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真相，揭开迷局

四.真相大白——还原真实瞬间

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是经过人为加工过了的副本，已经沉积在记载中，已经凝固成文字，成为静止的固体。但根据一些史实，我们还是可以还原最初发生时最为真实的瞬间，感受历史最为本真的魅力。

以姐姐为诱饵：赵襄子一步步灭掉代国

春秋末战国初的代国所管辖的地域在今天的河北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阳高以东一带。建立这个国家的是少数民族狄族。这个民族的精神十分值得学习，它在中原各国此起彼伏的摧残下，屹立不倒，并在春秋初首先脱离周王朝的统治而自立为国。没有中原那一套所谓的仁义教化，代国的发展很让人刮目相看。尤其是这个国家适合养马及牲畜的地形与气候，更让赵国想入非非。在当时，马作为战略资源，使牧养马匹的草场亦同属于战略资源，谁能控制战略资源自然就有坐大的可能。

当时的赵国比代国强大，赵国国君赵襄子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吞并代国，获得代国马匹、草场这些战略资源。但是，灭掉代国又谈何容易。作为在当时晋国边境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雄厚的军事实力，恐怕早已不存在了。代国人原本就是少数民族，并且有马骑，有箭射。我们知道，在过了一百年后，赵国出现了赵武灵王，才有了正规骑兵。而在公元前475年，晋国想要与代国进行一场决定生死的较量，恐怕晋国占不到一点儿便宜。

赵襄子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就在他父亲死掉安葬后不久，他就登上赵国与代国的边境——夏屋山观察代地的风土人情。

成功学与厚黑学同时告诉他，想要攻击一个强大的对手，就必须找到对手的弱点。而社会学告诉他，想要知道对手的弱点，就要观察他的生活活动。

他登上夏屋山，代地风光与人情尽收眼底，经过许多天的观察和打探，在收集的资料上他写道：代地人喜欢音乐，代国君主以好色为精神食粮。

好色，无疑就是代国君主的弱点，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是，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并不代表就能攻击。

赵国当时可没有美女，赵襄子急得抓耳挠腮。但有一天，他看到了自己的姐姐，眼前一亮。

他的姐姐当时正如花似玉，拥有着让男女都嫉羡的细腰和吹拉弹唱的技能。

于是赵襄子给代国国君写信，先对自己姐姐的容貌夸赞了一番，然后是对代国国君的本事渲染了一回，最后，说明了来信的目的：我们联姻，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若有一点点头脑的人，一定会想到“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句话。但这句话在战国初期还没有出现，而代国国君恰好是个没有头脑的人。

他如果稍微冷静地想一下就该明白，赵襄子所谓的“联盟”纯属扯淡。晋国与代地虽然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但小战役不断。代国虽没有侵犯晋国的心思，但晋国一直想要拿掉代国，特别是赵襄子，因为这关系着他们赵氏势力的发展。

这在当时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可当赵襄子把自己的姐姐送到代地时，代国君主什么都不管了，这也不能怪他，他本来就是个好色的人。

为了报答赵襄子的送美之举，他送了许多匹骏马给赵襄子，然后就和美人去浪漫了。

也许有人会说，赵襄子这个人太缺德，居然把姐姐当成武器。如果说这是一种缺德，那他想让姐姐守寡的想法，更是丧尽天良了。

这个时候，代国国君已经成了他姐夫。自古以来，小舅子对付姐夫的事很是平常，但可没有一个小舅子如赵襄子一样想把姐夫给弄死的。

可在他那个位置，又有着他那样的理想，也管不了那么多。他准备好一切后，就给姐夫下了邀请函。大致意思是说，自从您当了我姐夫后，我这个做小舅子的也没有好好招呼过您，实在是因为跨国婚姻有太多不便啊。您上次送我的马，我骑了，跑起来还不错。我现在对您的感激之情如江水滔滔啊。为了感谢您，我请您吃饭。地点就在咱们边境的夏屋山上。不见不散。

邀请函被代国国君翻来覆去地看，高兴异常。但他手下还是有能人的，此人就提醒他，赵襄子此人在晋国可不是善茬。您此次去白吃白喝，可要多带点儿人。您要知道，一旦您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如猢狲一样散掉，代国可就完了。

代国国君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在他看来，赵襄子是他的小舅子，两方都是亲戚，怎么可能发生事情呢？多虑，多虑。

他给赵襄子回信，表示到时一定准时赴宴。赵襄子就开始了这场饭局的准备工作。第一步，他把自己的姐姐以服丧之名召了回来，他姐夫并没有怀疑。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需要一个像样的杀手。

和五十年前吴王僚一样，代国国君虽然不穿龟甲，但其作为游牧民族，力大无比，近距离搏击是他的长项。况且，代国国君虽然不准备，但肯定会带一批武士。为了让姐夫少带点儿武士，他又给姐夫写信，说，家父刚死，我们就大吃大喝很是不好。如果人太多，恐怕家父会诈尸，还请少带些，不能超过五十人。

他姐夫爽快地同意了。

赵襄子就着手实现他的第二步，找杀手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是很难的。据说姐夫对兵器很敏感，但凡兵器离他有一丈时，他眉毛就跳。所以，坚决不能找用剑和刀的杀手。

他最终选定了一个调酒师。战国时期的调酒师其实就是给主人倒酒的，工具是一根特别长的大金斗，我们今天来看这种倒酒器具，其实就是一柄加长版的铜锤。

第二步准备完毕后，他又准备第三步。一个倒酒师不可能对付那么多武士，所以，还需要一批对付姐夫带来的武士的人。赵襄子挑选了一百名士兵，练习羽毛舞。所谓羽毛舞就是每个人拿一根大羽毛在观众面前起舞，舞蹈练成后，他又给每个士兵发了一把刀，藏在羽毛里。

这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才想到了菜。

如我们所知，这种饭局，什么菜、多少个菜都是次要的。所以，这场饭局到底有什么菜，历史并没有记载。

双方约好的那一天，大家都没有迟到。赵襄子带了几个厨师和一百名跳舞的士兵，他姐夫果然就带了五十个武士。

那名杀手，就是那个用加长版铜锤的调酒师在代国国君旁边，国君喝完一杯，他就用铜锤给斟上。那一百名士兵开始跳起了舞蹈，很是难看。正当双方吃得高兴时，赵襄子突然“哇呀”一声，代国国君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大铜锤就到了他眼前，他清楚地记得，这是那倒酒器具，还没有喊一声，眼前已经一黑。

杀手一击而中，绝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照着代国国君的脑袋，连连挥出，像是在砸石头。那五十名代国大汉一见国王的脑袋转眼之间就成了肉饼，正要动手，突然看见在他们中间跳舞的那些舞蹈演员向他们冲了过来。

片刻工夫，代国人全被杀掉。这场饭局就此结束。由于代国王城内并不知国君被杀死，因而赵襄子率领兵卒很顺利地进入代国国都，代国跟着那场饭局前后脚宣告结束。

这场饭局让代地并入了赵国，此饭局所得到的结果对赵国来讲意义非凡，它大大地扩张了赵国疆域的规模，从这以后，代地的人力物力资源直接为赵国所用。另外，代地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它东接燕，南接中山，北接匈奴，与楼烦、林胡接壤。赵国灭掉代国不久，赵襄子就派人由代地出发南伐中山，夺取了中山国的左人及中人(地名)。后来的武灵王讨伐中山和楼烦、林胡，其根据地都是代地。

两百多年后，赵国被秦灭掉，赵国最后一个王迁被秦俘虏后，赵国的公子嘉跑到了代地自立为王，支撑了三十多年。这位贵公子大概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赵国被灭后而当王，完全是那场夏屋宴的功劳。

贪嗜烤鱼：吴王僚死于刺客之手

战国时期，诸樊继承吴国国主后，对自己的儿子们没有好感，倒是很看好自己的三弟季札。所以，他临死前把三个弟弟——大弟余祭、二弟夷昧和三弟季札叫到床前，让大弟余祭继承王位。按照吴国的传统，大弟余祭死时必须要把王位传给弟弟，以此类推，三代后，王位自然就传到季札手里了。

后来的事情都按照诸樊的计划进行，余祭死，传夷昧。夷昧死，准备把王位传给季札。但季札犯了那个时代最让人称赞的“病”：不肯受国，跑到深山老林里藏了起来。

诸樊当时想把王位最终交给季札，就是因为季札贤，可这种“贤”却把他的计划打乱了。如我们所知，春秋时的所谓贤就是礼让，曾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和叔齐就是这种“贤”的典型代表。

国不可一日无主，吴国的大臣们都认为该由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即位，公子光也是摩拳擦掌，准备接替本该就是他的王位。但夷昧的儿子僚跳了出来，迅速地做了吴国的国主。

公子光气得死去活来，一面大骂父亲愚蠢，一面痛恨堂弟僚的不要脸。可他毫无办法，吴王夷昧为僚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吴国上下对僚继承王位都很赞成。公子光只能把仇恨藏在心里，等待时机把堂弟拿下。

