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云见日：揭开历史迷局

三.拨云见日——拨开重重迷雾

历史迷雾重重，令人难辨真伪。我们看到的并非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也并非我们听到的，一切都似是而非，许多看似不可能的就那样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有的深藏玄机，有的机关重重。让我们睁开慧眼，拨云见日，一睹重重迷雾下的历史原貌。

商鞅：为强秦奠基，为自己掘墓

商鞅是卫国公族的后裔。他所置身的战国时代，是一个饱学之士周游列国、到处兜售自己的时代，朝思暮想的都是知遇之恩。

商鞅也不例外。他从小研读刑名之学，摸索出一套变法理论。尽管对法律、军事的研究已超出前辈吴起、李悝，但他的这套办法，在本国毫无兜售希望。

于是他决定去国外走一走。他的第一个机会来自魏国。魏国国相公叔痤，对商鞅的奇谋十分欣赏。不知道是商鞅的不幸，还是魏国的不幸，就在公叔痤决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公叔痤已被病魔夺走了大半条命。他只能竭尽余力，告诉前来探病的魏惠王：“我死之后，希望您能以举国之事，听候商鞅的调遣。”

魏惠王估计被公叔痤这句话吓倒了：商鞅？他才20出头，乳臭未干！当然，他尊敬老臣，没有当面说国相老糊涂。

公叔痤非但没有老糊涂，反而姜是老的辣。他看懂了魏惠王的表情，无奈，狠了狠心说：“既然您不用商鞅，那一定要杀了商鞅！”人才如战略物资，自己不用也不能便宜了敌人。

等魏惠王走后，公叔痤越想越不是滋味，一个青年才俊将因自己而死？不知是不是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他派人叫来了商鞅，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你赶快逃走吧。”

公叔痤的急切溢于言表。看来，他一生最后的努力就是保全商鞅的性命了。然而，面对一个垂垂老者，商鞅的表现告诉大家，姜不一定是老的辣：“国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而信任臣下，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臣下呢？”

果然，魏惠王没有杀商鞅。

既然公叔痤死了，商鞅在魏国的前景也就等于零。下一步去哪里？他把战国七雄一字排开，思索哪个国家会成为自己的买家。

恰在此时，秦孝公的“求贤令”发布了。

商鞅的目光越过了函谷关，他决定入秦。

商鞅见到秦孝公，是宠臣景监引荐的。

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

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

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儿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吗？”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说服了秦孝公，商鞅的强国大计只是销售了一大半。秦国的重臣还对变法有所保留，甘龙、杜挚等人就对商鞅的一套毫不买账：“商鞅来自外国，他根本不了解秦国的实际情况，国君不过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已。”

聪明的秦孝公并不急于表态，他要看看商鞅如何应付——如果你的变法政策连大臣都说服不了，还如何推行全国？商鞅站了出来，和群臣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答辩会”。甘龙说，要效仿先圣。商鞅就历数那些成败君主，凡是有作为的必有所创造、有所超越，陈陈相因导致衰亡，顺应时势才能大展宏图。一番滔滔雄辩，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

说服了大臣，商鞅的变法政策还只在朝廷站稳了脚跟。但是，老百姓会相信你的新政策吗？商鞅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天，商鞅亲自来到国都的南门，令人竖起一根3丈高的木头，百姓不知所以，纷纷前来围观。商鞅宣布，能把这个木头扛到北门，即赏10金。“这可是重赏啊！”人群中一阵惊叫，却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商鞅果断地把赏金提高到50金。终于，有个年轻人出来试试运气了，他轻松地把木头搬到北门。众目睽睽之下，商鞅当场付款。

举国轰动了：商鞅是信守承诺的！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始了彻底而系统的改革。土地制度变化了，开阡陌，除井田；治安管理加强了，什伍连坐，互相监督；贵族特权取消了，奖励农耕，生产的粮食多也可以立功，优秀的农民可以扬眉吐气；爵位等级秩序建立了，不分平民贵族，以战功授奖，只要立功多，就可以富甲一方。秦国的军队从此变成虎狼之师，既然杀敌取胜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何乐而不为呢？

十几年里，“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迁都咸阳，以郡县制划分行政区域。接着，秦国夺取魏国河西之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甚至，那个名义上的皇帝周天子，也要如同诸侯一样向秦国祝贺。普天之下，秦国之外已无强国。

秦孝公兑现了他在“求贤令”中的诺言：“与之分土。”商鞅被封为大良造，因战功封於、商十五邑，号商君。巨大的荣誉与权力倾覆朝野，商鞅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但是，秦国的强大并不符合所有秦国人的利益，首当其冲的是旧贵族。在特权被取消之后，他们变成了商鞅的死敌。

早在变法之初，太子就指责过商鞅：“新法严峻。”按照商鞅的政策，敢说新法的坏话，这还了得？罚不了太子，也要罚教导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

法律的权威虽然得以保障，但却得罪了未来的国君。有人劝商鞅急流勇退。但是身在权力的顶峰，又有几个人懂得退？大概商鞅以为自己仍可以逢凶化吉。他对政治的瞬息万变，对君主的自私一面，估计不足。他对平民生活毫无兴趣。于是，在秦孝公后期，商鞅有太多的机会为自己留退路，但都被他放弃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这是很多人潜心等待的一个时刻——时势会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与否而发生巨变。太子驷即位，为惠文王。公子虔等人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告发商君谋反，发吏追捕。商鞅有口难辩，唯有逃亡。

在一个月色初上的黄昏，商鞅逃到了函谷关，关守尚不知咸阳城中的变故。但商鞅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他出逃太急，忘了带验证身份的凭证，而每一家店主都告诉他：“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旅客，店主要受连坐之罪！”

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自己当日颁布连坐令时，又何曾想到以亲身陷此令？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封地，仓促地组织了一支人马，起兵造反，战败。秦惠文王对他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商鞅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浓重感和宿命感。他执掌秦国朝政19年，这才有了繁华富庶、气势如虹的强秦；才有了始皇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韩信：犹豫着莫名其妙地死了

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但他在识人处世上的智慧几乎等于白痴。从小就家境贫寒又早年丧了双亲的他，时常遭到同乡地痞的欺辱，江苏淮阴在那个时代或许盛产流氓，韩信经常能遇到这样的人。不过，这些流氓之所以总欺负韩信，与韩信自己有很大关系。他从小就熟读兵书，学成后总觉得自己是大将之才，常挎一根木剑四处招摇，这种特立独行难免会让那群流氓产生好奇，先是认为与他身份不符，随之而来的就是侮辱。韩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钻了一个流氓的裤裆，后人称之为“胯下之辱”。

项羽与刘邦纷纷揭竿而起反秦后，韩信跟了项羽，项羽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军事天才，只是让他担任了自己的粮库站长。韩信当然认为自己不是干这个的，于是跑到了刘邦那里。

结果，刘邦也没有看上他。倒是刘邦手下的萧何在与他的谈论中发现此人是个天才。楚汉战争前期，刘邦手下的许多人见他总被项羽打败，所以都逃跑了。韩信也逃跑，但却被萧何追了回来，刘邦在萧何的建议下任韩信为将，韩信正式登上了楚汉战争的舞台。

4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02年末，已经被封为齐王的韩信率30万大军在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将项羽的9万兵马团团包围。项羽仅带28人冲出重围，逃至乌江，又被韩信的部队追击，项羽在吟诵了几句诗歌后，挥剑自刎，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楚汉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天下已经归刘邦所有，但是，有一个国家不肯投降，这个国家就是鲁国，鲁国不承认刘邦是天下之主，还要为项羽奋战到底。刘邦派人告诉他们，项羽已经死了，他们不信。最后，刘邦只好把项羽的人头拿给他们看，鲁国才放下武器，投降了刘邦。

就在与鲁国对峙期间，刘邦只带了几个随从，在韩信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冲进了他的军营，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全部收缴，韩信一下就成了光杆司令。

这件事可以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刘邦在得到天下后对功臣，特别是韩信的猜忌之心非常重；第二，韩信虽然能带兵打仗，却不善于治军，不然不会让刘邦那么轻松地进入军营，韩信在军队的管理上相当差劲。第二年，刘邦大封功臣，就把韩信封为楚王，理由是，那里是你的家乡，你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但并没有给他任何兵。

此时，韩信是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只能听从刘邦的摆布。他在楚王位上只待了4个月，朝廷就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刘邦召见群臣，脸色灰青，漠然地对臣子们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要谋反，怎么办？”

这个告密者到底是谁，司马迁没有给我们答案。但从种种迹象来看，的确有这样一个告密者，而不是刘邦信口雌黄。韩信此时已经是个光杆司令，刘邦没有必要采用欺诈的手法来惩治他。不过，这个人肯定摸透了刘邦的心理。韩信与刘邦其实并不和，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被项羽围困，急切希望韩信来解救。但韩信却趁火打劫，让刘邦把自己刚攻占下来的齐地奖励给他，而且要封他为齐王。刘邦当时可是咬着牙让韩信做齐王的。这个告密的人很可能从这一信息上吃透了刘邦对韩信并不那么友好。所以，即使韩信没有想造反，由于偏见，刘邦也会认为韩信会造反的。

众人都认为告密属实，就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不能去讨伐韩信，因为韩信是个打仗的天才，刘邦的臣子中没有这样的天才。

有大臣建议说，既然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古时天子常到各地巡游打猎，借此机会与各地的诸侯相会。南方有云梦泽(湖南益阳以北、湖北江陵以南之地)，您可以说到云梦巡游，会见那一带的诸侯，韩信听说陛下到了云梦，按照礼仪，必来见陛下，陛下乘其不备，只用一个壮士就能生擒他。”

