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迷历史：揭开不为人知的真相

五.寻幽入微——洞悉历史深处

历史的最深处，有一些不轻易为人所知的细节，它们盘根错节，水静流深，隐藏着历史事件发生最为详细的底色和最为真实的意蕴。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更为深沉辽远的地方，细细探究历史的细节，将会惊奇地发现：事实竟然是这样的。

袁绍：不放弃任何一个加速自己失败的机会

袁绍这个人来头大、势力大、派头大，然而又魄力小、谋略小、肚量小。他是现实社会中的一个泡沫人物，曾经把自己吹涨得不可一世，高山仰止，突然间，随着晴空里一声裂帛，又迅速败落，捎带着还落下一个千古笑柄。

即使在袁绍势力最为鼎盛时期，对他也一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且很难调和的评价。袁绍派使者荀谌威胁韩馥让出冀州牧位置时，荀谌曾接连用三个问题向韩馥发难：“论宽厚仁慈，大肚能容，为天下所同归共附，先生自以为比得上袁绍吗？论临危决断，智勇过人，先生自以为比得上袁绍吗？论家族权势，使天下多年受其恩惠，先生自以为比得上袁绍吗？”老实的韩馥一连说了三个“不如也”，随即乖乖地将自己带甲百万、粮食可应付十年战争的偌大冀州，向袁绍拱手相让。

这样的问题别说慵弱无能的韩馥，绝大多数有点儿头脸的人，不管是朝廷重臣还是草莽英雄，回答都会和韩馥一模一样。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当时为数寥寥的有识之士，又不约而同地对袁绍表示了鄙视。这其中除了我们知道的荀彧、郭嘉、贾诩，当然还包括袁绍最大的劲敌曹操。

曹操很早就在一次袁氏兄弟大宴宾客的场合，看出了袁绍的危害作用，所谓“乱天下者，必这两兄弟”，几乎与此同时，曹操也暗暗萌生了日后加以剿除的念头。

不过，上文荀谌所提的第三项“家族权势”，又确实字字确凿，袁绍无人能及。

史载：“袁本初四世三公(一曰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这是实情，虽然“三公”之位在不同的朝代，所指不尽相同，即在汉朝也时复有变，但“三公”作为朝廷重臣的象征，则没有变化。姑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例，袁绍四世先祖中，都有人位列其中。可见，一登“三公”，人臣之位遂极，培植爪牙，罗织亲信，发展家族势力，便是想当然的了。袁氏家族既累世独多“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也就不足为怪了。

经过百余年的经营，袁氏家族遂在中原撒下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它对袁绍自然构成了一笔丰厚的家族遗赠。说句公道话，在如何最充分地利用这笔遗产，有可能的话再让它滚动生息，不断增值，以求收得更大的名声方面，袁绍显得颇有天赋。他没有像败家子那样白白糟蹋了好名声，相反，虽然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仍然在短短几年内，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江湖上留下了甚至比父祖辈还要响亮的名声。

少年袁绍，相貌堂堂，器宇不凡，已完全是一副当代孟尝君的做派。待人接物，有口皆碑，致使天下英豪，“莫不争赴其庭”。当时的袁绍表面上还极有平等观念，不摆大贵人的臭架子，这一点你单单从停靠在袁家门口的各式大小车辆上也能略窥一二。打个比方，在今天就好像既停着豪华的劳斯莱斯、凯迪拉克，又有普通的夏利乃至奥拓，你甚至还能看到人力三轮。袁绍的行为自然引起了京城长安的不安，中常侍赵忠就曾在皇帝面前打过这样的小报告：“袁本初在那边收买人心，广树亲信，大收人望，罗织敢死之士，真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袁绍当时在朝廷中担任太傅要职的叔父袁隗，听到这些传言后非常紧张，急忙传信给侄子，要他收敛点儿。袁绍依旧我行我素。

不多久，袁绍来到了长安，与曹操一起任御林军官。当时皇帝不问政事，只知管宦官们叫“阿父阿母”，只知在宫廷里学驴叫马嘶，朝廷大权俱落在“十常侍”手里。当年的袁绍还是颇有胆识的，他与大将军何进(本质上是一个屠夫)合谋，计划着一锅端掉“十常侍”，为朝廷除去元凶。在何进事泄被人暗算之后，袁绍和兄弟袁术率兵突入皇宫，对太监见一个杀一个，因胡须稀疏而被两兄弟误杀的，也大有人在。一时间宫廷血流成河，太监如过街老鼠。“十常侍”之首张让虽暂时逃脱，后仍因大势已去而投河自杀。

虽有滥杀无辜之嫌，剿除“十常侍”，袁本初仍颇立功勋。然而功不抵罪，袁绍方屠十狼，又引一虎，招董卓入京，正是袁绍当初替何进出的点子。在是否招董卓入京的问题上，当时只有曹操坚决反对。只因曹操位卑职浅，所提意见无人采纳。历史证明，董卓之穷凶极恶，十倍于“十常侍”。所以论识见，袁绍已经输给曹操一招。

而董卓大兵入长安，军政要权一手独揽之际，曹操不得不陪着袁绍，分头逃往中原。区别是，曹操的逃亡凶险狼狈，袁绍的逃亡则不失为一次华丽的作秀。当着人见人畏的董卓之面，袁绍居然敢于拔刀在手，当堂顶撞道：“你以为天下强人，只有你一个人吗？”说罢，袁绍倏然转身，将自己的官帽往门旗上一搁，以气吞山河之势，扬长而去；当然，一旦离开董卓的视线，迅速将轩昂步态改为撒蹄狂奔，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也许在袁绍看来，引董卓入京属于“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之事。如将董卓暴行视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历史机遇，则袁绍正好等到一个拥兵自重的大好机缘，可以一边整顿军备，一边把战鼓敲得堂堂正正。

另外，袁绍逃离长安之后，暴怒的董卓对袁绍在长安的亲戚族友共300余人进行了血洗，其中包括袁绍那位太傅叔父袁隗。这一番家族血仇，不仅抬升了袁绍的身价，而且也更让他有了敲响战鼓的合法理由。

至此，我们对袁绍来头大、势力大、派头大，当可达成共识。然而，袁绍之为不在其大，恰在其小。

袁绍任盟主后，虽势力强盛，已完全可与董卓分庭抗礼，不知何故，却迟迟未有动静，按兵不发。而每天的歌舞排场，却一场不落；每晚的楼台酒会，亦一杯不少。只有曹操被惹恼了，他掷地有声地对袁绍嚷出一句“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话后，便率领自己当时有限的五千兵员，单独“西向”，向董卓兴师问罪去了。曹操被杀得大败，回营后难免要对袁绍骂几声。袁绍理亏，便不断地安抚曹操，“按兵不动”的既定方针，却是一丝儿未改。

看来谁都被袁绍蒙在鼓里了，也许他根本就不想对董卓进行讨伐，报仇雪恨的念头也只是一闪即逝。袁绍只是将董卓看成一次机遇，正好借此壮大力量。不多久，联合部队中除骁勇无比的孙坚曾以单挑之势与董卓交过手之外，联军本身则迅速作鸟兽散，当真是来如风去如电。

“西面的事别去管它，咱另立一个朝廷吧，刘虞汉室宗亲，就是一个现成的人选。”袁绍向曹操提议道。这样的糊涂事曹操是不会做的，曹操当时的志向是整理河山，一匡天下，而不是分裂版图，加剧动荡。但据此曹操(也包括我们)却正好看出袁绍的可鄙之处：董卓在长安挟制老皇帝，你袁绍在家乡河北邺城另立新朝廷，倘如此，袁绍在和董卓旗鼓相当的同时，不也就沦为董卓的一丘之貉了吗？

袁绍野心勃勃，眼力却实在差劲，曹操虽明确告诉他“刘虞肯定不会同意”，他仍然一意孤行。结果当然还是曹操正确：刘虞逃到山里去了。

袁绍没有对董卓发出一兵一卒，却加紧了盟军内部的内讧。自胁迫韩馥让出冀州牧之位后(韩馥后来被逼自杀)，他又与另一个盟友公孙瓒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袁绍之过河拆桥，不讲信义，在对待这两个盟友的态度上得到了极为昭彰的体现：当年推袁绍为盟主，韩馥用力最勤，立刘虞为帝，韩馥也是他的主要同谋，最后却反而成了他砧板上第一块肥肉。为迫使韩馥让出冀州，公孙瓒对袁绍帮助最大，一旦韩馥被迫自杀，袁绍立即又把矛头对准了公孙瓒。

在与公孙瓒相对较为惨烈的战争中，袁绍大将麴义劳苦功高，甚至还救过袁绍的命。然而正所谓“狡兔死，良狗烹”，公孙瓒一败，袁绍便借口麴义忤傲不逊，把他杀了，顺势整编了麴义的军队。

这时的袁绍如一只绩优股，骤然升值，威风不可方物。治下幅员辽阔，冀、青、幽、并四州尽入囊中，其“家天下”也初具规模。当然由于天生的弱智短视，他也为家业的最终毁于一旦预挖了陷阱。他让三个儿子和一个外甥各拥有一座州郡，表面上话说得好听，说是“借此观察一下儿辈们的才能高下”，其实却是想为自己宠爱的幼子袁尚培植势力。

