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小农的均平理想与中国思维方式

2024-01-19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广大小农心目中，“均田免粮”始终是一种充满魅力的召唤，频频发生的农民起义成为抑制土地兼并的自发的调节器。北宋王小波在鼓动农民起义时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起事之后以“均贫富”为其政治纲领。一百年以后，钟相、杨么又提出“等贵贱”的口号，声称“劫财为均平”。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广大小农心目中，“均田免粮”始终是一种充满魅力的召唤，频频发生的农民起义（在它的旗帜上永远大书着“平均”的旗号）成为抑制土地兼并的自发的调节器。从陈胜、吴广高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所展示的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那些丧失了土地而又背负着沉重赋役的农民演出了一幕幕“均平”的悲剧。历代起义尽管人物不同，环境相异，但其根本原因却完全相同，皆因不堪忍受土地兼并、赋税不均、徭役繁重和严刑峻法而起，他们的目的并非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而是想建立一种耕者有其田、薄税少役、社会财富较平均的温和的封建制度。

早在《诗经》中，民众的这种反对残酷盘剥的平均思想就有所表现，《诗经·国风》中的许多篇都表达了劳动者对贵族不劳而获的不平等现象的强烈不满。贵族们足不沾田，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农民们终年劳累，却“无衣无褐”，“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诗·豳风·七月》）对于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农民们只能发出不满的质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 alt 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诗·魏风·伐檀》）到了秦代以后，这种对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呼声就演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尤其自唐代以后，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王仙芝死后，黄巢又自称“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攻入长安建立政权后，又定国号为“大齐”，典型地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意识。北宋王小波在鼓动农民起义时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起事之后以“均贫富”为其政治纲领。一百年以后，钟相、杨么又提出“等贵贱”的口号，声称“劫财为均平”。明末李自成起义的主要政治口号为“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这些口号深深地迎合了痛感不平的农民们的心理，当时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着一首歌谣：

“吃他娘，穿他娘，

开了城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及至太平天国起义，更是把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推向了极端，在太平天国的主要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近似于空想共产主义的均平乌托邦图景。《天朝田亩制度》甚至提出了消灭私有经济的主张，企图对社会组织重新进行大改组，建立起一种类似于欧文的“平行四边形”的“合作新村”的社会组织——“两”。每“两”由二十五家组成（不多也不少，这又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表现），形成一个小而全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体系。在这个平均主义的小天地中，男耕女织，甘苦与共，一切产品皆归公，“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在生活资料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生活一体化，大家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穿衣吃饭之外的特殊需要，也是绝对平均的：‘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13】这种“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妙景象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它虽然充满了诱人的魅力，但是在封建社会的现实中永远只能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即使在太平天国内部，这种理想也没有成为过现实，恰恰相反，它实行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度。(www.chuimin.cn)

事实上，平均主义永远只是封建社会的农民们干渴难耐时的一滴露珠，只有当农民们贫无立锥之地、冻馁难当之时，他们才会扯起平均主义大旗；而当他们能维持起码的生存时，就会由平均主义的鼓吹者转为等级制度的维护者。在中国农民心中，比平均主义更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小私有观念，平均主义和等级观念只不过是小私有观念的两种相辅相成的表现形式。“凡是平均主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伴生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同时也伴生着普遍的贫穷和匮乏。”^【14】对同一个人来说，蹇滞穷愁时，就抓住平均主义做救命稻草；亨通顺达时，则紧抱住维持现状的等级制度。自己贫穷潦倒了就想均别人的产，可是当自己暴发后却不让别人来均自己的产。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领袖，当他们以平均主义来号召民众时，自己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一种新的等级制度。他们一旦夺取了政权（或者由于他们动摇了旧王朝的统治基础，使一些投机者夺得了江山），新的等级制度和一大批暴发的新贵就鸣锣上场，平均主义的初衷和许诺则被抛到九霄云外。这些新贵因其暴发户的特点，在贪婪程度上决不比旧的特权阶层低，只是由于在建国之初，前朝倾覆的殷鉴不远，才有所收敛。几代之后，他们的子孙们又开始老调重弹，加速了土地兼并和横征暴敛的步伐，从而又引发了新的农民起义。这些新的起义者和他们的那些忘了本的先驱者们提出的是同样的口号，追求的是同样的目标，于是历史就步入等级制度——土地兼并——反兼并的平均主义——新的等级制度的下一轮循环中。

由此可见，在小私有观念牢牢地占据着人心并不断地滋生出贪欲（主要是对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贪欲）的社会中，任何平均主义的理想都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乏花。当我们朴实憨厚的农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平均主义的海市蜃楼所吸引，并一次又一次地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时，他们始终不知道，作弄他们的并不是那些起初把平均主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而后却忘了本的起义领袖，而是他们自己心中狡狯的小私有观念。

农民心中的平均主义思想与一部分士大夫（这些士大夫是封建社会中的目光远大者）心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不尽相同的，前者是出于狭隘自私的小私有观念，后者则是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考虑和道德考虑。前者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块生存所系的土地，后者的目的则是确保封建帝国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但是这两种出发点迥异的平均主义思想在社会效用方面却是殊途同归，当土地兼并严重地动摇了封建制度的经济根基时，这两种平均主义思想分别从上下两个不同的角度发动，不谋而合地构成了缓和封建社会危机的缓冲器。它们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土地兼并的现象，却可以在一定时期中把土地兼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这方面，平均主义思想与土地兼并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和忠孝仁义等道德规范与腐败肮脏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如果说忠孝仁义等道德范畴与腐败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一种普遍的道德伪善，那么平均主义思想与土地兼并的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就造成了一场持续的社会欺骗。

对于平均主义的历史作用应该辩证地分析。如果仅从封建制度内部来看，平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的势头，在短期内缓解了农民的疾苦，并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所以列宁把平均主义称为封建社会中的“最革命的思想”。但是如果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平均主义的主要作用不是破坏而是极力维护、修补和完善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当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时，平均主义显示出它的历史进步性，可以说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正是在平均主义与土地兼并的长期冲突中逐渐转化为封建地主占有形式和自耕农占有形式的。然而当封建社会开始衰落后，平均主义的种种努力就与历史前进方向相背逆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均主义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思想障碍之一。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真正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的不是土地兼并者，而是受平均主义影响的广大小农和士大夫。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商贾和土地兼并者们也不是资本主义因素的促进者，他们虽然在表面上进行着类似西方近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活动，骨子里却始终恪守着传统的旧观念。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他们缺乏一种以赚钱为“天职”的“资本主义精神”和“一切均为增加上帝的荣耀”的“新教伦理”。“合理的工业资本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受到阻碍，“不仅是因为没有形式上的保护法、合理的行政机构和司法制度以及征税权的具体制度，而且最基本的也是因为没有精神上的基础。首先是植根于中国人精神气质中的中国人的态度妨碍了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发展。”^【15】在中国，土地兼并的目的并非是发展“合理的工业资本主义”，而只是荫护子孙，以及满足个人的消费贪欲。土地并没有转化为商业资本，再进而转化为产业资本。相反，商业资本却大量地转化为土地形态，巨商大贾们最终都成为广置田产的大土地占有者。

封建小农的均平理想与中国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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