刘邦认为，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便向天下发布通告，说要到云梦泽游玩。并专门遣使告诉韩信，让韩信前往云梦相见。

韩信听到消息后，是很犹豫的，他不知是该去还是不该去。据史料记载说，韩信当时感觉到刘邦来者不善。他左思右想，自己到底有什么秘密被刘邦知道了，结果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自己的老乡、曾经追随项羽的大将钟离昧身上。

项羽死后，钟离昧并没有陪项羽去地府，而是逃到楚地，听说好朋友韩信在做楚地的王，就跑来找韩信寻求保护。韩信想都不想就答应下来。刘邦曾发布通缉令通缉过钟离昧，但没人知道他的消息。

韩信认为，问题可能就在钟离昧身上，大概是有人揭发他，说他私藏国家罪犯。韩信于是跟钟离昧商量，希望他能老实点儿，跟自己去见刘邦。

钟离昧苦笑，却又很郑重地提醒韩信：“你若将我逮捕交给刘邦，以此向刘邦献媚，那么，我今天死，你也将随后而亡。”

韩信当时很窘迫，他有点儿后悔当时收留钟离昧了，既然钟离昧不肯老实与他合作，那么只有杀了他，或者叫他自杀。钟离昧选择了后者。据说钟离昧自杀前，怒骂韩信：“你真不是一个仁厚之人！”

这话如果放在二人的关系上，的确如此；但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韩信的确是个忠贞之臣。

不过，韩信想错了。当他提着钟离昧的首级见到刘邦，还没有做一句解释，刘邦就一声断喝，武士把韩信捆了起来。然后，就起程回临时国都洛阳。

上车时，韩信不知是哪里来的书生气，喟然长叹：“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当然应该被烹了。”

刘邦可不想让人误会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争辩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是因为有人告密，说你要谋反。”

韩信无话可说，总之，现存的史料并没有记载韩信当时有过争辩。到洛阳后，刘邦思来想去，认为韩信虽然要谋反，但功大于过，所以就把他贬为淮阴侯，让他去淮阴好好反省去。韩信无缘无故地被贬，当然牢骚满腹，常常称病不朝。刘邦也不是不理解韩信心中的不服，这位皇帝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对韩信的软对抗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人又告发了韩信。

韩信这个人似乎命运很不好，小时候无依无靠，好不容易被刘邦封为大将军，只领兵4年就被剥夺军权，然后是被不知姓甚名谁的人告发谋反。这次又是被人告发谋反，不过这一次，告他的这个人叫栾说。栾说的哥哥是韩信的舍人，也就是家臣，很可能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不符合韩信的心意，韩信就把此人囚禁起来，同时还声称要对其进行严厉的制裁。

栾说在看望哥哥的过程中，哥哥的处境让他感到了无助。据史料可以得知，就是在栾说与哥哥见面的时候，这位韩信的家臣把韩信要谋反的消息告诉了栾说。栾说毫不迟疑，为了能解救哥哥，立即向朝廷告密，说韩信要与阳夏侯陈豨谋反。

陈豨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当时被任命为巨鹿守。公元前197年，陈豨任代国的丞相。汉朝规定，诸侯王的丞相都由中央政府派遣。不久，他自称代王，联合韩王信、燕王绾举赵代之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吕后及萧何守卫国都长安。

有一天，吕后慌忙召来相国萧何，把栾说的告密说了一通，最后认定，韩信肯定是和陈豨商量过谋反的事情。

听了吕后的话，萧何也觉事态严重。经过密谋，两人决定：由萧何去见韩信，诈说叛军已经被刘邦平定，陈豨已死，诸侯与群臣皆入朝祝贺，也请韩信入朝致贺。

萧何去见韩信，把来意一说，韩信还是有些犹豫。不过，因为之前与萧何交情深厚，他犹豫归犹豫，还是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应该说，此时的韩信已远不如战争年代机警、智慧和果断。

结果可想而知，韩信进宫见不到皇帝，只见到了一大批武士，把他捆绑起来。吕后可没有刘邦那么仁慈，连问都不问，就将他杀掉了。而韩信，也就这样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死了。

韩信临死前，并没有说自己是否要谋反，司马迁认为韩信的确与陈豨探讨过谋反事宜：“陈豨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

韩信被杀后，刘邦回到洛阳，听了这个消息后，又喜又叹。至于韩信是否真的要谋反，刘邦没有问。于是，“韩信谋反被杀”就成了历史上的重大谜案之一。

许多人对韩信之死表示惋惜，有人认为他在齐王任上时，靠实力就能与刘邦、项羽鼎足三分。如果在那个时候不造反，楚王时的光杆司令和淮阴侯时的无兵无卒，“造反”实在是玩火自焚。

不得不说，开国功臣大都不得善终，如果不是一个规律，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汉朝初年，刘邦辛苦奔波，全是为了各地造反的诸侯王。韩信虽然没有造反的实证，但却有造反的实力，这不能不让刘邦有所顾忌。况且，韩信当初要挟刘邦的事，总不能让刘邦痛快，所以，韩信后来之死是必然的，但却不是必须的。

于禁：道德偶像接连丢失节操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正月，刚刚招降了张绣的曹操，将张绣叔叔张济的老婆也纳为己有。这一行为让张绣很不满。而更让他感到心惊的是，曹操好像对他手下的大将胡车儿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送给了胡车儿不少金银。抢女人可以理解成好色，拉拢手下的大将，这不是明摆着要置自己于死地吗？着急的张绣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对曹操说想把军队调动一下，曹操一时大意，竟然同意了张绣从自己军营借道的请求。结果，张绣突然发动攻击，让曹操措手不及，不仅军队被打散了，其长子曹昂和爱将典韦都在战乱中被杀。曹操自己也被流箭射中，狼狈地逃到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曹操逃得狼狈，他的手下也好不到哪里去。乱军之中，大家纷纷抄小路逃命。可有一名将领却显得相当镇定，这个人就是于禁。

于禁是泰山钜平(今山东泰安)人。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时，由王朗推荐给曹操。之后的几年，于禁跟随着曹操东征西讨，立下了不少功劳。于禁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在张绣搞的这场偷袭战中并没有乱了阵脚，他从容地指挥着自己的几百名士兵，一边战斗一边撤退。虽然在战斗中不断有人伤亡，但这支几百人的队伍却始终有序地撤退着。由此可以看出于禁平时治军有方并且战时指挥也很得当，不然这么几百号人要么早就作鸟兽散，要么早就被敌人消灭了。

于禁一行人在撤退中遇到了十几个被剥光了衣服的伤员，他心中大异。待于禁将他们叫来一问才知道，这群士兵是被人给抢了，而抢他们的竟然是由曹操收编的黄巾军组建起来的青州军。于禁非常生气，他来不及细想为什么青州军要抢人家的衣服，便带着队伍打了过去，之后还非常严肃地列数青州军的罪状，并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可青州军却不吃于禁这一套，他们先于禁一步见到了曹操，在曹操面前不住地说于禁的坏话。而此时的于禁正抓紧时间挖深战壕，加高营垒，一心一意地防备着张绣的追兵，对青州兵的行动并不知情。当有人告诉他情况时，于禁仍不慌不忙地说：“敌兵都还没退走，不赶快修筑工事，敌人来了怎么办呀？再说以曹公的智商，能这么容易就被人给骗了吗？没事！”

面对追击的敌人，能镇定指挥；面对诬告的小人，能从容分析形势，注重事情的轻重缓急，于禁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将领。曹操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赞道：“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为了表彰于禁，曹操封他为益寿亭侯。曹军的一场大败却成全了于禁，让他达到了人生的一个小高潮。

只是无论是曹操还是于禁都没有想到，这句“有不可动之节”的评价将会在日后成为于禁沉重的包袱。因为这句话，失节的于禁便多了一条不可原谅的罪状。

建安十年，曾经归附曹操的昌豨又反叛了，曹操便让于禁去攻打昌豨。接到命令的于禁二话没说，带着部队就急速攻了过去。面对着彪悍的于禁，昌豨没做多大的抵抗便投降了。当然，昌豨投降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于禁是他的旧友。老朋友了，投降后自然可以平安无事。然而很快，昌豨就发现自己错了，当于禁面带愁容、含着泪花来到他面前时，昌豨惊讶地发现这个老朋友并不是来救自己的，而是来杀自己的。昌豨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和于禁多年的交情，却没能换回自己一条命。于禁为什么就一定要杀死老友昌豨呢？答案是法律。昌豨投降后，诸将都提议把昌豨送给曹操处置，可于禁却认为没有必要，他严肃地对诸将说：“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豨虽旧友，禁可失节乎！”这就是说，曹操早就有令，遇上被围困之后没办法才投降的人是不能赦免的。我于禁只是依法办事，决不会为了一个朋友失去自己的节操，一番话说得诸将哑口无言。

事后，曹操得知此事，感叹道：“昌豨呀，谁让你不到我这儿来投降，却要去向于禁投降呢？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此事之后，曹操更加看重于禁了。曹操虽然赞赏于禁，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却指出：“禁曾不为旧交希冀万一，而肆其好杀之心，以戾众人之议。所以卒为降虏，死加恶谥，宜哉。”这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于禁以法律节操严格要求别人，所以到最后当他自己失节之时，他就又多了一条不可原谅的罪状。

可是这一点曹操没有想到，于禁没有想到，诸将也没有想到。在大家的眼中，于禁成了一个为守护法律和节操可以放弃友情和生命的道德典范。在之后多年的征战中，于禁又是屡立战功，他的封邑也达到了1200户。于禁的人生，又达到了一个高潮。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那件事，于禁也许就会以这样一个无比光辉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画卷里。可是，历史总是充满那么多的不可预知。建安二十四年，于禁迎来了改变他命运的那场战役……

