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局：曝光隐秘历史真相

一.刨根究底——揭露历史内幕

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其间有些有着鲜为人知的内幕——有的让人触目惊心，有的令人毛骨悚然，但在正史中它们却被轻描淡写。揭开那些内幕，我们会发现活生生的历史。揭露历史内幕，就是要让那些不为人知的重大历史史实曝光于天下。

巫蛊之祸：汉武帝重用小人必杀太子

公元前92年，已经60多岁的汉武帝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高个子男子举着一柄长剑，慢慢地走到他面前，然后举起剑来，正要砍下去……他大呼一声，醒了，朦胧中发现一个男子从门口逃了出去。

汉武帝立即派人去追带剑男子。两个侍卫队长领着侍卫搜了大半天，鬼影也没找到。但这位老人不相信自己是在做梦，命人把侍卫们斩首，又下令先搜皇宫，接着是后苑，最后连京城老百姓家里都被他的士兵搜了个遍。结果是：没有他想要的那个人。

汉武帝渐渐相信那的确不是一个人，很可能是鬼怪妖魔。武帝时期，因为他的提倡，神仙术盛行，“巫蛊”术伴随而来。所谓“巫蛊”，就是将桐木雕刻成木偶作为自己的仇人的象征挖个坑埋了，大意是我祝你早日入土。然后，每天都要对着所埋木偶之地念念有词。这些“词”大都是中国本土道教的一些顺口溜。

汉武帝决定向鬼怪妖魔开战，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宠臣江充。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当初，他的妹妹嫁给了赵太子刘丹，他也因此而成了太子府的常客。不过，此人的所作所为颇不让刘丹满意，有一天，就把他赶出了太子府。此人一气之下，也不管妹妹日后的幸福了，跑到了长安告发刘丹在地方上违反法纪。武帝大怒，把刘丹捉进牢里，不久，刘丹死了，而江充却升了。到了公元前92年时，他已经是西汉最大的特务机构的头子(直指绣衣使者)了。

江充在接到任务后，一时之间还找不到突破口，但有人报告，监牢里有线索。所谓线索，就是一个叫朱安世的强盗爆料，内容是，公孙敬声用巫术害皇上。

公孙敬声官居太仆，其父公孙贺之妻就是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的姐姐。公元前103年，公孙贺被升为丞相。父子两人都居高位，自然骄横无比。有一次公孙敬声居然动用军饷多达两千万。案发后，公孙贺为了救儿子，请求抓捕震动京城的强盗朱安世以赎子之罪。汉武帝允许，公孙敬声也的确有能耐，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终于捉到了朱安世，但在被扔进大牢时，这个强盗对公孙敬声道：“公孙家从此可矣。”

公孙敬声当时还没有明白过来，朱安世平时口口声声说自己光明磊落，无论如何他都想不到这个人是个污蔑者，更是一个靠污蔑来达到目的的人。

江充在监狱里听了朱安世的报告之后，多年的“同行”经验使他感觉朱安世在撒谎。但他不想拆穿他，而是把内容又重新润色了一遍，以达到逻辑清晰，有理有据。在润色完后，他把密信呈送给了汉武帝。内容是：公孙敬声与皇后卫子夫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两个人之所以私通，是想在汉武帝经常经过的甘泉宫驰道埋偶人，诅咒皇上的言语恶毒之极。

汉武帝对江充是充分信任的，所以，立即对公孙贺父子展开了调查，两父子在江充的酷刑之下，不久就死于狱中，其整个家族都被处死。几个月后，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因为巫蛊罪行被处死。

卫子夫着急了，因为汉武帝明显是在对自己的骨肉开刀，很可能下一步刀锋就要转向她本人了。就在此时，汉武帝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人拿着大棒，向他脑袋乱舞。他大惊，忽地从床上坐起，浑身冷汗。急忙把江充找来，问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江充想了一想，就试探地说道：“巫蛊？”

汉武帝愣了：“公孙父子不是已经死了吗？”

江充道：“恐怕还有别人。”

汉武帝思考良久，说道：“去给我查！”

于是，江充先是在宫廷中四处挖，然后是京城百姓家，一旦挖到木头之类的貌似人形的东西就把该地的主人找出来，严刑逼供。由于江充的查案，不良之徒纷纷而来，他们要么是检举某人家里有木头之类的东西，要么是检举某人家里可能有木头之类的东西。江充对此绝不怀疑，只要有人告密，他都要去进行实地检验。这一年是公元前91年，京城内外因遭巫蛊之祸无端被杀的达数万人之多，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在查了几个月后，江充仍旧一无所获。他建议汉武帝去甘泉宫养病，因为有人说，皇宫之中才是犯罪现场。之所以让汉武帝走，一来，许多人想要说情无处说，二来，不必担心影响武帝的休息。

汉武帝果然听话，在他走后，江充就派人到始终对他抱有偏见的太子刘据的东宫中挖掘。刘据非常不喜欢特务江充，在他看来，这个人除了拍父皇的马屁，就是喜欢告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奸诈小人。江充自然也感受到太子对他的敌意，想到武帝百年之后，太子登基，自己怎会有好果子吃？

所以，他趁着这次大查探之际，想把太子拖下水。他来到东宫，对太子说，有人密告，您这里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我奉皇帝命，特来查探。

刘据只能让他查，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挖了几天后，江充真的就挖出了如下东西：桐木人无数个、帛书一卷，上面写了谁也看不明白的咒语。但江充一下就看明白了，得出结论：是诅咒皇上早死的咒语。

他挖到这些东西后，就跟太子说：“你看，巫术那一套东西你这儿都有了，我要去甘泉宫报告皇上。”

太子刘据浑身冒汗，他不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未卜先知，在自己的地盘，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居然有人会知道。

江充满意地走后，太子刘据的一位家臣对他说道：“这显然是诬陷，太子可还记得公孙贺父子事件？”

太子道：“当然，就是有人告密，所以才被江充那厮给扳倒的。”

家臣还有更深层的看法：“公孙丞相一死，您的两位妹妹也被处死。这是您家族的不幸。他们之所以死，是因为挖出了证据。而现在太子您的情况也是如此。皇上年迈，被江充所欺却不知。一旦江充把事情报告给皇上，太子您的厄运就来了。”

刘据听后，觉得很有道理，问他该怎么办。家臣胆大，索性道：“可以冒用朝廷的符节收捕江充及其党羽，然后马上处死，再向皇上解释。”

刘据连连摇头，因为擅自冒用朝廷的符节是谋反，但他的家臣却道：“现在皇上说是在甘泉宫养病，但生死谁知道？而江充却以皇上的名义如此作恶，太子殿下难道忘了当初秦时太子扶苏被诬杀的事情吗？”

刘据思考良久，又去请示了自己的母亲卫皇后，最终，决定谋反。公元前91年七月初九，刘据先派自己的门客充当使者收捕江充等人。当门客当众宣布圣旨时，江充的同伙韩说跳了起来，说圣旨是假的。门客当场就将其杀死，其他人只好乖乖就范。但还是有个人趁乱跑了出去，快马加鞭奔至甘泉宫。江充不服，刘据并不想让他服，让人杀掉了他。同时他又调出武库的武器，调动长乐宫卫队，发布告说江充造反已被诛杀。

武帝在甘泉宫得知此事后，立即下诏令当时的丞相刘屈氂调动军队捉拿刘据。又下诏，令京城诸县的将士都归丞相调遣，并把自己印有玉玺的诏书让人交给刘屈氂，上面写道：“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当用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至要至嘱。”

刘屈氂果然忠心，带领军队就与太子刘据的东宫士兵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开战。经过四天的血战，太子一方死伤惨重，无辜的百姓也死伤不少。刘据急忙逃出长安城。汉武帝回到长安城后，下令对太子余党进行大清洗。长安城一时间成了地狱。对于儿子刘据，汉武帝更是痛下杀手，下令不论死活，只要捉住自己儿子的，就有封赏。

当时，谁都不敢为太子说话，只有一个叫令狐茂的壮着胆子给汉武帝上书：“臣闻父者如天，母者犹地，而儿子好比是天地之间的万物。所以天平地安，万物才茂盛。父慈母爱，儿子才会孝顺。而今皇太子为汉家社稷的正式继承人，将承受万世的基业，担负祖宗们的重托，而且他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穷乡僻壤出来的无赖，陛下使他显贵，给他高官大权，而他竟迫害太子，栽赃陷害。而且这些邪佞之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太子进则不能见到皇上，退则被那些乱臣贼子所围攻，他蒙受了冤屈却无法奏告，所以郁积愤怒之情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才杀了江充。他心怀恐惧，所以子盗父兵，用以救难自保罢了。臣窃以为太子并无谋反之心。《诗经》上有一首《小雅·青蝇》是这样写的：绿头苍蝇真正讨厌，把它赶出篱笆外面。和善明理的正派人，绝不听信挑拨离间。从前江充陷害赵国太子刘丹，天下人有目共睹。现在江充又进谗言挑拨皇上和太子的关系，激怒皇上。皇上偶尔疏忽，过度责备太子刘据以致派大兵围攻，由三公亲自指挥作战。智者不敢言，辩者不敢说，臣感到无限痛惜。愿陛下放宽心怀，慰平怒气。对亲人不要过于苛求，不必担心太子的错误，应迅速解除这么多守兵，别让太子在外面长时间地流亡，以致再误入奸人的诡计。臣一片忠心，谨在建章宫阙外待罪，昧死上闻。”