袁绍宠爱袁尚的两条理由也很不上台面：一、袁尚为自己宠爱的后妻刘氏所生；二、袁尚在三兄弟中长得最像奶油小生。对自己相貌颇为自诩的袁绍，当然会将相貌的高下，视为才能高下的可靠标志。——然而正是这种匹似欧洲查理曼大帝将国土一分为三的举动，为袁绍死后疆域的分崩龟裂、兵戈扰攘预埋了祸种。

谋士沮授当年劝袁绍迎奉皇帝，袁绍不予采纳(潜在的理由是：此乃乱世，匹似秦失其鹿，先入咸阳者为王)。当曹操后发制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又老大不快，在致曹操的信中，态度强蛮地要求曹操把皇帝送到邺城来，曹操拒绝了，自此，两人正式交恶。虽然曹操惮于袁绍的势力，曾做过一些妥协，如将高于自己的“大将军”职位让给袁绍，袁绍仍愤愤不平。

不久，在袁绍的授意下，一封出自三国著名刀笔吏陈琳手笔的讨曹操檄文，开始风行大江南北。鉴于该信措辞尖酸刻薄，骂尽了曹操祖孙三代，曹袁势不两立之势，已无可转圜。

三国三大战役的第一仗——官渡之战的大幕，在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中，被拉开了。我们都已知道，这一仗是曹操的“奥斯特里茨”，袁绍的“滑铁卢”。

袁绍发动战争的时机是否合适，本来也不无疑问，至少，沮授就曾反对。考虑到沮授先生乃是袁绍帐下唯一一位智谋过人的谋士，他的意见便有理由得到尊重。可惜沮授命苦，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袁绍若多听听沮先生的意见，整个三国的历史就将被重写。事实是，袁绍不仅没有采纳沮授的逆耳忠言，反而以惑乱军心之罪，削弱了沮授的兵权。

官渡之战的结果，与其说取决于曹操的用兵神武，倒不如说是因为袁绍的过于无能。将固执、愚蠢、狂妄等诸项用兵大忌结合得如此完美，袁绍真当得起反面教材的典型。

削弱沮授的兵权，只是袁绍“笨蛋才华”的第一步，这以后他以不可思议的愚笨，将所有的有利条件一一错过，同时又不放弃任何一个加速自己失败的机会。

官渡战幕刚刚拉开，袁绍最引以自豪的两员上将颜良、文丑即相继沙场授首，致使袁军士气大挫。袁绍兵力十倍于曹操，而行兵布阵如此不济，被曹操从容地各个击破，身为统帅，袁绍情何以堪。与曹操正面相对，袁绍本无须几许人马，抽出一支，暗渡陈仓，隔山打牛，偷袭曹操身后的许昌，亦不失为一条妙计，谋士许攸即曾如此献策。袁绍倔犟如牛，断然拒绝：他因为存心想让曹操好看，脑子里尽歇斯底里地想着如何在正面战场上把曹操一举击败，故而对任何迂回之术都不加采纳。

两军相争，土气为先，加强团结，避免内部不必要的摩擦，为将者亦当遵循。袁绍在这一问题上又一错再错，先是临出发前将反对自己的谋士田丰投下大牢(附带提一句：田丰对袁绍也有过救命之恩)，接着又默许在邺城的谋士审配抄没许攸的家财，逼得许攸临阵脱逃，顺便将袁绍一件重大军事机密报知曹操。

与曹操相持已有半年，粮草成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命脉。袁绍派去守卫粮草的军队既难称足够，委派的大将淳于琼又难称其才，且有贪杯恶习。权力虽遭削弱但对袁绍仍忠心不变的沮授，当时就曾提醒袁绍“当心曹公突袭淳于琼，可再派将军蒋奇另统一军，侧面防护”，同样遭到袁绍的拒绝。

凡是有利于自己的建议，无不加以拒绝，这样的统帅如还能打赢战争，那可真是对战争艺术的亵渎了。

结果，只在3天时间，袁绍10万大军，被弄得只剩下区区800人，陪袁绍逃回老家。

田丰的死，最能反映袁绍的心胸肚量。田丰曾反对袁绍投入这场战争，并预言袁绍必败。当袁绍果然大败，狱吏们纷纷向田丰庆贺，说是“先生大有先见之明，袁公回来后必定会加以重用”。

田丰叹道：“非也非也，我太了解袁公为人了。他表面宽容，内心猜忌，若此战获胜，袁公一时高兴，当然也会不咎既往，大赦天下，在下小命也可望保全。今既然失败，袁公羞恼之下只会更加震怒，遂致迁怒他人。烦请转告我家人，着速替我预制石棺，时刻准备收尸。”

果然，袁绍回府后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处死田丰。

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不管你将此理解为豪杰气质还是奸雄本色，曹操战败后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先找某位曾经反对过自己的谋士，一边握着他的手，一边诚恳地认错：“悔不用卿言，致有此败。”袁绍之为袁绍，正在于其性格的外宽内狠，外容内忌，反复无常，心胸逼仄。情绪高时，对引车卖浆者流他说不定都会蔼然相对；一旦发作，哪怕你是孔丘再生，孟轲还世，他仍然能够说翻脸就翻脸。据说，对那位最为时人敬仰的大学者郑玄，袁绍都曾经礼数不周，大加冒犯。

李治：无所作为赢得太子之位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是大唐皇朝的多事之秋。正月，著名大臣魏征病逝，对于当时的皇帝李世民来说，这意味着缺少了一个主心骨。与此同时，皇子们争夺权力的斗争白热化。三月，齐王李佑叛乱，接着一个更重大的案件被发现：太子承乾有一个谋反计划。多年的太子承乾只能废黜。

接下来，谁会成为太子的人选呢？这是个人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

本来，魏王李泰一直觊觎太子之位，李泰有什么资格觊觎太子之位呢？最大的资格就是唐太宗的喜欢。唐太宗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的喜怒总是不难发现。在两个儿子之间，人们发现，唐太宗似乎更喜欢李泰而不是李承乾。

与李泰相比，李承乾喜欢舞枪弄棒，练习武功。李泰则是另外一种倾向，读书写作，文采飞扬。所以，每次皇帝外出，总是让李承乾监国守长安，而把李泰带在身边。唐太宗喜欢跟李泰讨论问题，喜欢李泰出众的才华。这种情况，大约跟国家形势安定，武功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的背景有关。

于是，太子与魏王之争，暗地里波涛汹涌，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

终于，太子承乾出了败招，竟然准备了一套谋反计划。而这个计划又提前暴露了，本来是为了保住太子之位，反而提前葬送了这个位置。

这种兄弟相残的局面，李治完全置身事外。这个状态，或许是他没有这个心思，或许是没有这个条件。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李治只有16岁；李承乾比李治大9岁，是25岁；李泰比李治大7岁，是23岁。从自然年龄上看，李治跟哥哥们比，如同小孩子一样。这个自然差距，对于经营政治而言，利弊关系很清楚，李治没有优势。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年龄上的劣势，在惊涛骇浪的政治斗争中，反而成了优势，谁也注意不到你的威胁，所以就会放过你。在这个深宫的什么角落，谁也不会确切地知道，此时此刻，会有什么阴谋潜伏不动；谁也不会确切地知道，黑暗中有一双什么眼睛正瞄向自己。

贞观十七年四月一日，太子谋反计划被告发。在接下去的日子里，唐朝的政治立刻风云突变。随着太子谋反计划被证实，太子会被废黜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情。那么，谁来接替太子呢？这理所当然地成为朝廷的头等大事。

魏王泰当然是热门人选，他有别人无法比拟的条件。承乾之后，他如今是年长者。按照古老的习惯，立嫡立长，那就非他莫属。当然，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皇帝的期许。事情发展到今天，魏王泰应该是第一功劳者，而背后那只巨手，不就是当今皇上唐太宗吗？有谁会为了反对魏王泰而与皇上作对呢！魏王泰应该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老天不负有心人啊，魏王泰终于熬到今天了。在很多人睡不着的时候，魏王李泰的春秋大梦已经梦到了多年以后。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坚定的身影站了起来反对立魏王为太子，那就是长孙无忌。这位嫡系皇子们的亲舅舅，多少年来，他都很少说话。有一次，唐太宗还夸他，说他善于回避嫌疑。那意思就是表扬他不揽权。如今，他这样明晃晃地站起来说话了。应该说明的是，他不是出于私心，他一定是更关心国家的未来，更希望未来光明而安定。

拔河比赛现在开始，关于接班人，关于最高权力，关于国家未来……

比赛的人是唐太宗和长孙无忌。李泰和李治站在旁边，默默地为他们鼓劲，他们都希望支持自己的人胜利。原本是众声嘈杂的场面，忽然安静下来。很多年以后，历史的研究者们还要不断地回到这个现场，分析理解，当时的比赛结果为什么那么令人意外。

唐太宗应该没有想到，很多人都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忽然之间变得如此坚定。而面对长孙无忌的坚定，很多人胆怯了。原本为魏王欢呼的人，忽然之间收回了自己的声音。唐太宗回头看看，竟然很少有人支持自己。这让唐太宗也心头不安。

为什么会是这样？

长孙无忌的声音不高，但是有力无比。晋王仁厚，可以保证兄弟们平安。打天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是最佳的守成之主。他不说李泰不行，但是字字都击中李泰的要害。李泰逼得哥哥承乾走投无路，甚至甘愿冒死谋反。李泰对于兄弟们的态度，让人无法承认他们是兄弟。如果他当未来的皇帝，那么你的其他儿子，就难保平安了。如果说他有什么胆识的话，那也是没有用武之地了，因为皇帝陛下已经把天下治理得安安稳稳了。