建安二十四年，蜀军对曹操发动进攻，当时关羽带着大军进攻樊城，守将曹仁向曹操求救，曹操派了于禁、庞德两员大将率领7支人马前去增援。出征之前还有个小插曲，人们忽然对将领的忠诚度表示了担忧，于禁作为老革命，自然是可以信任的，但庞德就不好说了，因为庞德原是马超的部下，而此时马超已经是蜀国的将领，而且庞德的哥哥也在蜀国任职，庞德会不会借这个出征的机会，重新投入马超的麾下呢？庞德听了后，马上表态了：“吾受国恩，义在效死。吾欲身自击羽。今吾不杀羽，羽当杀吾。”庞德用掷地有声的誓言打消了人们的顾虑。只是后面发生的事，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于禁和庞德带着部队安心地驻扎在樊城的北面平地上，等着和关羽一决生死。可关羽却并不急着与他们交战。关羽把军队移于高处，差人堵住各处水口，耐心地等着。八月的一个夜里，关羽让士兵打开水口，将蓄积已久的洪水放出来。一瞬间，于禁和庞德的七军便被大水吞没。在这个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庞德先是处死了两名要投降的将领，接着身穿铠甲，手挽弓箭，一箭一箭地射向蜀军。箭射完了，就贴身过去，与蜀军进行肉搏战。直到最后，庞德手下或死或降，他只身一人坐着小船向曹仁军中行去，谁知，一个大浪将船打翻，庞德成了关羽的俘虏。被俘后的庞德并不理会关羽的劝降，他始终立而不跪，并对关羽大骂不止，直到最后被杀。庞德用自己的行动向那些曾经怀疑过他的人证明了自己的节操。而同样被俘的于禁，却做出了一个让曹军想都想不到的举动——他投降了。对于于禁的投降，《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上都只有“遂降”的字眼。显然，于禁是在无人劝降的情况下主动投降的。

消息传回曹操那里，所有人都惊呆了。之前备受怀疑的庞德宁死不屈，之前备受尊崇的于禁却主动投降了。于禁呀，你怎么能投降呢？你没看见你的部下都宁死不降吗？你忘了你曾经被曹操称赞“有不可动之节”吗？你忘了你曾经为了维护法律节操而毫不手软地杀死了自己的老友昌豨吗？你难道不知道你在曹军中早已经是一个道德偶像了吗？为什么关键时刻你自己却失节了呢？道德偶像的不道德行为让人们对他彻底失望了，大家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而这种彻底的失望，在于禁重返曹营后，便化为了巨大的愤怒，让于禁永无翻身之日。

对于这件事，曹操感叹了许久，他想破了头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说了一句：“我和于禁相识30年，怎料在危难之处，于禁反而不如庞德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于禁投降呢？答案很简单：于禁老了。经过了几十年的征战，时间不仅带走了于禁强壮的身体，也带走了他那颗坚毅的心。老当益壮，曹操可以，于禁却不行。当冰冷的刀锋贴在他脖子上时，节操、法律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此时的于禁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要活下去……

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还没心情享受“水淹七军”胜利喜悦的关羽被吴将吕蒙用计击败，并且他本人和儿子关平都被孙权杀死。于禁便又成了吴军的俘虏。

孙权对于禁还是不错的。史书上说，孙权允许他和自己骑马并行，由此可见，于禁不仅行动比较自由，而且也还是有一点儿地位的。可是孙权大度，不等于他的手下也一样大度。毕竟，像于禁为活命而主动乞降的人是为人所不齿的。所以当孙权的手下虞翻看到于禁与孙权骑马并行时，就训斥于禁说：“你这个投降的俘虏，怎么敢和我们的主公并行！”虞翻的话像锥子一样，扎得于禁心里直滴血。然而虞翻对于禁的刁难并没停止。后来孙权和众人在楼船上与群臣宴饮，于禁听到当时演奏的音乐，忍不住流下泪来，虞翻见状，起身骂道：“你想用眼泪来换取大家的同情吗？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你犯下的罪行吗？”于禁无语，原来，作为降虏的他，连流泪的权利都没有了。

吴国是待不下去了，在这里虽然有吃有住，可是于禁却觉得自己活得毫无尊严，任何人都可以拿他投降的事来挖苦他、取笑他。那么，哪里才是他的安身之所呢？于禁想家了，他想回到他离开已久的曹营中去。他认为在那里，他才可以有尊严地活着。很快，于禁如愿以偿了。

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国号魏，都洛阳，建元黄初。第二年八月，孙权派使者向魏称臣，于禁作为被俘的曹营将军，也将被送回魏国。听到这个消息的于禁非常高兴，他终于看到了生活的曙光，他并不认为自己会因投降的事而受到故国同人的歧视。在这样一个叛主投降如家常便饭的时代，自己这么点儿事算得了什么？

果然，当曹丕看到头发胡须俱白且面容憔悴的于禁时，他不但没有怪罪于禁，反而用孟明视和荀林父的故事来安慰他。孟明视和荀林父是秦、晋两国的大将，虽曾兵败，但未受处罚，后来将功折罪，立下大功。这一下，于禁更对曹丕感激涕零，到底是自己的领导关心自己呀！有一个如此气度的领导，自己的苦日子应该结束了吧？被喜悦包围的于禁并没注意到曹丕话语中那一丝冷漠和周围大臣充满愤怒的目光。

于禁回来后不久，他接到了曹丕的一项指示，去给老领导曹操上炷香。于禁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他只把这当成了一次普通的拜祭。而当于禁来到曹操陵园时，他发现陵园的屋子上方竟然有一幅壁画，壁画中显示的是关羽得胜、庞德发怒、于禁投降。

一瞬间，于禁心如刀割，原以为众人早已原谅了他，原以为自己将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不料，到头来，一切的一切，只是“原以为”。一种充满绝望的羞愧感涌上于禁的心头，也许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发觉自己错了，他的命运从投降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回到家中的于禁很快就在羞愧中病死。

一代名将于禁，用一时的苟且偷生，毁了自己的半世英名，可悲可叹！

诸葛亮：求职失败，自编自演“三顾茅庐”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所写的“三顾茅庐”，可谓是诸葛亮决定出山的关键一节：说刘备刘玄德太看重诸葛亮的才华了，一而再，再而三，不管是吃了闭门羹，还是被小书童奚落，更不顾风雪寒天，执意要见诸葛亮，不请出诸葛亮决不罢休。不过在比这两本书更早的史家著作之中，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叫做“毛遂自荐”说。

当时，诸葛亮的老师司马徽分析天下大势：如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平定了中原，势必要将荆州作为他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而江东孙权，这几年养精蓄锐，兵强马壮，也虎视眈眈将目光转移到了荆襄八郡。可以说，荆州直接面临曹操、孙权这两方面的威胁。荆州牧刘表缺乏应对之策，荆州的战事一触即发，荆州的安定局面就要结束了。

司马徽说，刘玄德这时来到荆州，肯定是有所图谋。刘玄德与刘景升都是大汉贵胄，刘玄德眼下没有立身之地，他是指望刘景升给他一个安身之处，同时，也在观时待变。

诸葛亮问：“刘备与刘表相比，论才学是在刘表之上，还是旗鼓相当？”

司马徽笑道：“刘表当年也曾是洛阳‘八俊’才子，才学当在刘备之上，如今又是八郡之主，权势更不是刘备可同日而语的。然而刘表不习军事，完全依靠蔡氏家族支撑荆州局面，其子刘琮又劣，势必一事无成，恐一朝众散，并受其祸。”

“那刘备呢？”诸葛亮催促老师讲下去。

“刘备这个人，看似平庸，无什么才学，据说成名之前不过是织席贩履之人，天下英雄无不对其刮目相看。刘备天生就有一种作为领袖的气质，他这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就是能够让有本领的人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听从他的调遣，受他的驱使，为他而去拼命。就说他手下的几员战将，比如关羽、张飞，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可谓盖世英豪，对刘备忠心耿耿，言听计从。”

“刘备身边有这样的英雄辅佐，应该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可这些年来，刘备纵横天下，东奔西杀，何以没有多大成就，成为一方霸主呢？”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他身边没有能够给他出奇谋划良策之人，为他调度使用将领之干才。刘备本身的学识和能力，如果让他直接指挥三军，调度千军万马，即使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也不是他之所长。但他善于相人，且善于用人，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气度。如果你愿意辅佐刘备，或许能够得到一个施展你平生所学的机会，一个指挥千军万马、创造千秋伟业的机会，你何不去试一试呢？”

诸葛亮对刘备这个人虽然有所耳闻，却从没有引起注意。毕竟没有机会接触，也不知道这人有多么大的潜质。诸葛亮便想去实地见一见这个人，他还是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古训。就像刘表吧，公众的口碑不错，却让自己感到并不适合自己，并不是能够依靠的人。他要看一看刘备对他这个青年人的态度，要看一看刘备是真如人们所讲的具有领袖的气质，还是徒有虚名、打着皇叔招牌的江湖骗子。

司马徽说：“你若打算见一见刘玄德，那么事不宜迟。据我所知，刘备现在驻扎在樊城。军队行踪扑朔迷离，今天在樊城，明日说不准拔寨转移了。”

诸葛亮对老师说：“我今晚就奔樊城。”第二天，第一次求职的诸葛亮来到樊城，刘备出于礼节接待了诸葛亮。诸葛亮对刘备的第一印象不错，为人谦和，却又不失皇叔风度。当时刘备正在待客，诸葛亮就坐在客堂的一隅，默想着将如何与刘备交谈。

刘备等客人走后，转身回到房中，随手拿起来客送与他的凉州牦牛尾摆弄起来。刚才那人是他老乡，老乡的到来让他回想起在家乡的日子，不由得将手中的牛尾像编苇席一样编织起来，全然忘记了客堂里还在等待的年轻人。