汉武帝却并不为所动，“追捕太子，无论死活，捕获者封侯”的命令依旧不变。

太子刘据最后还是死了，他从长安城中跑出来后，跑进了一个穷乡僻壤泉鸠里，跟着他逃跑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三人在一穷苦人家住了下来，但很快，他就觉得生活清苦，所以就去投奔了一个朋友。他给这个朋友写了封信，朋友很欢迎他。但是，这封信却被一些人看到了，他们觉得太子三人不像是善类，就跑到地方官那里报告。结果，新安县令李寿迅速带兵赶往泉鸠里，把小小的几间民房围得水泄不通。

刘据一看逃生无望，就返回到里间，关上房门，上吊自杀。房屋的主人冲了出去，挥舞着擀面杖似的武器想要杀开一条血路，被乱刀砍死在地。太子刘据的两个儿子见父亲关上内房房门不出来，还以为他要逃跑，为了保护父亲逃跑，他们也冲了出去与官兵搏斗，被乱刀砍死。

李寿冲进房子，发现的确是当今太子，已经死掉了。他立即高兴地派人去京城里上表奏功。汉武帝得知儿子死了，虽然有点儿伤心，但说话算话，还是封李寿为邗侯。李寿以为这下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想不到老百姓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背后骂他，诅咒他生孩子没屁眼。李寿被封了侯，倒真成了被人耍的猴了。

此后，武帝依旧对太子的亲属与同党进行屠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巫蛊案”，此案持续数年，长安城里几乎到了血流成河的境地。

这场因为“巫蛊”而杀死太子刘据的血案，不仅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个大血污，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污垢。

玄武门惊变：兄弟内阋的真相

公元617年，李渊在李世民支持下在太原起兵反隋并很快占领长安。公元618年，隋炀帝被弑之后，李渊建立唐朝，并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太原造反是李渊本人的主意。但是《唐书》中却说太原造反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公元626年，突厥侵犯中原，李建成向李渊建议，让李元吉出征迎战。李渊同意了，李元吉却提出要调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恭、秦琼等一起出征，还要求把秦王府的兵马都划归他管。并有消息说，他把这些人马调去后将全部活埋，进而除掉李世民。性命攸关之际，尉迟恭等人不干了，他激愤地表示：“我不能留在大王这儿，陪着挨杀！”长孙无忌等人也认为，他们不仁，我们也可不义，应该先下手把他们除掉。在将士们的强烈要求下，李世民终于听从劝告，在危急时刻决定背水一战，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借李渊召见他们兄弟三人之际准备发动“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向李渊告发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阴谋，李渊决定次日询问二人。李建成获知阴谋败露，决定先入皇宫，逼李渊表态。在宫城北门玄武门执行禁卫总领常何本是太子亲信，却被李世民策反。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一切看起来都跟平常一样。李建成和李元吉汇合之后，从东边走近玄武门。让李建成比较放心的是，玄武门这个最重要的地点，守卫的将军是自己的人。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玄武门屯守的将军，对于发生在眼前的战斗，要么抱着观望态度，要么跟随了李世民，唯独没有人肯为太子拼命。其中，当天在玄武门当值的常何，正是李世民从太子阵营争取过来的军官，而在这一天，常何起到了关键作用。史书记载，李建成到达临湖殿的时候，发现情况异样，立刻拨马回撤，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李世民出现了，高声叫住李建成。在大战来临之际，显然李世民要从容得多。而李建成和李元吉此时发现情况不妙，李世民的伏兵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杀气腾腾。李元吉首先摘下弓箭，但是他太紧张了，虽然兄弟不容，势同水火，但是他们看来从没有预计过会有这样的场面。所以，李元吉的弓箭竟然再三不彀，就是拉不开弓搭不上箭。还是李世民沉着，一箭射出，箭头穿过李建成的喉咙，李建成当场毙命。这一箭，李建成猝不及防，当场毙命，眼睛却死死盯着二弟李世民——自己的亲兄弟兼政治对手。这是玄武门事变的第一箭，是由李世民亲自发出的，这第一箭就定了乾坤，解决了最主要的对头。随着李世民的第一箭划破玄武门清晨浓重的空气，李世民的伏兵众箭齐发，李元吉中箭落马。李建成和李元吉虽然随从不多，但毕竟也有一小队，他们展开了还击。

双方的混战开始，李世民的马受了惊，跑到丛林里，被挂到树上。一时间人马受困，不能起身。他的心中有些乱了方寸，因为为了当皇帝是他亲手射死了自己的大哥，此刻竟然忘记了控制坐骑。当他终于醒过来的时候，马已经被树枝绊住，自己也被困住不能动弹。更没有想到的是，他受困的地点，正好距离李元吉很近。李元吉看到这个情况，立刻奔来，他取了李世民的弓箭，准备用弓弦勒死李世民。双方展开搏斗，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一边大喊，一边飞马赶到。李元吉一看敌我悬殊，转身逃跑。尉迟敬德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即从他的背后开弓射箭。这是玄武门事变的第二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箭。这一箭解决了李建成阵营的第二号人物。尉迟敬德一箭杀了李元吉之后，从容取下李元吉的人头。李世民和他的伏兵一起，迅速进入玄武门。不久，东宫和齐王府的卫兵也赶到玄武门，开始攻打玄武门。这时，李世民的秦王府是没有设防的，所以当东宫的薛万彻高喊要去攻打秦王府的时候，守卫在玄武门上的将士非常紧张，因为那里太容易受到攻击了。这时，又是尉迟敬德，及时地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高高举起，让他们手下的士兵知道首领已死，继续作战没有意义。于是攻打玄武门的李建成、元吉的军队开始溃散。这就是玄武门之变惊心动魄的场景。

唐高祖正在皇宫里等着三人去朝见，尉迟敬德却手拿长矛气吁吁地冲进宫来，说：“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宰相萧瑀等说：“建成、元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这是好事。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就没事了。”到了这步田地，唐高祖要反对也没用了，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建成、元吉罪状，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

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事件。按封建的宗法制（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李渊称帝后只能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在建立唐王朝中屡立战功、有智有勇有才干的李世民只被封为秦王。李建成因此对李世民非常不放心，他与李元吉结成同党，拉拢李渊宠爱的妃子们，让她们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使李渊逐渐疏远了李世民。他们还不罢休，想进一步谋害李世民。一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去太子宫喝酒。谁知他在酒里下了毒，李世民喝了几口就腹痛呕吐。多亏陪席的李渊弟弟、淮安王李神通救护及时，李世民才保住了性命。李世民对此一再忍让，可李建成却步步紧逼，他和李元吉又想出了挖空秦王府的主意。

“玄武门事变”后过了两个月，唐高祖让位给秦王，自己做起了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是在唐统一全国后通过“玄武门惊变”而夺取帝位的。近现代学者对玄武门之变从道德、对以后历史的影响或对玄武门的地理位置考据等角度出发进行论述，颇多腐儒之言，如王夫之说：“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要知道当时形势危急，所有参与事件的人物皆命悬一线，内心的道德谴责与生死存亡比较起来是显得微不足道的。

李世民善于安抚人心，在“玄武门惊变”中，他不得已杀了李建成兄弟。当他登上帝位，就追封李建成为息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并下诏以王子之礼将他俩改葬。落葬之日，李世民不仅允许两宫旧部去吊唁，他还亲自参加了葬礼。

烛影斧声：宋太祖驾崩的背景和背景音乐

中国古代社会自夏禹传位于子启，即开始了帝王子承父业、世代为君的先河。从此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社稷永存，福绵子孙”成为历代封建帝王恪守的信条，很少发生既有子嗣而拱手将皇位传于他人的事件。但是宋朝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自己有儿子，却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赵光义。

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赵匡胤年方五十，正当年富力强的年龄。就在国家需要他大展宏图时，赵匡胤却病倒了。十月二十日晚上，卧床不久的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突然去世。赵匡胤有子嗣，按照前朝的皇位继承制度，皇帝之位传给儿子理所当然。可是赵光义却最终继承了皇位，巧合的是，赵匡胤驾崩的那天夜里，只有赵光义一个人在场。

在中国民间，曾流传着一个关于宋太祖死亡的故事：太祖背上生疽，痛苦万分。一天，赵光义进屋探视兄长，突见其背上竟有一女鬼，于是便操起斧头朝女鬼砍去，结果女鬼一闪，斧头重重落在太祖背上，使其当即死去。更有戏曲故事说，太祖喉咙长疮，无法呼吸，命赵光义戳破脓疮，而后者竟借机将太祖戳死，随后篡位夺权，逼死太子。在皇后的痛骂下，又被迫封年幼的赵德芳为八贤王，有上打昏君、下打朝臣之权。不过在正史中，却是另一番情形。

公元976年十月二十日，天气本来一直都很好。一整天，宋太祖的心情似乎都不错。不料到傍晚时分，天色突然大变，顿时乌云密布，紧接着就出现了罕见的恶劣天气，大雪与冰雹齐下。似乎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太祖的心情也变得很糟糕。为了打发这难挨的长夜，太祖命太监宣召皇弟、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赵光义入宫，说是要商议国家大事。

不一会儿，晋王赵光义匆匆赶来。太祖立即把他召到寝宫，命人摆下酒席，然后将侍从悉数屏退，兄弟二人就开始对饮起来。一直到深夜，二人的饮酒仍未结束。由于距离较远，那些站在寝宫门外的侍从，基本上听不清他们谈论的内容。到三更时分，侍从们忽然听到一阵吵闹之声，只见在屋内的烛影下，赵光义不时离席，好像是在躲避什么，继而又听到似有斧头戳地之声，接着太祖大声对赵光义说：“好做！好做！”声音激动而凄惨。随后，太祖就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当夜，赵光义也没有回去，而是就寝于宫内。

