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东行纪：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补与共存

2024-01-22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文明的“冲突”自小就听惯了凄婉动人的名歌《王昭君》。不过，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并没有终结。本是同根生早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往历史几乎都是中国和希腊史家所写，因此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游牧人口的偏见。Togan教授不同意农耕文明高于游牧文明的观点，认为它们是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平行发展起来的互有借鉴的两种生活方式。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

文明的“冲突”

自小就听惯了凄婉动人的名歌《王昭君》。第一次直接感受到昭君和亲的历史意义，是1978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参观昭君墓的时候。这位两千年来牵动着汉族对匈奴的情感的南方女子，就埋在一个简单的小土丘下面。“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唐朝的杜甫道尽了人们心中的恻隐和欷歔。

当然，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修筑长城，苏武和李陵的不同际遇，张骞和班超的英勇事迹，也都是形成汉族文化意识的重要部分。然而，在王昭君之前一百年就有一位被汉武帝嫁到乌孙（今新疆伊犁一带）的汉宗室之女刘细君，她的一首诗就更能形象地表达出汉民族的心态：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乌孙王虽然自幼被匈奴单于抚养长大并且一向臣事匈奴，此时也愿意与汉交好，要求娶汉家公主。汉武帝决定把年方二十的远房侄女刘细君嫁给年已七十的乌孙王。细君自幼在长安皇宫内长大，才艺出众，因父母参加“八王之乱”被处死，所以出于赎罪心理，欣然接受和亲的使命。不过两年，年老的乌孙王病逝，新国王是老王的孙子。按游牧民族的习俗，新国王要继承老国王的后妃。出身中原皇家的刘细君无法忍受这种不堪，请求回国。汉武帝以抑制匈奴为重，下令“从其国俗”。刘细君只能从命，并为乌孙新国君生了一子，但她不久病死异域。

古埃及农民，身旁为象形文字

约公元前400年的希腊大理石浮雕残片

中国北方一直就有草原游牧民族，如战国时的猃狁即是。为了应付来自北方的挑战，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有各国的修筑长城。公元前3世纪，匈奴崛起，成为连贯东西的北方大帝国。汉高祖曾经险些被俘；文帝、景帝需用大量的锦帛财宝安抚。汉武帝时国力已强，于是他选择抑制匈奴，很有绩效。东汉时南匈奴“内附”，大将军窦宪于公元1世纪末率兵远征北匈奴，直抵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北匈奴单于向西逃遁，不知所终。

不过，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并没有终结。从公元316年西晋南迁到589年隋朝统一的两个半世纪里，北方“五胡十六国”的统治者大部分是游牧民族。他们时常“胡马南牧”，把农田改为马场；而当中原政权能够“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时候，又把马场再改为农田。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宽，这种拉锯战其实只限于农业和牧业的边缘地区。当游牧民族迁移到气候温暖、雨量充足的地区时，会改为种田；农业人口如果迁移到寒冷的草原区，也会改以放牧为生。

人都是环境的产物。本书中一再强调“地理决定历史”，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了解人类历史的一把钥匙。

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放宽，就会发现在公元250－550年这三个世纪里，亚欧大陆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古典文明纷纷受到来自北方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冲击。

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因此能够吸收和同化游牧民族而不用经历基本的变革。而在这几个世纪里，为了躲避入侵者，大量北方人口移居南方，所以，不但北方仍是中国的北方，南方也成为更巩固的中国文化区。也就是说，北方民族的入侵等于为中国从南到北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纵深，形成日后唐代蓬勃发展的基础。

印度的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受来自中亚的嚈哒人（Hephthalites，据说是匈奴人的后代，所以又称白匈奴）攻击而崩溃。印度原有的文化中心向南迁移，一如中国的南朝。在北方，也一如中国的北朝，有人数众多的移民迁入，但经过若干世纪，这些外来民族大都融入了印度教文化中。特别是拉其普特人（Rajputs）被吸收成为刹帝利种姓（Kshatriya），即占统治地位的武士贵族。所以，印度的历史进程也没有因为外族的入侵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波斯萨珊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也被攻击，但因本身力量还够强大，没有溃败。然而，在边境上增加了许多转为定居并因受人口压力而蠢蠢欲动的异族人口。这些人有时被招募为雇佣兵，有时则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

再看欧洲西部。日耳曼等“蛮族”消灭了罗马帝国，占领了中欧和东欧，也就是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他们破坏了罗马社会的全部秩序，因此中世纪的欧洲历史是由日耳曼人重新谱写的。也许是“不破不立”，正是因为罗马的秩序受到了不可恢复的毁坏，一千年后，当这些“蛮族”文明起来的时候，他们是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以前所未见的活力，创造出大大超越罗马古典文明的近代新文明。

本是同根生(www.chuimin.cn)