长孙无忌的理由，何止击中了魏王泰的要害，更重要的是击中了太宗的要害。这么多年，李世民想到玄武门之变就不免悲从中来。那场兄弟相残的毒水，有迹象表明，正在向下一代，向自己的儿子们蔓延。权力是一枝恶之花，它能泯灭一切良知，能让一切道德伴随着自己的节奏起舞。他现在必须奋起抗争，希望把这股洪水猛兽挡在家门之外。

是的，唐太宗就是喜欢李泰，李泰的头脑、李泰的文学，没有一样他不喜欢。但是，长孙无忌提醒他注意到，李泰的心似乎是很危险的。他与哥哥的斗争，竟然如此天衣无缝，这应该不仅仅是头脑问题，还应该有良心问题。如果以后让他主政，那么自己最担心的问题会不会噩梦一样地发生呢？

“如何对待自己的兄弟，在你掌权的情况下？”李世民一定曾这样询问李泰，他不能凭长孙无忌等人的猜测就放弃李泰。

李泰的回答让唐太宗大感满意。李泰说，未来如果真的当了皇帝，最后杀死自己的儿子，让晋王李治继承自己的皇位。于是，唐太宗理直气壮地叫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他把跟青雀(李泰的小名)的对话，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

然而，让唐太宗没有想到，这么气泡一样的谎言，根本就不用长孙无忌亲自出面来挑破。褚遂良站了出来，他轻而易举地让这句谎言现出原形。他说，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是皇帝错了。连前太子承乾的谋反，错也在皇帝身上。为什么？因为太轻信李泰了。请问陛下，这个世间，究竟是兄弟亲还是父子亲？当然是父子亲。那么，历史上，有谁掌管大权后会杀儿子而让位给兄弟？没有。所以，李泰的谎言实在太简单了，这根本不用证明。

李泰平时跟皇帝关系太好，没有什么死心塌地的大臣。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好军师。他只知道讨好皇帝，忘了把握分寸。如果有足智多谋的军师，这样的态度如何可以公开呢？

最后，拔河比赛是长孙无忌胜利了。

让李世民妥协的还有原太子李承乾。他跟皇帝解释说，自己身为太子，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为什么还要图谋不轨？就是被李泰逼的啊！李泰步步进逼，自己不防范，担心会落得惨败。现在，如果陛下立李泰为太子，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正好落入李泰的计划之中了。这话当然有道理，李世民不免心中震撼。最后唐太宗决定，一切谋划者都要出局，要让后人记得，太子之位非经营所得。他想让子子孙孙都如此坚持下去，最高地位的承担者，只能备选，不能积极争取。这是很天真的想法，他的子孙们没有谁记得这一点。

李泰失败，自然李治胜出。现在的文献记录，没有发现李治亲自努力过什么，一切看起来都是水到渠成的，太子之位如同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在李治当太子的过程中，长孙无忌、褚遂良都是大功臣。

那么李治真的一点儿努力都没有吗？不。史书记载，李治与李泰有过一次短兵相接。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有过这样的记载：魏王泰恐上立晋王治，谓之曰：“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治由是忧形于色，上怪，屡问其故，治乃以状告，上怃然，始悔立泰之严矣。

元昌，是他们的叔叔汉王李元昌，参与了李承乾的谋反计划被赐死。李泰借李元昌给李治施压，是希望李治懂得利害主动撤退。最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李元昌的墓志，贞观十七年，李元昌不过25岁。所以他跟太子、跟晋王都能玩得很好。这个时候，李泰考虑过自己是哥哥吗？当然没有。他只是把李治当做竞争对手而已，不会考虑手足之情的。李治的反应呢？紧张，不知如何处理。后来被唐太宗发现神色不对，反复询问，才了解真相。唐太宗认为李治表现更好，有保护哥哥不告发的意图。这事，对于李泰而言，增加了一个失败的因素。

在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况下，李治选择了最有利的一种方案。说明他的这个表现，不是自然反应，而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李治以退为进，巧妙地暴露了哥哥，并取得父亲的好感。于是，这成了李泰失败而李治成功的一个因素，太宗后悔答应李泰，决定改弦更张，放弃李泰。可见，在李治当太子这件事情上，李治看起来是无所作为，其实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取得了胜利。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乙酉(六日)，废黜太子承乾。第二天，宣布李治为新的太子。唐太宗决定，今后谁也不许经营太子之位，凡是经营者一概抛弃。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李治不主动告发李泰，在唐太宗看来是在保护李泰，十分符合唐太宗这个时候的心思。不仅如此，李治确实没有留下任何经营的痕迹，连他告发李泰私下的言论，都显得是被迫的。这个时候的李治，虽然只有16岁，可是他的行为已经很成熟。通常说，年龄大一定经验丰富，但在这件事上可见例外时常有之。在政治上，李承乾不成熟，李泰显然也不成熟，而年龄小的李治最成熟。这个结论如果成立，那么李治当太子应该说也不是天上掉馅饼，是有必然性的。

李治成为争夺太子的黑马，一点儿都不奇怪。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到李治在经营，所有的人都在为李治而努力。连意志力超人的唐太宗，也为李治改变了主意，放弃了李泰而支持李治。历史记载表明，李治什么也没有干。连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李治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他们认为，长孙无忌要拥立李治，就是看中了李治的年幼无知。事实上，李治完全达到了无为无不为的境界。从高祖李渊的时候起，唐朝就开始推崇道教、推崇老子，但是从唐高祖到唐太宗，看来对老子的理论都没有什么透彻的理解。无为而无不为，看来只有李治把握得最切实。

李治就这样轻松地当上了太子。

沈括：作为科学家、外交家和诽谤家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一个官僚家庭。他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24岁开始踏上仕途，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晚年他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沈括逝世。

一直以来，我们评价历史上的这名多才多艺的才子，都是有褒无贬。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不完全。人无完人，作为参与北宋改革大潮中的一名政治家，沈括本身也存在一些弊病。沈括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将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对自己的好朋友苏东坡谗言陷害，在神宗面前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王安石作为一名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最终也得出沈括是一名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沈括博学多才，《宋史·本传》记载：“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即使就自然科学而言，沈括的贡献也是多学科性的，涉及广阔的领域。

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他写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而且沈括为保卫北宋的疆土也作出过重要贡献。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和军器监长官期间，编成《修城法式条约》和《边州阵法》等军事著作。

沈括还是一名杰出的天文学家。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沈括负责领导司天监以后，研究改革了浑仪(测量天体方位的仪器)、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还制造了测日影的圭表，改进了测影方法。沈括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三篇论文，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晚年时候，沈括提出了用“十二气历”(纯粹的阳历)代替原来的历法(阴阳合历)的主张，这个历法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现在世界各国采用的公历(阳历)，在分月上甚至还不如沈括的“十二气历”合理。

沈括在数学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沈括对物理学研究的成果也是极其珍贵的。《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这方面的见解和成果，涉及力学、光学、磁学、声学等各个领域，特别是磁学，沈括第一次明确地谈到磁针偏角问题。他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世界上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录，西方直到公元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美洲时才发现，比沈括的发现晚了400年。

在化学方面，沈括注意到石油资源丰富，“生于地中无穷”，并且预料到“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这一远见已为今天所验证。“石油”这个名称也是沈括首先使用的。沈括在地学方面也有许多卓越的论断，他观察研究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化石，明确指出它们是古代动物和植物的遗迹，并且根据化石推论了古代的自然环境。在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达·芬奇对化石的性质才开始有所论述，这比沈括的推论晚了400多年。

除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外，他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也都有重大的成就，其成就涉及社会、经济、历史、外交、军事、考古、音律、绘画、书法、诗词等学术领域，堪称当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些学术成就，充分反映了沈括勤奋好学而又锐意进取的治学精神。

沈括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这样一位孜孜于科技领域的人，同时还是一位外交能手，这一点却是鲜为人知的。

北宋年间，辽国经常找借口侵扰宋的边界。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辽国又想进攻宋朝，但是苦于没有借口，于是就派了一个叫萧禧的使者来到汴京城面见北宋神宗皇帝，假称河东路黄嵬一带的土地是辽国的土地，现被宋朝占领，请求归还。萧禧说得有板有眼，并且拿出了辽和宋签订的有关条约文本做证明。负责和辽使谈判的大臣们心里都清楚，宋朝和辽国自有交往以来，宋朝的领土就只有减少的份，从来也没有增加过，黄嵬一带一定不是宋朝侵略辽国所得的，但是现在辽使有双方条约文本作证，这些条约好像也不是假造的。如果不承认，辽国有根有据；如果承认，这明显是辽对宋的讹诈。负责谈判的大臣们被萧禧弄得特别狼狈，想和他辩明此事的原委。结果神宗也被辽使耍笑了一番，心里虽然恼恨，但却没有根据反驳。萧禧当着神宗的面，态度十分强硬地说：“你们必须马上把黄嵬一带归还我大辽，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你们承担。”萧禧怒气冲冲地返回北方，向辽国皇帝汇报谈判的结果去了，战争的阴影又笼罩在宋辽边界，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神宗皇帝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边界纠纷，宋辽战争将不可避免，那时北宋就又要面临内忧外患的境地，刚刚进行起来的改革说不定也会功亏一篑。