到五更时分，赵光义突然走出屋外，急切唤醒太祖手下的宦官与侍女们，宣称太祖皇帝已经驾崩，让他们赶快去请皇后皇子来。不大工夫，皇后皇子陆续赶到，他们进宫一看，宋太祖果然已经死去，顿时放声恸哭。紧接着，赵光义宣布令受遗诏，于太祖灵柩前即位，成为大宋王朝的新任皇帝。

以上场景就是古代众多历史文献中关于太祖猝死一事的大致记载，并基本上为后世所确认。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不难发现，整个事件的确充满了疑问和玄机。由于这一事件直接关系到大宋王朝皇统的承继，加上几乎所有的记载都是语气隐约，文辞闪烁，不由使人对那个“烛影斧声”的夜晚充满了猜测。

关于赵匡胤之死，官修的宋史均是语焉不详，原因可能是自宋太宗赵光义以后北宋皇帝均是由太宗一支人继承有关。直到南宋才在孝宗朝史官李焘所编录的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里简单地记录了一下，不过说法也是极为简单模糊，后人根本看不明白。野史倒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然而记载说法不一，不经推敲。赵光义即位，成了历史上一宗离奇的悬案。

在宋朝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中曾经记载了关于宋太宗即位的“烛影斧声”的故事，其中提到了赵匡胤之死。说赵匡胤听信了一个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召赵光义入宫安排后事。当时赵匡胤患病已久，他把宦官和宫女撤走，自己与赵光义对酌饮酒。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刺雪，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光义留宿寝宫，第二天天刚刚亮，赵匡胤不明不白地死了。赵光义受遗诏，于灵前即位。这种说法是最传统的观点，但也是最受非议的观点。按照宋朝的宫廷礼仪，赵光义是不可以在宫里睡觉的，他却居然在宫里睡觉。太监、宫女不该离开皇帝，却居然都离开了。也许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血腥谋杀，“烛影斧声”只不过是宋太宗登位的一种粉饰。

《烬余录》对“烛影斧声”的故事又进行了深化，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已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起身调戏花蕊夫人，但是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到了地上。于是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逃回府中。这一记载好似赵光义杀死其兄是迫不得已的，事实上掩盖了他蓄谋已久的篡位野心。

《涑水纪闻》里记载：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光义，却找来了赵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这一记录也存在疑点。王继恩有何胆量，敢违背宋皇后的旨意，本该传赵德芳，却传来赵光义？倘若事败，不是杀身之祸吗？这种说法，只不过把篡位的罪过加在一个太监身上而已，同时掩盖了杀兄的罪行。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史学家们透过这些当时的野史记录，大致认为太宗与太祖积怨深久，太宗篡位夺权的事情是属实的。当时太祖在后周做武将，东征西战，功绩极大，受到了将士们的广泛拥护，所以太祖做皇帝，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只是在太祖“龙袍加身”的事件中，宋太宗与赵普是主谋，功劳确实很大。当太祖临终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时，野心很大的宋太宗一想到自己跟着太祖南征北战，对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心里便有一万个不愿意和不甘心。尽管传说杜太后临终有遗言命太祖先传位太宗，再传位弟廷美，子德昭，并立下“金匮之盟”，在正史中也记载着太祖说赵光义“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不管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史学家们分析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太祖不愿从母愿立弟，但是没有果断立子，并且就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单独召见太宗赵光义，于是使得赵光义夺权称帝，也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的疑案。

永保江山万代：朱元璋杀光文臣，杀完武将

众所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为了永保江山万代，兴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也就是著名的胡蓝党狱，经过这两次集中杀戮之后，活跃在14世纪中国政坛长达30年的淮西政治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然而，这两次屠杀也只不过是朱元璋杀戮功臣庞大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并非全部。其实，如果细细读来，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开始有计划地清洗功臣了，只是因为那时候数量较少、手段比较隐蔽、方法比较柔和，所以，并不引人瞩目。

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后一共杀害了两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刘伯温算上，则有三个。他们是淮安侯华云龙、德庆侯廖永忠，他们两个人的罪名都是违制。华云龙是因为“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得罪，《明史》上没有说明华云龙的死因，只是含糊地说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语焉不详地道出了一点细节——“召（华云龙）还，命何文辉往代”。何文辉是何许人也？只要看一下他在《明史》的本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和李文忠等人齐名的军事特务，是朱元璋的义子，长年负责代替朱元璋监管统军诸将的类似于后来的锦衣卫头子似的人物，以他这样的身份被派到北平显然是特别具有深意的。据考证，华云龙是被赐死的，死得也还算是体面，因为随后朱元璋让他的儿子华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没有除爵，应该是洪武朝的“善终”。

德庆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辅佐朱元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凿沉小明王韩林儿的坐船，给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居然没有封给廖永忠上赏，当然，理由还是老一套，就是亲近儒生、窥测朕意等。当初鄱阳湖之战，廖永忠几乎杀身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廖永忠，而后平蜀，以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意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廖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五年之后，儿子廖权才被允许袭爵，而廖永忠的孙子廖镛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后来奉命劝降方孝孺，不果被杀（理由居然是给方孝孺收尸）。

朱元璋本人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所以，比较痛恨官吏违法的事情。他执政期间处分贪污、挪用、空印、盗饷等罪行最重，不惜以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置之。因而，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兴等人以功乱法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朱元璋自己的驸马因为乱法而被处死，因此，其他人更加不在话下。可是，唯独像所谓的僭越龙凤这一类的事情最为模糊，类似于莫须有，比如后来明成祖嫉恨耿炳文，就指使陈瑛以这样的罪名揭发耿炳文，以致耿炳文自杀，可见，这种罪名其实完全可以说是欲加之罪，和朱亮祖等人的罪过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联系到华云龙赐死，当年朱元璋颁发的《资世通训》中警告臣僚“勿欺、勿蔽”的话语时，也就不难理解廖永忠和华云龙的取死之道了。

刘伯温的死是比较离奇的，刘伯温和杨宪都是淮西集团的眼中钉，所以，刘伯温虽以大功，只封伯爵，而且，在洪武初年就辞仕还乡了。按照朱元璋和刘伯温的次子刘璟的对话，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手中。但是，洪武八年刘伯温死的时候，胡惟庸正是宠信正隆、如日中天，刘伯温入京的原因按照《明史》的说法是胡惟庸离间朱元璋造成的，《明史》作者同时比较晦涩地指出：“帝虽不罪基（刘伯温），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刘伯温活着的时候就被夺取爵位，处分显然相当严重。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屡出奇谋，朱元璋当然不能不考虑他的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比例。而刘伯温能够接胡惟庸推荐的医生之药而不疑，自然是医生来得有背景。这点，刘伯温自己有过预见：“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所以，刘伯温的后人见到朱元璋从来只提胡惟庸的毛病，一语不及朱元璋，联系到后来的徐达、李文忠的死因之蹊跷，得证刘伯温之死也应该不是胡惟庸这一层面的人物能够下手解决得了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一直以元朝的弊政作为提醒自己的名言，他多次表态说：“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太祖实录》卷五九）从朱元璋称吴王时期，李善长、徐达就是中书省的右左丞相，但是，到了开国后的洪武四年，朱元璋让李善长致仕。徐达虽然还一直兼任着中书省的丞相，但是，他长年领兵在外，并不参与朝政。这时，朱元璋的亲信是汪广洋、杨宪这几个人，随后，杨宪被淮西集团构陷遭杀头，汪广洋成为朱元璋的实际办事的丞相，朱元璋把他比作张良一流的人物。此时，胡惟庸进入了宰执的行列。

胡惟庸是在朱元璋起兵后的第三年投靠朱元璋的，他是安徽定远人，是淮西集团核心的籍贯，李善长也是定远人。沐英也是定远人，当时有人写诗比喻淮西集团是：“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胡惟庸在朱元璋手下混了12年也才做到县主簿，但是，后来由于李善长的援引，很快被提拔到了中书省参知政事，而后又代替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左丞。杨宪死后，胡惟庸逐步得宠，朱元璋问策于刘伯温关于宰相的人选时已经把胡惟庸列在其中，这还是洪武三年之前的事情，可见，胡惟庸当时在朱元璋眼中的地位了。

但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长在内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实早就不想设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让李善长罢相，贬逐汪广洋，并不是为了给胡惟庸腾出空间，而是给自己兼任宰相制造口实。这点只有聪明的汪广洋读懂了，所以，朱元璋让他回来做右丞相以钳制胡惟庸的时候，汪广洋只是喝酒，不问政务。联系到汪广洋之前的“屡献忠谋”，几乎很难令人理解，而实际上，汪广洋看透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为此，朱元璋后来才下决心整死汪广洋。

胡惟庸之所以被提拔重用，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行政上从来都是不肯假手于人的，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朱元璋虽然依靠淮西集团起家，但是，一旦大功告成，这个羽翼丰满的政治军事集团就成为朱元璋在背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文臣的头子，经年经营地盘，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势力，所以，朱元璋虽然口头上说善长“功甚大，宜进封大国”，而暗中则指使汪广洋、陈宁弹劾李善长，败坏李善长的政治声誉。胡惟庸不过是朱元璋原来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而且又是李善长阵营的力量，才决定把胡惟庸抬起来以制约李善长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皇帝的本意不过是想把宰相变成高级秘书、帮办的宏伟战略意图，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搞好个人关系，这让朱元璋不能不紧张，不能不恼火，不能不重视了。史称胡惟庸“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和朱元璋骨子里的指导思想“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皇帝不杀他已经不行了，有点儿时不我待的感觉。

