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的殉道原型及思维方式探讨

2024-01-19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与孔子的安身立命的现世自我修养的处世态度相反，在苏格拉底身上，表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宗教殉道精神。依照雅典的法律，原告如果要求对被告处以死刑，被告有权利提出一种较轻的惩罚来代替死刑，法官将根据原告和被告各自提出的惩罚而作出一种折衷的判决。苏格拉底这种藐视法庭的态度进一步激怒了雅典人，他被判处了死刑。

与孔子的安身立命的现世自我修养的处世态度相反，在苏格拉底身上，表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宗教殉道精神。

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正是希腊文化最繁荣的时代。雅典民主制为历史贡献出一大批杰出的天才，在文学上有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幼里庇德斯、阿里斯多芬；在艺术上有斐底亚斯；在历史学方面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他们都是雅典民主制的热心鼓吹者，也是希腊多神论的坚决捍卫者。他们的领袖是伯利克里斯，黑格尔把他推崇为古往今来一切政治家不可超越的典范，称他为“一个绝对高尚的人”。这些人构成了希腊多神论信仰的强大堡垒，他们深深地陶醉于灿烂的现实文化的光环中。希腊多神论文化发展到他们那里已经达到了顶峰，它的精力已经耗尽，在这个光辉的顶点的前面是万丈深渊。然而，无论是上述的那些伟大人物，还是一般的雅典人民，都没有而且也不愿意认识这一点。他们都把雅典民主制和希腊多神论文化当做一种永恒的理想的生活，沉迷于昔日的和现实的光荣的睡梦中，听任历史的惯性的拖曳，全然没有意识到前面的渊壑。即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人仍然昏昏沉沉地做着伯利克里斯时代的梦，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恢复的民主制充其量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在这种普遍的陶醉中，出现了两个伟大的叛逆者，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上述那些人。这两个人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是师生关系，两个人都是雅典民主制的否定者^【81】。同样地，两个人也都表示出对希腊多神论文化的鄙夷。由于他们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否定，由于他们在众人皆醉的环境中表现出清醒和惊世骇俗的远见卓识，所以他们像一切时代的先知一样遭到了不幸：苏格拉底被处死，柏拉图被迫多年流落他乡。

孔子是奠定现实伦理规范的楷模，苏格拉底则是预见新宗教曙光的先知。孔子所制定的伦理规范与社会的现存秩序和人心的亲情心理相吻合，而苏格拉底预示的宗教则由于它的超越性和神秘性（非直观性）而与雅典人的宗教常识和习惯格格不入。苏格拉底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宗教殉道意识，他坚信自己作为一个神派遣的使者所应履行的职责，这个职责就是孜孜不倦地探索智慧和听从神的呼唤。苏格拉底之所以被控诉，也是由于这两个罪名：一是因为他喜欢探索天上地下的各种东西，并且以此传授他人；二是因为他蛊惑青年，不信国教（希腊多神教）的神而引进新神。对于这种使命，苏格拉底在为自己作申辩时并不讳言，面对着诬告他和审判他的雅典人，苏格拉底用一段流传百世的名言表达了他的宗教意识和爱智之心：“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爱你们，但是我将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总不会放弃爱智之学，总是劝告你们，向所接触到的你们之中的人，以习惯的口吻说：‘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惭愧吗？’”^【82】