被冷落的诸葛亮见此情景，不禁言道：“我以为将军是一位胸怀大志之人，没想到却只知道编织。”说罢，起身告辞。刘备这才意识到慢待了这位年轻的客人，连忙放下手中的牦牛尾起身挽留，询问诸葛亮找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是为荆州的安危而来。”

刘备闻言，心说好大的口气，口中却说：“哦，那你为什么不去找荆州牧刘景升？我不过是荆州牧手下的一个将士。”诸葛亮此时已经放弃了来时所准备的一番言论，随口应付一句：“我原是想与将军谈治军理国的方略，现在已经不想谈什么了。”

为了表现自己的雍容大度，刘备劝诸葛亮坐下，心想：“我不妨考一考他，让他知道什么是治军理国方略。”于是，以对待朋友的态度对诸葛亮说：“刘备以为治国治军也没有什么，不过是两条，一是以德安民，教化百姓；一是依法执政，刑罚昭示。你认为我说得对不对？”

诸葛亮有备而来，不假思索，随口回答：“将军说得不错，只是二者不能孤立运用。大凡治国者纯德治，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纯用刑不教，而谓之虐；只有儒法合一，先礼后兵，教之以德，严之以刑，才能上下有节，左右有序。”

诸葛亮见刘备在听，就继续讲道：“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

刘备听到此处，便有了一些兴趣，心说：这个年轻人肚子里还有点儿货，看来是有备而来。就继续发问：“你认为为政之道主要应当做些什么？”

诸葛亮回答：“我认为，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术士，则为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大凡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

诸葛亮虽然回答刘备的问话，但他从刘备的眼色里看出刘备有点儿心不在焉，因而将话头停住了。他已经不打算在这里多耽搁，即起身告辞。刘备这时觉得，这个年轻人还真有一点儿才学，便有挽留之意，正犹豫间，看诸葛亮去意已定，也就作罢。

可以看出，诸葛亮这次的“求职”经历是失败的，回去后他一直都在等刘备的录用通知。

诸葛亮见到岳父黄承彦，讲述了自己在樊城的遭遇，不由长叹一声：“一个人若想出人头地，不是自己就能够左右的呀！不知道天下有多少人空有满腹经纶，而无施展机遇。”黄承彦望着诸葛亮，说道：“好啊，刚刚遇到这么一点儿挫折就心灰意冷了吗？依我所见，这不过是唱大戏前的一个小小的序曲而已。”黄承彦点拨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的才学本领就是为了有机会施展而准备的，但在机会没来时，要耐得住寂寞才好。”诸葛亮点头，说：“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如果生不逢时，等不到明君，那就继续在隆中当山野村夫，也是不错的选择。”黄承彦点头，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不过，机会也不完全是等来的，有时还要争取，还可以想办法让机遇来找你。”翁婿二人正在谈论，水镜先生司马徽来访。他对孔明说：“樊城一行，我料不大顺心，对吗？”诸葛亮点头。

司马徽说：“这个怨为师欠考虑了。既然有了一个目标，那么要想实现，就必须认真筹划一番，如果不假思索，贸然而动，自然是欲速则不达。”

“学生自认学业不精，蒂未落，只怨瓜还未熟；渠虽修成，水未到，尚缺引水之道。”诸葛亮倒看得开。

“好啊，我却以为瓜已熟，为何蒂不落？尚欠一阵风，风到瓜自落。”黄承彦捻须说道。

“那么渠已修成，何谓引水之道乎？”司马徽问。

“今日水不是已经来了吗？水镜水镜，无水何以成镜？”黄承彦追问道。

司马徽道：“徐元直前些日子找我要主意，我告诉他，即使隐姓埋名也要显山露水。他原打算北上洛阳从军，投靠曹孟德。我对他讲，你现在的身份如果投军，不过当个士卒，什么时候混出模样来？倒不如去投刘玄德，打击曹军，让曹孟德吃你几次苦头，对你刮目相看，你的声名远播，自然就会有个好前程。”

诸葛亮马上悟道：“您是让徐庶先行，为我探探刘玄德到底是不是可以辅佐之主？”司马徽不置可否，说道：“总之，要先看一看刘玄德的人品究竟如何。”

诸葛亮说：“我看刘玄德还没有意识到身边无人。他大约还认为自己身边有文臣、有武将，人才济济，完全可以依靠现在他身边的人马驰骋天下，创建伟业。所以我还是想继续留在隆中，钻研战法，完善八阵图。”

司马徽连连摇头，说：“前日，我与庞德公谈起你的学业，觉得你现在最急需的事情，是游历山川，徜徉山水之间。特别是西川五十四州，你还没有游历，对那里的风土人情，你也只是在前人的著述中略知一二。依我所见，你应当亲身体验一番，纸上谈兵容易，也容易误事。地形地貌与人为所画的图形毕竟还有区别，误差也是不少的。所以真正的将才，务必要亲自查勘地形地势的。”

诸葛亮遵照老师司马徽的教导，开始有目的地游历山川江河。哪处可伏兵，何方易守难攻，他都一一记录在案，并找到一张西川五十四州的地图。他按图索骥，将所观地形地势的心得也都在图上有所标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在游历山川的同时，访贤拜友，扩大了自己的资讯网络，获取了不少信息资源。

此时，司马徽与黄承彦等人已经开始全方位研究刘玄德，对刘玄德的相貌、行踪、爱好、特点以及身边随行人员的情况，逐一分析，安排对策。对于刘玄德本身的优缺点和生活习惯更可谓了如指掌，以致水镜山庄的书童对刘玄德都能够耳熟能详，一见到刘备马上就能够认出。

不久，司马徽在水镜山庄不露痕迹地推荐了诸葛亮。他对刘备说：“伏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但是，他并没有说破“伏龙”就是诸葛亮，原因很简单，司马徽知道刘备对诸葛亮有过一面之交，他担心刘备对诸葛亮最初的印象会影响他下一步的安排。(www.chuimin.cn)

司马徽不愧是老谋深算，为了弟子的前程煞费苦心，在刘备面前推荐了“伏龙”这还不算完，当天晚上，他又招来徐庶徐元直，安排徐元直隐姓埋名到刘备驻扎的樊城应聘。

刘玄德以为徐庶就是“伏龙”，随即拜徐庶为军师。徐庶果然厉害，一出手就将曹操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于是曹操设计，诓徐元直进许都。徐庶明知是套，却偏偏要往里钻。在去许都的路上，他对有知遇之恩的刘玄德推荐了胜过自己许多倍的诸葛亮。

此时，刘玄德还纳闷呢，水镜先生讲匡扶天下的人杰是伏龙和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怎么没有听说这个诸葛亮是那么大的角儿啊？当徐庶说诸葛亮就是“伏龙”时，刘备这才恍然大悟。

徐庶告诉刘备，伏龙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刘备为了得到帮助自己得天下的人才，决定登门拜访。

当刘备还没有动身去隆中时，司马徽担心刘备还在犹豫，又亲自登门找到刘备，强调诸葛亮那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旺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啊。就这一句，催得刘备赶紧备马，请求诸葛亮出山！

“刘备已经决定要聘请诸葛亮了。”司马徽将情报迅速传达给了黄承彦，黄承彦又一次来到卧龙岗，告诉诸葛亮：“机会来了，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并决定为他设计一场“三顾茅庐”的大戏，不慌不忙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第一出戏，请隆中的乡邻和在稻田里的帮工出演。你平时不是教他们吟诗作对吗？就让他们待贵客来到隆中时，在稻田里即席吟诵，让来客看一看，隆中的农夫都有这么大的学问，可想而知卧龙该有多大的道行。

第二出戏，昨日崔州平、孟公威回家探亲，到我家来问候，我就请他们二位也帮一下忙，友情客串，与刘玄德见个面，谈上一席话，看一看卧龙的同窗好友的才学，从而为卧龙出场做一个陪衬。诸葛均要负责穿针引线，书童也要有几句台词，来客时也好应付一下。

第三出戏，老夫我也客串一把，为你做一个陪衬吧。刘玄德既然来到隆中，就不能让他空手而归，还没有见到卧龙，就感到不虚此行，就感到大有所获，也让他更加迫切地想见到卧龙。

诸葛亮脸上觉得挂不住了，有点儿难为情地说：“我看大可不必兴师动众吧？水镜先生已经把我介绍给了刘豫州，还有徐庶，他把自己比喻为寒鸦、驽马，把我孔明说成是麒麟和凤凰，简直是把我放在火上烤，让我脸上发烧。”

“这件事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别的你不要管，认真做好你的作业就行了。”

要说黄老先生运筹帷幄，一而再，再而三，策划了一幕刘玄德“三顾茅庐”的千古绝唱，目的是为诸葛亮亮相烘托场面。至于“三顾茅庐”的演出效果如何，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的表现如何，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中已经表述得淋漓尽致，无须赘述了。

鱼保家：告密者被人告密

鱼保家是盛唐的一个官宦子弟，他的父亲是侍御史鱼承晔，此人曾主审了宰相裴炎的“谋反案”，做得干净利落，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但让这位鱼大人颇不欣慰的是，自己的儿子鱼保家不求上进，几乎把一天的时间都打发在研究各种兵器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鱼保家是个技术人员，不过，鱼承晔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子，鱼保家虽然专心于技术活儿，可对宫廷之事却看得比朝中的许多大臣都要透彻。

