没发现金银珠宝，仅有玉片一块。可见，刘墉为官清廉，也是确实的。前些年，山东高密市政府在原墓地重修刘墉墓，并为其立黑色花岗岩墓碑。有人据此感叹，写下诗一首，很贴切，抄录如下：少听刘公廉，半百吊石庵，千秋埋铮骨，长抱残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