正当神宗心烦意乱的时候，沈括主动请求出使辽国，继续谈判边界的领土归属问题。他对神宗说：“臣仔细查阅研究了资料，近年来，在我朝与辽国所签订的所有条约，准确的边界应该是以古长城为国界，而辽使所讲的黄嵬是位于长城之南30里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它理应是我朝的领土。辽人是欺负我朝无人知道黄嵬的准确位置，故意挑衅想发起战争。臣请求皇帝准许，让我出使辽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跟辽人辩明是非，说清曲直。”说完，沈括就把有关条约的副本拿出来让神宗过目。宋神宗看过后，喜形于色，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他对沈括说：“负责谈判的大臣们都是酒囊饭袋，谈判了几天，竟然没有搞清楚黄嵬的来龙去脉，差点儿误了大事。”于是宋神宗就任命沈括为出使辽国的全权负责大使，去谈判黄嵬一带的归属问题。

沈括到辽国之后，辽国的宰相杨益戒亲自出面和他谈判边界的领土归属问题。在正式谈判之前，沈括就先让自己的随员把带来的条约副本和北方边界地点的地名、位置等内容背得滚瓜烂熟。在谈判中，沈括不露声色，镇定自若。在一连几次的谈判中，对于辽人提出的问题，随员们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双方共谈了6次，而沈括和他的随员们每次都处于上风，所谈的内容符合宋辽双方条约公允的规定，辽国人也找不到任何破绽。辽国的宰相杨益戒恼羞成怒，原形毕露说：“宋朝连这几里地大小的土地都不忍割舍，这不是明明想断绝和大辽的友好关系吗？”沈括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军队作战，理直士气就是旺盛，理曲士气就是衰退，杨宰相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吧？黄嵬虽小，可是条约上明白无误地写着应属大宋，你怎么能说是我们破坏两国关系呢？这是你们背弃自己祖先的信义，置以前签订的条约于不顾，想强占我大宋的土地，并且不惜以武力相威胁。我想你们以此为借口出兵恐怕不能说是名正言顺吧？辽国的老百姓也未必会为了这几里大小的土地就愿意和大宋朝开战吧？大宋虽然软弱，但也未必就怕和你们辽国打仗。”一席话说得那个嚣张的宰相杨益戒哑口无言，他看到沈括和他的使团成员们软硬不吃，就只好上报辽国皇帝，再另想别的办法挑起战争了。

沈括出使辽国不辱使命，从道义上制止了辽国以领土问题为借口而发动战争的企图，黄嵬最终也没能成为新的宋辽战争的导火线，沈括的出使功不可没。在出使辽国的路上，沈括绘图记载了所过地方的山脉河流的情况和当地风俗特点，了解了北方的人心向背，做成《使契丹图抄》呈报给北宋朝廷，它对日后宋朝处理北方边境的许多事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沈括与苏轼是好朋友，这两名在历史上都有杰出贡献的大家，最终却分道扬镳。沈括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自古文人相轻，进而相轧相害是常有的事情。皇帝在沈括面前夸奖苏东坡，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于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朝廷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39位亲友、100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当时，北宋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坚决反对，总是阻挠新政实施。所以，当时在朝野内外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是势不两立的。可是，苏轼一向是个不会见风使舵的人，他总是实话实说，所以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厌恶。起先苏轼反对变法，受到了新党的排斥；后来，旧党上台，苏轼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又不同意全盘否定新法，遭到了旧党的戒备。再以后，新党又把旧党打了下去，为了争权夺利，又把苏轼归于旧党。

沈括在政治上倾向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加之与苏轼的个人恩怨，就伺机陷害这位好朋友。

元丰三年，苏轼被调任为湖州太守，当时依照惯例，调职官员要写一份“谢恩表”，然后刊行在“邸报”(当时北宋官方的报纸)上。他在表上写的一些话又让新旧两党产生了愤恨。表中有这样几句话，意思是这样的：“皇上您知道我愚昧，难以追随那些新进的权贵，又不能适应形势；可是您看在我虽然已经年老，却不爱生事，就派我去管管小民……”在他的这份“谢恩表”里，“新进”、“生事”这两个词让人听出了弦外之音。谁是“新进”？谁又爱“生事”？人们对新党一阵嘲笑，沈括当然对苏轼就更为不满了。他于是趁机向皇上奏了一本，说：“苏轼的谢恩表讥讽时事，包藏祸心，怨恨皇上，讥谤讪上，渎职谩骂而没有人臣之节。现在人们已经在争相传诵，他这一举措实在是搞得朝野轰动，万死也不足以谢皇上。”另外，沈括还从苏轼写的诗文中摘出了60多条词句作为证实苏轼不满朝廷的材料，他诋毁苏轼“讪上骂下”，还举出具体的例子：“陛下教群吏学法令，他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发青苗钱，本来是接济贫民，他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推行盐法，他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沈括大肆毁谤在先，接着，御史中丞李定也跟着上表，还列举了四点苏轼该杀的理由。一时间，苏轼因为一份“谢恩表”竟然惹祸上身，皇帝将这件案子发到御史台处理。不久，苏轼就从湖州被抓回京城，过了一个月，又被关进御史台监狱。

起初，苏轼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只是说其中的一些诗句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可是后来，在沈括的吩咐下，手下对苏轼进行了轮番的审讯和折磨，苏轼一个儒生，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疼痛，所以就承认自己有罪，还写了“供词”。一首描写普通农村人家生活的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虿。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苏轼自己说是讥讽了朝廷的青苗立法，他的供词是：“此诗意言百姓请香青苗钱……庄家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看次第，但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可是这番话是多么牵强附会！苏轼还说，他的《山村绝句》“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讥讽了新法实施中的“盐法”太急，使得山中之人饥贫无食，动经数月。其实这首诗与盐法哪里有半点儿瓜葛，苏轼当时已经完全绝望了，就等着沈括把罪状和供词编织就绪，待皇帝批准后杀头了。

幸好，宋神宗觉得苏轼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反复考虑之后动了恻隐之心。后来，神宗又看到苏轼在狱中写的诗，更是不准备杀苏轼了，所以就赦免了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黯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因诗句差点儿被杀，又因诗句获救，真是值得庆幸。而沈括在“乌台诗案”中扮演的丑陋角色，却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让我们看到了一名杰出天才的另一面。

完颜亮：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超级大师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老爷，挺尸之后获得“炀”之谥号者，共有3人，一是陈后主陈叔宝，二是隋炀帝杨广，三是金海陵王完颜亮。“炀”是恶谥，为那些“好内远礼、去礼远众”，也即荒淫无耻、亲小人远贤臣的皇帝所专用。

完颜亮荒淫无耻、残暴嗜杀，与隋炀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作伪的水平，也与新朝皇帝王莽不相上下，堪称大师。

完颜亮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辽王宗干的次子，自幼聪颖好学，曾拜汉儒张用直为师，平素喜与儒生探讨儒学，满口仁义礼智信，又好吟诗作赋，俨然仁人君子、儒雅少年。他城府甚深，人莫能测其志，对外示人以宽和，且不爱钱财，时人莫不称其贤。他18岁便以宗室子弟当上了奉国上将军，此后屡屡升迁。几年后便爬上了尚书左丞的高位。熙宗完颜直是金太祖完颜曼的嫡孙，而完颜亮的老爹宗干则是太祖的长子，他也是太祖的孙子，故心中常怀不平，认为自己也有坐龙椅的资格。

但是，完颜亮善于伪装，野心深藏不露。在熙宗面前处处顺承旨意。皇统七年(公元1147 年)十一月的一天，熙宗召见他，说到太祖创业的艰难，他竟呜咽流涕，哭将起来。熙宗见说到爷爷，他竟如此伤心，大为感动，堂兄弟俩的心理距离立刻缩短为零，不但心理上没有了距离，而且认为他对自己忠心耿耿，不久便拜他为平章政事，5个月后又拜为右丞相，成为国家领导人。次年正月，他又兼任都元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此时的完颜亮，年仅28岁。

完颜亮大权在握，便开始积极密谋夺取帝位。他暗中对心腹说：“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宋)，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由此言可以看出，他不但既爱江山，又爱美人，而且要伐灭南宋，称霸天下。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十二月的一天深夜，完颜亮率其党徒亲信闯入完颜直的寝宫，将他宰掉，登上了皇位。此后，他为了巩固龙椅，又展开一系列大屠杀，反对或疑似反对他的大臣全被杀掉，太宗完颜晟、开国功臣完颜宗翰的子孙被斩尽杀绝，宗室诸王50余人被杀。后来，就连和他一起密谋并参与弑帝的家伙也大多被宰掉。

完颜亮坐稳了龙椅，便开始为自己树立明主圣君的形象。

他对旧政进行一系列改革，以“励官守、务农时、慎刑罚、扬侧陋、恤穷民、节财用、审才实”七事诏告朝野，以表示自己是施仁政、爱百姓、尚节俭、重人才的皇帝。他夺位的第二年，群臣上尊号曰“法天膺运睿武宣文大明圣孝皇帝”，他当年便下诏去此尊号。不久，有司上奏，有庆云出现，他严肃而又谦虚地说：“朕何德以当此，自今以后，凡有瑞应，勿得上奏，若是有妖异出现，当立即谕朕，使朕自警。”以表示自己是个不尚虚名、勤政务实的好皇帝。他还几次下诏“求直言”，朝廷内外，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上书进言，以显示自己虚心纳谏。