朱元璋的步骤很紧凑，先是杀了他一直觉得不对劲的汪广洋，然后让涂节上表告变，说是胡惟庸联络陈宁等人准备造反，就此杀掉了一大批功臣宿旧，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至一万五千余人，而后在洪武十九年究治胡党，竟然编造出了胡惟庸通倭的证据，就此又杀了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最后连李善长也成了胡党最后的党徒。其中，吉安侯陆仲亨17岁开始追随朱元璋起义，朱元璋说他是“此我初起时腹心股肱也”，而后在所谓的谋反审讯过程中，朱元璋明明知道陆仲亨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大逆不道，仍然编造了一个借口说：“朕每怪其居贵位有忧色。”这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罪名了。平凉侯费聚连儿子费超的命都给朱元璋赔进去了，反过头来还要被朱元璋说是胡党，朱元璋说：“聚曩使姑苏不称旨，朕尝詈责，遂欲反耶！”陈年的老账都翻了出来，可见，费聚不死都不行。这点就是《明史》的作者都看不过眼去。

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毅然废除了丞相制度，暴露出他蓄谋已久的真实想法。

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虽然和胡惟庸有姻亲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把李善长牵连进来，只是贬斥了李存义而已。但是，李善长不知是什么缘故居然没有谢恩，这让朱元璋老大地不快活，联系到洪武初年李善长的种种骄横的做法，朱元璋准备对李善长动手了。

对付李善长这样的功臣，自然不能像对付胡惟庸那样简单。偏偏李善长因为建造府邸的缘故向汤和借了三百人使用，让汤和给告发了，善长又给丁斌求情。这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用严酷的刑讯逼供丁斌，得出了李存义奉了胡惟庸的口信请李善长加入谋反同盟的所谓证据，还有李善长不举报胡惟庸交通倭寇的旁证，总之，一个家奴居然把主人在密室内说的话都举报到了御前。

朱元璋这才从容地下命令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然而，还是不杀善长，直到有司说星变，需要杀大臣消灾，于是，李善长为了朱元璋做了最后一次贡献，全家70多口人同时被杀。李善长时年已经是77岁的人了，赐死给予全尸，算是朱元璋对这位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的多次称之为“赛萧何”的最大功臣的酬劳。

李善长冤死之后，郎中王国用上表抗言，以朱元璋的暴烈的性格竟然也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胡惟庸一案标志着淮西集团文官势力的基本铲除殆尽。下面的目标就是武将势力了。

明初武将的首领是徐达、常遇春，洪武三年之后，将领经常统兵在外，剿灭北元势力的也就是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冯胜等人。洪武十八年，徐达、李文忠死后，克靖沙场的基本就是冯胜、傅友德、蓝玉三人了。其中，蓝玉成为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军事上的主要助手，朱元璋把他比作卫青，可见信任之专，宠遇之隆。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个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淮西集团军事首领，在朱元璋临死前的几年中，竟然掀起了一起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大的政治谋杀案。

蓝玉本人，史称：“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特别是在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大败元军于捕鱼儿海，“杀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玉以精骑追之，不及。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这是明朝建国之后对北元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一战，至此，北元一蹶不振，不敢再与明朝正面相较于北方。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元降将月鲁帖木儿在建昌起兵反。蓝玉领兵平乱，擒月鲁帖木儿父子，送京师处斩，进封太子太傅。蓝玉早年追随沐英、傅友德、冯胜等人或定云南，或平蜀中，或征沙漠，军功显赫无比，朱元璋以大将军冯胜获罪在军中任蓝玉为大将军，恩比徐达、常遇春。但是，蓝玉本人是一个赳赳武夫，对待朱元璋的宠信显然估计不足，以为可以就此子孙万代了，所以，经常暴露出功臣素有的骄纵来，“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平北归来，就有人告发蓝玉逼奸元妃，又闯喜峰口，蓝玉以军功最大，封为太傅，本人居然说：难道我不配做太师吗？蓝玉的干儿子实在太多，这和元末起义军的传统有关，朱元璋的干儿子据说就有数十人之多，关键是蓝玉的这些义子平素狗仗人势，四处惹是生非，御史告发他们，蓝玉一怒之下把御史给赶跑了。朱元璋曾经在颁发给蓝玉的铁券中写进了蓝玉的不法之事，在于警告蓝玉安守人臣之分，但是，蓝玉并没有引起重视。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死，皇长孙朱允炆孱弱，朱元璋开始对功臣的存在倍感不爽起来，而这时候，一贯干犯法度的蓝玉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

早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一案初起时，朱元璋就开始有计划地诛杀武将了，只是还没有大规模地铺开而已。洪武二十三年先后杀了陆仲亨、费聚等人之后，朱元璋的态度已经相当明显，特别是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借故儿子不法杀害老朋友江夏侯周德兴一事在功臣中引起很大的波澜。在朱元璋的老乡和朋友中，幼年和朱元璋关系最好的就是周德兴和汤和，周德兴年长，朱元璋呼之为兄，洪武十四年五溪蛮乱，朱元璋不顾周德兴年高，仍然请周德兴出面，还给周德兴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德兴是马援和赵充国。后来，福建有事，朱元璋又找到周德兴，说得更加恳切，“福建功未竟，卿虽老，尚勉为朕行”，结果，周德兴仍然不免被赐死的下场。即使是这样，蓝玉也没有感觉到朱元璋的屠刀正在逼近自己。当然，朱元璋并不会因为蓝玉的浑然不觉而放弃屠杀。相反，则加快了屠杀的步伐。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受命告发蓝玉在私第蓄养家奴披甲，将有变。又拘审元将纳哈出之子察罕，追讯蒙古降将与蓝玉来往事。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蓝玉处以磔刑，牵连到十三侯、二伯，前后诛杀二万余人，军中为之一空。和胡惟庸一案同样编造了里通外寇的所谓证据，而编造的手法比之胡惟庸一案更差。在明末清初谷应泰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就公开怀疑蓝玉谋反的真实性，谷应泰指出蓝玉之死是由于朱元璋“遂疑尾大之图”属于“傅会难明之事”，最为朱元璋隐讳的《明史》作者也不相信蓝玉的谋反，仍把蓝玉归入本传系列，而没有像胡惟庸那样列入奸臣传中。

蓝玉死后不久，定远侯王弼就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结果，谈话被朱元璋侦知，王弼被赐死。王弼人称“双刀王”，骁勇善战、万夫莫当，连常遇春都对他礼敬有加，女儿嫁给朱元璋的儿子楚王，以亲家的身份犹不能免于一死。王弼死后，朱元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最后的两员功勋赫赫的名将冯胜和傅友德也给杀了。傅友德其人能征惯战，为诸将之冠，曾经三易其主（刘福通、明玉珍、陈友谅），最后选择跟定朱元璋，史称傅友德“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先后随从徐达、冯胜等人平定云南、四川，功勋卓著。儿子尚公主，女儿做了皇帝的孙子媳妇，阖门贵重，然而，傅友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蓝玉死后不久，他就被架到了肉案之上，成为朱元璋杀戮的对象。傅友德之死在明朝内部也被视作是冤假错案，后来，在明孝宗的时候，身为亲王的晋王亲自给皇帝上书要求给傅友德平反，但是，没有获准，直到南明弘光时才给予平反，而这时明朝已经接近灭亡了。

冯胜和他的兄长冯国用一起跟随朱元璋起兵，是有名的宿将，“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仅次于徐达、常遇春，后来因为在征讨北元的过程中获罪归第。朱元璋大杀功臣时，冯胜不自安，来南京见朱元璋，朱元璋安慰他，哪知道，转过头来竟然也将其赐死。明初开国六位公爵，徐达、常遇春（实际是他儿子常茂）、邓愈、冯胜、李文忠、李善长，如果徐达坐实被暗杀的话，那么，这六个人除了邓愈早死之外，可以说无一善终。而冯胜之死最为蹊跷，连《明史》那样维护朱元璋的都不得不说“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这样看来，冯胜既不是陷于胡蓝党狱，也不是其他的骄横不法，实在是朱元璋找茬杀人罢了。所以，谈迁在谈及冯胜之死时不无惋惜地说：“去傅友德之死才两月，开边之猛将尽矣。”冯胜和傅友德一样直到南明时期才给予昭雪，其时已经几百年过去了。

此外，我们再来看看号称是“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的中山王徐达的下场。徐达是被朱元璋难得在称帝之后仍然呼之为兄的功臣。徐达本人一直非常谨慎，胡惟庸想和他攀附，徐达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朱元璋对他赏赐最厚，徐达有三个女儿，长女为朱棣的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长子辉祖封魏国公、袭爵，幼子增寿因为给朱棣通风报信死于建文帝之手被追封定国公，一门二公，有明一代也就徐达一家。徐达死于洪武十八年，有一种一直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徐达患病不能吃蒸物，朱元璋知道以后故意赐给徐达蒸鹅，结果，疽发身死。虽然这个说法不见之于正史，但是，历来的明史专家对此都不敢轻易否定。