一天，公子光跑到在吴国当农民的伍子胥那里，给了他许多米粟布帛，试探性地问道：“您是个有故事的人，曾跑遍吴、楚全境，可曾遇到比您差一点儿的才勇之士吗？”

这个马屁拍得真响，但由于伍子胥之前对他颇有怨言，所以很冷地说道：“你们国有个叫专诸的，才是真勇士！”公子光志不在专诸，而是在伍子胥：“啊呀，还希望先生能引见一下。”

伍子胥并不松口：“何必，他离这里并不远，现在若派人去请，明早就能和你一起吃早餐。”公子光狡猾如鼠：“既是才勇之人，我应亲自去拜访，怎么可以召呢？可我不知怎么走，还请您与我一同前去，给我指条路。”

伍子胥依旧不动，公子光只好暗示他，自己一旦成为吴国国主，必为他报仇雪恨。并且又告诉伍子胥，凭吴王僚的本事根本就不能为他报仇。

伍子胥不相信面前这个人能成为吴国国主，他问公子光怎么样才能成为国主，公子光早有计划，说道：“刺杀。”

伍子胥想了想答应了下来，两人就一同去了专诸的家。公子光太知道他的这个堂弟从小就爱吃鱼。这大概得益于吴国的物产丰富，国王们对美食的要求一向很高。尤其是吴王僚，对美食的专注简直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

专诸又问道：“他虽然爱吃鱼，但最爱吃的是什么样的鱼呢？”

“尤好鱼炙(烤鱼)。”

专诸点头，道：“那我先走了，我去学烤鱼，这样才能亲近大王。”

第二天，专诸就跑到太湖去学烤鱼。当时在太湖烤鱼的师傅很多，专诸把大部分师傅都拜了。三个月后，专诸来见公子光，烤了一条鱼，公子光吃了，称赞不已，专诸用了三个月就成了一名合格的厨子。

公子光决定准备一场饭局，主菜就是烤鱼，他兴奋地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伍子胥，并且准备摆宴。可伍子胥不同意。

伍子胥对公子光说：“见过大鸟吗？它们在高空中飞，往你头上拉屎，你却不能奈何它。因为它会飞，想要制住它，就必须把它的翅膀剪除。”

公子光立即想到了吴王僚的翅膀，第一只翅膀是他的儿子庆忌，力大如牛。而吴王僚的第二只翅膀就是他的两个弟弟——掩余和烛庸，这两人掌握着吴国的所有军队。

伍子胥考虑得当然很周全，不但可以杀掉吴王僚，而且还能顺利继承王位。

公子光着急了：“依你之见，该如何剪除这两只翅膀？”

伍子胥摇头：“我们只能等待时机，不可妄动。”

公子光也只好如此，而专诸自然也没有用武之地，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公子光家的厨房练习烤鱼。

由于此时楚平王已死，正当公子光怀疑伍子胥还会不会为他出力的时候，伍子胥来找他了。在来之前，伍子胥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他不能亲手杀了楚平王，此生就活不开心。他来找公子光，说道：“现在您的时机来了。”

公子光不知是什么时机，但非常高兴：“先生还肯出力，真是难得。但不知是什么时机？”

伍子胥说道：“现在楚王刚死，楚国又无能臣，您何不跟大王说，趁楚国办丧事之际，发兵南伐，可以称霸江南！”

公子光还在犹豫：“万一，他派我去该怎么办？”

伍子胥出主意：“您可以从车上故意掉下来，把腿摔坏。这样，大王必不会派你。你再推荐掩余、烛庸为将，再让他叫庆忌去结连郑、卫共攻楚国，此一网而除二翼，吴王僚想不死都难。”

公子光高兴异常，第二天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车上掉了下来，把一条很健康的腿摔得肿如象腿。第三天，他就跑进了王宫，把计策说给了吴王僚听。

吴王僚非常积极地响应公子光的计策，就这样，掩余、烛庸被派了出去。但没有派出庆忌，在这位头大没脑的王看来，暂时还不需要联合其他国家。

可战场情况并不妙，掩余、烛庸轻敌冒进，楚军用计将二人横腰截断，形势立即不利于吴国。两人立即向国主求救，公子光趁势说道：“如今之计，只能向郑、卫二国借兵了。”

吴王僚只好派出庆忌去纠合郑、卫。公子光的目的达到了，而等待吴王僚的是一个饭局。

公子光拿出铸剑师欧冶子的名剑“鱼肠”剑，两人找来专诸，要专诸试了一下是否合手，专诸握在手里，左刺一下右砍一下，果然很是顺手。他也不等公子光说，就慨然道：“我绝对能完成任务。只要让我能近得他身，即使是一万个吴王僚，我也能将其置之死地。”

第二天，公子光一瘸一拐地赶到王宫，对吴王僚说：“我家有个厨子，是从太湖来的，做的拿手菜就是您最爱吃的烤鱼，好吃得不得了。我敢说，你在此之前从没有吃过那么味道鲜美的烤鱼。我真诚地请您到我家里去品尝一下。”

吴王僚一听是鱼炙，口水早已出来，欣然答应了公子光，两人约定第二天晚饭见。公子光回到家里，就把自己养的武士都布置完毕，在客厅的地窖中藏了一些，又让伍子胥带领一百多“炸弹”在外接应。最后，才让厨房做菜。

第二天一大早，公子光就迫不及待地跑到王宫，再请吴王僚。他杀人的心跳动得太厉害了。吴王僚觉察出点儿不对劲来，因为他的这个哥哥从来没有这么热心过。他先打发走了公子光，然后入后宫，见到母亲，说：“公子光摆了饭局，请我去吃烤鱼，您说他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他的老母说：“他这个人平时就像别人欠他几吊钱似的，你得的王位，他始终不服。十多年来他可没有请你吃过饭，你最好不要去。”

吴王僚毕竟是一国王，坦然道：“我若是推辞，岂不被人小看去？只要我严加防范，他也不能奈我何。”

有些时候，人往往因为自己手中所具有的优势而丧失了许多东西。吴王僚就是因为认为自己是王，认为自己只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就能保护好自己。他虽然怀疑可能会有什么事发生，但由于过分迷信自己的权力，他把怀疑轻松地扼杀了。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喜欢吃烤鱼。一个人有特别突出的嗜好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好事。

吴王僚用手中的权力做了如下安排：先是穿了三层盔甲，然后把王宫中所有能用上的士兵都用上了。从王宫门开始，一直到公子光家大门，都是他的军队。整个大街都是王宫卫队，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有排场的赴宴场面了。

但这还不算完，他又挑选出百名大力士，扛着长戟，一直跟随在他左右，几乎已将他团团围住。公子光把他迎进客厅，坐在酒桌前，那百名大力士就把桌子围起来，只留一通道，供厨师上菜用。

公子光就在吴王僚身边，手无寸铁。如果他真想动手，只能用脏话或者是用嘴咬。厨子们端着菜来了，就在客厅的入口处，被人剥光了衣服，只端着盘菜战栗地趴在地上，匍匐而前。

看着一个个光溜溜的厨子爬过来又爬回去，公子光脑袋发胀。他想，专诸该怎么把匕首带到吴王僚面前呢？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公子光陪着吴王僚喝了几杯后，按照约定，主菜该上场了。公子光突然“哎哟”一声，捏着自己的脚大喊大叫。吴王僚急忙问是怎么回事，公子光说：“我前几天不小心摔到了腿，现在不知为何，脚丫子又疼，这一疼起来就痛彻心髓，必须要用大帛缠紧，其痛方止。大王先宽坐，我去把脚丫子裹上，然后再来陪大王痛饮三百碗。”

吴王僚道：“您请便。”

公子光就一步一拐地潜进窖室中去了。饭局已经吃到这个份上，见还没有烤鱼，吴王僚不耐烦了，吩咐让烤鱼师傅把烤鱼端上来。

专诸出现了。

他在门口就被人剥了个精光，端着一条大大的烤鱼，慢慢地爬了上来。

吴王僚闻到了香味，微微地闭上眼睛，使劲用鼻子嗅。专诸已经到了他面前，那条鱼好大，被烤得颜色很耐看。吴王僚要伸手去拿，专诸却把盘子转了个圈，鱼尾冲着自己，鱼头对着吴王僚。

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吴王僚的心头，他还没来得及思考这种预感是对是错，外面漆黑的天空猛地出现一道流星，这是天象有变。吴王僚正要站起，专诸已经出手。

他揪住鱼尾，一拽，一柄匕首已经在手。吴王僚因为穿了三层铠甲，行动速度略一慢。专诸大喝一声，匕首已经贯进吴王僚的身体，从前胸入，后胸出。

百多名大力士这时才反应过来，发声喊，把专诸踢翻，一顿乱戟，专诸成了一堆肉酱。龟缩在窖室中的公子光听到动静，知道已得手，领着自己的人冲了出来。由于空间狭小，长戟施展不开，所以，吴王僚的百名大力士瞬间就被公子光的死士们斩杀。

