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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冲突:纷争之地大中东行纪

【摘要】:以巴之间:一块土地,两个民族,三种宗教1981年我在巴黎大学任客座教授,与一位资深女教授有不少合作。巴勒斯坦犹太人组成犹太军团协同英军作战;战后拒绝解散,且筹款购买武器,扩充兵员。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国家不予承认。根据以色列宪法,境内的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公民;他们有选举权,但“免除”服兵役的义务。

以巴之间:一块土地,两个民族,三种宗教

1981年我在巴黎大学任客座教授,与一位资深女教授有不少合作。她的叔公是19-20世纪之交在法国引起社会大辩论的间谍冤案的受害人,法军参谋总部唯一的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她们家族是几百年前从德国移居阿尔萨斯(Alsace)的犹太人,好几代以来都以法国人自居。这位教授从来不提她的叔公,也很少表露她是犹太裔。有一位我们都认识的以色列人对她这种态度颇不以为然,认为她是被过去反犹太人的事件给吓怕了。

犹太人建国之路

德雷福斯案审判时期,在巴黎为奥地利最大报纸采访这一案件的赫茨尔,是一个已经同化了的犹太裔法学博士。德雷福斯事件使赫茨尔重新认同犹太人的身份,于1896年出版《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又于次年组织了“世界犹太建国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有鉴于俄罗斯犹太人当时的恶劣处境,赫茨尔勉强同意了英国的建议,让一百万俄罗斯犹太人移民到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乌干达。但这项建议没有获得犹太建国组织的认可。赫茨尔病逝后,继之领导犹太复国运动的是优秀的化学家魏茨曼(Chaim Weizmann)。一次大战时,魏茨曼在英国犹太裔的罗斯柴尔德男爵协助下,赢得了犹太复国运动一项重要的外交胜利:经英国内阁同意,时任外相的贝尔福通过他写给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一封私人函件,应允于战后协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他们的民族家园,并明载于1923年英法与土耳其签订的和平条约中。

二次大战期间,领导犹太复国运动的任务落在二十岁时自波兰移民巴勒斯坦的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身上。巴勒斯坦犹太人组成犹太军团协同英军作战;战后拒绝解散,且筹款购买武器,扩充兵员。他们并用宣传、外交和军事手段争取独立,曾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用定时炸弹炸死近百名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1946年,英国人宣布放弃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在美国操作之下,联合国于1947年通过巴勒斯坦由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分治的决议,其间犹太裔美国人对杜鲁门总统和洛克菲勒家族的游说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建立了以色列国。

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国家不予承认。阿拉伯和以色列先后四次战争,以色列取得了更多领土。

根据以色列宪法,境内的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公民;他们有选举权,但“免除”服兵役的义务。逃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成为无国籍者,数十万家庭的几代人已在各邻国的难民营中度过了六十多年。

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1950年以色列颁布《回归法》(Law of Return),欢迎世界任何地方的犹太人随时“回到”以色列定居。

近六十年来有几百万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第一批是纳粹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大约一百万;第二批是几次阿、以战争后从阿拉伯国家迁移至以色列的大约一百五十万主要是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第三批则是自前苏联移民去的约一百万说俄语的犹太人。

目前,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加上“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四百万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总数大致相同,各约五百五十万人。由于人口素质、军事和经济力量、国际动员能力的明显弱势,巴勒斯坦人想要在1948年前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国家已没有现实性。所以,巴勒斯坦人同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先建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实行自治,再设法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共和国。这符合1947年联合国所建议的“分治”原则,但拟议中的巴勒斯坦的领土却较当年决议案中小了许多。

基督教徒是弱势团体

上世纪80年代,我有一个博士后是巴勒斯坦人。他在加利利海西南方的拿撒勒(Nazareth)出生成长,和耶稣是小同乡。他有三种身份:以色列公民、阿拉伯人和基督教徒。

阿拉伯基督教徒其实是在今天以色列领土上居住时间最长的一群,他们有些是从拜占庭时代就一直居住在巴勒斯坦。但是,今天他们在以色列是弱势群体。

近年来,欧美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芥蒂越来越深,敌视基督教徒的穆斯林人数大为增加。这个心理转折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阿拉伯基督教徒。埃及的考普特基督徒和伊拉克、叙利亚的东方仪式基督徒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有时还会受到暴力袭击。三十年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高层里有基督教徒;领导人阿拉法特(Yassir Arafat)的妻子便是一位基督教徒。今天,且不说控制加沙、属于激进伊斯兰主义派的哈马斯,就连阿拉法特所创的控制“西岸”的法塔赫的领导层中也没有基督教徒了。(www.chuimin.cn)