唐高宗死后，中宗即位，但这个皇帝懦弱无能，李家的智慧细胞一点儿都未继承到。早在高宗时代就开始参与朝政的武则天不可能让这样一个儿子挡在自己前面，所以，她渐渐地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顾命大臣裴炎立即反击，准备谋反，被武则天发觉，诛杀。武则天认为此事跟中宗有关，就把中宗废掉，立了另一个儿子睿宗，并对李氏成员进行屠戮。唐初名将徐的孙子徐敬业非常看不惯武则天的所为，起兵造反，不久后被镇压。但武则天深深地感觉到来自李氏家族的压力，她必须要寻找到一种方法，让如同徐敬业这样忠于李氏的人不要再冒出来，她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一种未卜先知的能力。

鱼保家很可能是从忠于武则天的父亲每天的唉声叹气中得到了这一信息，并通过对各种信息的采集，最终升华为理性的飞跃，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那么可以通过众多的耳目来使自己未卜先知。而且，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三月，鱼保家制作了四个铜箱子，他把这种东西命名为“铜匦”：类似于今天的“举报箱”。铜匦为方形，铜铸。他之所以设置四个，并且用不同的颜色，自然大有用意：“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不过关于铜铸，还有一种说法，《资治通鉴》记载：“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

武则天听得这一建议并观看了铜匦后，大喜过望，下令立即实施。但武则天却另有想法，她觉得，如果真的让平民百姓随意投匦，那么很可能有些异己分子以投匦表状攻讦阴私诽谤朝政。这种情况是必须要避免的，所以，她同时还设置了“理匦使”的官职，限制投匦表疏必须请官员作保，才允许投入铜匦内。如果按照这一规定来看，既保证了投匦表疏的政治质量，又消除了攻讦谩骂的表状，的确是英明的。但是，这种规定只是针对青匦、丹匦、黑匦的；对于“申冤”的白匦，却不做限制，因为这里大有文章。

一般而言，其他三个铜匦(或者是三个口)大都是针对事的，而只有“申冤”匦才针对人，武则天的最真实目的就是针对异己之人的。

为了让这种告密制度能让百姓喜闻乐见，武则天诏旨地方，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给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也就是，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告密不实者也不追究，告密期间，所得到的待遇是五品官所受到的待遇。五品官的标准是什么呢？据《唐六典》：“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

不要以为这只是武则天鼓励民众告密的一个让人振奋的手段，事实上，专制时代的帝王可以随便改变既定俗成的法律。古代的诉讼制度规定，诉讼必须逐级告状(即“告诉”)，一般不许越级告状，违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员也要笞四十。只有在重大冤情被压制无法申诉时，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状，但还是要承担冲撞皇帝仪仗的责任，代价就是被杖六十。

汉朝时，法律就有明文规定，为了防止奸诈之徒诬告他人，在告状时，诉状上要写明事实，不许说自己不能确定的事，否则要笞五十。同时，诬告别人什么罪名自己要承担什么罪名。如果在告别人的状纸上是匿名，就要被判流放两千里。

武则天显然是违反了这些法规：她在鼓励告密的同时，也践踏了祖宗遗留下来的法律。太宗皇帝与高宗就曾明文规定，不许匿名信与酷刑。当然，鼓励上访和给上访者以优遇，在专制社会中，没有几个帝王能做到。即使有人能做到，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于国于民，一无益处。武则天自然不例外，她之所以要鼓励全体民众来自告奋勇地告密，全是因为她对异己分子的防范与打压。

天才鱼保家在设置铜匦并被武则天采纳后，大富大贵自不用说，关键是，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可让他哭笑不得的是，铜匦里的第一个告密内容居然是关于他的。

鱼保家应该能预料到，铜匦设立后，武则天忙得不可开交，无数的告密信堆积在御案，这里有关于地方官贪赃的，有关于哪里落下一块陨石的，也有关于朝廷政事中应该如何如何的，可武则天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她知道，铜匦自设立后，许多官员都噤若寒蝉。那个冷冰冰的铜匦孤傲地立在那里，也就是在向百官示威：你们都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只要有人投了东西进来，无论是什么，武则天一认可，你们的杀身之祸立即就来。当然，对于那些平素对百姓视如刍狗的达官显贵，铜匦的确是正义的化身。可这些人似乎有些多虑了，武则天要对付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异己。这群人包括李氏宗族和忠于李氏的臣子们。

鱼保家和他的老爹鱼承晔绝对不是这两种人，但鱼保家还是被自己的发明给吞噬了。正如发明断头台的人在断头台上被杀掉，发明火药的人被火药炸瞎了双眼，作茧者必自缚，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铜匦设立不久的一天，武则天在梳理告密信件的时候，一封匿名信引起了她的关注。信中说，当初，徐敬业造反，势如破竹，官军死伤无数。这并非是因为指挥官指挥不力，而是因为徐敬业的军队所使用的武器要比官军先进，刀枪、弓弩等都被改进，即使是士兵的盔甲都与官军的盔甲不是一个级别。要知道，虽然是冷兵器时代，武器落后也是注定要挨打的。

武则天的确回想起了这件事，在最开始与徐敬业军队的交锋中，官军经常被杀得鬼哭狼嚎。在后来打扫战场时，有人曾说过徐敬业士兵的武器与官军不同。但那个时候，徐敬业已经兵败，谁都不会在意了。

信中最后指出，把官兵杀得求死不能的兵器就是鱼保家所制造的。这个人当初与徐敬业的关系非常好，试想，如果当时老天不开眼，徐敬业造反成功，那他鱼保家可是一大功臣啊。

武则天冒了冷汗，原来这个制造铜匦的人居然也是个异己分子！

不论这是否是诬告，武则天立刻就做了决定，逮捕鱼保家，审问。鱼保家最后招认，后被斩于都亭。

鱼公子临死前，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了那个告密大时代的见证物——铜匦。若说是造物弄人，鱼公子肯定心有不甘。也许在他看来，之所以要献上铜匦，就是为了将功赎罪。但有些罪是无法赎回的，因为身份就证明了罪过。鱼公子可是武则天的异己啊！

铜匦在武则天死后，传给了中宗，中宗把“铜匦使”撤销。到了玄宗时代，铜匦改名为“献纳”。

侯君集：灭高昌有大功，因谋反获死罪

侯君集，唐朝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名列第十七位，幽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643年。很早就成为李世民的幕府，对李世民忠心耿耿，玄武门之变时助李世民登上皇位，深得其信任。李世民登基后，侯君集开始参与朝政，屡次亲征西域，成为一代名将。后来参与太子谋反事件，事泄后被杀。

玄武门之变时，在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行动中，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诸人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侯君集是幕后出谋划策最多的一个人。李世民登基后，侯君集迁左卫将军，以功进封潞国公，赐邑千户，接着又拜为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迁兵部尚书，从此拥有了参议朝政的重大决策权。

在李世民统治时期，侯君集最大的军功有两件。一是贞观九年平定吐谷浑(yù)的战役。此一战役的主帅是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侯君集被任命为李靖的副手。大军到达鄯州(州治在今青海乐都)后，侯君集向李靖献上了决定战役成败的计策——趁敌人尚未行险，派出精锐部队，轻兵简从，长驱疾进，一举歼灭敌人。如果贻误战机，吐谷浑必定远遁，到那时山川阻隔，对地形的熟悉程度，吐谷浑远比唐军占据优势，再征讨就非常困难了。李靖深以为然，全盘采纳了侯君集的计策，兵分两路，李靖率兵走北路，侯君集率兵走南路，行经两千余里，在黄河河源一带追击，终于平定了吐谷浑。

第二次是征讨高昌王麴文泰。高昌地处西域和唐朝来往的要冲，麴文泰和西突厥结盟，阻塞交通，出击邻国，不仅使西域和唐朝之间的商贾往来隔绝，更重要的是使西域有脱离唐朝的危险。唐太宗宣召麴文泰入朝解释他的行为，麴文泰称疾不到，于是唐太宗以藐视朝廷的罪名，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大军讨伐麴文泰。麴文泰闻讯大笑，对左右说：“隋唐两朝我都去朝觐过，如今的大唐国力甚至还比不上隋，隋尚且没有能力出兵西域，大唐就更不值一提了。如果真敢出兵伐我，兵多则粮草不继，兵少呢，三万以下又不是我的对手。况且长安离此七千里，中间又要经过著名的大戈壁莫贺延碛，莫贺延碛八百里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唐军即使穿过也早已精疲力竭，怎么还有战斗力？这样的疲惫之师，陈兵城下，二十天之内粮草就吃得光光，咱们还用打什么仗，等着他们自己饿死就行啦！”

不能说麴文泰的分析是狂妄自大，即使在朝廷内部，反战的声音也占了上风，而且理由和麴文泰的一模一样。唐太宗一意孤行，执意出兵，希望当然全部寄托在了侯君集身上。侯君集不负君望，率领二十万大军顺利穿过莫贺延碛，神速地出现在了伊吾(今新疆哈密)城下。麴文泰闻讯大吃一惊，再也笑不出来了，惶恐之下，居然吓死了。

麴文泰的儿子智盛被立为高昌王，智盛给侯君集修书乞饶，但侯君集置之不理。部下向侯君集献计，说高昌城内即将为麴文泰举行盛大的葬礼，可以趁这个机会偷袭高昌城。侯君集却说：“不行，天子因为高昌傲慢无礼才加以天罚，咱们可是天兵天将啊，如果在人家举行葬礼的时候偷袭，跟咱们的身份不合，哪里像堂堂的问罪之师啊！”于是侯君集率领着这支“仁义之师”，事先鸣鼓而攻，猛烈地攻城略地。