在外面的士兵听说大王已遇难，又见对方不要命似的冲杀，哪里还有心情再争，要么放下武器，要么逃跑。

公子光立即与伍子胥奔入王宫，敲响大钟，历数吴王僚之罪过，然后登王位，是为吴王阖闾。

沙丘饿死：理想家“一国两王”计划的后果

早先，赵国的开国君主是赵籍，到敬侯赵章当政时迁都邯郸。再下来当政者就是成侯赵种了。此时的赵国虽然站稳了脚跟，却没有空闲放心放胆彻底享受太平，被颠覆的威胁时刻都在。成侯的儿子肃侯接任国家后，苦苦支撑，但仍旧不能解除赵国四面八方的威胁，直到第五任国君赵雍的登场。

公元前326年，肃侯死掉，赵雍接下了这副担子。此时，他的年纪太小，小得几乎不知道治理一个国家该从哪里下手。虽然小，但他依旧记得父亲死后的风光。秦、楚、燕、齐、魏五个诸侯国均派出锐师万人来会葬，可谓史无前例。只要不是傻子都明白，这五个国家是黄鼠狼，赵国这只“鸡”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

也许，对别人，这是一个生死关，但对于赵国的掌门人，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从在晋国时的赵衰、赵盾、赵朔到赵氏孤儿赵武，赵家几近灭门，所历险滩恶浪不可谓不大，但也都平安而过了。到了赵简子、赵襄子时代，名义上是晋国的臣子，实际上已经挟晋主以令天下了。

老虎的儿子绝对不是狗，赵雍虽然年纪小，但血管里流淌的却是赵家的血。他在大臣肥义的帮助下，巧妙地化解了五只黄鼠狼的虎视眈眈。赵雍这才正式即位，此时，距离他的先祖三分晋国已逾百年。

接着，他开始了改革，先在军中推行胡服，势如破竹，无可阻挡；此后五年，命将军、大夫、嫡子均穿胡服，两年后，他灭掉了中山，终成战国七雄之一。

守成者若想成就自己的大事业，必须要改革。只有改革，才能甩开前一任的包袱，重新塑造一个自己。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者中，赵雍应该是一个最合格的改革者。一个合格的改革者至少符合如下条件：第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并且没有后遗症；第二，改革者不会死在改革这件事上。

赵雍在改革取得成功后，依旧不老实。胡服骑射大功已就，赵雍做出了又一个惊人的决定：退位给小儿子赵何。那年他才四十岁，精力正充沛得紧，很多人对此又摇手又摇头，想不通。赵武灵王就补充说，所有军政大权依旧自己掌握，大臣们如遇重大事情可直接向自己报告，不需要通过君主赵何。他这一规定确定了一件事：赵何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赵国国君。

赵雍有几个儿子，长子叫赵章，次子叫赵何。赵章是长子，按理说即位顺理成章。可是，因为他的弟弟赵何的老妈是个美人，深深地吸引了自己的老父亲。所以，他就被废了。赵何成了太子，最后成了赵国的国君。

当赵雍要退位时，有大臣就说，大王正值壮年，如今天下强国林立，大王不站在最前沿开疆拓土，反而龟缩到背后去，这不是一国之君所为。又有大臣把情绪对准了赵何，太子何年纪太小，根本无法担当一国之君的重任。

可赵雍不听，在做了“太上皇”后，他在境内巡游，看到一座高山，雄伟峭拔，心里喜欢，就让人爬到山顶，在崖壁上凿了些脚印。非常人行非常事，赵太上皇的想法横空出世。为了看看自己的强敌秦昭王的虚实，他曾经化装成外交人员入秦。等到秦昭王觉出这个外交官不一般，派人追他时，他已经安然回国了。

可以看出，赵雍不但是一个伟大的人，还是一个可爱的人。他在回国后，把秦国到赵国的路线一一描绘出来。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因为不久后，他就死掉了。他死的那一刻，历史把他描绘出的那张地图掩埋在尘埃里。

事情继续在恶化，有一次，他想看看大臣对年轻君主的态度，就让赵何在朝廷独自召见群臣处理政事，自己则在一旁窥视群臣和宗室贵族对国王的礼仪。窥视之下，他非常满意又非常伤感。满意的是，众臣与宗室贵族对这位小国王都很尊敬；伤感的是，他看到长子赵章垂头丧气地屈服于其弟之下，虽然没有一丝恼恨，但那么大一个人，居然要给比自己小出许多岁的弟弟鞠躬行礼。无论如何，这都不能让好父亲赵雍安心定神，视若无睹。他难过了，突然觉得对不起大儿子。

于是，有一天，他找到赵章，在一阵嘘寒问暖后，终于把泪流了下来。并且，他想了一个让大儿子也很高兴的办法。

第二天，他找来他的另一个儿子赵胜和相国肥义，把自己要把赵国一分为二、赵章与赵何同称王的想法说给了两人听。肥相国有点儿恼，生气地说道：“原太子已经废掉，新王已经即位，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田地，主父您就应努力来维持这种关系，您不能把国家当成土豆，说分就分啊！”

赵胜也跟父亲说：“父亲当初废太子章就已经错了，您现在还想一错再错吗？”

赵雍糊涂了，就想一错再错下去。这位在军事上创造了无数功勋的“太上皇”错误地将一国的军事当成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他愚蠢地认为控制了国家的军队就控制了一切，这是绝对错误的。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赵章被封到代地称安阳君的公元前295年，赵雍“一国两王”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关系着赵国百年命运和赵雍本人命运的事件就发生了。

公元前295年，主父赵雍让国君赵何和安阳君赵章陪他到沙丘游览。事实上，这是赵雍一次有目的的游览。他是想通过这次游玩的机会实现他“一国两王”的计划。既然在朝堂上有大臣反对，那他就把这一计划放到朝堂外来讲。旅游的作用不仅仅是休养身体与放松心情，还是许多政客解决一些棘手问题的最佳方式。

当时，赵雍与赵何的行宫相距四里，而赵章的行宫正在两人行宫的中间。在这段时间里，赵雍经常和赵章在一起，所谈内容虽然历史没有记载，但赵章肯定从父亲的言语中得出一个信息：自己的好日子可能要来了。

但是，他的等待并没有等到结果。因为就在一天晚上，他的智囊田不礼向他提出了不需要等待下去的建议。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自信认为，这一次是杀掉赵何的天赐良机。他们的想法完全正确，因为是出来旅游，三方都没有带多少军队，谁要对谁先下手，都有取胜的把握。

田不礼，这位一心想要恢复贵族特权的齐国人积极非常，他说：“赵何那小子，远离首都，他行宫守卫的力量，十分薄弱，不堪一击。”

赵章不想太鲁莽，提出了心中的疑惑，道：“他的守卫虽然很少，但我们的人也不多，一旦打起来，如果不能成功，我们就完蛋了。”

但田不礼已经疯了，他丧失了最基本的聪明与理智。他那天晚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杀掉赵何，只有杀掉赵何，才能拥赵章为王；赵章若为王，他必是相国。“我们可假传太上皇(主父)的命令，声称有紧急事故，召唤赵何觐见，赵何必然经过我们营地，我们就伏兵截击，一刀杀掉。”

赵章听了谋士的话，冷汗直冒，如果计划一旦成功，他杀掉的不仅是自己的弟弟，还是一国之君，他发抖：“杀掉国王，如何善后？”

田不礼回答：“只要杀掉赵何，再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届时再假传太上皇旨意，号召军队。那时候你是王位的唯一继承人，谁敢违抗？”

如果单从田不礼的话来看，有理有据，绝对可行。赵章并不聪明，但也不傻，他知道这是他翻身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同意了田不礼的方案。

但是，他们只做到了知己，却没有做到知彼。当两人派出假冒太上皇赵雍的使者到达赵何的行宫传假消息时，侍卫官高信想起了相国肥义告诫过自己的话：任何宣召国王的命令，都要先报他知道。

他立即找到肥义，说：“主父那边派人来说，主父得了重病，要国王赶紧过去。”

肥义警觉起来：“怎么可能？太上皇御体一向康健，而奇怪的是恰恰深更半夜发病呢？这件事有点儿蹊跷，必须慎重。”于是他来见国君赵何，把主父得重病的事说了一遍。赵何就要去看。肥义拦住他，说道：“您先慢。您别忘了安阳君也在，如果我们现在赶过去，必定要经过他的行宫。”

赵何道：“依相国之意呢？”

肥义皱眉道：“此事很奇怪，我想到一个办法，由我带着大王的护卫，先行前往，如果有变，我首当其冲，你们可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如果平安，大王再去，也是一样。”临走前，嘱咐高信：“你和侍卫军要加强戒备，紧闭宫门，除非特殊情况，千万不可打开。”

