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对东方和西方的向往

2024-01-22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今天“东方”国家的学者们想要对他们本国或是本地区的民族来源、文字变革、宗教派别、政权兴替、物产工艺和风俗习惯等有深刻而系统化的了解，大都需要参考西方人的“东方学”著作。从18世纪起，“东”“西”双方的强弱已成定局。

伊朗：要东方还是要西方

正当我开始对伊朗和伊斯兰社会感兴趣的时候，我在麦吉尔大学的旧书销售会上买得一本The Adventures of Hajji Baba of Ispahan（《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此书是英国人莫利阿（James Morier，1780－1849）所著，1824年在伦敦初次出版。当时正值欧洲人对“东方”很感兴趣，所以这本书为作者带来了颇为可观的收益。我买的是1937年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纽约版，附有一位画家在伊朗游历一年多所作的多幅插图。

莫利阿出生在土耳其，是一位英国商人之子，后来在波斯担任英国外交官，退休前升任英国大使馆代办。他对波斯风土人情理解很深刻，他的书出版后被译为波斯文，许多波斯读者都认为原作者是波斯人，因为书中对波斯人生活描绘之细腻，人物用语之恰当，似乎只有本土作家才能做得到。

“东方”与“东方学”

这本书虽然好像只是一本颇有幽默感的个人奇遇记，但是它反映出19世纪时正当盛世的大英帝国对“东方”事物的知识确实是既广博，又细微。欧洲的“东方学”是一个全方位的、持续不断的知识积累过程，又是一个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今天“东方”国家的学者们想要对他们本国或是本地区的民族来源、文字变革、宗教派别、政权兴替、物产工艺和风俗习惯等有深刻而系统化的了解，大都需要参考西方人的“东方学”著作。

反过来看，奥斯曼人、埃及人、波斯人以及印度人到19世纪时已经和欧洲人打了三百年的交道，他们有什么样的“西方学”足资世人参考呢？在“西方”与“东方”的遭遇中，一方是掠取者，一方是被掠取者，其原因绝不只是因为前者船坚炮利！

莫利阿在书中流露了他本人对波斯的真实感情，但他有时又是带着英国人的自豪感去嘲讽波斯社会的某些落后之处。按照20世纪思想家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书中的说法，莫利阿可以说是一个令西方人对“东方”产生误解与偏见的“东方主义者”。

2008年我到伊朗旅游之后，又重读了《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我觉得莫利阿并不是怀有强烈的傲慢与偏见，他其实就是一个对波斯社会能够哀其不幸而没有怒其不争的英国人。这比今天某些掌握大众传媒者对他们不喜欢的“东方”国家，或是大放厥词，或是深文周纳，要好多了。

近几年我自己在土耳其、埃及和印度都住了一段时间，看到了他们社会中的一些落后面，也经常就我观察到的现象对照中国社会中的落后面。我时常感叹，何以有古老文化的“东方”国家都有这么沉重的包袱与令人扼腕的陋习？何以偏居亚欧大陆一隅的西欧，在历经六七百年的封建割据之后，能够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在三百年里征服全世界六分之五的土地，控制几乎全部的海洋，并且至今仍然主导全人类在21世纪的走向？

“自我”与“他者”

任何人类群体都会有“自我”与“他者”的意识。对欧洲人来说，希腊是“我们”的文化源头，民主政治的创始者；波斯是古代“他者”的代表，长期与希腊对抗的东方专制帝国。

伊斯法罕附近的一座庭园

一个琐罗亚斯德教的崇拜场所

（上）德黑兰市北部一景

（下）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的酒店内

希腊与波斯在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对峙几百年之后，亚历山大率军东进（公元前331－前323年），征服了波斯，试图用怀柔的政策使波斯希腊化。不足两百年时间，波斯帕提亚王朝在波斯的兴起和罗马帝国的扩张使东方和西方再度对峙。公元4世纪起，信奉了基督教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和遵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仍然经常冲突，彼此敌视。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勃兴，重创了拜占庭又征服了波斯之后，欧洲人开始把阿拉伯人视为新的“他者”。

十字军东征（11－13世纪）时，欧洲人的“自我”和“他者”的意识达到高点。“我”是拉丁教会的基督教徒；“他者”就是异教徒穆斯林：先是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阿拉伯人（11－13世纪），后是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突厥人（14－17世纪）。18世纪之后，“他者”包括了“东方”的奥斯曼帝国、波斯萨法维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

从18世纪起，“东”“西”双方的强弱已成定局。这也正是“东方主义”在欧洲开始盛行的时期：一方面是商人、教士、外交官和学者对“东方”的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西方人对作为“他者”的“东方”的轻蔑、歧见与幻想的普遍流传。