他以种种花招邀买人心。为了表示自己节俭，吃饭时拒绝负责膳食的官员上鹅，因为在北方，鹅是稀罕物，价格十分昂贵。有时用破衣补被，以示近臣；或是故意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让负责记录起居的官员看见，表示自己是如何艰苦朴素。并且下令把熙宗在位时皇家苑林中所养的禽兽全部放掉，以避免浪费饲料。为了表示与士兵同甘苦，他有时与军士同吃陈米饭，并且狼吞虎咽，比军士吃得还快，军士还没吃完，他已把碗里的饭吃光。

为了树立亲民形象，他路遇百姓的车辆陷入泥泽，即令卫士前去推车，他在路边等待，直到卫士们把车推上来，他才继续前行。他见到农民在田间收庄稼，必下车到田头和他们交谈，和蔼可亲地问他们收成如何，有时还要赐给他们衣服。适逢太子生日，皇后献给他一幅稼穑图，第二天他便召集侍臣，对他们说：“昨太子生日，皇后献朕一物，大是珍异，卿试观之。”说罢从绛囊中取出那幅图给侍臣看，怕他们看不出皇后献图的用意何在，又解释说，“皇后的意思是，太子生在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稼穑之难，故以此图献之，朕甚贤之。”表面上是夸皇后，实际上是显示自己不但关心民间疾苦，还要教育太子也如此。某地官吏献嘉禾，以表示当地喜获丰收，他批评官吏报喜不报忧，诏令从此以后，不得再有进献嘉禾之事。

为了表示重视人才的选拔，他在迁都燕京(今北京市，完颜亮将其改名为中都大兴府)后，特开殿试，亲自过问选拔官员之事。他或是到便殿亲自阅览试卷，或是在楼上观看考试，并且多次为考生出题，如“忠臣犹孝子”、“忧国如饥渴”、“不贵异物民乃足”等等。他与近臣交谈，常引古代贤君以自况。表面上是要以其自勉，其实是在自夸。

为了表示自己是个孝子，他也有精彩的表演。他的嫡母徒单氏，是他爹宗干的正室，一生无子。他夺位后，尊她和生母大氏同为太后。他与徒单太后原有隔阂，因此他迁都燕京时，把徒单太后留在旧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直到他的母亲大氏去世后3年，他才按母亲临终时的嘱告，把徒单氏迁到燕京。贞元三年(公元1155年)夏，完颜亮遣大臣往上京奉迁太祖等先帝陵至大房山，并迎太后来燕京，他在沙流河迎祭先帝梓宫，并谒见太后。他命左右带着皮革制成的约杖，跪在太后面前，谢罪道：“孩儿不孝，很久未来给母后请安、问候冷温，请母后痛笞之，否则孩儿于心不安。”徒单太后道：“今平民之子有百金之产，尚且爱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怎忍心杖笞呢？”遂将他扶起，喝退持杖者。太后至燕京，他又率百官于郊外迎接，让太后入居寿康宫。当天又举行盛大宴会，亲率后宫、宰臣以下百官为太后祝寿，极欢而罢。此后，他每日给太后请安，侍太后十分恭顺，太后从坐榻上站起时，他都要上前扶掖。太后乘舆辇外出，他常拿着太后出行所需用具，在后面徒步跟随。这一连串的表演，效果极佳，令“见者以为至孝，太后亦以为诚然”。

然而，这个“圣君明主”，其真面目又是如何呢？

他表面上崇尚节俭，其实却穷奢极欲，肆意挥霍。他拒食鹅以示俭，但他外出游猎时，却不惜以重金购买一鹅一鹑，有时甚至以一条牛换一只鹌鹑，以快口腹。他夺位称帝后不久，便于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下诏迁都燕京，命人大修宫室，耗资无算。他于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三月迁都燕京，同时下令将上京宫殿宗庙，以及大族宅第全部拆毁，将其夷为平地，交农民耕种。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他为便于指挥兵马伐宋，又拟迁居南京(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并下诏大修宫室。此工程十分浩大，耗费资财人力无穷，运一木之费至两千万，牵一车之力至500人。伐木采石，车辆塞途，许多民夫累死于运输途中。所建宫殿，雕梁画栋，遍饰黄金，间以五彩，施工之时，金屑在空中飞舞，如同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一殿建成，稍不如意，他便下令拆毁重建，务求辉煌华丽。

他表面上要求臣下进直言，以显示自己虚心纳谏，其实却刚愎自用，拒听谏言，甚至闻谏则怒，动辄杀人。他决定南下伐宋，并下诏营建南京宫室，朝臣翟永固、韩汝嘉直言进谏道：“燕京的宫室刚刚建成，库藏匮乏，民办未苏，岂可再兴土木！而我与宋通好，岁帑从未短缺，遽兴征伐。亦恐师出无名。”他竟勃然大怒，将他们赶出殿外。这两个人还算幸运，太医使祁宰上疏谏伐宋，竟被他下令处死，并籍没其家。他出巡时，遇一男子上书言事。他不问青红皂白，便下令将其斩首。他的嫡母徒单太后得知他要伐宋，屡次谏阻，他竟派人将太后缢杀，并焚其尸于宫中，弃其骨于水，并杀太后亲属、侍婢等十余人。其孝子的假面具，至此彻底扯下。

他表面上亲民爱民，其实却残民害民，视百姓为马牛。他决定伐宋后，下诏征马56万匹，各路献马者昼夜不绝于途，死者耽藉于道。他又诏令河南州县所贮粮米，不得他用，以备军需。他命军民造军械兵器于中都，造战船于通州(今北京通州)，役夫死者甚众。所需材料，皆强令百姓供给，致使箭翎一尺贵至千钱，村民为了供给造弓箭的筋萆，只好把赖以稼穑的耕牛宰掉。为造战船，强拆民舍，将其门板屋梁作为材料，并焚烧死尸，提炼油膏，以为造船之用。官逼民反，骚乱迭起，大者攻城夺地，小者占山为王。但他却“恶闻盗贼事，言者皆罪之”，以致地方发生暴乱，朝臣也不敢奏闻。

他表面上重视人才，但却对有才能的人十分嫉恨，对于功高望重者，更是欲除之而后快。左副元帅完颜杲有功于金，领兵在外，颇得军心，他指使人诬告其谋反，将其杀死。韩王完颜亨是名将宗弼(兀术)之子，才勇如同乃父，他指使人诬告完颜亨密谋对他行刺，将其处死。就连他的弟弟完颜衮，也因声望颇高而遭他嫉恨，后来完颜衮的家奴诬告其谋反，他正好抓住借口，不问真假，将其弟斩首于市。

他夺取帝位之后，下诏将被他诛杀的宗室诸王的妻女收入后宫，供他淫乐。

这些女子有的是他的姑嫂，有的是他的堂姊妹，有的是他的晚辈，皆封为妃嫔。他如看中臣吏之妻，便将其夫遣往上京，或派往外地为官，或是干脆把其夫杀掉，而后将其妻召入宫中奸淫。他与妃嫔纵淫，必令乐工奏乐，并撤去帏帐，令众妃妾列坐观看；又在卧榻前铺上地毯，令妃嫔裸体相逐以为戏。他淫兴一动，便上前抱住一个，就地交欢。

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这个精于作伪的家伙，在率军伐宋途中，被部将完颜元宜率众杀于瓜洲渡(江苏扬州市南)，死时40岁，在位13年。他死后第二年，被世宗完颜雍降封为海陵王，18年后，又被降为庶人。《金史·本纪第五》评曰：“海陵在位十余年，每饰情貌以御臣下……淫嬖不择骨肉，刑杀不问有罪……空国以图入国，遂至于败。”

完颜亮虽死，其“每饰情貌以御臣下”，靠作伪树立廉政爱民形象以欺世者，仍不乏其人。(www.chuimin.cn)

“平民皇帝”：不打元兵专打友军

明太祖朱元璋被称为“平民皇帝”。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的家庭层次低得不能再低，穷得不能再穷。他当叫花子讨不到饭，当小和尚化不到缘，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冷汗淋漓。他的投军，最初不过是混碗饭吃，哪有什么雄心、野心，后来居然打下了江山，这都是给环境逼出来的。这不是“平民皇帝”又是什么！既然是穷人出身的皇帝，对百姓总应该好点儿。现在让我们揭开史书一层一层的面纱，看看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在元廷的暴政统治之下，老百姓长期过着“窦娥冤”式的生活，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公元1351年，当元廷征集数10万民工治理黄河之时，在工地上挖出了一个石人，只有一只眼睛，于是民间盛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以黄河工地为中心，抗元的怒火燃遍了中华大地。英雄四起，各据一方。元廷虽然派兵镇压，但是起义军此伏彼起，元廷穷于应付。4年之后，起义军首领刘福通部打出“反元复宋”的旗帜，拥宋徽宗的后裔韩林儿为帝，在亳州建立政权，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各地起义军虽多使用龙凤年号，不过是遥相呼应，虚张声势而已，大家仍然是各自为战，并未听从大宋政权的指挥。