结果可想而知，当肥义和他所带的皇家护卫走到赵章行宫时，全被田不礼埋伏的士兵击杀。杀声震天，赵何行宫里的侍卫开始了准备，准备迎接大敌前来。

赵章和田不礼发现杀错了人，眼红心跳，索性直奔赵何行宫而来。但是，即使赵何行宫没有准备，他们都没有把握攻下，现在有了准备，他们当然就更没有办法攻下了。

正在两方人马杀得声闻于天时，远在都城的赵雍的叔父赵成与太传(皇家教司)李兑各率一支军队赶来沙丘保驾。他们在邯郸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结果一到，真的就碰上了兄弟二人在厮杀。两股军队的加入把赵章打得大败，赵章在田不礼的建议下跑进了主父的行宫。赵雍看到满脸是血的大儿子，赶紧就把他藏了起来。

李兑和赵成杀掉田不礼后，发现少了赵章。沙丘这个鬼地方根本藏不住人，傻子都能猜出赵章在哪儿。两个人带着军队就冲到了赵雍的行宫前，希望赵雍交出叛贼。

赵雍瞪着眼睛，想发威。但李兑和赵成都不理他，因为他已经不是国王了。两个人在行宫中只一搜就搜出了赵章，就地斩首。然后，又全部撤出了行宫，听着赵雍在里面号啕大哭。

赵成听到主父的哭声太过于悲凉，脑子里闪过一丝不祥的念头。他对李兑说：“我们今天做的事真是惊天动地，冲进了主父的行宫，又当场杀掉了他想要保护的赵章。你听他现在哭得惊天地泣鬼神，他回到都城，能放过我们俩吗？”

李兑立即开始紧张起来，并且害怕得发抖：“如何是好？”

赵成想了一想，一横心一咬牙：“让他永远都不能回都城。”

于是，两个人不撤兵，并发布告示，主父行宫里的人都有造反嫌疑，最后出来的就杀掉，先出来的赦免。

赵雍本来就没有带多少人，经过赵成与李兑这一手，行宫里转眼之间只剩他一个人了。

赵雍遇到了他此生第一次无法克服的困难，没有人帮助他，当他也打算出宫时，宫门已在外面反锁。几天后，宫中粮食吃尽，赵雍开始挨饿。就在饥饿难忍时，他爬到宫墙上向外哀号，许诺他从此不问国事，哪怕是做一平民也可以。

赵成不相信他，李兑也不相信。最后，赵雍爬到树上搜索一些鸟蛋充饥，又支持了一月有余，鸟蛋终于吃完，也没有鸟再回到那里下蛋。赵雍无奈之下只好饿死在寂无一人的空屋之中。

一代英雄就这样被活活饿死了，赵成与李兑两个浑蛋在三个月后进入行宫，他们的主父的尸体已经被老鼠和蚂蚁啃了个精光。

在围行宫过程中，那位他亲生的儿子、赵国的君王——赵何没有伸出援手来救助父亲，所有士兵也没有救这位英雄，因为他们只能听赵何的指挥。

从以上可以看出，赵雍并不聪明，错误的决策、错误的行动，把他自己一步一步地推向深渊。在最后，他带着少量兵马去行宫，还带了两个危险的儿子。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往往都会取得大成就，也会犯下大错误。如果我们回顾这位赵国甚至是战国时期最具英雄气概的国王，我们就会发现，他的错误其实在废掉大儿子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这中间饿死的人数不过来，身为一国之君而饿死，赵雍真有想空前绝后的意思。但他达到了“空前”，却没有“绝后”。许多年后，南朝梁的一位皇帝梁武帝也被活活饿死了。

事实上，赵国历史拐点的机器在赵雍成为太上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运行了。但还有把这一拐点拉到正位的可能，不过，理想家赵雍没有把握住，最终，赵国再也没有出现一位如他那样的君主。赵国在“一蟹不如一蟹”君主的维持下，最终不但没有称霸，反而被秦国所灭。

赤壁之战：不是败于火攻，而是毁于血吸虫病

东汉末年，一场瘟疫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就是曹操想要统一南方而发动的赤壁之战。曹操字孟德，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20岁时，举孝廉为郎。黄巾起义爆发后，参与镇压起义军。公元190年参与讨伐董卓的军事行动，并逐步开始建立武装。公元196年，迎汉献帝于洛阳，后迁都于许昌，自此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公元200年，在官渡击败了当时北方最大的军阀袁绍，占据了北方大片土地。

8年后，北方另一位军阀刘表病危，其少子刘琮准备继位领荆州牧。刘表的长子刘琦与刘琮是异母兄弟，素不和睦，军中诸将，也各有彼此，这就使荆州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曹操立即趁乱讨伐刘表，先发制人，趁刘表病危之际，发兵荆州，刘琮刚继位就被迫降曹。

曹操遂统一了北方，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在南方的两个小人物——孙权与刘备。刘备当时依附于刘表，刘表集团一崩溃，他只好夹着尾巴逃跑。曹操趁机做出部署，先以赵俨为章陵太守兼都监护军，监领虎威将军于禁、平虏将军朱灵、破虏将军李典、荡寇将军张郃、奋威将军冯楷等七军，统一指挥他们在汉水、淮水之间的行动。另一方面，曹操在江陵、襄阳、樊城等要地留兵驻守，自率主力沿汉水、长江东进。他想先把刘备歼灭于樊口，然后顺江而下，灭掉孙权。

刘备当时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叫人提方案，有人就建议联合孙权共同对抗曹操。大难临头之时，就如同饥不择食一样，他急忙派人去找孙权，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做点儿事，其实就是保住性命。

公元208年十月，刘备先退到夏口，然后派出军师诸葛亮赴柴桑会见孙权，共谋抗曹大计。

孙权手下也并非都是饭桶，只不过慑于曹军号称八十万的声势，都主张议和，孙权在和战之间犹豫不决。此时，张昭站了出来，态度很明朗：“我主张议和，我辅佐您父亲并非是帮助他建立一个割据政权，而是想辅佐他安定百姓。现在曹操既已扫平北方，平定荆襄，这正是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那么帮助他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免除生灵涂炭，有何不好呢？”

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诸葛亮和周瑜都希望和曹操打一架。诸葛亮的心思自然不用说，他来孙权这里就是怂恿孙权打架的；而周瑜当时非常年轻，自然对打仗有着十二分的兴趣，况且，他是武将，武将不打仗如何体现价值呢！

两人又对当时的形势做了估计。结论如下：自己方面，刘备方面有着一定实力，现在收拢的部队和关羽的水军精兵尚有万余人，刘琦的部队也不下万人，如果与东吴的军队联合作战，实力相当可观。曹操方面，号称八十万，实际上只有十五六万人，加之后方不稳，远征疲惫，不服水土，士兵都是群旱鸭子。我们只要打就能胜。

孙权拍案而起，下定了抗曹的决心，即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领三万精锐水师，与刘备军会合约五万人，进驻夏口。

曹操一面训练军队，一面打听对方动静，当得知两个小人物联合起来后，大笑不止，他亲统大军水陆并进，直逼江南。孙刘联军自夏口溯江而上，与曹军相遇于赤壁。

在曹操之前，北方人与南方人的战争很少发生。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打架，也是北方对北方、南方找南方的居多。秦、汉两个统一王朝在对待与南方人开战的问题上都很慎重。这是因为南北地理形势不同，所以作战方式就有很大不同，秦朝就是因为派出主力去征讨百越而久未取胜不得返，才让项羽在北方捡了个大便宜。(www.chuimin.cn)

曹操自然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攻取荆州后，就抓紧时间训练自己的军队。他深知，自己的步兵骑兵都晕水晕船，想要一举拿下那两个小人物，就必须克服这些问题。

但他并没有克服，在第一场战役中，他就吃了个败仗，退到了长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境内)，与孙刘联军夹江对峙。

当时，长江风高浪急，曹军的士兵在船上站都不能站稳，像是喝醉了一样。曹操为了减轻江上风急浪颠，下令用铁链和木板连接战船，犹如城堡，使步骑兵可在上驰骋，以利攻战。

周瑜鉴于敌众己寡，意欲谋攻，以求速战，遂采纳手下黄盖提出采用火攻的计谋。于是，就有了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黄盖遂派人给曹操送伪降书，并与曹操事先约定投降时间。

十月的一天，此时已是初冬，黄盖的屁股还肿着呢。他率领蒙冲、斗舰十艘，满载易燃的枯草干柴，灌以油脂，外用布幕围住，插上与曹操约定的旗号向曹军驶来。

奇怪的是，曹军官兵见黄盖来降，居然一点儿都不惊诧，也毫无警觉，就看着黄盖的战船慢慢地靠近了自己。离得近了，黄盖下令点燃柴草，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各营。顷刻，烟焰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

南岸的孙刘联军主力船队知道是黄盖得手了，立即发动攻击，所有船只飞速前进，横渡长江。曹操只好撤退。但在撤退前，他居然把没有烧到的船也给烧了，这是件很奇怪的事。

在联军的迅疾追击下，曹操率领残余部队经华容道逃脱。当时道路泥泞，无法行走，天上又刮着大风，曹操就命令伤病员背草填路。这些弱者刚刚把路修得勉强可行，骑兵就冲了过去。结果，伤病员被冲过去的人马所践踏，陷在泥泞之中，死于非命。