苏格拉底心中的神并不是那些具有人的形体，象征着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奥林匹斯诸神。他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这个神的具体特征，但却暗示了这个神是一个形而上的灵，是一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存在。他表述道：“你们在许多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曾听我说过有一个神谕或者灵异降临于我，也就是美立都起诉书中所嘲笑的那个神。这个灵异是一种声音，最初它降临于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它总是禁止我，但从来不曾命令我，去做任何我要做的事。阻止我去做一个政治家的也是它。”^【83】在柏拉图的《费多篇》（一译《斐多篇》）和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基督教的圣徒极为相似的苏格拉底，他具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应有的几乎所有的“崇高”德行：对信仰的坚定不移，对情欲的严格驾驭，殉道的精神，渊博的知识，贫穷的生活以及世人难以理解的神秘主义神学思想。他相信灵魂不死，因此漠视世俗的肉体的暂时享受，他也同样鄙视被现实国家（城邦）所崇奉的无灵魂的诸神。苏格拉底的悲剧性的殉道是基督耶稣救赎的真正原型，他是最原始的弥赛亚和先知^【84】，他在四百年前就预演了基督蒙难的宗教悲剧。他在申辩失败后从容地说道：“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85】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使我们自然地联想到基督临刑前对罗马总督彼拉多所说的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与孔子的利命保生的知足人生态度不同，苏格拉底表现了一种宗教的殉道精神。对于现实生活，苏格拉底不是去附和与协调，而是无情地针砭。他把自己比作为一只马虻，奉神的旨意而不停地叮咬雅典这匹“肥大而懒惰迟钝”的“良种马”，以对雅典人进行“唤醒，劝告，责备”。当雅典人不听从他的劝告和责备，宁愿让余生在“昏昏沉沉的生活”中度过时，苏格拉底并没有采取“穷则独善其身”的避世态度，而仍然坚持不渝地叮咬刺激那匹“良种马”，终于激怒了雅典人，要把他判处死刑。依照雅典的法律，原告如果要求对被告处以死刑，被告有权利提出一种较轻的惩罚来代替死刑，法官将根据原告和被告各自提出的惩罚而作出一种折衷的判决。但是苏格拉底却以为他非但无罪，而且比奥林匹斯竞赛场上得胜的人更有功于人民，如果要他提出一种代替死刑的较轻的惩罚，那么他只能提出“罚”他到普吕坦内安（雅典为有功于国家的人所设的公共食堂）就餐。稍后他又作了一点妥协，表示愿意认罚一个命那（雅典的一种很小的货币单位）的银币，后经柏拉图、克力同等门生好友的劝告和担保，他才表示愿意认罚30个命那。

苏格拉底这种藐视法庭的态度进一步激怒了雅典人，他被判处了死刑。对于这个判决结果，苏格拉底丝毫也不感到畏惧和恐慌，因为他心中的神并没有作出任何征兆来阻止他赴死。他在申辩时曾明白地表示了这一点：“我遇一件灵异的事。经常降临的神的音旨以往每对我警告，甚至极小的事如不应做，都要阻止我做。你们眼见，当前发生于我的事，可以认为，任何人都认为最凶的；可是这次，我清晨离家到法庭来，发言将要有所诉说，神的征兆全不反对。……我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告诉你们：神暗示所发生于我的好事，以死为苦境的人想错了。神已给我强有力的证据，我将要去的若不是好境界，经常暗示于我的征兆必会阻我。”^【86】正是由于怀有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所以当临刑的前一天克力同来监狱告诉苏格拉底死期将至时，苏格拉底坦然地回答：“好命运啊，克力同，若是神的旨意如此，即便如此吧。”然后他又向克力同讲述了自己刚刚做的一个梦：“一个白衣丽人示现于我，来我处叫我，对我说：‘苏格拉底，今后第三天，你就来到肥沃的弗替亚。’”^【87】克力同出于朋友的爱护，劝苏格拉底当晚逃走，并表示他和其他热爱苏格拉底的人将提供帮助，苏格拉底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因为他确信，“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死亡虽然使他离开了“生活”，但却把他引向一种“好的生活”。

在柏拉图的《费多篇》中，描述了苏格拉底临刑前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见解和对死亡意义的阐述，苏格拉底确信：“哲学家的职责恰恰在于使灵魂脱离肉体而获得自由和独立”，“灵魂这个不可见的部分，离开肉体到了一个像它自己一样实在、纯粹及不可见的地方去，即去冥王哈德斯的属地或不可见的世界去谒见至善和至明之神。”因此，“一个真正将一生贡献给哲学的人，面对死亡之时应该心情快乐，并坚信他生命结束时，他能在另一个世界找到神赐予的最大幸福。”^【88】(www.chuimin.cn)

许多个世纪以后，一位基督教的牧师说道：“无论是在古代还是近代的任何悲剧里，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史籍里，没有一件事是可以与柏拉图书中苏格拉底的临死时刻相媲美的。”在西方后来的历史中，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苏格拉底殉道原型的再现。从基督舍身拯救人类的宗教形象，到丹东大义凛然地说着“难道我能把祖国系在脚跟上带走吗”而自愿赴死的情景，都凝结着这种为理想而否定现实、为信仰而舍身取义的殉道精神。