朱元璋自己没有任何本钱，投身的还是一个小首领郭子兴的队伍。作为郭的贴身卫兵——亲兵，由于忠心、作战勇敢，他逐渐取得郭子兴的信任，娶了郭的义女马氏为妻。郭子兴死后，他取而代之，自己就有了本钱。

在这一场大混战之中，朱元璋的表现如何呢？当时他的根据地在今安徽省的中部，那他进军的矛头应该直指北方——元廷的所在地。但是从他率领郭子兴的部众开始，到他于1368年登上帝位之前，这10余年间他的进军方向始终是向东——打张士诚，向西——打陈友谅，向南——打方国珍，从来没有向北进军去打过元兵。

这些行动是不是出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所造成？其实不然，这种“不打元兵，专打友军”的做法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个“既定方针”是由他的一个同乡同宗儒士朱升代他拟定的，有史为据，有案可查。朱升向他建议的行动纲领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谓“高筑墙，广积粮”就是筑好防御工事，多存粮草，暂取守势，不要出击，自己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等到别人实力耗尽，再出来收拾残局。所谓“缓称王”，是指对付元廷的策略。许多友军称帝称王，成了元兵打击的目标，太不合算，不如先做缩头乌龟，在别人大事招摇之时，深藏不露，设法自保；等到时机成熟，然后一鸣惊人。从后来朱元璋所吟的《菊花诗》看来，他对朱升的建议已经心领神会。《菊花诗》曰：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穿就黄金甲。

从许多有记载的历史事实看来，朱元璋也是诚心地奉行这一斗争策略。在许多抗元起义军纷纷北上之时，他按兵不动，坐视友军与元兵血战，付出重大牺牲。在友军互相火拼之时，他又拉一方打一方，从中获利。他从起兵到登上皇帝宝座，一共15年。前10年中，他在夹缝中生存，坐大；到后5年，他才重拳出击。从1363到1364年，他消灭了陈友谅这一股势力，尽得江西与两湖之地；1367年，他又集中力量，一举消灭了张士诚和方国珍两股势力，取得江苏、浙江、福建这一大片地方。

10多年中，他一直“缓称王”，只打“大宋”的旗帜，用“龙凤”的年号，让刘福通、韩林儿做自己的挡箭牌。待韩林儿兵败前来投奔，他觉得这个傀儡已无利用价值，就害死了韩林儿，自己先称吴王，再登位做了大明皇帝。这时南方已被削平，消除了后顾之忧，他才大举北伐，挥军直捣元廷。经过十几年的战斗，许多勇敢北伐的起义军早已击破了元兵的主力，再加上元廷的大将“窝里斗”愈演愈烈，已经无力对外，朱元璋大军北伐，如入无人之境，坐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光荣。

朱元璋一直把抗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却在后方蚕食友军，耐心等待元廷主力的溃败和各路友军实力的耗尽。时机成熟，他才下手，不仅摘了许多“大桃子”，而且获得“英雄”的美名。

十几年中，他韬光养晦，不显山不露水，如果和元兵接触，他又是怎么处理的呢？请看《明史·太祖本纪》中的一段记载：1354年冬，元兵大败张士诚于高邮，进而围攻六合。这已经威胁到朱元璋的根据地，他不能不介入，与元兵发生冲突，缴获了许多马匹。他因此觉得不妥，赶快进行了补救。派地方父老牵牛担酒去向元将谢罪，并送还所获马匹，还向元将解释说：“我们之所以守城，是在防他盗(实指友军)耳！”当时元兵正集中力量打击张士诚，也不想过多追究，此事才过了关。请问：这样的英雄，是不是要打折扣？

在史书上，御用文人对于“太祖高皇帝”都是一片歌颂之声，不必多说；但是民间对于朱元璋的评价又是如何？有一首凤阳花鼓唱得好：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

600年来，大家对于这首鼓词做了许多不同的解释，至今尚无定论。不管如何解释，结论大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朱皇帝带给老百姓的不是幸福，而是祸害。不管什么阶级——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同样受害，并无例外。

刘观：监察部部长贪污受贿终被查办

朱元璋早年由于家庭和本人曾受尽贪官欺压，所以本能地对官员贪污贿赂就极为痛恨。明朝建立之后，他发誓要把自己的政权建成一个彻底没有贪贿的王朝。他从“宽民严官”的执政理念出发，一开始就对各级官员采取了高压态势，极尽整饬之能事，其手段几乎到了残酷的程度。这种高压态势一直延续了两任皇帝，再之后的皇帝们对贪贿惩治就有点儿忽松忽紧，贪官的数量也就与政策风向标相同步而忽多忽少。

这期间，有位叫刘观的明政府高官(相当于现监察部部长)，屡次因贪贿坐罪，三起三落。几任皇帝对他的处理过程，基本上体现了明朝初年反贪污贿赂的轨迹。

在历史上与其他朝代相比，明朝早期的官员有三个“最”：一是工资最低，二是权力最小，三是被杀最多。这是因为朱元璋从骨子里就十分轻视他们，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朱家王朝的打工者而已。既然是打工者，老板就与他们没有任何感情，对待他们就异常冷酷无情。

比如，朱元璋给府县一把手的工资，仅仅勉强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府县其他开支，包括机关雇员工资、办公、办案、接待、车马、人情来往等一切日常开支，国家一概不管。逼得官员们只有靠贪污受贿来维持。那时的官员，凡是能维持机关正常运转，或者官做得比较风光的，几乎没有不是靠贪污受贿来维持资金来源的。

即使这样被人歧视，这样没有油水，甚至还有生命之虞，当时人们对当官仍然趋之若鹜，男儿们仍然认为这是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削尖脑袋也要往官员队伍中挤。

就在朱元璋大杀贪官的1385年，保定府的雄县就有一个叫刘观的人，头悬梁锥刺股历经无数春夏寒暑，靠自己的本事考中了进士。虽然他就要走进血雨腥风充满险恶的官场，迎接他的必是吉凶难测，生死未卜。但消息传来刘观仍然喜不自胜，因为他盘算着，只要脱颖而出走进官场，自己就是人上人、佼佼者，其风光已经代替了风险。

皇榜题名之后，吏部将刘观派到山西太谷县做了个县丞(相当于副县长)。但刘观目标很高，不想在基层长干，便开始钻营活动，不到一年就跑关系活动到了中央机关，任了个监察御史，从此开始了他在监察部门工作的生涯。在这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这期间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一心上进，直到1397年。

朱元璋便破格提拔他为左佥都御史(相当于现监察部副部长)。

史书上说，就在他当了左佥都御史以后，曾经因为出了事而被捕入狱，但并没有说是什么事。在反贪贿为朱元璋工作重心的时期，想必一个掌握官员生杀大权的高官，出事恐怕也与贪污受贿有关，不会是别的事。这是刘观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坐罪。

还是他的活动能量大，入狱时间不长，经他运作就被释放。释放后朱元璋任命他出任嘉兴知府。他是无论如何不愿当明朝的地方官，正不想去时，恰值他父亲去世，便以守丧为由辞官回了雄县老家。

他在雄县家乡闲置6年，明朝皇帝已经换了两茬，现在是成祖朱棣当政。

成祖朱棣有太祖朱元璋遗风，行事严苛，对腐败也毫不留情。书上说他常常“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违抗者即尽杀戮”。看来朱棣对贪官的处理不在朱元璋之下，也是够狠的。

已经在家闲得不耐烦的刘观，这时开始要求出来工作。经他的一番努力，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提拔他为云南按察使，还是他的老本行监察工作。但还未赴任出发，中央的任命又变了，改为户部右侍郎(相当于现财政部副部长)。工作了只一年，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又调任左副都御史，回到了他的原单位。

刘观复职后，一切得心应手，工作干得不错。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礼部尚书郑赐病逝，于是升刘观为礼部尚书，成了正部级。同年十二月，又与刑部尚书吕震互换官职。频繁换官，而且都是要职，可见他在朱棣皇帝心目中的分量。

但这时刘观有些飘飘然，对自己要求开始不够严格。受贿行私，搞特殊，讲排场，坐轿超标，各种问题开始暴露。监国的皇太子发现了他这些问题，对其进行批评。事情反映到朱棣那儿，朱棣按照“大臣有小的过失，不应当就给予折振”的原则，特地赐书诏谕皇太子，让他不要太认真，朱棣就这样把事情压下了。

也是为了保护他，朱棣有意先调他出中央机关一段时间。适逢永乐八年(1410年)凉州羌族叛乱，朱棣便任命费献为都督、刘观为参赞军事，前去率师征讨。结果仗打得一塌糊涂，刘观骄傲自满，把征讨视同儿戏，严重失职。朱棣一气之下，将刘观一捋到底，调回朝廷当了个一般吏员。

这次挫折不小。刘观在这个小吏员的岗位上一过就是5年，一直熬到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朱棣才重新启用他，并提拔让他重新做了左副都御史。

刘观看来做监察工作是个行家里手，一回到任上就崭露头角。很快朱棣又提他为左都御史，成了这个监察部门的一把手。这期间他除去做好中央监察业务工作外，还多次奉命督办通浚河漕，巡抚各地考察官吏，任务都完成得不错。

通过对刘观的态度，可见朱棣在反贪贿以及管理保护使用官员上，除去有峻刑厉法的一面之外，与朱元璋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已有所区别。不过也正是这一区别，为刘观以后的更严重的坐罪埋下了伏笔。