总算天还算有点儿眼，曹操顺利逃回北方，他绝不丧失统一天下的信心，令满宠驻当阳，曹仁守江陵。可惜的是，曹仁并没有守好江陵，第二年，曹仁撤出江陵。

赤壁之战后，曹操反省一番，就抓紧时间建设水军，进控江淮。两个小人物继续拴在一起，以抗拒他。后来，刘备趁势取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自任荆州牧，作为西取益州的基地，孙权本据有江南，三方面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按照上面的叙述，我们完全可以说是赤壁之战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历史格局。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赤壁之战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曹操的失败呢？

此役中，双方动员的兵力分别为，孙刘方面不到五万，曹操方面至少十五万。而且，曹军的战斗力要远超过孙刘联军方面。

当然，战争中出现意外是绝对正常的。那么，在赤壁之战中到底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呢？

翻看正史《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在赤壁之战后，曹操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原来如此！

原来，曹操后来烧船撤退是因为士兵感染了瘟疫，所以，才不想继续把仗打下去。

当初，曹操兵马占据江陵时恰是血吸虫感染高发期。它分为急性、慢性和晚期三种，而曹操的军队患上的正是急性血吸虫病，这种疾病主要是在秋季流行，曹操在第一次与联军交手失败后，开始训练水兵时正是在血吸虫病感染严重的秋季。得上急性血吸虫病的人呈现发热症状，体温相差可高达四摄氏度；腹泻成为家常便饭，每日为三到五次，严重者可达二十到三十次。

现在我们就可以想明白，为什么黄盖只用装着易燃物品的十艘船就能把曹军的船队烧掉了。因为没有人救火，大家都在高烧，或是在厕所。

可另一件事又值得我们怀疑，既然疾病横行军队，为什么只有曹操的军队受到感染，而周瑜的军队却没有受到血吸虫病的袭击呢？

要知道，周瑜的军队基本上都是在长江流域一带活动，熟悉水性，对血吸虫病也有了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可曹操的士兵都是北方人，有人根本就不知道南方居然还有这样一种总让人上厕所的疾病，不像南方人，很少有机会感染血吸虫病，所以，第一次总是不幸的。由于没有免疫力，便变成了易感染人群。

据说，血吸虫病的历史非常之久，早在汉代马王堆出土的女人的尸体中就已经发现了血吸虫病的虫卵。而且，曹操军队感染这种病可能是前无古人，但绝对不是后无来者。

曹操很倒霉，被血吸虫病夺走了统一天下的梦想。

蚜虫粪便：将历史的巨轮由中唐拖向晚唐

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藩镇割据已成事实，并且不易被任何一个皇帝所改变。宦官已经从原来的专政升级到反奴为主。在文宗前的几位皇帝，要么是昏庸无能，要么就是因宦官而立，要么就是在藩镇问题上脱不开身，根本无暇顾及宦官。

文宗皇帝却不是这样，他决心要废除宦官，并从王守澄开始。王守澄此时掌握着唐朝宫廷的兵权，气焰嚣张，对朝政指指点点，有几次甚至搞得自己很下不了台。让文宗气得死去活来的就是，明明许多事情已经和宰相们商量好了，但王守澄却认为不妥，其实许多事情都很妥当，并且丝毫影响不到他的利益，但这个人就是要找皇帝的麻烦。他经常对文宗说，我觉得这件事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文宗皇帝受够了，想要把宦官彻底从李家天下清除掉，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王守澄滚蛋。

但这件事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于上青天。帝国的许多大臣都或多或少地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自宪宗朝设立枢密使一职以后，宦官出任枢密使，履行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职责，宦官开始掌握政事的决策权。他们的官署在宫城内，称为北司，而宰相及大臣们办事的地方在皇城边，称为南衙，北司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南衙越来越势弱。官员们已经把宦官的飞扬跋扈当成是理所应当的了，诛杀宦官在这些人心中已成了非分之想。

文宗皇帝决心把这种“非分之想”变成天经地义的现实。此时的王守澄觉得，这个皇帝不是很老实，就派了一个自己人。此人叫郑注，确切地说，是个道士，懂得养生之道。

戏剧性的一幕就在于郑注并非完全是王太监的人，在他取得了文宗的极端好感和信任后，他又向文宗推荐了另一个人——李训。这两个人从此取得文宗的信任，最终导致“蚜虫粪便事件”的发生，给帝国带来无尽的伤痛，并直接将历史的巨轮从中唐拉向晚唐。

不久，两个人与文宗皇帝合作铲除宦官集团的行动开始了。当时，宦官既掌握了十几万禁军大权，又掌枢密之职，窃据着朝廷的要害部门，不少文臣武将因宦官而晋升，他们在朝廷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剪除宦官又谈何容易！但是宦官也并非是不可动摇的泰山，无懈可击，那就是他们内部也因争权夺利而钩心斗角。文宗和李、郑二人就是抓住宦官的这一弱点，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开始了反击过程。

被击的第一个人就是王守澄。王守澄是个最合格的奸猾太监，想要搬动他，不用些智慧，恐怕很不容易做到。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五月，右领军将军仇士良有拥戴文宗之功，但却为王守澄所抑，忿然不平，李、郑二人便为文宗出谋划策，进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权。文宗皇帝欣然采纳了两人的意见，升迁宦官仇士良为左军神策中尉。王守澄非常不高兴，二人的矛盾更加深了。

六月份，文宗皇帝再动手。他暗示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以神策军的首领自居，不把王守澄放在眼里。王守澄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此时文宗皇帝及时出面，把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等人分别贬为西川、淮南、河东监军，不久，郑注、李训指责他们接受外臣贿赂，文宗下诏革职并赐酒毒死。

表面上看，王守澄取得了大胜利。他从来不晓得“兔死狐悲”这个成语的实践检验。因为在文宗和郑、李的安排下，宦官中最有权势的两枢密、两中尉已经去了三个，剩下一个他离死也不会太远了。

趁王守澄还沉浸在清除对手的喜悦里，文宗进一步行动，加王守澄为兼左右军神策观军容使，明为升迁，实则削去他的兵权。过了不久，一个小黄门带着皇帝赐予的毒酒悄然到王守澄府邸登门拜访，虽然心有不甘，他也只好喝下这杯毒酒。

在王守澄死后，李、郑二人与文宗同时发力，文宗首先把李训升为宰相，而郑注则出外到靠近京城的凤翔做节度使，培植军事力量，以呼应京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以仇士良为头目的宦官集团。他们约定，在王守澄下葬的那一天，郑注以故旧的身份率领亲兵前来送葬，然后在城外将送葬的宦官一网打尽。于是，郑注奔赴凤翔，组织亲兵。而李训则抓紧时间联系朝中有兵权的大臣，争取获得武装力量。而宦官和大部分官员都蒙在鼓里，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

王守澄下葬的日子越来越近，但似乎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准备好。李训和郑注本来就是中下之才，对于彻底铲除宦官这一对于改变唐帝国的行动，两人却漏掉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那就是仇士良等大宦官并不一定出席王守澄的葬礼。

仇士良是一个优秀的宦官，此人并非是靠着溜须拍马而上位的。事实上，此人有着很强的能力，又正巧文宗皇帝利用他来分王守澄的权，此人很不容易对付。

如果按照计划，郑注在郊外杀掉的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头目，反而引起尚在宫中的仇士良等人反弹，到时候危险的可就不仅仅是文宗皇帝一个人了。在朝中的李训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决定了一件足以改变唐朝中晚期历史的事：提前行动。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文宗，文宗皇帝希望他能与郑注商量一下，但李训等不了，坚决等不了。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朝，“自己人”金吾卫将军韩约出奏，说是昨晚天降甘露于金吾卫大堂庭院的树上，天降祥瑞，启请皇上昭告天下。

所谓“甘露”，其实就是蚜虫的一种排泄物，是一种粪便。原来，蚜虫吸取了植物的汁液，经过消化系统的作用，把多余的糖分和水分排泄出来，洒在植物的枝叶上，状“其凝如脂”，色“皓莹如雪”，味“其甘如饴”，真犹可谓“甘露”了。据专家们研究，蚜虫的排泄物确有较多的转化糖、甘蔗糖和松子糖，其中碳水化合物占70%左右，糖精占20%以上，蛋白质占3%。因此，它也确有那么一点儿滋补作用。

但这样一种“粪便”却是我国古代人心目中了不起的神物，古代人认为它是“神灵之精”、“仁瑞之泽”，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圣药”。无数古代帝王将相都对它梦寐以求。伟大的汉武帝就曾为了吃到甘露，特意在长安城外的建章宫内建造了一座高二十丈、大七围的承露盘，祈求上天赐给甘露。而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曾在北京北海公园的琼岛上建造了一座承露台，用铜铸了一个如同真人大小的太监，手捧铜盆，祈求上天赐露。

由此可知，甘露降临，不但是皇帝之福，还是社稷之福。许多大臣听说了韩约的报告后，大喜过望。文宗皇帝假装让李训等人去查看。李训出去准备好了杀手，就回来奏称说，我等肉眼，实在看不出这一神物，还希望文宗皇帝派别人去看。