李文忠是朱元璋顶顶亲信的人了，不仅是外甥还是义子，数总兵权、多领征伐，国初封为曹国公，死后追封郡王、配享太庙。李文忠其人“恂恂若儒者”，亲近读书人，曾经多次劝阻朱元璋“少诛戮，又谏帝征日本，及言宦者过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义”，惹得朱元璋不高兴。洪武十六年，李文忠患病，朱元璋让淮安侯华中护理医药（华云龙的儿子），结果，才几个月的工夫李文忠就病死了。朱元璋大怒，“诸医并妻子皆斩”，淮安侯华中也被责罚，继而杀掉。历史学家就指出朱元璋之杀华中是杀人灭口，《明史·李文忠传》中说“帝疑中毒之，贬中爵，放其家属于建昌卫”。试想一下，华中位在李文忠之下，年辈也在李文忠之下，从来没有恩怨纠缠，何以要毒死李文忠呢？这里面至少披露出一点，就是李文忠不是正常死亡，只不过没有交代杀害李文忠的凶手是华中还是朱元璋。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吴晗在著作中称李文忠死于朱元璋之手，并非虚妄。而侄子朱文正，《明史》没有明言他的死因，但是，从记载来看也非善终，所以，史家一般都取文正死于鞭刑，类同朱亮祖。

功臣中唯一得以保全首领的就是汤和，汤和为人直爽，但是并不愚笨。他自认功劳远在邓愈之上，但是酬庸却在邓愈之下，所以借着喝酒的时候，向朱元璋发牢骚，自谓“左顾则左，右顾则右”。后来发觉朱元璋不愿同功臣始终，所以，立刻敛容谢罪，态度一直非常恭顺。特别是徐达、李文忠死后，汤和自解兵权，再加上揭发李善长立功，所以，死后封为郡王，享受李文忠一样的待遇。不过，以汤和的谨守，如果不是在洪武二十八年这个关键的年份上死掉，恐怕也不见得一定能死于枕上。这点从汤和的后裔自汤和死后居然四十年不得袭爵的结果就能看出来了。汤和的爵位直到孝宗时才录以世袭指挥使，嘉靖十一年也才奉还侯爵。武将中还有一人也是比较幸运的，那就是沐英，不过，那是因为西南军务紧要，离不开亲信，所以，朱元璋才放手让沐英世领云南，为明朝之屏藩。

再有，《明史》中记载宋濂的死因是病故，因为得力于马皇后的担保，而谈迁在《国榷》中则记为其自杀（《国榷》卷七）。清代学者赵翼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可谓定评。司马温公在《资治通鉴》中关于杨坚的评论基本取自《隋书》，因为他看不惯杨坚对待功臣的做法，假如温公活到明代之后再来修史，岂不是要给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气死了。

叔夺侄位：朱棣以谋反的名义成为合格继承人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允炆的亲四叔、以“清君侧”为名起事的燕王朱棣“靖难”成功，正式登基称帝，第二年改元永乐。从此，官方记载中，少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惠帝，多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成祖。

史载，在登基之前，朱棣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4年前，即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日的凌晨，朱棣正式扯起了“靖难”之旗，宣布废除建文年号，改称本年为“洪武三十二年”。从这一刻起，他才真正地感觉到自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只能胜利的道路——虽然他喊出的口号是“奉天靖难”，但却矢口否认自己“谋逆”。

形势异常危急。北京城的四周要塞都已经被朝廷派来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10万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却只有燕王府的800名亲兵，双方实力悬殊，无法武力对决。对此，朱棣的策略是阴谋加闪电出击。

前一天，即七月初四日下午，朱棣用计将领兵包围王府的张昺、谢贵骗入王府斩杀，府外守兵群龙无首。五日凌晨时分，朱棣果断起事，命手下大将张玉和、朱能迅速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占领九门，城内明军纷纷投降。第二天，北京大定。

战火终于烧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朱棣虽旗号打得漂亮，很能蛊惑人心，但力量终究有限。对方是名正言顺的一国天子，拥有理直气壮的正义和集天下于一身的各种资源。而朱棣是叛逆之师，以数百人起事，以北京城一隅而对全国，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断。然而，他仍然底气十足，从一开始就端着一副异于常态的冷静。

八月十二日，洪武朝唯一一位躲过朱元璋屠杀的开国宿将耿炳文，率领30万大军北上平叛。出师一月，即兵败定城。十月，建文帝换将李景隆，代替耿炳文领兵50万，再征再败。到建文二年五月时，水陆重镇德州失守，城内百万石粮食及无数兵器尽为燕军所得，南军一败涂地。在此期间，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朱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对战争的判断、分析和决策水平，毫不逊于其父朱元璋。

反观南京城内的小皇帝朱允炆，虽然看似满腹经纶、韬略过人，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大力削藩，实际却是多谋寡断，毫无权谋之术。这在他与朱棣对决的过程中展现得尤为突出。从一开始的掩耳盗铃，放回朱棣的3个儿子，以为能使朱棣降低戒心，“示彼不疑”，实则是给燕王大送定心丸；到关键时刻，识人不明，任命朱棣的心腹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其监视朱棣，实则是与虎谋皮；再到出征之前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妇人之仁，绑自己人手脚，授敌人以盾甲……类似情形，不一而足，失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600年后，回顾整个靖难之役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场叔侄二人的生死对决，抛去了道德情感上的讨伐，朱棣的胜利完全是理之必然、势之所趋，早在朱元璋“龙驭上宾”时，就已经注定了。

朱元璋独特的集权方式，造成了他死后朱允炆面对的窘迫局面。他大开杀戒，杀光一切可能会危及他或他子孙手中权力的文臣武将。无论是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善战、勇冠三军的宿将，都一一被他除尽，丝毫不考虑第二梯队人才的培养和接替。与此同时，他还尽可能地收回一切尽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因此，当他死后，等到建文帝继承大统时，除了一柄权力空前巨大的帝国权杖外，身边竟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文武英才。以至于靖难之役发生后，当燕王朱棣听说李景隆被任命为平叛大将军，领兵50万来征时，忍不住替朱允炆担心道：“(此人)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刻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以五十万付之，是自坑之也。”这应该不是一个玩笑。

而且对朱元璋来说，这应该还不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应该是他日夜精思、机关算尽，预防了一切外人，却唯独没有防到萧墙之祸。他精心打造的拱卫帝室的防火墙，末了却将武器对准了自己钦定的接班人。

帝权的本质就是家族统治，是唯一的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的家族。但是往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为了照顾某种平衡和附带的利益分红，家族的范围可能会相当宽泛。可这些到了朱元璋这里就行不通了。朱元璋偏执地认为，只有血管里流着的是他朱家的血，而且是直系的，方可以分享权力。所以，明朝建国后，异姓的徐达们必须死，同姓的李文忠(朱元璋的外甥，曾经也姓朱)们也必须死——不管他们为自己流过多少血，同自己患过多少难。而他自己的子孙后代们无论是否出过力，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被封王。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对子孙的封王还不是虚封，而是实封，即亲王不仅拥有自己的领地，还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国王。朱元璋不惜一切分封权力，目的是打算靠这些有枪又有炮的藩王来帮助自己“皇图永固”。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朱元璋用尽一切方法打造了一个黄金庄园。为了防止别人偷钱或分钱，他干脆不用管家和下人，只允许自己一人打理，并且规定，他死后，庄园的唯一继承人也只能这样做。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盗贼，他允许其他儿子们都拿着武器来护庄。这样一来，既保证了自己的财产不外流，也保证了庄园固若金汤，无人可撼。

设计固然巧妙，但他完全忽视了一点，即诸藩王有其个人野心，那些拿着大刀长矛的其他儿子们不会永远都不眼红庄园的持有者。

现实永远是残酷的。洪武三十一年之前，有朱元璋这根定海神针在，燕王们只能老老实实地看门，世界风平浪静。可是江山易主之后，新皇帝年仅22岁，并且在朱元璋纯正的儒家教育下，他还是一个文雅、浪漫、充满理想主义的书生。这就不能不使那些在各自王国里积累了丰富政治、军事经验，雄心万丈的叔父藩王们心潮上涌了。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第四次出师南下。这一次出师，他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自己高超的战争智慧，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此之前，朱棣的“靖难”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由北至南，一步步征服天下。但是在山东屡屡被南军大将铁铉和盛庸顽固纠缠后，他发现，争城争池的拉锯战远不如轻骑奇袭的效果好。于是，他决定绕道山东，逼近徐、淮，一路绝不打攻坚之战，直扑南京而去。

建文四年五月二十日，扬州城不战而降。南京危矣。20多天后，六月十三日，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沦陷，朱棣胜得一塌糊涂。

取得胜利后，朱棣的日子相当难熬。《明史》载：“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抚安军民。”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御制的“长陵功德碑”也记道：“皇考虑惊乘舆，驻金川门，遣人奉章，言所不得已来朝之故。奸臣苍黄，知罪不宥，闭皇城门不内，而胁建文君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皇考仰天恸哭曰：‘臣之来也，固将清君侧之恶，用宁邦家，何不寤耶？’遂备天子礼殓葬。”

南京城破后，皇城已禁闭。此时，朱棣并没有决定立即攻城，而是将燕军退驻金川门，并且递书给建文帝。他始终坚称自己是“靖难”、“清君侧”，攻克南京城，目的已经达到，此时若再继续武力攻取皇城，就无法自圆其说了。相对于武力夺权，朱棣还是更加希望朱允炆自己能主动做点儿什么，或者逊位或者自裁，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背上杀侄的罪名。(www.chuimin.cn)

朱棣愿望如此，但朱允炆的答复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消失。当朱棣看见皇城内的火光时，他已明白让朱允炆自动逊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还心存幻想，急忙派兵救火，以确定朱允炆的生死，然而，从碑文中异常地没有交代朱允炆的尸首来看，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