朱棣去世前后，明初紧绷的反腐败之弦已经开始松了下来。

继任朱棣皇位的是仁宗朱高炽。过去由于朱棣对刘观的重视，朱高炽即位后(公元1425 年)，也对刘观高看一眼，除去让他继续主管监察部门之外，还让他兼任太子的老师(太子少保)，并破天荒地同时给他开了两份俸禄，这在明朝时绝无仅有，可见仁宗对其之厚。

如此风光地被重用，这时的刘观开始忘乎所以，并有了拨弄是非、随便整人的毛病。最突出的一件事是，当时的大理寺少卿(相当于现最高法院副院长)戈谦多次上书说事，仁宗嫌他说话啰唆不得要领感到厌烦，经常批评他。这本是一件小事，戈谦作为一个部门副职，一见皇帝就紧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作为监察部长和太子老师的刘观，竟然落井下石，趁机偷偷发动他的下属十四道监察御史上书说戈谦的坏话。

从这以后人们彻底看清了刘观的人品，机关干部们开始鄙视他，认为他做人有点儿不地道，大家心照不宣地有意躲避他。

朱高炽这个皇帝与父亲朱棣以及爷爷朱元璋大不一样，“性甚仁恕谦卑”。这还不算，本来自己本事不大，他还有意要对父亲和爷爷所实行的反贪腐的政策进行改革修正，想自己另搞一套。

刚即位，就对刘观说了一些谦虚的话：我当皇帝经验不足，你们都是咱国的大臣，如我处事有不正确的地方，你们就及时告诉我，我会及时改过的。

接着又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过来，对他们亮出了自己的执政态度：这几年国家法制开始乱了起来，官场纪律也有些松弛，这我是知道的。但现在有关部门报的所谓大案，都是舞文弄法妄加之罪。所以我考虑，今后凡是死刑，一定要再三斟酌，执法部门不能对此疏忽，也不能宁当酷吏还不感到惭愧。从今以后凡审重要犯人，你们三人必须一块儿审理定案，如发现冤情，不管多复杂都要认真复查。

接下来，朱高炽又召刘观、大理寺卿虞谦，对他们说，过去，你们执法部门都把诬陷人当做功劳，抓住政府工作人员们的一句话、一个字，就以诽谤论处，甚至弄得人家家破人亡，还不让人家申怨解辩。最近，这种风气又开始出现。你们想想，治理国家需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害怕谁还敢说话？不能再动辄就说是诽谤了。政策进一步放宽。

杨士奇按照仁宗朱高炽的指示，立即拟好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说，今后凡是对官员贬谪、抄家、死刑，执法部门必须上报，如果多次上报都不能获准，你们就不能执行，这要成为定制。以后各执法机关一律不能再用鞭打的刑法，更不能用宫刑而让人绝后。除去谋反者之外，一律不能再牵连家人，另外凡是举报诽谤者一律不再立案。

仁宗彻底抛弃了朱元璋、朱棣所开创的反贪贿的格局。他对先辈们形成的对贪贿的高压态势开了减压的口子，官员队伍原有的紧张一下子松弛下来。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本人和家属子女也迅速蠢蠢欲动。整个官员队伍，尤其在政权高层官员心中，开始红尘万丈，言必以实惠说事，官商勾结，权钱共谋，奢靡消费之风迅速刮动。

正当官场风气按照仁宗的思路迅速恶化之时，只不到一年时间仁宗就去世了。

接下来即位的是宣宗朱瞻基。这个朱瞻基的性格比较复杂。

一方面他继承仁宗的路子，提倡以人为本，多有惠政。甚至，他经常批评监察部刘观，嫌他们上报案件过多、过滥。说对人要宽厚，能不立案的就不要立案。为此，监察部门每次上报案件都是一压再压，一减再减，一拖再拖。就这样，每次报案，刘观还特别紧张。报案时只要见宣宗不高兴，刘观就不敢把上报材料拿出来，扭头偷偷给他的随从说，赶紧告诉刑庭的人，这事先放放，下来再说吧。这案子很可能就不了了之。

另一方面，宣宗对贪官污吏，即使是公卿大臣，也敢于下手。也曾经处理过不少腐败官员，比如御史沈瑞接受贿赂案，宣宗说：“御史本是朝廷耳目，今受重赂，是耳目蔽矣。”把他谪戍辽东。工部尚书吴中私自把公家的木料、砖瓦赠送给别人盖房，也被下狱。他还责成各级官绅民等，大力推荐廉洁官员，然后给予重用，出任府、州职务。明史上许多有名的循吏清官就出在他这个阶段。

也就是在这期间，宣宗高调处理了刘观。

从仁宗开始的风行全国的公款吃喝玩乐之风，到宣宗时已经十分严重。那时候从京城到府县，各个饭店都人满为患，饭店门前官轿、官车云集。官员们天天大吃大喝，宴会聚乐，互相请客。大家都以奢侈相尚，饭局比规格、比档次，还让小姐作陪。不仅如此，监察部门也带头参与其中。

作为监察部门之长的刘观更是有请必到，还在饭局中多次接受贿赂。行贿之人送了礼下来就到处嚷嚷，别人听说后也就向刘观行贿办私事。这还不算，刘观的儿子刘辐，利用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公开索要贿赂，甚至包揽诉讼，大肆聚敛钱财。刘观对此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儿子胡作非为。

刘观的副手们以及其他官员，见头头都这样，索性也都贪污受贿放纵无所顾忌起来，高官子弟们也纷纷仿效刘观儿子的做法，胡作非为无所不用其极。导致监察部门的风气严重恶化，给全国带了个很坏的头。

宣宗发现了这个问题。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六月，一天罢朝后，宣宗便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门，私下问他们，太祖那时候，朝臣们都谨慎清廉，克己自守，可现在的官员们却贪浊成风，这是什么原因呢？杨士奇回答道，太祖时是不错，成祖中期以前也不错，到成祖末期这种情况就开始出现了，如今更为严重。杨荣补充说道，成祖后期虽然有了贪浊之风，但也就是出了个贪官方宾(时任兵部尚书，恃宠贪恣)，其他人的严重程度还没有超过方宾的，现在可就不一样喽。宣宗问道，今天谁是最严重的？杨荣回答说，刘观。宣宗闻之牙齿咬得咯咯响，立即问，谁可以代替刘观的职务？杨士奇、杨荣当即推荐了通政使顾佐。

宣宗于是将刘观外派去巡视河道，任用顾佐为监察部门首长。御史们见刘观被贬，不再怕他报复，便趁机纷纷上奏章弹劾刘观，并且涉及刘观之子刘辐许多贪赃枉法之事。宣宗阅后大怒，于是下令：立即逮捕刘观父子！

逮捕后，宣宗拿出弹劾他们父子的奏章给他们看。刘观当即就上疏为自己辩解，不承认这些上告材料上说的事。宣宗更加恼怒，又把廷臣们先后送上的密奏全部搬出来，甩给他看。这些材料中有的枉法受贿金额达千金。刘观一看傻了眼，这才认罪。于是宣宗将他们父子下到锦衣卫狱中，决定次年再处以极刑。

杨士奇、杨荣请求免其一死。宣宗念其旧情，就将刘观的儿子刘辐发配辽东，命刘观随同前往，算是免了他的死罪。刘观后来病死在了辽东。

此事之后，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宣宗又命令掌政风的官员们考察奏免官吏中有贪污行为的人，该朝风气开始有些好转。宣宗感慨地说，幸亏那时罢免了刘观，要不这国家的风纪和法度不知要坏到什么程度呢。

但是到英宗之后，明朝贪贿之风又逐年抬头。到明朝中后期贪贿如潮涌而来，已经遍布明政权整个肌体的每一个细胞，直到无法收拾。

先前造物主眷顾大明初期政权，好不容易苦海挣扎登上了一叶没有贪贿的方舟，从朱高炽开始又糊糊涂涂跳回了大海，等到明末几位皇帝呛水再喊救命时，那方舟已经无影无踪了。

李自成：进京施暴行，自己逼死自己

明朝末年，李自成发动农民起义。农民军势如破竹，攻入北京后，李自成命人遍索皇宫，发现大内府库中只有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骇异之下，失望至极。本来，他“建国”之后，依理应该大赏将士，如今金银缺少，如何是好！

在刘宗敏等人撺掇下，李自成下令“追赃”。最早向大顺军“献财”的，乃大太监曹化淳，他一出手就是5万两白银，让李自成高兴了一把。

三月二十日，新朝“宰相”牛金星发布文告：“各官俱有次日朝见。朝见后，愿去者，听之。敢有抗违逆令者，斩！”

第二天，李自成等人坐于朝堂，牛金星手执花名册，一一点名。李自成坐一会儿就不耐烦了，与刘宗敏起身离去。忽然间，农民军中有传令：“前朝犯官俱送刘宗敏将军处听候发落。”于是，这大批人被驱赶至刘宗敏处。

结果，刘宗敏根本不审，也不问，只让人传令：“以官第献银，一品必须献银累万，以下必须累千。痛快献银者，立刻放人；匿银不献者，大刑伺候。”

一时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同时，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

李自成也觉有些过分，对刘宗敏等人讲：“你们为何不帮助孤王做个好皇帝？”

刘宗敏马上顶他一句：“皇帝之权归你，拷掠之威归我，你别废话！”

