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维方式：超越伦理定向

2024-01-19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传统的唯伦理性思维方式在历史实践中体现为一种实用理性，这种实用理性既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思辨理性，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科学中的科学理性，甚至也不同于美利坚民族的实用主义。一方面，任何科学发现都必定具有道德启示的作用。这成为中国观象授时的指导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对科学发明不敢问津，从而极大地遏制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1985年，《走向世界丛书》之一的《随使法国记》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作者为清朝末年的张德彝，一个同文馆出身的年轻翻译。在该书中，他记述了一段与洋人饭后闲谈中外鞋底孰优孰劣的趣闻：“有洋人纳武英者谈云：‘今日本国学习各国文武兵法，效验极速。贵国亦宜有备，方可无虞。即以诸公所着鞋底论之，足见其蠢笨不灵矣。’彝曰：‘即以鞋底观人，其真假虚实，亦可略见一斑。贵国鞋底，必先薄而后厚，虽厚亦只四分之一。日本鞋底，前后实而中空，虽实不足四分之一。皆不如我国鞋底，首尾一律。以之待人，亦必始终如一，不致易辙改弦也。’其人不对而去。”^【3】鞋底的厚薄问题，本是一个技术问题，当以人体构造和鞋底的实用舒适为准则来谈论，可是张德彝竟一下子扯到道德问题上，洋人自然只能“不对而去”了。

这种以道德标准来衡量科学技术的功用的思维习惯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张德彝与洋人闲谈的两千多年以前，在《庄子·天地篇》中就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子贡有一次路过汉阴，见一老人正在浇地，老人“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费力颇多却收效甚少。子贡就上前去向老人介绍灵便有效的橘槔取水的方法，不料老人却忿然作色道：“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于是“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橘槔为古代的一种取水器械，比起原始而蠢笨的“凿隧入井，抱瓮出灌”的取水方法来，要简便而有效率得多。浇圃的老翁不愿采取这种革新的技术，反以“道所不载”相讽，表明了老翁的抱残守缺的心理。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却是“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这则故事鲜明地表现了庄子本人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庄子把技术革新与所谓的“机事”、“机心”相联系，从而，从道德的角度否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必要性。

这也同样是古代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普遍态度。用道德标准来对科学技术进行评判和取舍，必然会致使科学技术停滞不前。

传统的唯伦理性思维方式在历史实践中体现为一种实用理性，这种实用理性既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思辨理性，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科学中的科学理性，甚至也不同于美利坚民族的实用主义。思辨理性以某种形而上的本体之独立存在为出发点，以逻辑演绎为方法；科学理性以对客观对象（自然界）的观察和实验为出发点，以经验归纳为方法；实用主义完全抛弃一切规则和固有模式，仅以主客体之间的具体的和相对的适应状态为转移。而中国的实用理性则是以“天人合一”的道德规范为出发点，使对象与主体合而为一，自然界（“天”）不是作为独立存在的客体或人的对立面，而是被人格化，成为与人和谐相融的一个部分，主客体相融的契机就是那种普遍弥漫的道德规范。既然是天人相通、天人合一，那么天人之间就无须依靠认识来沟通，只须通过神秘的感应。因此既不需要以形而上本体为起点的逻辑演绎方法，也不需要以实验为起点的经验归纳方法，只需要一种建立在天人之间的类比推理方法。这种类比推理不同于科学发现中普遍运用的类比推理，它不是建立在两种自然现象之间的，而是以自然现象（天）为一端，以道德现象（人）为另一端，从而使得对一切自然现象的解释都具有道德教化的特点。一方面，任何科学发现都必定具有道德启示的作用。《周易·系辞上》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八卦就是圣人根据天象以昭明道德的最初尝试。《春秋·文公十四年》载：“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世界上第一次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然而《左传》却就此解释道：“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乱死。’”世界上第一位恒星表绘制者、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石申也认为，彗星“其状不同，为殃如一。期不过三月，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余殃不尽，当为饥旱疾疫之灾。”（《唐开元占经》卷十八引《石氏星经》）彗星的出现本是天文现象，却被引来预示人间祸福，从而天文学也就转化为占星术，自然科学则转化为道德启示学。恰如《易》所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成为中国观象授时的指导方针。一种特异的天文现象出现，无人去作天文学的研究，臣子们却纷纷以“天象示警”为由上书畅言政见，帝王则诚惶诚恐，忙着禳解灾祸，下“罪己诏”，求神进香，重振朝纲。直至清末，有一位贾廉听西方人说：“日大不动，八星绕之”，马上义愤填膺地痛加斥责：“窥其用心，止欲破我天地两大，日月并明，君臣父子夫妇三纲而已。”