侯君集攻城的方法和金庸小说中韦小宝当年攻打雅克萨城有异曲同工之妙。韦小宝是造了三千尊水炮，冰冻雅克萨；侯君集却是先用推撞车撞击城墙，再用抛石车向城内抛石头，挡者无不披靡，后来更建起十丈高楼，向城中抛石。两者虽然所用材料不同，但效果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攻势之下，剽悍的俄罗斯人尚且束手就擒，更遑论小小的高昌城了，智盛无可奈何，只好像雅克萨的俄罗斯人一样，开城出降。侯君集就这样轻松地平定了高昌。高昌立国134年，最终亡在了侯君集手中。

战事之初，还出现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麴文泰听到城中有民谣唱道：“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他认为这是动摇军心，灭自己的威风，长敌人的志气，遍搜城中，想找到始作俑者，却无果而终。可见高昌百姓对大唐军事力量的敬畏。

侯君集立下这等大功，按说应该踌躇满志地回朝领赏去了，可是，此人却有一项癖好，当然也就成了他的命门所在，那就是贪财。贪财是中国历史上当官的共性，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偏偏侯君集是一位带兵的大将、前线的第一把手，他要指望着手下的兵丁们为他卖命，为他“一将功成万骨枯”呢，结果攻破高昌城之后，侯君集犯了贪财的瘾，不仅把没有罪的人发配，旨在夺取对方的财物，私藏这些财物，不向国库缴纳。上梁不正下梁歪，手下的军官和兵丁们一看主帅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于是人人争相向主帅学习，最后竟然在高昌城内大肆盗窃！这就无视朝廷的王法了。侯君集唯恐自己的行为暴露，也不敢对手下恶劣的盗窃行径进行制裁。

班师还朝之后，高昌城内的罪恶终究没有逃过监察部门的眼睛，侯君集作为始作俑者，被下狱，等待进一步的审判。幸好，这时有一位中书侍郎上疏，力陈功臣大将不可轻加屈辱，唐太宗于是顺水推舟，将侯君集无罪开释，但是也没有因为这场大功劳封赏，侯君集心中怏怏不乐，埋下了以后故事的伏笔。

贞观十七年是决定侯君集命运的一年。这一年刚开头，侯君集的怨气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事情起因于太子詹事张亮出朝担任洛州都督，作为早年同在李世民幕府的老朋友，侯君集故意激怒张亮说：“咦，你怎么被排挤走了？”张亮大怒，气愤地回答道：“我就是被您老排挤走的，却向谁诉冤去！”侯君集闹了个大红脸，脸红脖子粗地说：“我平了高昌国，回来还触怒了天子，怎么还能排挤您呢！”越想越生气，越说越生气，捋胳膊卷袖子地赌咒发誓：“活得这么窝窝囊囊，哪里还像个男人，哥们儿，干脆反了吧！”没想到张亮这个老朋友扭头就把这番话跟唐太宗李世民原原本本地说了，李世民对张亮说：“你和侯君集都是朕的功臣，这话是你俩私下里单独说的，又没有第三者在场作证，如果审问他，他肯定抵赖，到时怎么办？算了算了，这事权当没有发生过吧。”于是息事宁人。不仅如此，在这一年的二月，唐太宗让御用画家阎立本在凌烟阁为二十四位打天下的功臣画像，御用书法家褚遂良题字，仍然把侯君集画了上去，排名第十七，张亮排名第十六。这就是著名的凌烟阁功臣，成为后世臣子们念念不忘、艳羡不已的排行榜。

有趣的是，不光是张亮一个人密告侯君集谋反，李靖和江夏王李道宗也都预言过侯君集必反，从而使侯君集事件成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反事件。

唐太宗曾经命李靖向侯君集传授兵法，侯君集神秘地跑来向唐太宗告状说：“李靖总有一天会造反！”唐太宗问为什么，侯君集回答道：“李靖传授给我的兵法都是粗浅的入门知识，他把精华都藏起来了，这不就是想造反吗？”唐太宗转头去问李靖，李靖回答道：“这是侯君集自己想谋反！如今天下安定，我传授给他的兵法已经足以制约四夷，他干吗还不知足，非要穷尽我的兵法？这不就是想造反吗！”

有一段时间，李靖和侯君集同在尚书省做官，李靖是右仆射，侯君集是兵部尚书，两人有一次一块儿回尚书省，侯君集骑着马，过了大门好几步才发现已经进门了，李靖后来就偷偷跟别人说：“侯君集天天心不在焉的，难道他怀有异志吗？”

江夏王李道宗也曾经从容不迫地告诉唐太宗：“侯君集志大才疏，又自负微功，不甘心居于李靖和房玄龄之下，虽然做了吏部尚书，他的胃口可大着呢，远远没有餍足。臣察其言观其行，日后必定会作乱。”唐太宗安慰他说：“君集的本事我还不明白，不是我吝啬官位，大唐帝国的官场精髓是论资排辈，他还没有轮到呢，急什么！不过你也别瞎猜，你们都是跟随朕打天下的功臣，这对他不公平。”

决定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事情的起因是侯君集卷入了皇位争夺战。太子李承乾虽然早已被立为太子，但是由于自身的修养和旁人的觊觎，地位并不稳固，于是暗中建立了一个阴谋小团体，打算在合适的时候起兵谋反。侯君集时任吏部尚书，他的女婿贺兰楚石在太子的东宫中担任千牛卫的官职，李承乾得知侯君集时有怨言，就通过贺兰楚石结交上了侯君集。两人一拍即合，侯君集举起双手向太子表忠心：“这双好手当为殿下用之。”但是密谋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毕竟脆弱，侯君集就常常在夜间惊醒，出一身冷汗。妻子看在眼里，劝他道：“你是国家的重臣，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如果真的做了，我劝你赶快去自首，或许还能保住项上人头和咱们的家产。”侯君集哪里肯从？

结果，太子党还没有来得及发兵起事就泄密了，李承乾被废为庶人，其他人等免官的免官，伏诛的伏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侯君集暴露身份却是出于自己女婿贺兰楚石的告密。唐太宗亲审侯君集，对侯君集说：“我不想让刀笔吏在你的身后评价中羞辱你，因此才亲自审你，你就招了吧。”侯君集嘴硬，就是不承认自己参与了太子谋反事件。唐太宗长叹一声，把贺兰楚石招来。贺兰楚石一五一十把前因后果像说书一样重新讲了一遍，又拿出侯君集和李承乾的来往书信，侯君集这才理屈词穷，低头认罪。由于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按律当斩。

临刑前侯君集还表演了一把英雄气概。侯君集颜色不变，做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对监刑将军说：“我哪里是真的想谋反啊，只不过人生蹉跎才走到了这一步。麻烦你转告皇上，念在我是他的老臣，又为朝廷尽忠效劳的分儿上，请保全我的一个儿子，在我死后，还能有人给我上上坟。”临终遗言如此凄凉，唐太宗于是免了侯君集妻子和儿子的死罪，改为流放岭南，在那个闻之色变的瘴疠之地给侯君集上坟去了。

侯君集谋反事件最后的尾声是，李世民和李道宗击掌相庆，说：“果如卿言！”

唐朝是一个很奇怪的朝代，在这个号称“盛唐”的朝代里，政变、谋反事件层出不穷，李世民本人就是通过血腥的“玄武门之变”才上的台，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侯君集谋反事件其实是唐太宗进行政治清洗的牺牲品，比如那个密告侯君集谋反的张亮，在侯君集死后三年，也是因同样的“谋反”罪名被杀。虽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病故的居多，但是也不乏因“谋反”身死的：长孙无忌、张亮、侯君集。李靖也屡次被诬谋反，只好主动退休，闭门不出；李孝恭和尉迟敬德都是主动早早就退出了权力中心。

侯君集是一个莽汉，行伍起家，不学无术，很晚才开始读书学习，传说他每天不吃饭，专门养了两个美人，以人乳为食。这样一个莽汉，如果对朝廷有怨气，真敢凭着血气之勇拍案而起造反。但是莽汉成大事不足，看看侯君集在李承乾集团里的表现就知道了，而且最后居然被自己的女婿出卖！“有勇无谋”这句话，说的不正是侯君集吗？因此，侯君集的罪名不应该叫“谋反”，因为他无“谋”，只能叫“反”，“造反”。

曹锡宝：没扳倒和珅反被革职

在我国古代社会，反贪污也是社会的一个主旋律。但反贪者往往都身败名裂，其呼声和行动得不到任何效果。原因很简单，专制制度下，敢贪污的人往往背后都有靠山，有的靠山甚至是皇帝本人。而贪污者往往又都是小人，无所不用其极，反贪者往往是君子，做起事来一板一眼，不走偏门。所以，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

乾隆时期，大臣曹锡宝准备把贪污犯大学士和珅扳倒，万事俱备，只因为一个人的告密而功亏一篑。

曹锡宝是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山东粮道和监察御史等职。此人生性坦率，刚直不阿，办事认真，尽职尽责。正是这种性格，才使得乾隆发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任命他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以监督官员为主要职责，曹锡宝在任上当然对当时的大学士和珅招权纳贿、结党营私、中饱私囊、贪污腐败的事情了然于胸，而且气愤非常，他很可能从上任初就想找机会弹劾和大学士。但是，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首先和珅权倾一时，树大根深，身后又有乾隆皇帝为他撑腰，连当时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嘉庆皇帝都要让他三分。其次，和大学士贪污腐败从来不留下证据，曹锡宝想要动他，就必须要在证据上下工夫。但曹锡宝深知，即使功夫做得很深，以自己一个小御史去弹劾大学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不久后，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五月，两广总督富勒浑的家奴殷士俊被人告发，该人不但在当地横行不法，还拥有说不清来源的巨额财产。朝廷下令追查到底，结果，调查结果证明告密者没有说谎。原本这件事就这样完了，但乾隆皇帝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殷士俊不过是一个家奴，他能得到这样一份巨额家财，靠他自己的力量能办到吗？唯一的方法就是靠着他主子的势力到处进行敲诈勒索。于是派人对富勒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富勒浑也不干净。乾隆皇帝大怒，将此人革职查办。

