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后：政教合一的制度化保障

2024-01-22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伊朗：革命之后1963年暑期，我从台湾到埃塞俄比亚探亲。“白色革命”当时我不知道，伊朗在国王的倡导下刚刚开始一场“不必流血的”“白色革命”。为了制止国内外伊朗公民的不满，他越来越依赖特务组织。伊朗会发生革命应属必然，但是革命后的发展却有相当多的偶然性。由于多数军人原本效忠国王，新政权在国家军队之外又建立了一支“伊斯兰革命卫队”。总体来说，伊朗在革命后，政教合一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教士阶层掌握了大权。

伊朗：革命之后

1963年暑期，我从台湾到埃塞俄比亚探亲。一天晚上，我跟随父母去参加他们在WTO医学院的一位伊朗同事的家庭“派对”，结识了主人夫妇漂亮而健谈的女儿。后来，我和这位在英国读大学的伊朗女孩又见过几面。我告诉她，伊朗国王巴列维1958年访问台湾时我正在准备考大学。她说她父母喜欢国王，但是她自己觉得国王太过专权。

“白色革命”

当时我不知道，伊朗在国王的倡导下刚刚开始一场“不必流血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于1941年以二十一岁的年龄登基，继承父亲礼萨汗（Reza Khan）开创的王朝。他们父子都致力于推动西方化、世俗化、民族化的改革。与大约同年代的土耳其相似，伊朗也规定每个人要有一个姓氏（礼萨汗以伊朗在伊斯兰化之前使用的巴列维文“Pahlavi”为姓，借此说明他认为伊朗民族比伊斯兰宗教更为重要），废止妇女的面纱，用民法取代伊斯兰教法。父子俩人先后为了伊朗的主权与苏联和英国交手，也为了石油权益与英、美、荷等国周旋。

1935年，礼萨汗把国名从已经使用了两千五百年的“波斯（Persia）”改为“伊朗（Iran）”，意为雅利安人（Aryans）之国，将国家的历史追溯到四千年前，也和当时德国纳粹党人宣传雅利安人种优秀的说法相呼应。二次世界大战时，伊朗虽然保持中立，英国和苏联仍然派兵入侵。

(上）伊朗清真寺内典型的蜂窝式壁龛装饰

(下）什叶派圣地库姆的清真寺内装饰

（上）一群外出进餐的伊朗妇女

（中）伊斯法罕的休憩会所

（下）德黑兰北部风景美好的旅游餐饮区

在美、苏冷战期间，首相莫萨德（Mohammad Mossadeqh）于1951年宣布石油国有化，受到英国的制裁；他后来接近伊朗亲苏联的政党，有取代国王的意图，美国于是策动军人逼他下台。从此，巴列维国王大权独揽，完全一面倒向美国。

有鉴于伊拉克王室于1958年被推翻，巴列维发动“白色革命”，进行土地改革，推动工业化，赋予妇女投票权，藉以防止共产党人的“红色革命”。土地改革虽然给予地主有息分期补偿，还是开罪了拥有全国一半土地的大地主和两成土地的宗教界；妇女投票权更是遭到教士阶层和宗教保守者的反对。批判国王最彻底最激烈的是什叶派重地库姆（Qom）的神学院导师霍梅尼。

巴列维在台湾刚完成土地改革的时候到访台湾，应该是注意到台湾经验。他和蒋介石推行土地改革的理由很相似：没有土地的农民容易受革命党的鼓动。他们的政治理念和做法也颇为接近，只是两人所处环境有异，所以最后结局不同。

当时，巴列维有两大难题是蒋介石在台湾无需面对的。第一，强大的宗教势力反对他的改革。第二，伊朗自16世纪以来就是由波斯人、土库曼人、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阿拉伯人等构成的多民族共同体，其凝聚力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他以波斯民族为中心，在全国推行波斯语，想要借此统一和团结伊朗，其实却助长了其他几个民族的离心倾向。

特务与“职业学生”

我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时，曾负责过一门大学三年级的必修课。记得在1973年的班里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伊朗学生，很少来上课，考试不及格。第二年重修，还是不怎么上课，仍然不及格。后来另外一个伊朗学生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伊朗特务机关派来的“职业学生”，任务是监视其他伊朗留学生，所以他不能够毕业，因为他“毕业即失业”。

伊朗从1962到1972年依靠石油收入和外资快速进行工业化，经济增长每年在百分之十六以上，被称为“疯狂现代化”。但是到了1973年，开始出现危机。首先，由于港口装卸设备不足和官员办事效率低下，运输成为严重瓶颈。其次，土地价格飞涨，导致房价和房租高昂。工人以罢工争取增加工资，国王也支持提高工人收入，借此换取工人的忠心。然而提高工资不等于提高生产效率。第三，技术专才严重不足，政府和企业要用极高的工资聘用数以万计的欧美工程师、经理、顾问等，引起通货膨胀。第四，也是最严重的，是贪污和滥用公帑的情况蔓延全国，既消耗政府财力，更引发人民对政府的不满。