以色列的处境

从心理看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悲剧是:基督教的德国纳粹党人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原本就因为受到迫害而希望建立国家的犹太人因此更坚定了决心,不顾一切阻力,在巴勒斯坦人已经居住一千多年的地方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他们深信纳粹的罪行使他们别无选择,必须且有权这样做;但他们不能设身处地去考虑巴勒斯坦人受到的伤害。以色列人一般不仇恨巴勒斯坦人,但巴勒斯坦人多数都仇视以色列人。目前双方谁都消灭不了对方,但是要他们在目前情况下和平共处却是非常困难。

地理看   以色列的地理条件很难给它安全感:三面被阿拉伯国家包围,地形狭长,缺乏纵深。尽管世界上的强国都与以色列友善,美国更是它的大后台,但是以色列人需要随时戒备。当前以色列的大敌是伊朗;埃及最近的变动会朝什么方向转移难以预测;假如土耳其出于任何原因开始与以色列敌对,那将是以色列最大的梦魇。叙利亚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力量也是以色列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近期内叙利亚不会有什么举动。无可置疑,以色列位处中东地区,从长远看,地理大环境和生存的需要将会使它不再是欧洲人在西亚建立的国家,而是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中东国家。

从人口看   今天世界上犹太人的总数将近一千四百万,其中大约有六百五十万在美国,五百五十万在以色列。由于纳粹实行种族灭绝的伤痛难以消解,美国犹太人必将继续支持以色列。但是美国犹太人的出生率非常低,而阿拉伯裔、伊朗裔、土耳其裔美国人已经开始在美国主流社会崭露头角,因此美国犹太人的总影响力将来有可能会缓慢下滑。以色列想继续依赖“以色列游说团”来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将会越来越困难。而最为关键的是,美国犹太人作为忠诚的美国公民,有可能在中东问题上会由于视角不同而做出有异于以色列当权者的判断。

犹太人历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主要居住在德国、波兰和俄罗斯的阿什肯纳兹(Ashkenazim,原意为德国犹太人),另一部分主要居住在西班牙和北非的塞法迪姆(Sephardim,原意为西班牙犹太人)。前者肤色较白,说依第语。后者肤色略深,说阿拉伯语;16世纪以后大量从西班牙移居土耳其的犹太人则早已改说土耳其语。阿什肯纳兹与塞法迪姆的宗教仪式、生活习惯不同,在以色列的社会地位也有不同。在对巴勒斯坦人的立场上,塞法迪姆似乎更为强硬,过去这些年来大多数都支持“鹰派”政党。

以色列的初期建国者都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建国以后因为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恶化,使多世纪以来并未受到穆斯林当政者迫害的塞法迪姆犹太人受到冲击,几乎全部移民到以色列。这些移民的平均生育率较高,对以色列的人口组成将会有影响。

新近来自前苏联的犹太人基本上没有宗教信仰,不会说希伯来语,也不一定认同犹太复国主义,只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以色列的当政者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以色列的选择

我很相信心理决定行为,地理决定文化,人口决定政治。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前途有三个主要的可能性:第一,分为两个领土稳定而互相交往的国家;第二,以色列逐渐蚕食巴勒斯坦土地,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迫使巴勒斯坦人逐渐迁居阿拉伯邻国,把以、巴矛盾转化为更长期的阿、以矛盾;第三,双方缠斗不休,生活质量下降,一部分年轻的以色列人开始移民国外,逐渐改变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数量上的均势。

伊斯兰世界第三大圣地的圆顶清真寺,20世纪70年代由约旦政府出资重建

(上)哭墙前的犹太教徒

(下)一名十三岁犹太男孩正在哭墙广场上举行受诫礼(Bar Mitzvah)

以色列的当政者面对着十分困难也极为严峻的选择。在最近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中,以色列的“鹰派”政府十分低调,很少评论。与以色列的低调相对照,巴勒斯坦人的世俗派“法塔赫”和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哈马斯”在新近出现政治地震开罗举行会谈,同意恢复合作,组成单一的和平谈判小组;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正在积极申请加入联合国,要尽快宣布巴勒斯坦共和国的成立。

美国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5月重申了美国一贯的政策,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1967年战争前的边界为基础,进行直接谈判,决定双方日后的领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atanyahu)并不拒绝谈判,但是坚决不承认哈马斯,并且坚持耶路撒冷绝对不可以再度分裂。

阿拉伯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大半个世纪甚至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为深刻的社会变化。依我看,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已不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方向;本·拉登已死,他所代表的“圣战运动”和建立现代哈里发国家的思想也不会得到多数阿拉伯人的支持。这个发展有利于解决六十年来没有得到解决的以巴问题。然而,无论这场大改组、大变革把阿拉伯各个国家带往何方,以色列都不会变得比今天更具有优势。因此以色列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以色列当政者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在还具有明显优势的时候,与巴勒斯坦当局达成协议,令“两个领土稳定而互相交往的国家”这一选项得以早日实现,并尽力为“一块土地,两个国家,三种宗教”的局面寻求广泛而长久的国际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