这件事情才算结束，但在曹锡宝看来，事情虽然结束了，可经验教训却值得他深思。既然不能直接动和大学士，为什么不走曲线？他瞄准了和珅的忠实奴仆、大管家刘全。他希望通过告发刘全这个家奴，进而勾出和大学士来。

曹锡宝的思路很正确，刘全的身份跟殷士俊差不多。他在和家做仆人的时间非常长。最开始时，刘全并不服侍和珅，而是给和珅的父母赶车、跑腿。和珅父母去世后，刘全才完全地跟了和珅，和珅与他是无话不谈，因而深得和珅的信任。在和珅得势后，刘全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和家对外的经营、接待、收取馈赠礼品等事宜全由他一人操持，并代理和珅掌管和家所经营的店铺等。

主子风光，奴才自然也跟着沾光。刘全平日就以和珅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结交官府、士绅、商贾，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侵吞公款，无所不为。此人跟他主子一样，也善敛财。他广置房产，经营当铺、作坊和其他各种店铺，共积攒了二千多万两白银的家产，这个数字可是当时京官靠工资一辈子都赚不来的。

但是，这些证据事实上不能成为证据，乾隆政府曾规定，官员可以经营小商业，只要纳税就可以。曹锡宝如果以“刘全有二千多万两不明来源白银”为由上告，很可能被和珅一句话就能化解：这是开当铺与店铺赚来的，而且只是他自己暂时存放在刘全那里的，并非刘全的财产。

曹锡宝继续找证据，他发现刘全在和珅宅第附近的街道上修建了一所豪宅，规模宏大，装修豪华，室内各种摆设琳琅满目。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刘全家使用的车马、衣物也全都超过了清朝的规定。在清朝，等级观念相当分明，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衣服、坐什么马车，都有严格规定，如果超越了等级规定，那就是犯罪。在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并亲自到刘全家里考察后，曹锡宝终于胜券在握地于富勒浑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向乾隆呈上奏折，奏折的大概内容是说，大学士和珅的奴才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希望皇帝明查。自然，这种事情不是一个奴才就敢做出来的，背后肯定有人撑腰。

现在已不能得知曹锡宝那道奏折的原文，但他在写完后肯定做了再三斟酌。因为正直的“告密”者在告密的时候，都会字斟句酌，很怕自己一不小心写了“栽赃陷害”的文字，而影响自己的声誉，同时也给“告密”本身带来麻烦。曹锡宝“告发”的初稿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他写完后，就把纸稿拿给同事和朋友们看，请他们提意见。

在这期间，肯定有人会认为写得好，也有人认为哪个地方不该这样说，也有人认为都不能说。曹锡宝在总结百家之长后才定稿，然后呈给了乾隆。

乾隆皇帝当时并不在京城，六月的北京正是酷暑难熬，乾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避暑。在接到曹锡宝奏折后，立即将随驾的和珅召来，把曹锡宝的奏折扔给他，让他解释。

和珅当时非常镇静，只是随便看了一眼奏折，就回奏说自己平时管教下人很严，不许他们在外惹是生非，而且，他对刘全非常了解，根本不会做出告发人曹锡宝所说的那些事。乾隆皇帝知道曹锡宝的为人，如果没有其事，他绝对不会信口雌黄。和珅见乾隆皇帝不说话，就主动要求乾隆皇帝如果不信，可以派人立即去严查此事。即使没有和珅的要求，乾隆皇帝也会派人去查。他让留京办事的亲王和有关部门的大臣召见曹锡宝问情况，曹锡宝坚持自己所奏属实。有关部门大臣就派出专人跟曹锡宝一起来到刘全家查验。

远远的，曹锡宝看到刘全的宅子就有些纳闷，因为那和普通百姓的房屋一样，进入里面，曹锡宝险些没有晕过去，里面根本不见华服名车！也就是说，曹锡宝在奏折里写的那些事情，均属造谣！如果曹锡宝是个唯心主义者，他肯定会相信自己是撞鬼了，或者是被鬼撞了。就在几天前，他还亲自来到这个地方考察过，有的名贵物件，他还用手摸过。转眼之间，这里就仿佛被狐精变没了一样。正直、毫无心机的曹锡宝只能也只好认定自己撞鬼了。

撞鬼的结果可想而知，查案大臣将查案结果报告给了乾隆。乾隆大怒，他一直就很相信和珅，现在，就更加相信了。他立即怀疑曹锡宝弹劾刘全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至于是什么目的，用和珅的话来说，如今我是皇帝您最宠信的奴才，有些人嫉妒甚至恼怒都是理所当然的。难免会有人一怒而做一些傻事，比如攻击我。

乾隆皇帝相信了，强令曹锡宝必须“逐条指实”。曹锡宝无法“指实”，在证据面前，他只好承认自己无中生有，认错请罪，最后，乾隆念他坦白，把他“革职留任”。此后，曹锡宝始终无法提起精神来面对工作和生活，心情忧郁，六年后，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 年)，他在愤恨中死去。

即使在他临死前，他可能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可能想过刘全这个人不但是个小人，还是个神人，懂得未卜先知，或者就是自己纯粹是撞了鬼。

他的确撞到了鬼，但这是个内鬼。这个内鬼的名字叫吴省钦，是他的同乡，在朝中担任侍郎职务，是从二品官员。吴省钦是清朝历史上一个比较有名气的文人，有著作流传于世。吴省钦在没有做官之前，本是一个教书匠，虽然满腹经纶，但考了很多年国家考试，也没有考中。后来，他的学生和珅发迹，吴省钦就和自己的弟弟来找和珅，希望通过这条捷径，在科考中蒙混过关。和珅之所以要帮他的老师，首先他也不是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大家惺惺相惜；其次，师恩重如山；最后，和珅当时想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双方一拍即合。结果，和珅通过自己的关系得到了考试题目，吴省钦就这样考中了。

做官后，在和珅的提拔下，吴省钦连连高升。他的同乡曹锡宝把那个奏折初稿拿给他看并请他提意见的时候，他表面指点，一转身，就以兔子般的速度派人跑到热河避暑山庄，将抄的一份奏折内容献给了和珅。对和珅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份绝密情报，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了。

和珅在得此消息后，火速把刘全召到热河，经过一番商议后，让刘全快马加鞭赶回去，迅速拆除逾制的房屋，毁掉不应该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不应该穿戴的衣物。速度之快再加上那边的官员耽误了点儿工夫，所以当曹锡宝跟随审案官员来寻找证据的时候，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曹锡宝反贪不成，反落得诬陷大臣、追逐名利的罪名，真是老天无眼。但从他个人身上来分析，这件事不成功是有一定道理的。和珅当时权倾朝野，找机会巴结他的人数不胜数，曹锡宝居然冒失地将奏折给他认为的可信任的每个人看，显然是忘记了自己身边的危险。即使没有吴省钦这个和珅的亲信，也肯定有别人告他的密。另外，曹锡宝虽然和吴省钦是朋友，可对这个朋友太不了解，如果他稍加了解，就不会不知道吴省钦是靠着和珅的关系才上来的。确切地说，曹锡宝的奏折也是一种告密，既然是告密，就有“密”字在里面，用雍正的说法，“密”最不可示人。他却拿着自己的告密内容招摇过市，失败是必然的。

不过，由于曹锡宝的告密内容属实，并且是以正直和道德为根基的，所以，他应该得到公正的评判。在他死后第七年，也就是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老皇帝去世。第二天，上任的嘉庆皇帝就削去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之职。初八，又下令将和珅逮捕入狱。不久，令和珅自尽。同时也下令抄了刘全的家，搜得各种动产和不动产加上现钞：折合现金共值二十余万两白银，证明了曹锡宝原来检举揭发的全是事实。嘉庆帝想到了当年还有个告密者曹锡宝，发布上谕：“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其子江(曹江)视赠宫子荫。”

另一位告密者吴省钦的结局就不太妙了，他的靠山和珅“跌倒”后，吴省钦惶惶不可终日，但嘉庆皇帝似乎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并没有对他动手。可如我们所知，小人常戚戚。如果这个时候，他能主动站出来，当污点证人，很可能会得到嘉庆的嘉奖。

但他没有。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嘉庆特意让以前和珅的同党们上奏。目的很明确，揭发和珅。吴省钦思考许久后，还是不肯把自己当成和珅的同党，居然上了这样一道奏折：“举人王云能运用气功以手掌击倒多人，希望皇帝试看。”王云是他的同乡，“运用气功以手掌击倒多人”就是民间传说的掌心雷。嘉庆皇帝看后，大怒，回他：“你身为朝廷命官，不在‘正事’上(揭发和珅)下工夫，居然搞些个民间玩意！”最终，他被革职还乡。

数年之后，这位告密者便默默无闻地死去了。

年羹尧：恃功骄奢被雍正四步赐死

凡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朋友，都一定会对年羹尧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显赫一时的年大将军曾经屡立战功、威镇西陲，满朝文武无不服其神勇，同时也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宠遇，可谓春风得意。但是不久，风云骤变，弹劾奏章连篇累牍，各种打击接踵而至，直至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92条，赐自尽。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最终落此下场，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曾做过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哥哥年希尧也曾做过工部侍郎。这些还属平常，关键是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被封为贵妃。如此说来，年羹尧还是雍正的大舅子。不过，年羹尧虽说是标准的皇亲国戚，但他本人还是有真本事的。他后来虽然以军功著称，但他年轻的时候却是中过进士(康熙三十九年)的，并且还做过翰林院的检讨，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妹妹的这层关系，年羹尧和雍正的关系自然大不一般，在官场上也是一帆风顺，先做四川巡抚，后升为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又做上了川陕总督。康熙死后，雍正命他与接替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延信共同执掌西北军务。由此，年羹尧成为雍正即位后的左膀右臂，备受恩宠。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十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趁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之际发动叛乱，妄图控制青藏地区，使得本已经平静的西北局势再起波澜。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对于刚刚上位的雍正是个不小的考验。当然，雍正也可以像大多数建国者一样，利用这个机会把当时对他篡位的质疑给转移过去。于是雍正便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指挥平叛，许胜不许败，以帮助他稳固皇位。