巴列维不相信民主改革有助于缓解经济和社会危机。为了制止国内外伊朗公民的不满，他越来越依赖特务组织。那个不能毕业的职业学生就是一个例子。(www.chuimin.cn)

伊斯兰革命与“人质事件”

历史的进展应该是有迹可寻，但又不可完全预知。伊朗会发生革命应属必然，但是革命后的发展却有相当多的偶然性。

1977年，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公开反对国王。1978年开始，工人、农民、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持续在各地轮流示威。政府军在多个城市射杀大批示威者，更加激化了民众。此时，流亡海外多年的霍梅尼（他留在家乡的长子恰于此前离奇死亡，得到伊朗人民的同情）频频通过偷运入境的录音带向伊朗人民讲话，成为反对国王者的精神领袖。秋天，示威群众喊出“处死国王”的口号；尽管美国总统一再声言支持国王，巴列维已经岌岌可危。

到了12月，超过一百万人连续几天走上德黑兰街头。示威者通过决议：拥护霍梅尼为国家领袖，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政府。巴列维见大势已去，于1979年1月出走埃及，结束了伊朗两千五百年的王权。

2月初，霍梅尼回到德黑兰，赢得短期的武装斗争后，着手组建新政权；并举行公民投票，确认他的领袖地位以及确定使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 of Iran）”这个国号。由于多数军人原本效忠国王，新政权在国家军队之外又建立了一支“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制定的新宪法体现了行政、司法和议会各个国家机器的伊斯兰化，也订立了人民投票选举总统和议员的民主参与制度。总体来说，伊朗在革命后，政教合一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教士阶层掌握了大权。

假如巴列维没有身患癌症，又假如美国没有允许他赴美治疗，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即使激烈反美，也不至于发动学生（现任总统内贾德[Ahmed Nejad]是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近六十名美国外交人员长达四百四十四天！美、伊关系也就不会恶化到完全不可逆转的地步。

在“人质事件”的过程中，我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经过两百年的屈辱之后，在某种情况下爆发出来的民族自尊和仇外情绪交织在一起，就会做出看似壮烈实则自我戕害的行为！

“人质事件”前期，美国曾派兵营救，途中直升飞机失事，不但没救出人质，反而牺牲了多名军人。这使伊朗新政权中的“强硬分子”获得更大的发言权，本来由反国王的各种势力组成的统一战线在此之后变成了他们的工具。

当时，一个反对党决定以暴力对抗霍梅尼集团，炸死了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在内的一大批部长、副部长、议员。这个事件为核心统治集团制造了一个镇压反对派的机会。结果有七千人被捕，五百人遭处决。

对新政权最大的考验是历时八年的“两伊战争”。1980年伊拉克进攻伊朗，伊朗先守后攻，越战越强，1988年双方同意停火。这场战争实质上给了霍梅尼集团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凝聚伊朗人心和证明他们的治国能力。

现代化问题

霍梅尼集团在十年里，把一个由西化世俗派主政七十年的君主国家，改造为一个行政、司法、议会、经济、教育、文化、新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皆由教士阶层主导的伊斯兰化的共和国，实现了“伊斯兰制度化，制度伊斯兰化”。

但是，由于经济停滞和其他国内、国外因素，近几年伊朗社会上滋生不满情绪，伊斯兰政权内部也出现分化。2009年的总统选举和2010年的反对派持续上街游行，都暴露了伊朗神权政治的危机。

2011年开始，阿拉伯世界的变革之风也吹到了伊朗。教士集团和世俗官员之间的矛盾开始愈来愈公开化。

伊朗是以色列最大的敌人，也是美国中东政策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有人认为，目前在阿拉伯世界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政治动荡将会传到伊朗；也有人认为，阿拉伯世界的变革将会对伊朗有利而令以色列陷入更为困难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教士集团和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程度与阿拉伯几个国家还不一样；而已经在核子俱乐部边缘的伊朗，会令西方国家不敢像对付利比亚的卡扎菲那样对伊朗轻易采取军事行动。

伊朗问题的核心是伊朗将会如何处理宗教信仰、教士专政和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伊斯兰革命虽然体现了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主张，但是如何在什叶派宗教学者所共同理解的伊斯兰教义的指导下进行现代化，还是一个没有清楚答案的问题。

伊朗革命后：政教合一的制度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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