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治代法治的司法实践：协调与超越

2024-01-19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刑不上大夫”与“刑无等级”在理论上都是成立的，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则相互补充。包公等人的故事与其说是捍卫了法律的尊严，不如说是对法律的讽刺。这种现象表明，决定人们命运的不是公正不移的法律，而是时常变化的执法者。这种以“人治”代替“法治”的现象是一切封建社会共有的情况，并非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特点，在于执法者始终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法律的最终依据。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司法方面的等级差别始终严重地存在着。但是这种等级差别不是根据血缘身世（除皇亲国戚外），而是根据社会地位。由于宦海沉浮，瞬息万变，所以这种等级差别并不表现为个人的特权，而是表现为职位的特权。而职位的特权又是皇帝所赋予或默许的，因此这种特权最终还是归结到君王那里。在中国，究竟是“刑不上大夫”，还是“刑无等级”，完全取决于君主的恩宠与否。伴君如伴虎，投其脾味者，即使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也可因皇帝隆恩的庇护而安然无恙；直言相谏者，一言相忤，则诛及九族。宠幸之臣逍遥法外的大有人在，而冒犯天颜招致杀身之祸的将相公卿也屡见不鲜。

“刑不上大夫”与“刑无等级”在理论上都是成立的，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则相互补充。“刑不上大夫”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法律保证，“刑无等级”则是安抚民心的一块金字招牌。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中，这两种貌似对立的司法原则究竟孰占上风，则完全依执法者的人品而定。大多数执法者都是官官相护，徇私枉法，暗自恪守“刑不上大夫”的准则，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敢于秉公执法，不畏权贵的“青天大老爷”也不乏其例。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理论上的法律准则，而在于实践中的执法者。“刑不上大夫”与“刑无等级”的对立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对立，这两种司法原则的解释权都属于执法者本人。随着执法者的不断更替，法律准则也就不断地变化，于是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只能看到所谓的“清官”和“贪官”，而看不到独立的法律本身。

在清官或贪官的背后，还站立着明君或昏君，从而构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人治”的系列。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只要有一个人在法律面前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到特殊待遇，法律就成为欺骗人的一纸空文，特别是当这个人是出言为法、下笔为律的帝王。

由于确认帝王的权柄高于法律，在封建社会中就出现了两种法律依据，一是历代沿用和编纂的各种成文法，一是当朝皇帝的信口之言。一个人被处以刑罚，或者是由于触犯了某种成文法则，或者是由于触犯龙颜，甚至可能是出于“莫须有”的缘故。说到底一切法律最后都系于君主一人的喜怒哀乐，刑罚是否加于大夫并不取决于成文典律，甚至也不取决于某个“青天大老爷”，而是取决于皇帝一人的意愿。恰如康熙所言：“有治人，始有治法”（《清实录》卷四十三），而这“治人”最后则上溯到“治君”。刑不上大夫，是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目的在于“尊君”。“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汉书·贾谊传》）刑及大夫，则是出于“清君侧”的考虑，目的也在于“尊君”。

当然，“刑及大夫”之例在中国法律史上也时有发生，人们可以举出许多坚持法不阿贵的人物；如“强项令”董宣、铁面包公、海青天……但是这恰恰说明了中国法律的随意性——法律因执法人而异。包公等人的故事与其说是捍卫了法律的尊严，不如说是对法律的讽刺。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里，是绝不会有“包青天”、“海青天”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称呼的。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公正的法律，而无须一些“青天”作为中介。在中国，“包青天”们的出现以及对他们事迹经久不衰的讴歌，恰恰表达了生活在无法的国度中的人民对法的朦胧而又朴素的向往。这种现象表明，决定人们命运的不是公正不移的法律，而是时常变化的执法者。执法者可以援律执法，也可以引儒经而不执法，一切均以他的个人品性和好恶为转移。偶有一两个“青天”仗义执言为民作主，他就受到万民的赞颂，这赞颂还缘着他一直上溯到与事无关的“吾皇”，却唯独不见赞美律典所载的法律本身。因为在百姓心中，那些无恶不作的权贵之所以伏法，与法律本身毫无关系，只是有赖于包青天、海青天们的为民作主，此外当然还应感激远在天边的“吾皇”的圣明。(www.chuimin.cn)

法律的目的既然在于维护上尊下卑的封建伦理道德，人治便不可避免。千百年来，辗转于苦难生活中的老百姓们时时寄希望于一个圣明天子的出现，从来没有人想要过一部公正的法律。人们坚信，“一正君而国定”（《孟子·离娄上》），但是对于帝王是否贤明，谁也难以把握。君不正，法律也无奈他何；即使君主一时贤明，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他不去倒行逆施。

百姓们向往明君、清官政治，表明他们对自身的价值和权利毫无知觉，他们的命运对他们自己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异己的和无从把握的。而那些清官们，之所以为民作主也决非出于一种民主的思想，其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规范，他们治狱的最高原则仍然是忠孝二字，其治狱的准则始终不离君臣、父子、长幼之序。以刚正著称的海瑞，他的司法原则也并非是公正的，他自己就说：“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集》，《兴革条例·刑属》）由此可见，断狱的标准仍是以人伦关系为本，在封建伦理规范之外加上一点平均主义思想而已。在“争产业”方面，之所以“宁屈乡宦”，说到底是为了抑制过分的土地兼并，确保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在这一点上，海瑞比起其他封建官吏来要显得眼光远大一些，他能够认识到，小农经济事关封建大帝国的命脉，小农经济如果崩溃，封建王朝的根基就会动摇。而那些拼命兼并土地的“乡宦”则是封建土壤里滋生的蛀虫，他们为了一己私欲不惜蛀空整个封建经济的大厦。出于捍卫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目的，海瑞曾冒死坚令大乡宦徐阶退还民田，这件事表明了海瑞在土地（“产业”）问题上死保封建经济基础的良苦用心。但是在“争言貌”的问题上，由于关系到上尊下卑的道德规范和等级秩序，即封建伦理之“大体”，海瑞便毫不客气地“宁屈小民”了。

这种以“人治”（或“吏治”）代替“法治”的现象是一切封建社会共有的情况，并非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特点，在于执法者（即“治人”）始终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法律的最终依据。无论是“贪官”还是“清官”，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对于法律的解释都是无一例外地依据于“忠孝仁义”的封建伦理规范。因此，所谓“吏治”并不意味着为官者可以为所欲为，在他们心中始终高悬着一把封建伦理的“尚方宝剑”。它对于“清官”们是一种理直气壮的心理依凭，对于“贪官”们则是一种潜在的束缚，使其不敢在贪赃枉法的行为上做得太过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伦理性思维方式已经潜移默化地融贯于人们心中，伦理意识成为支配人们的一切思想观念和行为的根本意识。由于它的影响，“治人”们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不得不始终戴着一副封建道德的面具。他们的任何用刑决狱，无论怎样清明或冤滥，其目的说到底都是为了隆礼义、正伦理、申教化、振纲纪，维护封建的道德规范和等级秩序。

以人治代法治的司法实践：协调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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