但无论如何，此时，大明王朝的国都南京为朱棣所控制已确定无疑。第二天，投降的朝中文武及诸王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劝进，请求朱棣即位。朱棣称自己只有周公之意，并无称帝之心。随后，燕军诸将上表劝进，仍被严词拒绝。六月十六日，前两天上表劝进的两拨人联手劝进，恳请朱棣顺应民心。朱棣考虑再三，终于“勉为其难”，答应愿为天下苍生造福。

三次反反复复程式化的推让之后，六月十七日，朱棣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此时，在等待和煎熬中过了4年的他，虽然数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在各种彩旗仪仗的引导下，在庄严的钟鼎鼓乐声中，朱棣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浩浩荡荡地直向皇城而去。

但意外发生了。根据《明史》的记载，燕王朱棣进城途中，路旁拥挤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叫杨荣的人，拦住朱棣的马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按照帝王即位的程序，登基之前，新君必须先祭告天地祖先，这样，他的皇位才是注过册的。朱棣兴奋过度，竟然将如此重要的事情忘之脑后。

是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即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帝。

称帝的兴奋过后，当朱棣冷静下来平静地观察周围时，才发现自己兴奋得太早了。即使没有了朱允炆，他称帝的阻碍仍在。这个阻碍不是其他，而是他没有合法性——即使在杨荣的提醒下，他已经及时向天地祖宗注册了。

或许，他的这种感觉可能还早一些。

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将金川门打开，战争结束了。从这一刻起，朱棣就尴尬地发现，虽然自己赢得了战争，却并没有获得欢迎、拥戴和臣服。从周围人虚假夸张的表情里，他发现他们眼神里一闪而过的三个字——“不承认”。

虽然朱棣称帝后极力封杀言论，以致后人难窥当时的真实情景，但个别明人的杂文笔记以及民间的传说，仍然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从这些点滴中，我们或许可以捕捉到以上信息。

明人顾起元记述道，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他的家乡仍有一个传闻：“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建文帝遗迹》中也记载：“当时城破后，迎降的文武官员不过百十号人，然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数字未必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朱棣不合作的人应该不是少数。

因此，与其说朱棣登基后成功了，倒不如说他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其实，说白了，靖难之变不过又是一次皇族内部统治者之间争权火拼的事故罢了，不论谁做皇帝都与老百姓不相关，那么，大家为何要百般抵制朱棣呢？

道理很简单，伦理纲常而已。经过儒家思想数千年的渗透，伦理纲常已成为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一种秩序理念。它们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和大体，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是不可破坏的。然而，当朱棣凭仗武力推翻合法的建文帝，拿起帝国权杖时，整个大明王朝的读书人及官员被推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为按照儒家社会弘扬的理念，朱棣不是胜利的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谋权篡位者！人们怎么可能情愿放下万古长存的道义而服务于一个篡位者呢？这无疑是一种精神自杀！

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贤德”所致。

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朱允炆却在任内推行了一系列大受百姓欢迎的新政，如将全国的田租减免一半、取消江南重税、裁汰政府冗员等等，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还宽刑律，一改朱元璋时期“重典治国”的策略，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时人记曰：“(新政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这也是后人称赞朱允炆的四年之治，纷纷将其比作“阳春”的重要原因。反观朱棣上台前后的残暴，他的不被人接受可以想见。

因此，朱棣上台后，大多数忠于建文帝的官员纷纷选择了弃官、隐退、逃亡甚至殉道等方式来表达对新皇帝的不认可，这种局面一度让朱棣措手不及。

方孝孺是朱元璋开国功臣文官第一位的宋濂的得意门生，建文帝时期又是朱允炆的老师和首席顾问。因此，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极高，被天下读书人视为楷模。基于此，最后一次出征前，朱棣的军师姚广孝曾深谋远虑地叮嘱朱棣：“进入南京后，方孝孺是一定不会投降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杀他，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颔之。

南京城破后，方孝孺被捕。朱棣记着姚广孝的话，同时想借助方孝孺的名望，让他为自己草拟即位诏书，从而让整个士林对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予以承认。但朱棣万万没想到，要实现这一简单的想法，竟难如登天。

面对朱棣的要求，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结果朱棣大怒，命人将其磔于市。

方孝孺的拒绝犹如一记重拳，将朱棣打回原形。从这一刻起，他彻底明白了，想让接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士人们轻易地接受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士人胆寒；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观望的人、不满的人，迅速扑倒在他的脚下。于是，他放弃了讲理，抛出一句“此朕家事”，再一次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于是，整个永乐元年都在血雨腥风、毫无节制的大屠杀中度过。方孝孺的“磔”刑，灭十族、杀873人，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朱棣要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别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正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中华民族的骨气开始倾颓，正气开始削弱。为满足这位自命为永乐皇帝的自私欲望，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付出了异常惨重的代价。

狠心似狼：崇祯死前杀妻斩女

公元1644年三月十六日，崇祯刚刚被太监侍候着穿好龙袍，这时有太监来报：“皇上，李自成所率的叛军打到昌平了！”崇祯大惊失色，无奈之下，只好召集群臣，商讨对策。然而，大殿上寂静无声，好久没有人说话，后来，不知哪位大臣哭出声来，接着哭声连成一片。崇祯拍案大怒，才喝住了哭声。

不久，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一时间君臣大惊，大殿上悲凉的景象再次重现。

十七日，北京城被围。而此时，负责北京城防的明军对起义军的围攻已无抵御之力。在这种情况下，崇祯自知已回天无力，召集群臣商议也是于事无补，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然后，一边仰天长号，一边绕殿环走，不停地捶胸顿足，痛哭失声。整整折腾一夜，直至天明。

三月十八日，天色刚黑，崇祯心神不宁地等着守城明军的消息。这时，有一个太监神色紧张地跑来，跪地向崇祯报告：“皇上，内城也被攻破了！”崇祯忙问：“守城的官兵到什么地方去了？守城提督李国祯又在哪里？为什么会守不住？”

太监回答道：“守城的官兵早已逃散。”接着又说：“皇上您还是赶紧设法逃走吧！”崇祯还想再问一些情况，这名太监转身便逃。崇祯连喊几声，可那太监连头都不回便径自走了。

崇祯只得亲自带着太监王承恩，来到紫禁城的最高点——煤山。他放眼一看，只见京城内外，火光冲天，四周喊杀声阵阵传来，炮声也隆隆作响。见此，崇祯不禁仰天长叹，泪如雨下，很久才下山回乾清宫。回到乾清宫后，崇祯决定准备后事。他提笔亲手写下给内阁的谕旨：命成国公朱纯臣辅佐东宫太子，提督内外军务。然后命太监将谕旨送往内阁，可是，没多一会儿，太监跑回来报：“皇上，内阁中早已空空如也！”

崇祯闻言，撂下笔，不禁感慨万分，想到以往的前呼后拥，想到以往的群臣跪拜、山呼万岁，看到今天的凄凉末日，崇祯再一次痛哭失声。

这时，崇祯已经苦闷到了极点，对未来再也不抱任何幻想。过了许久，崇祯愤然站了起来，他先把周皇后叫来，又让太监把袁贵妃叫来。

此时，崇祯已是精疲力竭，状近疯狂。他大声叫喊要左右把酒送上来，连呼倒酒，一口气饮下了几十杯酒，然后又泪流满面地长叹道：“朕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负我百姓！”周皇后、袁贵妃见此，也陪着流泪不止。喝完这番悲怆失意的酒，崇祯又将太子慈烺、永王慈熠、定王慈炯召来，准备将他们托付给各自的外祖父家，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下一点血脉。

那时定王才13岁，永王12岁，对当时的险境还全不知情，身上穿的还是平时的华衣美服。见此，崇祯含泪说道：“皇儿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不赶快将绸缎锦衣脱掉，这会给你们招来杀头的危险！”说完忙命左右寻来破衣，崇祯心情悲愤地对他们说：“大明社稷就要完结了，这实在是父皇的罪责和过失，但朕已经尽力了。皇儿们今天还是皇子，明日就是百姓了，在战乱离别的时候，千万要记得隐姓埋名，不要出头露面，见到年纪大的人要称呼他们长辈老翁，见到年纪轻的要喊他们伯伯叔叔。万一保全了性命，一定要给父母报仇雪恨呀！千万不要把父皇今天的告诫给忘掉了。”说罢，崇祯将他们紧紧地搂在怀中。对此，太子和两位皇子含泪应诺。周皇后上前搂住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和定王，又将田贵妃的儿子永王扯来，四个人哭成一团，最后三人由太监领出。

托孤的事情完了之后，崇祯转头对周皇后道：“大势已去，你作为皇后国母，应当自尽了。”周皇后听了，痛哭起来，说：“为妾侍奉陛下18年了，最后，连劝你南迁的一句话你都不肯听，以至于到今日这步田地，这也是天命啊！今日能为大明社稷殉身，对我来说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说完，周皇后径直跑回坤宁宫自尽身亡。