这时欧洲人已经对地球有了清楚的认识，但他们仍然以自己的位置为中心，将美洲称作“西半球”，将欧洲以东的亚洲分为“近东”（如土耳其）、“中东”（如伊朗）和“远东”（如日本）。这个说法被受到西欧文化影响的美洲人和亚洲人普遍采用。因此，从中国一直向东去便到达“西半球”；从纽约搭火车到旧金山是“Going west”（去“西部”），但从旧金山再坐轮船到上海就是“Going to the Far East”（去“远东”）。

“东土”与“西域”(www.chuimin.cn)

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5世纪的两千年间，以小亚细亚为界线，“西方”是指欧洲东部，“东方”是指亚洲西部。这是希腊人的地理方位观。

对位居东亚的中国来说，中国在中间，以东称东瀛，以西为西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亚。他曾派副使到西亚的安息（当时的伊朗）考察。东汉时，班超重振汉威，派副使甘英前往地中海东岸的罗马帝国重镇安条克（Antioch）。甘英到了波斯湾东岸就被当地人吓阻而不再前行，但这已经是中华帝国官员到过的最西的地方，时间是公元97年。

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佛经的翻译，有记载的始于汉末。其中最早最著名的译经人是安世高（Parthamasiris）；因为他来自“安息”，故以“安”为姓。他本是安息国的王子，因未能继承王位而出家修习佛法，于公元148年到洛阳。不久即通中国语文，着手译佛经，前后共译出佛典九十五部。

中国与波斯的交流远不止于官员访问和高僧来往，东亚和西亚最主要的交往是丝绸贸易。据说早期有一支罗马军队和一支波斯军队作战时，波斯军队使用灿烂夺目的丝织军旗。罗马士兵从来没见过如此耀眼的旗帜，以为波斯军队有神灵相助，纷纷后撤逃跑。

因为波斯位于中国和罗马之间，所以在贸易上获利甚丰。波斯人之所以吓阻甘英，其故在此。

对中国来说，波斯是“西域”，中国乃“东土”。这个方位观和希腊人有矛盾。

抗“东”拒“西”情结

在伊朗历史上，除了阿拉伯人于公元7世纪的入侵令伊朗人脱胎换骨之外，还有几次强敌压境、受外国统治的痛苦经验。

西方来的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希腊军，东方来的突厥部族、蒙古大军，中亚的突厥－蒙古人帖木儿，还有16世纪从小亚细亚进犯波斯帝国的奥斯曼人，他们先后都统治过波斯的全部或部分领土。

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国王（Shah Abbas，1587－1629在位）为了牵制奥斯曼人，主动与欧洲建立联系，并希望借重欧洲改造波斯军队。这个政策固然得到一些效果，但也将欧洲列强引入了波斯，导致英国与俄罗斯在波斯和邻近地区进行恶性竞争，俄罗斯人夺走了大部分高加索，英国人拿走了半个俾路支（Baluchi）省，并使阿富汗于18世纪中叶脱离波斯而独立。

今天伊朗的领土要比历史上波斯帝国的领土小很多；而波斯文化圈的范围远不止于今日伊朗。这是伊朗民族主义者一个难忘的心理伤痛。

“东方和西方都属于真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朗与英、美财团争取石油权益，又力抗苏联在伊朗建立左倾政治力量。后来巴列维国王依靠美国进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以失败告终。伊斯兰革命的导因是对巴列维改革失败的反应，但是历史上作为“东方”的伊朗和作为“西方”的欧美集团之间的心结，在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划下了一道极深的鸿沟。

最近美国对伊朗发展核能十分关注，使得安理会中分属“东”、“西”方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对伊朗实行制裁。只有“既东又西”的土耳其和“不东不西”的巴西支持伊朗。

霍梅尼有一句名言：“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应该是他对伊朗历史经验的总结；也表明在意识形态上，他既排斥资本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的宣示。

两千年前向波斯王子学习佛教、把丝绸卖给波斯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普遍没有宗教信仰，大家的共识似乎是“东方也要，西方也要，有利于经济的都要”。依我看，在伊朗掌权的教士们对他们的教义似乎太执著，忽视了经济的发展；中国没有宗教信仰的官员们似乎又过于功利主义，忽略了人的心灵需要。

我诚心愿意见到在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上，中国和伊朗能像古代那样，既有商品贸易，又有文化交流。

我也很想“班门弄斧”一番：《古兰经》的第二章（《黄牛》）里说，“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无论你们转向哪方，那里就是真主的方向”。

伊朗对东方和西方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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