李自成默然。甭看刘宗敏的官衔只是“权将军”，不是“太尉”、“大司马”什么的，其实他几乎与李自成平起平坐，根本不买这位哥们儿“皇帝”的账。

初入京城纪律严明，但随后军纪日益败坏。官员中首遭掠死的，竟然是率三大营兵士在京城外最早投降的明朝国戚、襄城伯李国桢。

这个贼臣，是崇祯帝末期最受宠信的臣子。李自成在北京城外初见李国桢，就没一丝好印象，呵斥他说：“汝受天子重任，信宠逾于百官，依理应该死国，厚脸来降，汝欲何为？”马上就令人把他绑个严实，根本不理他的痛哭哀求。

刘宗敏首先刑拷于他，小火燎烧，大板痛砸，折磨一夜，终于让这位李爷极痛而死。

大学士魏藻德，明朝状元出身。单独囚于一黑屋中。这魏大人隔门缝乞求：“新朝如欲用我为官，就把我放出来吧，别把我锁在这里。”这一来，反而提醒了刘宗敏。

刘宗敏把魏藻德提入厅堂亲自审问，首用夹刑，边夹边问：“汝居首辅，何以乱国如此？”

魏藻德边嚎边答：“我是书生，不谙政事，先帝无道，遂至于此。”

刘宗敏大怒：“汝以书生擢状元，为官三年即升首辅。崇祯何处对不起你，竟敢诬他为无道昏君！”

于是，刘将军扇了他数十大嘴巴。士兵见状，夹棍猛扯，老魏十指皆断，疼痛之下大呼：“我有一女，愿献给将军为妾！”刘宗敏唤人立取其女，奸污后送入军营，听凭军士享用。

但是，对于献女的老魏，刘宗敏更加不屑，严命兵士加紧拷掠。一共“伺候”了六天六夜，最后魏藻德脑袋被刑板夹裂，脑浆流出而死。

明朝的翰林、科臣这些清贫官员最倒霉，他们家中油水实在拿不出，多被刑掠而死。

经过数天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7000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以便于运输。7000万两真不是小数。崇祯帝10多年加饷摊派，从民间得银不过2000万两，结果导致民心涣散而亡国。李自成在京城榨银7000万，酷烈可知。

大顺军初入城的前10天左右纪律严明，士兵犯抢劫及强奸罪的被钉死剐杀了数百人。只是随着时日推移，农民军军纪日益败坏。

四月中旬，听闻山海关吴三桂“造反”，李自成坐不住了。他想让刘宗敏、李锦率军出征，但二将耽于京城内的淫乐享受，摇头不应。无奈，李自成只得“亲征”。

四月十九日，李自成早晨发兵。随行人中，除七八万精兵外(号称20万)，还有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崇祯帝的3个儿子。

1644年初，皇太极已死。主持清廷政局的多尔衮听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立刻派人前去联络，提出要“并取中原，同享富贵”。李自成没有做出反应。

松山败后，明廷并未严处败逃的吴三桂，仅名义上降其三级，仍然派他固守宁远。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他还率兵多次击败清军的进攻，并多次拒绝其舅父祖大寿替清军对他的“招降”。

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明廷下诏吴三桂弃宁远回援京师，他于三月十六日抵达山海关。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却听说农民军已经在前一天攻破北京城。

李自成派人持檄招抚，表示吴三桂归大顺后“不失封侯之位”。北京城内的吴三桂父亲吴襄为全家性命打算，也“语重心长”亲笔写信来劝(也可能是被农民军所逼)。

犹豫间，吴三桂得知了大顺军在北京拷打明朝官员追赃之事，大失所望。不久，当他得知自己父亲也被夹拷，愤怒至极，决定不再入京，怕自入罗网后父子遭杀戮。后人总是渲染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抢掠奸污之事是他“冲冠一怒为红颜”、叛李自成的主要原因，其实这只是次要原因。

吴三桂被李自成逼得撕破脸，不是即刻降清，而是以大明孤臣的身份，向清廷“借兵复仇”，这也为李自成最后的身死埋下了注脚。

多尔衮接到吴三桂密信，大喜过望，立刻直奔山海关而来。同时，他写信给吴三桂，许以“裂土封王”，要对方投降，而不是“借兵”。

李自成听说吴三桂与清军搭上线，不敢怠慢，派出降将唐通与白广恩先率骑兵赶至抚宁县东南的一片石，而他自己则率主力布阵于石河(今秦皇岛燕塞湖水库)。

此时，多尔衮及部下均心有疑惑，一怕吴三桂骗人，二是清军从未与李自成交过手，心中没谱。于是，清军先拿唐通一军开练，首先在一片石打败了这批为数不多的前“官军”与农民军混合的部队。

惶急之下，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吴三桂本人亲自出关，驰奔欢喜岭上，拜见多尔衮。

多尔衮拉着吴三桂的手说：“君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今次领兵入关，严令大军遵纪。望君告知关内士民，万勿惊慌。”

吴三桂“感动”之余，忙与多尔衮盟誓，宰马杀牛祭天地，表示谁违约谁就不得好死。

多尔衮仍不放心，又让吴三桂剃发。吴三桂只得和手下几个高级军官立刻剃发、称臣。明军四五万人来不及一时全剃发，多尔衮就让他们先在身上缠白布条做记号。白布不够，明兵们用裹脚布扯下当记号。由此，混战之中，清军见身上裹白布的汉人就知为“盟军”不杀。

于是，吴三桂下令开山海关门。清军不费一兵一卒，由明兵自己打开了百万雄兵难以攻克的险关。

吴三桂哀兵，自为前锋。农民军有“主上”亲征，个个当先。斗至中午，毕竟农民军实力占上风，吴三桂已呈败相，明军被杀过半，勉强支撑。

关键时刻，清军号角声响起，两三万戴斗笠拖大辫的清军劲骑忽然呐喊着杀奔而来。

李自成吓得差点儿从马上掉下来，他低喊了一声“鞑子来啦”，掉转马头就跑。“主上”跑了，大家皆失主心骨，立刻掉头也跑。兵败如山倒。明军与清军合击，一路追杀，二三十里间，很快堆满了数万被杀的农民军尸体，据说暴骨3年后都收拾不净。

李自成仅剩数千残卒，败退永平，为泄愤，他下令剐杀吴三桂他爸吴襄，把首级悬于高竿之上。小喘片刻，他急忙遁回北京。

四月二十六日这天，李自成率残兵遁回北京。

这些败兵入城后，皆知末日将至，完全丧失纪律，开始在北京城内烧杀奸掠，备极惨毒。

李自成入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吴三桂全家34口尽数剐杀。

第二天一早，李自成即在武英殿举行正式“登基礼”，头戴冠冕，受“百官”朝贺。第二天一大早就匆忙离京，向西奔逃。自入城到离京，“大顺”政权仅存在了42天。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抵至北京。他吸收李自成的失败教训，四处张榜，表示说无论是谁，只要降顺大清，官复原职不说，还要加官晋爵，新有封赏。这一来前明官员大悦，个个弹冠相庆。

此时各地的李自成部队，仍旧有数十万之多。他本人率残兵一路经太原、平阳，返掠西安，把大部队留守于山西、河南一带抵御明清联军。

回到西安后，李自成精神萎靡，半年内基本没什么大动作。

1645年正月十二日，守潼关的李自成部将马世耀投降。第二天，他与7000名农民军均被屠杀。

困愁于西安的李自成闻讯灰心，西北看来是待不住了。临撤退时，他下令部将田见秀把西安城内所有建筑和仓库烧毁。幸亏这位田将军还算有人性，只点燃了东门楼和南月城楼，为西安百姓留下了御寒的房屋与粮食。

李自成打不过清军，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大败左良玉部明军，武昌、襄阳均落入李自成之手。他准备攻取南京，但清军追至武昌，李自成只得弃城接着逃。

四月下旬，在江西九江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农民军大败，数万人被杀，李自成的两个堂叔以及大将刘宗敏皆被俘后剐杀。

李自成身边仅剩下万把人。五月初四这天，农民军大队人马行至湖北通山县境。李自成胡乱吃了几口，就率28名亲兵在附近九宫山一带转悠，一来消遣愁绪，二来察看地形。

附近的山民听说有“贼人”到，就纠集了数十人来杀。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多年遭“流贼”之害，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数千农民军在附近，只以为是一股小部队，故而有胆上来厮杀。

李自成手下人马立刻惊散。仓促之间，李自成拍马就跑。

逃到牛背岭，又遇山间滂沱大雨，李自成坐骑陷于泥中走不动，他只好下马牵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农民程九伯见李自成一人独行，身边又有匹好马，立刻手持锄头窜了出来。李自成毕竟身经百战，程九伯不是对手，被对方骑在身下。李自成压住程九伯，回手抽刀，但刀鞘中因雨水沾泥，一时间拔不出来。

此刻，程九伯外甥金二狗赶到，他见舅舅被一个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情急之下，抡起铁铲冲李自成砍去，“嚓”的一声，一下子削去“大顺皇帝”半个脑袋。

一下岗驿卒(李自成最早从事的职业)死于一农民之手，结局充满了隐喻般的黑色幽默。可以说，李自成完全是被自己逼死的。可叹这一切，杀人“真凶”程九伯根本不知，与外甥一起在山中小屋看着草地上的大马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