这时，崇祯又赐白绫给袁贵妃以及西宫众妃嫔，对她们说：“皇宫马上就会被敌人攻破，妃嫔一定不能落到闯贼的手里。你们应当小心谨慎地守住贞节，以保全列祖列宗的礼制。”说完，崇祯挥挥手示意：“自尽吧！”接着，崇祯又想到了公主。他想：“就算闯贼打进宫内，也不能让他们污辱了公主。”于是，崇祯提剑直奔宁寿宫长平公主的住处。长平公主见父皇满脸杀气地撞进来，便知道大事不妙，她扯着崇祯的衣襟大哭不止：“父皇，我是大明的公主、您的女儿啊！您不能杀我啊！”听到女儿这般撕心裂肺的哭喊，崇祯心如刀绞。但有什么办法呢？崇祯“嗖”地一下拔出剑来，一边用袖子遮住自己的面孔，一边悲怆地喊道：“你为什么要生到我的家中？”随后，手起剑落，一剑砍去！长平公主被吓呆了，本能地举起胳膊去挡剑，结果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上。这时，崇祯皇帝的脸上、身上到处溅满了女儿的鲜血，可这位皇上已经形同无心的铁皮人，完完全全地没有了感觉。接着，崇祯皇帝又来到了幼女昭仁公主的住处，他不顾女儿的苦苦哀求，不顾宫女妃嫔们的拼命阻拦，像个杀红了眼的恶魔一样，一把将昭仁公主抓在手里，没容她再做挣扎，剑已刺进公主的胸膛。杀完公主后，崇祯又径直来到坤宁宫，刚进大殿，便有一个宫女向他报告说：“周皇后自缢了！”崇祯面无表情地走上前去，抬起手摸摸周皇后的尸体。已经凉了，只听他喃喃地说：“好……好……”接着又转身来到了西宫。不知为什么，当崇祯走进大殿时，袁贵妃自缢的绳子突然断了，整个人跌在地上。崇祯见状，二话没说，拔剑连刺三下，袁贵妃也倒地身亡。

这时，来了一个太监向他报告：“郭宁妃、庄妃割脉而亡；李淑妃、吴康妃跳水而死；王贤妃、郑裕妃等五人准备出逃，已经被擒。”崇祯听后大怒，命令将这五名妃子带到他面前，然后，他手持长剑，一个一个全部杀死。

此时，崇祯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杀完亲人妃嫔，他茫然地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沾满鲜血的长剑和衣襟，整个人都痴了过去。这时，“轰”的一声炮响，崇祯皇帝猛然惊醒，他这才发觉已经是半夜了。他知道，下一个该死的是他自己了。

他叫来大太监王承恩，吩咐他准备行装，崇祯自己也换上了便装。之后，崇祯和王承恩混在太监中，出了东华门，来到朝阳门，但城门却被严密把守。王承恩只好假说奉命出城，但守城门的人却请他到天亮时验明身份再出城。无奈之下，崇祯和王承恩只得由胡同绕出紫禁城，奔向正阳门。在那里，只见三盏白灯高悬在城门之上，王承恩小心翼翼地说：“皇上，正阳门已被叛军攻陷，咱们转向安定门吧！”此时，崇祯早已龙颜扫地，一路上缄口无言，由王承恩搀扶着，主仆二人又朝安定门走去。可到那儿一看，安定门城门紧闭，根本无法开启。这时天色已亮，崇祯长叹一声道：“走不了啦，回宫吧！”不过，回宫前，崇祯还心存侥幸，执意来到皇极殿前，亲自敲响了景阳大钟，他想召集群臣，再商出逃之计。但大钟响了好久，也不见有人前来。此时，大臣们早已逃之夭夭，哪还能听到皇帝的召唤？崇祯大骂百官贪生怕死，该杀！走投无路之下，崇祯已无意再回皇宫，只想一死了之。他命王承恩在前，他踉跄跟在后面，主仆二人登上了煤山山顶。

经过一夜的奔波，这时的崇祯已是狼狈不堪：身上只穿着白色内衣，长发披散，右脚光着，只有左脚还穿着一只鞋。来到山顶寿皇亭，崇祯回首望去，此时天色已经大亮。

崇祯知道北京已完全陷落，不由感到万分沮丧，更加心灰意冷。他用手扶着寿皇亭的柱子，不禁悲伤怨恨了起来：平时对大臣们都不错，可现在却没有一个人跟随在左右，真的是可怜可悲到极点了。想不到当年祖宗出于象征江山永固而堆筑的万寿山，竟然成了自己的葬身之地，两百多年的大明天下竟要在自己手里失去，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呢？想到这里，崇祯停了下来，伸手解下衣带，又用颤抖的手将它搭在寿皇亭下的一棵枯树的树枝上，然后转头吩咐王承恩：“等朕死后，要将朕的脸部遮盖起来，以示无脸面见列祖列宗之意。”然后，自缢而死。

跌倒与吃饱：嘉庆必杀和珅的一万个理由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权臣和珅的靠山倒了。当天，嘉庆任命和珅与睿亲王等一起总理丧仪大事，并召朱硅迅速回京。

正月初四，嘉庆谴责在川镇压白莲教的将帅冒功请赏，并解除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的和珅与福长安的军机大臣职务，命他们昼夜在大内守灵，隔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正月初五，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

正月初六，嘉庆进行人事调整。

正月初八，嘉庆命令上奏文件直接送给他，军机处不得抄录副本。

正月初九，在公布乾隆遗诏的同时，嘉庆宣布革除和珅、福长安职务，交由刑部，并命查抄和珅家产。

正月十一，嘉庆宣布和珅的20大罪状，并要各省督抚表态。

正月十五，直隶总督胡季堂首先表态，请求将和珅凌迟处死。

正月十八，在京大臣奏请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嘉庆表示，为了国家的面子，恩赐和珅自尽。对福长安改判死缓，但要让他亲眼看着和珅自尽。

随后，除了和珅的亲信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等人受到处分外，其他由和珅保举或向他行贿的官员都不予追究，保证了政局稳定。

嘉庆为什么要铲除和珅？

第一种是经济原因。和珅富可敌国。有人说和珅被杀是因为他太富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说他的家产值白银8亿两，是清王朝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

从查抄家产的清单中可以看出，和珅长期把持崇文门税关，索贿受贿；大量兼并土地；开设当铺银号，放高利贷；开设煤窑、跑运输……大量银子进入他的私囊。

巨大的财富使和珅过着帝王般奢华的生活，他在北京、承德等地都建有住所。和珅在北京什刹海畔建起豪宅(今恭王府)，府内甚至仿乾隆宁寿宫建起楠木房，并仿皇帝建制修建垂花门等。和珅还在北京海淀建有淑春园，即今北大未名湖。

和珅不仅享受着姬妾成群、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梦想着死后像皇帝一样风光。他在河北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修建巨大坟墓，规格甚至超过亲王，民间称之为“和陵”。和珅被抄家时，坟墓被平毁。

和珅被抄家时，除各处房产花园外，还抄出银子300多万两、金子32000多两；土地10多万亩，收租房屋1000多间；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其总家产折合白银约有10013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嘉庆杀和珅的20条罪状里头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就说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宣布嘉庆做皇太子，前一天即初二日和珅向嘉庆递了一个如意，嘉庆说，你这是讨好，表示你和珅有拥戴之功。不过这一条和珅够不着杀头之罪，我对你示好，以后我支持你，至少没有恶意吧。这是嘉庆杀和珅的第一条，经济上是一个原因，不是主要原因。

其实嘉庆对查抄和珅的家产是适可而止的，并没有穷追猛打。嘉庆四年正月，他在直隶布政使吴熊光奏折上明确批示，“不必过于株连搜求”。甚至后来大臣萨彬图奏称目前抄出的不足和珅家产的1／10，请求再深挖严追时，遭到了嘉庆的严厉批评。

第二条就是军事上的原因，就是南方白莲教的事情。嘉庆称帝的时候，军队经常败退，抓到四川的教首叫王三槐，王三槐供状里头说官逼民反。这里的官，领头的就是和珅，就是和珅这一类的赃官逼的，所以要杀和珅。其他赃官看好了，赃官就这个下场，以儆效尤，杀鸡给猴看，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第三，还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就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就是和珅权力太大，叫做权大震主，直接威胁到皇权，所以要把和珅杀了，把和珅集团、死党给他瓦解了。嘉庆四年，嘉庆在张诚基奏折上批示：“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由此可见，嘉庆杀和珅是因他权力太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嘉庆甚至怀疑他可能会谋反。

客观来说，嘉庆诛和珅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和珅是贪官；有军事方面的，要振奋军心；有政治方面的，维护皇帝的皇权。可这三个因素比较起来，军权和相权的矛盾可能更重要一些，但是有一条，就是嘉庆杀和珅只是做一个个案处理，没有深入追究到和珅这个现象背后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上面。

不过，嘉庆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嘉庆十九年，清国史馆将编好的《和珅列传》送嘉庆过目。嘉庆见记载极简单，只记录了和珅的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批示：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事的。只是和珅“贪鄙性成，怙势营私，狂妄专擅”，才不得不加以重罚，为此嘉庆下令重新编写。

难逃天意：孙传芳死于和尚之口、女子之手

孙传芳被杀是民国年间的大案，其诱因是施从滨被杀。长期以来，为父报仇的施剑翘被神话般渲染，加以蒋介石、冯玉祥、李烈钧亦身影闪现，以致该事件迷雾重重。

当初，施从滨部撤出蚌埠后，仍在蚌埠以北坐着铁甲车督战，希图挽救失败的局面。不料谢鸿勋所属师上官云相团长，已率兵绕到固镇桥以北，把铁轨拆掉，断绝了施军的归路。固镇以南卢香亭师马葆珩团，趁消灭白俄军的余威，向施军猛攻。此时施军遭到孙军腹背夹击，感到孤军被围，形势紧急，就下令铁甲车开足马力向北速进。铁甲车到固镇桥时，施从滨见长达一里的铁桥面上，挤满了向北逃窜的自己部队，他不忍在自己部队的身上碾过去，又命铁甲车往南开。没有开出十几里远，见大部孙军冲杀前来，又急命铁甲车往北行驶。到固镇桥时桥面仍是挤满着部队，争先恐后向北逃窜。此时由北向南截击的上官云相团正包围张军缴械，固镇以南的马葆珩团，又已紧追前来。在生死关头，施不顾部下将士的生命，命铁甲车开足马力，在自己部队身上冲过桥去，桥上1000多人立刻化成肉饼血浆，冲下河去的也不计其数。当时血肉横飞的惨状以及惊叫惨呼之声，真是无法形容。还有许多带着上校、中校肩章的军官的下肢已经被碾掉，但还能说话，要求过桥官兵快给他一枪，免得痛苦。孙军随军文职人员等过桥时，目睹此种满桥血肉狼藉的情况，都吓得不敢过桥，有的竟痛哭失声。