年羹尧也算争气，经过充分的作战准备，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初，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各路大军跃进千里，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特别是四川提督岳钟琪(当时雍正封其为奋威将军)更是表现神勇，他率军一路狂追，直捣敌穴，匪首罗卜藏丹津仓皇之下，化装成女人才得以逃脱。最后，罗卜藏丹津领着两百多残兵败将投奔了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从此一蹶不振。

由此，“年大将军”之威名，大江南北，人尽皆知。

对于年羹尧的功劳(不仅仅是战功，关键还是对雍正初期稳固其皇位的贡献)，雍正是看在眼里的。他曾极为肉麻地对年羹尧说：“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得。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

雍正对此时的年羹尧可谓是圣眷正浓，几乎有过火之嫌。譬如有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了保证新鲜，雍正特令驿站必须在6日内快马送到(从京师到西安)，这难免让人想起当年唐明皇“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典故。至于其他的赏赐，如奇宝珍玩、珍馐美味更是隔三差五地就送到年羹尧的军中。除此之外，年羹尧的家人有什么事情，雍正也是关怀备至，嘘寒问暖，连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和外甥福惠(8岁夭折)的身体状况，雍正也常常在下发给年羹尧的手谕中特意告知。

雍正曾语重心长地跟年羹尧说：“朕要是不做一个出色的皇帝，就对不起你如此对朕；但你要是不做英武超群的大臣，那也不能回报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但愿我们两个能给后人做千古榜样。”他还常念叨说，如果朝中多几个像年羹尧这样的大臣的话，那大清帝国还愁不强大？年羹尧听雍正这么推心置腹，那还不满心欢喜？

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嫉恨，以致家破人亡。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谒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羹尧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允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羹尧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该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驸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羹尧把他们留在身边当做“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的纪献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之垣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羹尧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年羹尧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做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一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羹尧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一是与年羹尧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

到了三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羹尧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埏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埏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埏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蔡埏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埏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埏治罪，而且升任他做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服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方苞：清代监狱目睹之敲诈勒索花样

清朝文学家方苞在文章《狱中杂记》中，把他自己当年被关在牢狱的所见所闻全记录了下来。即使今天读来，狱中公权私用，官府的权力被那些牢役用来给自己谋利，其敲骨吸髓手段之残忍，仿佛人间地狱，着实恐怖。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三月，方苞当时被关在刑部监狱，看见每天都有三四个犯人死掉后便从墙洞里拉出去。见他吃惊，同一牢房的原洪洞县杜县令走过来告诉他说，这还算好的，今年气候还好，死的人不多，往年发瘟疫的时候，每天都要死十几个人呢。

方苞问怎么会这样，杜县令说：“狱中有老监4座，每座有5间房子，牢役们只开当中那间的窗户和天窗透气透光，旁边的4间都不开窗，但里面却经常关着200多个犯人。每到晚上，牢门落锁，天亮才开，犯人拉屎拉尿全在里面，气味极其难闻。冬天的时候，一些穷的犯人没有被褥，就在地上睡觉，哪能不生病？所以深更半夜的时候，有人死了，活人也只得和死人脚靠脚、头靠头地躺着，监房里疾病传染，死的人当然也就多了。”

说到这儿，杜县令恨恨地说：“也真是可怜，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和惯犯，他们精气特别旺盛，倒基本不生病；那些得病死的，反倒是那些罪轻被押或者被牵连的，或者被当做人证暂时羁押的，你说这不是荒唐吗？”

方苞便问：“北京不是还有顺天府的监狱和五城兵马御史衙门的监狱吗，怎么刑部监狱里关的犯人这么多啊？”杜县令说：“你不知道，近年来的案件，只要案情稍微重一点儿，顺天府、五城兵马御史衙门就不敢管；而掌管京城九门守卫的步兵统领抓的犯人，也被放在刑部监狱关押。那些衙门的书吏、狱官、禁卒们，觉得关的人越多，就越有利可图，所以稍微有点儿牵连的，就一定想方设法捉进来。”

说到这里，杜县令叹道：“这里就是鬼门关，进来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不管你有罪无罪，先给你戴上脚镣手铐，让你吃尽苦头，等到你受不了，就进来劝你找保人，然后估计你家里有多少财产好勒索。勒索来的钱，这些人就瓜分了。比如要去掉脚镣手铐关到老监外面，得要好几十两银子。至于那些榨不出油水的穷犯人，那就倒霉了，戴上刑具关押，一点儿也不会客气，还要用他们来警戒其他犯人。”

方苞有个叫黄升的好友，被无辜牵连进了牢房。一次方苞去看他，看到他被牢役们整治得没了人形，非常生气，就问他怎么回事。黄升有气无力地说，牢役们先把他用链子锁在尿缸边，那链子套在他的脖子上，坐也坐不下，只能靠着栅栏半蹲着。拘了大半天后，牢役们出来和黄升谈价钱，说：“你想舒服呢，也不难，就看你肯出多少钱。你看，里边屋里，铺盖和桌子啥都有，你要吃什么也行，但住那屋得有条件。”黄升问他什么条件，牢役们说：“进那屋花50吊。你要再花30吊，就帮你去掉链子；地下打铺也是20吊，住高铺加30吊。你要吃菜吃饭，哪怕是吃鸦片烟，我们都可以代办，按次算也行，长包也行，还可以给你便宜点儿，反正都有价钱。”

倒霉的是这个黄升当时身上没带钱，牢役们见自己说了半天没收获，大怒，众人便一拥而上，将他打个半死，又罚站一夜，第二天家人送钱来才放了下来。

按说死刑犯最难敲诈了，但刽子手勒索起来更是触目惊心。譬如家中有钱的死囚，刽子手往往派他的同伙去找亲属谈，其中对要凌迟碎剐的，就威胁说：“要是顺从我的话，当时先刺心脏，给个痛快；要不然，四肢剐完了，人还会有气。”对那些判绞刑的，就说：“要是顺从我，一绞就断气；不然绞三次，让他慢慢死。”就算是判砍头，没什么技术好要挟，也要留下死人的脑袋做抵押，问收尸的家属要钱。如此一来，那些刽子手往往都能勒索到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只为减少犯人的痛苦，那些没钱的家庭，往往把自家的财产当光，去贿赂那些人。真碰上那些一点儿钱都没有的，那就不客气了，往往要按照前面威胁的那样来行刑。

就连负责捆绑犯人的衙役也生财有道，谁要是不肯掏钱的话，这些人就乘捆绑的时候折断犯人的筋骨。譬如每年秋天各地都要集中处决犯人，为了震慑那些犯人，往往有陪绑制度，也就是说，捆绑到行刑地等待执行死刑的，大概有十分之三四，其他的只是陪绑。那些在捆绑时没交钱的，被弄伤后往往要好几个月才能痊愈，有的甚至被弄成残废。

方苞曾劝一个老牢役说：“你们跟那些犯人没仇没恨的，不过想得点儿财物。那些穷人要真没有，你们就不能当做点儿善事放过他们吗？”那人冷笑道：“放过他们？我们这是为了立下规矩，警告其他犯人，要不这样的话，那不人人都心存侥幸，不肯掏钱？”

见他不明白，那老牢役说：“这里面是有学问的。比如同案被捕的3个人，同样刑具拷打，一个人给了20两银子，他骨头受了点儿轻伤，养了一个多月才好；第二个人多给了1倍的银子，只受了点儿皮肉之苦，20天后就好了；第三个人比第一个人多了6倍的银子，打完后，当天晚上就健步如飞，跟平时没啥两样。这要是没有差别，哪个人肯多出钱呢？这就是规矩，规矩是不能坏的！”

熟谙官场的老手还在后面。有某姓兄弟二人，犯的把持公仓的大罪，依律当斩立决。判决下来后，管文书的书吏说：“你们给我1000两银子，我有办法让你们不死。”两兄弟大惊，问他有什么办法，书吏说：“这也不难，我另准备一份判决词，原文不用改动，只不过把后面两个没有家属和亲戚的同案从犯的名字来换你们两个，等到案文加封上奏的时候，偷偷地换一下，反正他们死了没人给他们喊冤。”

另一个书吏有点儿担心，说：“这样做，死掉的人固然没什么问题，但万一主审官发现怎么办呢？如果让他们发现，我们就活不成了。”管文书的书吏笑道：“这你尽管放心，他要发现的话就得重新上奏请示，重新开判决词，我们这些人固然活不成，但主审官也得一个个罢官走人，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又没人喊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对他们来说，保住自己的官职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后来，这个人还真就这么干了，结果两名可怜的从犯被处了死刑。主审官后来发现了，被吓得口张舌翘，却也不敢追究。方苞在狱中还见过这两兄弟，同牢房的犯人指着他们说：“这两人就是用谁谁的命换他们脑袋的。”

《狱中杂记》最后还说，有些奸狡的人因长期被关在牢里，干脆和狱卒内外勾结，不出去了，他们在牢里负责惩罚犯人，帮狱卒勒索财物，自己也捞了些钱。比如山阴县有个姓李的，因杀人被关在监狱里，用这种办法每年也能搞到几百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