文宗见仇士良在旁早已经跃跃欲试，就吩咐仇士良和一些重要的宦官前去查看。仇士良带着北司的高级宦官们纷纷出朝门，他们刚走出，李训立刻叫兵士到殿下保护皇帝。仇士良带着十几个宦官来到金吾卫，韩约已经在门口等候。

仇士良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发现院廊的帷帐被风吹起，隐隐约约地露出了浑身武装的士兵。几乎是反弹似的思索，他立刻对着同伴大喊一声，自己扭头就跑。在这种危急时刻，他居然想到了首先要保护文宗，他朝站在殿下无所事事的士兵们大叫，赶快上殿保护皇上，事后重重有赏。虽然他叫得声嘶力竭，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文宗的软榻已经被宦官们抢在手中，抬起就跑。

宦官毕竟训练有素，依赖皇帝而存在的生存本能告诉他们有皇帝就有一切，因此，即便是逃跑也要把皇帝抢在手里。李训也深知皇帝的重要性，没有了文宗，就什么都没了。他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拖住软榻，可惜其他的士兵就想不了这么多。和他们一样，百官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把皇帝抬出大殿去，只要奔进内宫，胜利就属于他们了。此时仇士良已经接近了文宗的软榻，而李训已经落在了后面。他们看到在后面追的只有李训一个人，一个宦官嫌他碍手碍脚，飞起一刀，李训从此就不在人间了。宦官们终于抬着文宗皇帝跑进了宣政门，他们胜利了。文宗的计划破产，一切都结束了。

这就是影响了中唐历史的“甘露之变”，就这么开始，但并没有结束。

当仇士良等宦官安静下来，并彻底控制了局势后，开始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他们当然不能对文宗皇帝怎样，于是，把对文宗的恨发泄到了百官身上。

他们开始屠杀官僚吏卒。回到中书省不久的宰相王涯、舒元舆听到宦官发怒的消息后狼狈出逃，来不及逃走的中书、门下省及金吾吏卒600余人都被宦官杀掉。仇士良等又分兵关闭宫门，搜索诸司官吏，被滥杀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不忍目睹。

这件事后，文宗皇帝愤懑不已，精神恍惚，但仍然不忘歼灭宦官，常自言自语地说：“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绝。”

文宗皇帝虽然没有被宦官干掉，但却如处囚禁，朝廷百官的生死大权皆归宦官，他心里充满了愤恨、屈辱和愁苦，不久就死掉了。

“蚜虫粪便事件”后，宦官更加飞扬跋扈，他们胁迫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唐朝历史上宦官最辉煌的时代来临了，李家天下最凄惨的日子开始了。

几块石头：宋徽宗为自己建造坟墓

有人喜欢花，有人喜欢草，也有人喜欢树和白云，这大概是人类对自然的一个最简单的致敬。在这些致敬里，宋徽宗毫无保留地喜欢上了石头。

徽宗皇帝喜欢的石头跟我们今天在路上踢到的小石头可完全不一样，他喜欢的是大块大块奇形怪状的堆在一起的石头。早在北宋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这位无才多艺的皇帝就想建立一个园林建设工程——艮岳，为了这个目的，他特意在苏州设置了一个叫应奉局的专门机构，一个叫朱勖的苏州人对山石素有心得，被蔡京推荐来管领该局，专事在东南江浙一带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花石到手后，多经水路运河，千里迢迢，运往京城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十船一组，称作一“纲”，这就是“花石纲”名称的由来。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青面兽杨志就是因为押运“花石纲”在去往东京的船上掉链子才落魄到桥上去卖刀的。杨志当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石头正在为中国的美学作贡献，所以，石头落到江里就落到江里了，他丝毫不感到惭愧。

据说，为保障“花石纲”的运输，关系国家民生之重的漕运都被挤在一边，漕船和大量商船都被强征来运送花石。朱勖在这个时候充分地充当了畜生的角色，只要发现民间有一石一木可以入选的，他即派人直入其家，破墙拆屋，把石、木掠往京城。花石船队如在沿途遇到狭窄的桥孔或城墙的水门，立即将其拆除，确保通行无阻。大江南北，经办花石纲的官吏都趁机敲诈勒索，弄得民不聊生。

朱勖这样好好的人不做，却要去做畜生，根子就在徽宗本人身上。他对此事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史料记载，有一安徽灵璧县产的巨石，用大船运往京师，需拆毁城门方能进入，上千人都搬不动，入城之后，徽宗大喜，御笔赐名“卿云万态奇峰”，并悬金带于其上。

一国之主有个人喜好并不是什么大事，但若把自己的喜好当成是必不可少的朝政，并且将其施之全国，危害生灵，那国家想不危险都不能。花石纲所采办之漆楮竹木，当时从两浙路运一竿竹子到汴梁，所费达五十贯钱，相当于宋一般平民的全部家产，也就是说，为了几块石头就让人倾家荡产。

但徽宗对此毫不关心，他专心地建设着他的园林，并且是举全国之力。从美学的角度来讲，艮岳如果不被后来的金人所毁，它绝对是世界园林之最。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徽宗绝对是在自掘坟墓。他是在用石头为自己建造坟墓。

据史料记载，“花石纲”持续了二十多年，到了后来，“大率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都是搜求强夺的目标，侵扰范围之广，亦远不止于东南一带了。

也就是说，南方人民确实已经受够了皇帝的这种巧取，反抗自然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翻看北宋历史农民起义这一段时，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虽然起义非常多(不下二百起)，但力量却非常小(比如被施耐庵吹嘘得神乎其神的宋江起义，只被一个叫张叔夜的地方官就摆平了)，根本不用朝廷出动平叛大军。

只有一次起义，把北宋王朝几乎推进了深渊，那就是由花石纲引起的江南方腊起义。这次起义，朝廷才正式动用大批军队。由此可知，花石纲引起的后果有多么严重。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朝廷动用的军队是本该去做别的事的。

宋、辽两国是世仇，宋朝因澶渊之盟而被迫向辽国输绢送银，且数目巨大。到了徽宗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宋朝的任何一个皇帝胸中都积着一股怨气。虽然，通过两国贸易，宋朝并没有吃亏，但始终觉得有块石头压着自己。如果可能，任何一位皇帝都想把这块石头掀翻。

历史把这一重担交给了徽宗，提出这一重担的是一个叫赵良嗣的汉人。赵先生的先祖本居住在燕京，五代时石敬瑭为了称帝把燕云十六州送给了辽人，于是赵良嗣出生时就拥有了两个国家的户口。赵良嗣本名马植，其家族本为辽国大族，他在辽国做官已经做到了光禄卿。可不知为什么，他对自己的职位一直不满意，公元1111年，北宋朝廷派童贯给辽国送钱，在卢沟桥休息时，马植跑来见童贯。他直接说道：“我有灭燕(辽)之策，不知想听否？”

童贯就把马植带给了宋徽宗。

马植见到汉人的皇上，激动万分，说：“如今，女真已经崛起，他们痛恨辽人，恨不得吃了辽人的肉，而当今的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又荒淫失道。如果我朝能遣使自登、莱涉海，与女真结盟，大家共同来对付辽国，必能成功。”

马植说的是实话，到了北宋徽宗年间，辽国统治已露败亡之兆，辽天祚帝荒淫无度，昏庸无能，民怨沸腾，军士疲惫。与此同时，北方崛起的女真人(金)虎视眈眈，在几次作战中，女真人均将辽国轻松击溃。

徽宗通过全方位的分析后，下了决心，联金灭辽。

这当然是个好计策，开始实施时也非常顺利。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徽宗派人出使金，金人十分配合，次年遣粘木喝使宋，共商攻辽大计。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徽宗又派马植出使金，金随即也遣使入宋。大家友好往来，融洽备至，最后双方约定，宋与金同时攻辽，金取辽的中京大定府，宋取辽的燕京析津府，这就是宋、金历史上的“海上盟约”。

十年时间，能达成这样的协议，也算是非常有效率的了。徽宗一面建造他的园林，一面等着雪祖宗之耻。

但是，方腊让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就在“海上盟约”签订的同一年，方腊在江南起兵。这是北宋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忍无可忍的人们愤怒不已，发誓让皇上的石头变成石碑，冲动与怒气汇集到一起，起义军接连攻取了睦、歙两州。随后在短短四个月内，起义军竟达百万之众。

徽宗立即下令撤销了苏杭造作局并停制花石纲，以示悔过。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方腊本来是一时气愤才揭竿子闹事的。可当他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百万之众的时候，理想顿起，他想当皇帝。徽宗的“悔过”变得毫无意义了。

方腊势力正在从东南向西北发展，徽宗没有任何办法，只好把用了十年准备灭辽的军队用在方腊身上。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底，徽宗任知枢密院事童贯为江、浙、淮南路宣抚使，并调原驻淮东的东南第一将和原驻荆湖北路的东南第七将以及驻于京畿的第四将南下镇压方腊义军。后又派准备与金联合攻辽的“陕西六路汉蕃精兵”南下，宋朝国内一片空虚。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二月，金国派人来让宋朝出兵攻辽，徽宗派不出人，草草写了封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国书，让金使带回，也不再派遣使者继续协商。金人大怒，以为宋人毁约。宋人当然没有毁约，而是在全力和方腊打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五月，方腊被灭掉。