施从滨冲过固镇桥后，满以为可逃过此大劫难，哪知铁轨已经被拆掉，铁甲车立即倾倒路旁，他和随从人员全部被俘。

施从滨被孙部俘获时，已是须发皆白的七十高龄老人，着陆军上将服装，他还很自然地对孙军说：“你们辛苦了。”

当时由谢鸿勋派一名营长把他送往蚌埠总司令部(谢还写了一个报告给孙传芳，并要求优待施从滨)。施见孙传芳时还行了军礼。孙在烟床上动也没动，便笑着说：“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吗？你马上去上任吧！”

于是孙就命人把施拖出去枪杀了。

事后孙部里许多军官，都对孙擅杀战俘表示不满。据孙自己对亲信说，他杀施是给邓如琢、陈调元等一个眼色看。内部将领都认为此次战争，是出人意料地顺利，很轻易地就占领了上海、江苏、安徽，致使孙传芳得意忘形，儿戏般地枪杀了施从滨。

杨文恺所著的《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对孙传芳杀施从滨的记载是这样的：

孙传芳命令卫队团长李宝章将施从滨押解到蚌埠，交军法处长陈锡璋审讯。施直认不讳，孙传芳决定立即斩决。时已午夜，幕僚杨文恺对孙说：

“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把施押送南京监禁。”

孙不听，拍着桌子对杨说：

“你我要是被他们俘虏，还不是被杀吗？！”

杨又劝孙冷静考虑，不可操之过急。并言道：

“杀也可以，何必今夜，明天再问一次，杀也不迟。”

孙声色俱厉地说：

“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呢？”

杨见孙主意已定，难以挽回，无语而退。孙即命令李宝章把施从滨由军法处押出来。施亦自知必死，他说：“就在这里执行吧。”

李宝章终于把施押到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身首分在两处掩埋。

杨文恺的记载可以作为孙传芳杀施从滨的情节补充。

李藻麟著《我的北洋军旅生涯》记载，称施从滨被杀另有隐情：

当时传说，施被俘后，孙传芳立即电告吴佩孚，吴回电就地枪决，施遂被害。吴之杀施，缘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当直奉两军正在山海关一带酣战不已时，冯玉祥突然倒戈，致使吴佩孚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绝境。其时，直军在江苏尚有六个旅的兵力，吴佩孚把起死回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部分兵力上。他打算利用津浦路把六个旅迅速运至京津前线，同冯玉祥国民军决一雌雄，但唯一的顾虑就是怕山东方面破坏铁路，阻挡直军北上。不料山东果然表示反对直军假道山东，一线希望终成泡影。吴佩孚手无援兵，一筹莫展，最后不得不将大军弃置于山海关，只身乘船离津南下，致使直军全线崩溃，一败涂地。山东方面之所以坚决反吴，据说施从滨主张最力。因此，吴将施恨之入骨，遂有杀施之举。此说系奉方当时猜测谣传之词，并无实在根据，姑且志之，尚有待知情者揭露事实真相。存之。

孙传芳杀害施从滨，过于狂妄，他万万没有想到，10年后，当他放下屠刀念经唱佛时，施家后人施谷兰改名施剑翘，为报父仇，也将他杀了。

施剑翘是施从滨从他哥哥施从云那里过继来的。施从滨被孙传芳枪杀后，尸首被分解，暴尸三日，悬首七日！施从滨的被杀，激怒了施剑翘，她立志为父报仇。

起初，施剑翘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她的堂兄施中诚及几位弟弟身上。施中诚早年丧父，是由施从滨夫妇抚养成人的。施从滨被杀时，他刚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施剑翘很有心计，她知道，要报仇就得让施中诚和几个弟弟到军队中去当军官，手中有了军权，就好办了。施中诚刚好毕业，施剑翘立即带他去见张宗昌。张宗昌是施从滨的上司。在施剑翘的恳求之下，张给了施中诚一个团长职位，并出资送施剑翘的几位弟弟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为杀孙传芳准备条件。转眼几年过去了，施中诚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但是，其人只顾吃喝玩乐，将报仇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施剑翘多次劝说无效，十分痛心。恰巧，这个时候，施剑翘认识了阎锡山的中校参谋施靖公。施靖公得知施剑翘的事情后，主动表示要帮施剑翘报仇。报仇心切的施剑翘信以为真，便以身相许。然而，施靖公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施剑翘，报仇之事不过是说说而已。施靖公得到施剑翘后，就一反原来的态度，再也不提报仇的事了。

两次依赖别人为父报仇，两次失败被人欺骗。施剑翘最终下定了决心，要亲自为父报仇。

施剑翘并不认识孙传芳，而且也只是听说他在天津。因此，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孙传芳。孙传芳一生作恶多端，而且又经常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因此，其行动格外隐蔽，从不肯轻易露面。施剑翘要找到孙传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经过多番的查找，施剑翘弄清了孙的住处和相貌。

一天，施剑翘在孙宅门口摆了个小摊，想在孙走出大门时开枪射击。可是，她刚坐下，两个看门的卫兵就把她赶走了。以后的几个月里，施剑翘一直都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很快就到了施从滨被杀十周年的忌日，焦躁苦闷的施剑翘来到日租界的观音寺，给亡父烧纸念经。当班的和尚念完经后便要下楼休息，施剑翘却跪在地上痛哭失声。当班和尚觉得奇怪，便劝道：“女施主，你已为亡灵烧纸诵经，为何还这般伤心？”

施剑翘抽泣着说：“烧纸念经不过是尽儿女一点儿心意罢了，其实还不是迷信吗！”

和尚有点儿不快，说：“女施主，这就错了，如果是迷信，那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也信佛吗？”

一听到孙传芳3个字，施剑翘停止抽泣，装作不信。上前问道：“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贫僧怎会欺骗施主？前年，他们两人在东南角租了块地，创了个佛教居士林。靳云鹏是林长，孙传芳是理事长。”

和尚越说越来劲儿。施剑翘无意中得知了孙传芳的行踪，大喜过望。于是，她化名为董慧也加入了这个居士林。

这个当班和尚无意中的一句话，为苦寻复仇的施剑翘带来了机会，也给孙传芳带来了杀身之祸，可谓是天意难逃。

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出头，向天津市富绅李颂臣说妥，将坐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原为李氏宗祠)，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任林长，孙任副林长。新居士林成立之后，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辗转相告，信徒纷纷而来，陆续参加活动的多达3000多人。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皆应到林领拜。这一天下雨，孙传芳的妻子不愿孙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但孙事前与靳云鹏约好在林会面，所以冒雨赶来，靳却反而因雨爽约未到。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东女西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面对男女居士讲经说法。

下午，在天津草厂庵清修禅院的大殿佛堂里，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正襟危坐，参禅听经。大殿之上，孙传芳身披和尚们常穿的黑海青，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讲解。

施剑翘事先打听明白，做好了准备。她原以为孙传芳可能因为雨天不去听经了，便空手前往观察，果然未见孙到来。后来她正与别人谈话时，忽然见孙身披袈裟走进佛堂入座。施剑翘租了一辆小汽车赶回家，取出手枪、传单等物，返回居士林。她本来坐在后面，离孙较远，于是故意提高声音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

一位居士说：“你不会到前一排去吗？”

她答应一声：“好！”

施剑翘上前几步，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她掏出手枪，照准孙传芳的耳后打了一枪。孙立即倒在太师椅的扶手上；她又向孙的后脑和背后打了两枪，脑浆已流出来。施剑翘打完三枪，从大衣里掏出预先准备好的几十张卡片。那时，大殿里的人都慌忙四下乱跑，她把卡片撒在院子里，并且大声说：“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我到警察局去自首！”

当时，和尚和居士们都吓得发抖，无人应声。施剑翘自己到电话室打电话给警察局。警察来后，她告之孙传芳是她打死的，并掏出手枪交给警察，要求带自己去自首。

施剑翘被带到警察局，经过简单讯问，次日转到法院，拘留在看守所。初审承认她是自首，判有期徒刑10年；二审鉴于她是为父报仇，情有可悯，改判有期徒刑7年；三审维持二审原判。

施剑翘被关进监狱后，曾受到典狱长虐待，不许和家属见面。施连翘感冒，病了，监狱里的医生、看守主任和她自己一连写了3张呈文，请求让她享受病人的待遇，典狱长不许。施剑翘气极了，写了一封信，请她的律师胡学骞来会见她，要求把她的呈文转交法院。过了几天，法院院长邓哲熙亲自到监狱看她。她向邓面陈在监狱里受虐待的情况，请求对她的生命安全予以注意。邓说，你安心养病，我们会处理好这里的问题的。又过了些天，在冯玉祥等人的活动下，南京政府鉴于全国舆论对施剑翘的同情和支持，于1936年10月14日对她做出特赦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