早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往历史几乎都是中国和希腊史家所写，因此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游牧人口的偏见。我个人也受到这种影响多年。

但2005年我在土耳其学术访问时，有机会结识了一位专攻游牧民族历史的Isenbike Togan教授。她的父亲Zeki Velidi Togan本是俄罗斯自治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Bashkortostan，又称Bashkirs）的伊斯兰学者，十月革命前后成为政治领袖；后来移民土耳其，担任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教授，是突厥语民族史专家。Togan教授继承父业，在中亚和突厥－蒙古史方面著作甚多，近来又把《旧唐书》和《新唐书》有关突厥的部分由中文译为土耳其文，并旁征博引，附加许多注解。

Togan教授不同意农耕文明高于游牧文明的观点，认为它们是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平行发展起来的互有借鉴的两种生活方式。

目前已知的事实的确如此。大约一万二千年前，地球开始变暖，大批人类赖以生存的兽群因为不适于温热气候而逐渐向北迁移，一部分人也跟随野牛和驯鹿等动物向寒带移动。约八千年前，有人驯化了牛、羊、鹿等，并开始人工养育这些动物；后来，又逐渐发展到以动物的多少计算私有财产。正如农业标志着人类从采集食物进步到生产食物，牧业则是从捕猎动物进步到畜养动物。不同的是，农业人口必须择地定居，靠土壤和水养活作物，而牧业人口必须经常迁移，让牧草和水养活牲畜。农耕人口不能随处定居，必须找到土壤肥沃和水源充足的地方；游牧人口也不能随处漂泊，必须事先拣选条件适合的地点进行放牧。

不论农耕社会还是游牧社会，都逐渐开始崇拜神灵、观察天象、制造器物，也分别发展出与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人际关系、行政组织和社会伦理。

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点。农业人口相对固定，族群和语言的分别比较清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对农业社会的研究比较容易。游牧人口经常移动，彼此的交往和混杂十分频繁，因此，族属关系、部落名称以及语言的变动较大，难以确认历史上某群人的族属、部落和语言，尤其难以界定各族群之间的关系或把他们与特定的地域相联系。

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农耕定居人口最主要的贡献应该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而游牧者把原先只是作为食物的马匹驯服成为驮重的交通工具，绝对是一大贡献；他们对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发明了冶铁术。

文明的融合

在亚欧大陆上，有一片东起大兴安岭西迄匈牙利平原的亚欧大草原。这片横贯亚欧两大洲的草原是早期游牧民族繁衍的地区，也是数千年来亚欧之间人口、物资、信息、思想交流最为方便的通道。相对于北方大草原这条通道，我们所熟悉的“丝绸之路”是通过气候相对温暖而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由许多城市和沙漠中的绿洲串联起来的。

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中，早期在东部的主要说阿尔泰语系的语言，种族上早期属于蒙古人种；在西部的主要说印欧语系的语言，属于高加索人种。由于彼此的接触非常频繁，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草原上种族和语言混杂的情况已经十分普遍。战国时期在中国河西走廊的乌孙人、大月氏人和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都是源自今天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草原的印欧种族，他们所说的吐火罗语也属于西部印欧语。

交往当然不限于东、西之间。来往更多的是南、北两向。今天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南北交流的结果。今天的土耳其文化，则可以说是东、西、南、北多维交流的产物。

尽管中国与欧洲以及西亚也早已有交流（比如马和战车进入中原），但总体来说，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在亚欧大陆的最东部，东、西向的来往相对要少。又由于中原地区与北方有长城和黄河的阻隔，南、北向往来的程度也比不上欧洲、西亚和南亚。

即使如此，也不是没有南北文化交流的明显例子。比如唐朝的李氏家族是经略西北的军事将领，而且和当地的胡人望族数代相互通婚，唐朝皇帝不但具有胡人血统，在文化上也有一部分胡人的影响。试想，被唐太宗喜爱的“才人”武则天成为唐高宗的皇后，而且辅佐朝政许多年，这和汉时匈奴、乌孙等国的国君以父亲的妃为后不是很相似吗？

再者，唐之前，汉族用“兄”和“姊”称呼家中年长的同辈。唐以后，“哥”、“姐”或“阿哥”、“阿姐”才出现。据语言学家考证，“阿哥”和“阿姐”都是从突厥－蒙古语中借过来的。“阿哥”是指同一个大家庭中年龄较长的男性，可以是“兄”，也可以是“表兄”，甚至是“表叔”；“阿姐”也有相应的含义。元代以后，“阿哥”和“阿姐”逐渐经过了一个汉化的过程，才变成了叠音的“哥哥”和“姐姐”。

从汉武帝下令“从其国俗”到唐高宗以父皇的“才人”为后，从刘细君的忍辱负重到武则天的意气风发，从“兄”到“哥”，游牧民族的习俗融入中华文化还是有迹可寻的。

大中东行纪：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补与共存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