部队打了半年仗，开始了休息。一直休息到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底还没有休息过来，金国认为灭辽时机已经成熟，不管宋是否出兵，都要大举进攻辽国。

辽国的军队和将军太差了，在次年正月就被金人占领了中京大定府，辽天祚帝狼狈逃窜，辽败亡之势已经注定。

徽宗着急了，按照约定，如果再不出兵，燕京势必为金所取，这一带也再不能归自己所有。于是他赶紧派出童贯、种师道。这些人还是没有歇过来，他们的士兵同样如此。在与辽国的战斗中，经常被辽打得落荒而逃。

金人很奇怪，大宋原来这么弱，简直弱到了极限！在灭辽之后，金人就开始动起了图宋之念。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大举侵宋。不到两年，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金克汴梁，徽宗、钦宗被掳至塞北苦寒之地坐井观天，北宋就此灭亡，此即为“靖康之难”。

回过头来看，这次“海上盟约”首先是宋主动提出来的，并且处心积虑准备了十年之久，假如当初按和约行事，按部就班谋定后，动以精锐之师攻击辽国，根本不会发生后来屡战屡败被金人看扁的事情。可是，就是因为方腊起兵东南，宋朝分身乏术，多年部署皆被打乱，从而违约败事，身陷国亡，这都是徽宗喜欢石头而引发的。

据说，当金兵直逼汴京时，徽宗又气又急，在床上拉住一位近臣的手激动地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对待我。”话还没说完，便气塞喉咙，昏厥过去。在太医的救治下，他醒了过来，醒来之后，他便要来纸笔写下“传位东宫”的诏书，把皇位传给太子，即位的太子就是宋钦宗。

宋钦宗火线即位，但已无法改变大局，结果两人都做了金人的俘虏。被俘的还有徽宗的哥哥、弟弟及他的三十二个儿子、二十二个女儿，除九子赵构在外勤王、幼女仅一岁外，都做了俘虏，连同宫廷后妃、宗室贵戚、大臣约三千人被金人掳到北方。

当时正是农历四月天气，北方冰未消雪未融，徽、钦二宗和郑氏、朱氏二位皇后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火、茅草燃烧取暖，夜里睡在地上，又湿又潮，破屋四面透风，活像囚徒一样。

据说，有一天，二帝遇到一位来自宋朝京师的老者，同忆往事，放声大哭，恰被路过的五国统领遇到，二帝遂被打了十几鞭子。

这是耻辱，是爱好石头的徽宗自取的耻辱。说几块石头是为他的坟墓准备的，也似乎并不为过。

后来，二帝被移往均州，此时徽宗已病得很厉害，不久就死在土炕上了。钦宗发现时，尸体已经僵硬。徽宗的尸体被架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当地的说法是，这样做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钦宗简直悲伤到了极点，也要跳下去和父亲一起做灯油，但被人拉住。

两次东征：日本依靠“神风”打败忽必烈

元朝的兴起，绝对是马上民族的骄傲。到了中国南宋末年，蒙古的开创者成吉思汗已建立起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帝国，并在公元1259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蒙古势力遂与日本隔海相望。

蒙古帝国的野心，当然不可能让一个小日本在海那边空悬着。况且，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和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这当然让蒙古人很恼火，也很好奇。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让日本知道自己就成了头等大事。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派出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他给日本人写了封信，在信中，他警告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

但他的信并没有到日本天皇朝廷那里，因为此时，日本掌握在镰仓幕府手里，幕府的负责人叫北条时宗，是个典型的武夫和领导武夫的人。他看到这封信后，摇了摇头，他并不知道蒙古帝国到底强大到什么程度，把信只看了一眼就扔到一边。忽必烈知道这件事后，又派出高丽使臣薛皋，送信给日本天皇。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日本天皇朝廷得到了忽必烈的信。

这群日本人居然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件非常小的事，所以，操作起来就很随意了。先是开会，开了五个月，得出了他们开始就认定的结果：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

而镰仓幕府此时，已经作了迎接元朝来攻的准备。忽必烈气得要死，他本就是个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人，碰到这样不识时务的东西，更是雪上加霜。但这并没有引起忽必烈的怒火，恰好相反，在同年九月，他再次命郎赫德经高丽出使日本，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初，郎赫德使节船到达对马，但对马岛守军拒绝其登陆。此时，忽必烈正在与南宋作战，一时之间还分不出身来对付日本，就在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他又派出女真人赵良弼出使日本，目的只有一个：以元朝的名义打开日本的大门。可这一次，赵良弼和前面的使者一样，依旧不能打动顽固的日本人。

当时，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席卷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放眼天下，视线所及，也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了；而且当时的日本与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关系十分密切，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对南宋的抗元战争有较大的帮助。忽必烈当然知道，只要征服了日本，就可以卡断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毙。这样看来，蒙古人与日本人的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而且，历时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坚战结束后，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太差，但又不能把他们直接杀掉。间接杀掉这些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发动新的战争。

战争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到来，蒙古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正在此时，也就是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的四月，高丽国发生了民间武装与朝廷的直接对抗，忽必烈在高丽王的“邀请”下，派出军队进驻高丽。这支军队由蒙古人忻都、高丽人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带领，忻都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后，就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这一招实现了忽必烈的第一个想法：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自己的军队可以全力进攻日本。

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这一项目给高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和沉重的负担，死伤无数，金钱浪费无数。让忽必烈高兴的是，同年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忽必烈立即下达征日命令，于是，一支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向日本进发。

这支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计有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率。

蒙古军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联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

只一天时间，联军就占领了对马岛。十四日傍晚，联军攻入壹岐岛。十六日，联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

但是，联军并没有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把主力转移向博德湾。十月十七日，联军舰队进攻博德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日本的指挥部)尚有一日行程。因此联军当晚回到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联军兵分四路，展开登陆战。第一路联军从博德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准备被他们全歼的是昨晚已在此布阵的日本第一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五百骑兵。藤原景资是个正人君子，他没有在联军登陆时进攻，而是在联军整顿好队形后，方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这种惯例是自杀式的，无论对方是多少人，都要在对方准备好后才主动进攻。首先是由一名武士单骑搦战，冲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可想而知，日本军队的这种做法开始时让联军吓了一跳，但一接触，联军发现这些人都是瞎咋呼，他们的“江湖武术”并不能与正规军队的作战技巧相提并论。结局已经可以预料，百道源战场上，日军“伏尸如麻”，联军很快推进至鹿原。

另一路联军的进展却并不顺利，他们负责攻击百道源西部的赤阪，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骑与联军展开战斗。最高指挥部的藤原景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阻挡住了联军的脚步。这部分联军只好向鹿原方向后撤。

第三路联军从鹿原及鸟饲一带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流氓纷纷保卫祖国，或是趁火打劫。但这些人都无一例外地遇上了联军，双方各有损失。

最后一部分联军从博德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本士兵。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蒙古人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联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元军先后占领了博德湾箱崎等地，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联军坚决痛打落水狗。元军左副帅、作战指挥刘复亨杀红了眼，居然跳下马来，为了更好地追击。日本人见到一个穿着与其他人不同的人，猜测到很可能是个头，就试着向他射了一箭。结果刘将军中箭，联合军被迫停止追击，日本人才把逃命的步伐减慢。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这些人都被联军总指挥下令全部杀掉。

晚上，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亨回到船上，联军总指挥蒙古人忻都召集其余将领讨论明天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天的战斗，联军包括蒙古士兵都对日本武士的勇猛颇有惧意，这并非是可怕的，可怕的是，在这个岛上，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会武术的流氓。刘将军躺在床上作要死状，这更让总指挥丧失了些信心。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忻都失去了往日的英雄气概和智慧，他无法准确地判断出战争双方的形势。有人建议立即班师，忻都当即表示同意，并将所有士兵撤回船上，准备明天就回家。

可是，老天不让他们回去。

就在这天晚上，博德湾出现了罕见的台风暴雨。加上不熟悉地形，联军停泊在博德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士兵们以为天崩地裂了，都纷纷跳船逃命，其实是送死。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联军死亡兵卒达一万三千五百人。

第二天一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联军进攻，派出士兵侦察，才知博德海面已无船只，联合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敌人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六百七十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

事实上，忽必烈第一次发兵东征，主要意图就是通过武力威胁，迫使日本臣服，并不想占领日本。而总指挥忻都返回中国后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就跟忽必烈说，蒙古兵已经攻入了日本，并且打败了他们。

作为无敌于天下的蒙古军队来讲，这样的消息是合情合理的。忽必烈很高兴，他以为日本吃了这次苦头后，会给脸就要的。于是派杜世忠等人持国书出使日本，以建立友好关系。不想日本政府拒不接受国书，反将这些人全部杀掉了。