另一方面，任何科技发明都必须有助于道德教化的目的，否则就将会被斥为“奇技淫巧”，或打入冷宫。前文所引《庄子》中老翁拒用橘槔取水即是一例。儒家经典《礼记·王制》中规定：凡以“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所谓“奇技奇器”者无非多为科技发明之物。《明史·天文志》记载：“明太祖平元，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益而碎之。”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玩物丧志”，这里所说的“物”固然是指引人意志消沉的虫鸟犬马，但是也包括各种科学发明之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对科学发明不敢问津，从而极大地遏制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孙中山先生指出：“至于创造新器，发明新学，人民以惧死刑，不敢从事。”^【4】民间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发明，因其无补于道德教化，终于失传。还有一些发明，几次失传，又几次重新被人发现，但仍然得不到重视，只到近代传入西方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才使国人大吃一惊，颇有追悔莫及之感。我国古代文明素以四大发明而著称于世，然而四大发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却始终处于襁褓阶段，未曾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益。《韩非子》中就记载了指南针之父——“司南”（“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到了宋代，指南针和罗盘（“地螺”）均已出现，11世纪已用于航海，南宋《诸番志》在描述从泉州到海南的航行时谈及：“唯以指南针为则。”然而指南针在中国更多的不是用于航海，而是用于风水先生看坟场。自从12、13世纪指南针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以后，很快就导致了西方航海时代的来临，其结果是地理大发现和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诞生。数百年后，指南针和罗盘又指引着西方列强的战舰来到自己的诞生地。火药最初是唐代炼丹术的产物，到了宋元时期比较广泛地用于军事上，但是它的威力始终是很有限的。火药在中国最广泛地被用于爆竹制作中，成为民间驱邪避灾的必备之物。与指南针一样，火药一经传入欧洲，马上带来了“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迅速地改变了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几百年以后，它从威力强大的洋枪洋炮中喷射出来，轰开了大清帝国紧锁的国门。中国发明的纸和活字印刷术一经传入欧洲后，很快成为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有力工具，使“文化从教士们把持的写在羊皮纸上的《圣经》中解放出来，走向人间”，“帮助欧洲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5】再如宋应星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一问世即受到了冷遇，清代的《四库全书》也不收此书，后来竟至失传。然而在国外它却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直到20世纪初，才从国外返传回来。这种现象颇类似于失传的希腊科学技术经阿拉伯人之手复传回西方，但是希腊文化之所以遭此一劫是由于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使希腊罗马文化中断，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文化断层。因此中国科学技术的失传不能归咎于外在的文化冲突或暴力因素，而应该归因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唯伦理性的思维方式的作用。

为了与科学发现中常用的类比推理相区别，我把这种系于自然现象与道德人事之间的类比推理称之为伦理定向的象征化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把自然现象道德化，超越经验具体的观察和实验，用一些涵容性极大的哲学范畴和道德范畴来简单地比附自然现象，并据此对科学技术发明进行取舍。“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6】(www.chuimin.cn)

在古代中国人眼里，从日月星辰的运行到花草鸟虫的生息，无不具有道德的色彩，这些现象并非自在自为的，而是与人事的兴衰成败休戚相关。地震洪水、山崩海啸是对人间无道的儆戒，流星陨落预示着国家栋梁将夭折，路遇双头蛇意味着死期将至，喜鹊叫枝头则表示喜事临门。周室明主将出，凤凰就飞到岐山去鸣叫；屈死了窦娥，天就要降六月雪。从皇室到百姓的婚娶丧葬都得查查吉日，做个梦还要找人揣摩一下梦的寓意。“天无二日”，所以“国无二君”；天有五方，所以人有五德。天上诸象，无不与人间的道德行为有关，人世修平，则风调雨顺；奸邪当道，则险象环生。“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幸则国赤地，令不信则多淫雨。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霓彗星者，天之忌也。”（《淮南子·天文训》）董仲舒则更进一步把天地四时与忠孝礼义的道德规范联系起来：“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春秋繁露义证》卷十一）在这种“天人感应”的自然观的统辖下，要想摆脱道德思想的影响，把自然现象当做独立存在的客体来加以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伦理定向的象征化思维方式以一些涵容性极大的哲学范畴和道德范畴如气、道、理、性、阴阳、五行、仁、义、礼等作为解释自然现象的依据，而这些范畴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定义和界说，所以内容极其模糊。用这些内容含混的范畴来解释自然现象，恰如街头摆摊的算命先生为人算命一样，尽管高深玄奥，含糊其辞，但是听起来却好像总是八九不离十，颇有些耐人寻味的道理在其中。例如中医的“比类取象”方法，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解释肺、肝、肾、心、脾等脏腑之间的生克承制关系，形成中医的“脏腑相关论”。用这套理论来诊断和治疗疾病，似乎有道理，又似乎令人难解；对有些病人非常奏效，对另一些病人却毫无作用。至于用阴阳和其他哲学范畴及道德范畴来解释自然现象，就更是显得离奇高深了。譬如“道”，对“道”的界说本身就令人摸不着头脑：“折折乎如在于侧，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戴望《管子校正》内业篇）再来看看最早提出“道”的哲学家老子对“道”的说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二十五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二十一章）这种恍恍惚惚的“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已经够令人费解的了，如果再用它来解释自然现象，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就更让人如坠五里雾中了。这种解释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它永远不会因为走极端而犯错误，因为它是模糊不清和涵容万象的。然而正是由于它包罗万象，它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明。它可以使中国人意得志满地陶醉在一种“包治百病”的心境中，但是它却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真正科学的解答。

这些自以为说明了一切其实却是什么也没有说明的范畴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科学理论的发展。“它的模糊使理论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涵容性，这种涵容性又赋以理论左右逢源的生命力，使它不致被否定，然而从整个科学史来看，没有否定也就不会有发展了。”^【7】这种模糊性的解释根本不是科学认识，而是象征思维的一种简单类比。它充其量只具有一种道德启示的意义，并不能得到关于客观对象的确切知识。诚如黑格尔所批评的：“在象征型里，本来应该表现于形象的那种理念本身还是漫无边际的，未受定性的，所以它无法从具体现象中找到受到定性的形式，来完全恰当地表现出这种抽象的普遍的东西。”^【8】

这种伦理定向的象征化思维方式把客观独立的自然界当做人的道德生活的一个感应对象，把自然现象当做道德现象的诠释工具，使伦理意识的影响不仅遍及一切人文领域，而且渗透到自然观和科技思想中，从而进一步确证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道德哲学主题。

中国思维方式：超越伦理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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