忽必烈知道这个消息是四年后，南宋灭亡时，他才想起了杜世忠等人。当他再让南宋降将范文虎派人出使日本时，这些被派出去的人又遭杀害。

忽必烈哪里受过这样的气，一个小国居然敢这样轻视我大元帝国。一定要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才罢休！

忽必烈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由范文虎统率，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起航，跨海东征日本。另一方面，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归洪茶丘统领。那个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就丧失信心与智慧的前东征总指挥忻都仍统领蒙族军。考虑到高丽跟日本人的仇恨，忽必烈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率高丽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近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

军事部署完成后，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六月十五日至壹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岛后做屯田之用。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军队并非是以杀人为业的，他能统一地球四分之三的陆地，还是具备了一定智慧的。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择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时，高丽王上书朝廷称日本武士犯边。于是，忽必烈下令征日大军出发。五月三日，元军东路征日军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坚决不想活了，顽强抵抗，但他们被全部杀掉。元军占领对马岛后，大肆杀掠。二十六日，东路大军进入隐歧岛。元军占领隐歧岛后，理应按忽必烈在军事会议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军。但是，蒙古人忻都自恃有上次战争的经验，且兵力多于上次，尤其是出于对于南宋降将蔑视的心态，恐怕江南军抢占首功，因而在没有对日军的防御措施进行侦察的情况下，贸然率军自隐歧岛出发，驶向博德湾。

他真是丢尽了蒙古人的脸，在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后，战斗持续到六月十三日仍旧不能进得半步。此时，正值盛夏时分，蔬菜和饮水供应都非常困难，内陆士兵长期在海上生活和战斗，不但疲惫不堪，还非常容易地患上了各种疫病。在这种情况下，抢占博德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遂决定于六月十五日从志贺岛撤退，驶向壹岐岛，与江南军会师。

日本人占了地利，所以，就在七月二十七日元军准备撤到壹岐岛的途中时，先头部队受到了日本水军的攻击。范文虎与忻都想要先攻大宰府，结果两个人就像患了偏瘫一样，迟迟不展开反攻，只在海上飘荡。到了八月一日，海上一阵台风袭来，元军的厄运再次到来。

在此次“神风”的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三分之一，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也就是说，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了。

蒙古人东征的失败让忽必烈知道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自己的民族征服不了的国家。他经过各种资料的汇编与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是日本人最信奉的：日本有神风保佑，人间一切力量都不能左右日本。

很多人都见识过台风的威力，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当年那两次台风的级数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元军即使不遇上台风，攻下日本也是非常困难的。

悍妒之妇：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偶然因素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在天启二年考中进士而由知县升为御史的毛羽健向崇祯皇帝汇报说：“驿递一事，最为民害。”他说，兵部调动部队征用驿车的文书只看见发出的，没有交回的。一些人将乘坐驿车的文书互相借用，一张纸经过多次涂改修补。最后，他痛陈道：“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纸。敲骨吸髓，见闻心惨。”他希望崇祯皇帝悬赏捉拿这种破坏驿递制度的人。

崇祯皇帝当即命令有关部门严加清理整顿，这一整顿后，长期积聚的困顿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可毛羽健似乎没有看到这种效果一样，又给崇祯皇帝写信，认为驿递制度存在的作用已经非常小。

作为御史的毛羽健，其官职就决定着他是没事找事的人。此人天生就喜欢议论事情，对朝廷的一切都看不过去。他对驿递的看法自然是正确的，但是，使他拼命向崇祯皇帝建议裁撤驿递的原因并非完全是他的职责，而是一个女人。

毛羽健在崇祯元年由知县升为御史，调入京城，这让他大喜过望。因为他实在不喜欢待在家里，在他的家中有一条疯狗，就是他的妻子温氏。

温氏这个人从头发到脚底板，没有一处符合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她看来，妇女之德就像是她身上的虱子，一旦发现，就立即掐死它。我们可以称她为悍妒之妇的驰名商标。

毛羽健娶了这么个女人，每天都被她折磨得死去活来。这种滋味被民国时期一位叫宣永光的人铺陈得很有味道，他说：“我宁愿得罪一个强盗，也不愿得罪一个悍妇。得罪强盗，顶多挨一枪，万事大吉了；若是得罪一个女人，你可就受罪了。她能让你入人间地狱，让你死去活来，让你生不如死。”

毛羽健当时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当他到京城后，高兴异常，就纳了一个小妾，过正常男人的生活。谁想，有一天，温氏突然从老家杀到，杀了他个措手不及。小妾被打个半死，他也被罚跪一天一夜，并承受了温氏一天一夜的无休止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

照今天看来，这是一次捉奸事件，但在明朝，温氏的行为该受浸猪笼之罚。其实，她对丈夫的一切所为都应该受到浸猪笼的待遇。可毛羽健没有这个胆子，这位中国古代活得最差劲的男人在跪着时，想着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一下就想到了驿递制度，他的老婆告诉他，自己是靠驿递制度才这么飞快赶来的。于是，他恨上了驿递制度，就有了给崇祯皇帝的报告书。

毛羽健的这个故事，《明史》并没有记载，这大概是修史者的正统史观在作祟。他们在修史时往往把一些小人物(我们称这些小人物为个体)的作用忽略不计。他们用许多比如“势”、“道”、“气数”乃或“必然性”一类极富消解功能的词语来分析并讲述历史。所以，毛羽健被悍妒之妇逼得无可奈何才给崇祯皇帝上报告书的事就被省略了。

毛羽健的这个故事记载于不知撰者的《秋灯录》中，全文如下：“羽健嬖其妾，以妻乘传至，不及豫防，乃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

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如天大的国家之事居然和枕席之事联系起来，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并不仅仅是《秋灯录》有此记载，在自署“花村看行侍者”的《谈往》中，有一条“流寇滋蔓之由”也谈到这件事。全文如下：“流寇之起，始于裁驿递。驿递之裁倡于御史毛羽健，成于科臣刘懋。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传至，立遣之，来速不及预防。羽健恚极，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而懋附和成之。驿递一裁，游手千万人，倚驿递为生者无从得食，相率为盗，遂至滋蔓。闯贼得以招集之，流毒中邦，覆灭宗社。两人首祸，万死不足赎，而实酿于一妇人。呜呼！女祸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惧哉！”

这里面有两个人物需要注意，一个是刘懋，另一个是李自成。书中谈到，刘懋促成了裁撤驿卒之事，而由于裁撤驿卒，让驿卒李自成失业，再让他成为刁民，最终灭掉了大明江山。该书作者最后说，毛羽健与刘懋万死不足赎，可两人的罪过实源于毛羽健的那个老婆温氏。

刘懋是个有为青年，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中进士，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被提为刑科给事中。他与毛羽健有亲戚关系，对毛羽健这个愤青也很欣赏。当他得知毛羽健给皇上递交了关于驿递制度的报告书和毛羽健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大为支持。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他上疏崇祯皇帝，建议裁驿，称：“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递的约十之七八，而驿递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

刘懋不但是个有为青年，而且脑子也很灵。在上疏中，他把着眼点放在了崇祯一直希冀的财政问题上，他指出，如果将裁掉的驿卒的工资用在对付满洲人身上，实是两全其美之计。

崇祯皇帝中招了，该年五月，他下令让刘懋改任兵科给事中，专管驿递整顿事务。刘懋的整顿之路并不顺利，他被朝中许多大臣指摘。

岂止是指摘，简直就是想让他马上去死。给事中许国荣、御史姜思睿等大概知道他和毛羽健的亲戚关系，也知道毛羽健为什么要建议裁撤驿卒，纷纷上疏请求崇祯皇帝收回成命，但崇祯皇帝不准。这两人随即把矛头对准了刘懋，他们偷偷在家作法，呼刘懋的名而诅咒之，把刘懋的画像挂在树上，开弓射它。

到了崇祯四年(公元1632年)，刘懋已是身心俱疲，再加上成千上万的驿卒失业后加入了造反大军，刘懋虽然为崇祯皇帝节省了许多银子，可终究受不住朝臣与百姓的同时唾骂，辞官而去。可悲的是，他死后，家人居然雇不到一人抬他的棺木。

许多史学家在对明朝的那段历史考察后，都认为大批驿卒的失业是导致各路农民军由危转盛的一个直接原因。这里面就有一位后来的英雄——李自成。

由后来所知，裁驿的确对明朝政权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明季北略》就很直接地指出：祖宗设立驿递，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

可以假设，崇祯皇帝如果不听刘懋和毛羽健的建议，不裁撤驿卒，三边总督杨鹤就有时间和能力将西北的农民叛乱武装平定，而“安内后才可攘外”的思想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实施。

且不管这种思想和行动能否取得成果，至少，崇祯皇帝不会被李自成逼得上吊。

当然，这是假设，崇祯皇帝裁驿了。这是很差劲的一招，更是致命的一招。从这以后，一系列偶然事件让明朝的历史屡屡出现拐点，“蝴蝶效应”开始起作用——李自成潼关逃生、明清议和、反间计杀袁崇焕、松山溃败、大同总兵献城、崇祯不肯南撤、李自成夺陈圆圆、吴三桂投降、清军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