当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新神或新的宗教理想的先知与雅典城邦的传统信仰相抗衡时，他演出了一场悲剧。然而在这场宗教改革的悲剧后面还隐蔽着一场更为深刻的文化悲剧。苏格拉底之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原罪”，而中世纪一千多年间基督教对希腊罗马文化的残酷报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对这一“原罪”的赎偿。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浪漫遭遇，而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苏格拉底是雅典社会的良心，是孕育在希腊文化的美丽理想中的新兴的“精神”，雅典人用自己的双手扼杀了自己的良心和“精神”。雅典人很快就陷入了一种深沉的后悔和自责中，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苏格拉底的精神正是在他们的臃肿而衰朽的机体中逐渐生发的精神，“一方面，雅典人由于自己的后悔而承认了这个人的个人的伟大；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苏格拉底的这个原则，虽然对他们是有害的和敌对的——即提倡新神和不敬父母——却已经进入他们自己的精神，他们自己也处在这种矛盾分歧之中：他们在苏格拉底那里只是谴责了自己的原则。”^【89】但是这种后悔已经太晚了，一颗忏悔的新生之心已经无力改变衰朽的机体，雅典公民已经无力自救了，他们对苏格拉底的判决就是对自己的判决，他们刚刚宣判完苏格拉底，自己就走上了被告席，等待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宣判。苏格拉底临死前曾预言：“杀我的人啊，帝士为证，我死之后，惩罚将立即及于你们，其惨酷将远过于你们之处我死刑。”^【90】不久以后，这预言就应验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用武力将雅典这具泯灭了良心和精神的行尸走肉收棺入殓，雅典人为自己所犯的罪过付出了十倍惨重的代价，历史进入希腊化时期。

叶秀山写道：“苏格拉底的悲剧是雅典公民所能谱写的最后一个杰作了。历史正是处在这样的时刻，苏格拉底对一个不能寄托希望的力量给予了希望。从此以后，希腊的历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雅典已经不足道了。在马其顿统一希腊的时候，雅典固然出现过德谟斯提尼这样伟大的演说家为雅典的民主制辩护，反对马其顿的统一，但历史的主流已经不可抵挡，整个雅典公民在这个洪流面前已经是那样的渺小，失去了一切严肃性、严重性，就不可能成为悲剧性的了。”^【91】

苏格拉底的肉体是失败了，但是他的精神却胜利了。他不仅预示了一种新宗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表现了一种超越现实和为信仰而殉道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和自我更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把眼光投向理想，投向另一种“好的生活”，所以生活本身就表现为对生活的超越而不是对生活的固守。自保的倾向让位于保种的倾向，每一个文化分子都在追求一种永恒存在的过程中放弃自己的有限的存在，各种各样的“神”的灵光交替笼罩着历史——罗马人为了国家和法而自我牺牲，中世纪的西欧人为了上帝而自我牺牲，近代西方人则为了理性、科学和乌托邦而自我牺牲。每个人的这种自我否定过程可能是不自觉的，但是这种超越精神在整体上却是一种贯穿西方文化之始终的历史自觉。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西方人两眼盯着天空中的各种幻象往前走，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超越了一种又一种的社会制度，在身后留下了一片色彩斑驳的文化遗迹，其中既有闪光的金子，也有晦暗的沙砾。

这种发轫于苏格拉底的为信仰而殉道的超越精神（甚至更早，在希腊神话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就已初见端倪），使西方文化成为一种“宗教文化”。

然而，这种超越精神也给西方人带来了无穷的心灵烦恼。由于无限制地追求，对现实始终不满足，所以使得感性的现世生活成为痛苦的源泉，成为一种随时准备让渡和放弃的东西，成为无尽欲望的牺牲品。西方人在内心生活方面远远不如中国人那样怡然自得，那些纠缠不休的理想，刻骨铭心的罪孽意识，难以抗拒的欲望和种种莫名其妙的骚动和诱惑，像小虫子一样时时撕咬着疲惫不堪的心灵，无法回避，无处逃遁。虚幻的理想成为生活的目的，而生活本身则成为一种无关紧要的手段，于是在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严重的异化——人成为他自身生活的否定者。同时，西方文化也始终摆脱不了内在动机与外在效果的分裂和对立，最充分地体现了世俗欲念的资本主义恰恰是最具有对上帝的奉献精神的新教的“意外收获”^【92】，而资本主义本身又是一座把人当做牺牲奉献于金钱的最大祭坛。西方文化的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悲剧在于：它倾心向往的东西往往得不到，而它得到的东西却并非它刻意追求的。因此，西方的历史过程虽然更新得较频繁，但每一个新时代都很快地就成为一种新的异化形态，乃至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和精疲力竭的追求。西方文化在宗教殉道精神的鞭策下，如同气喘吁吁的西齐弗斯，日复一日地推滚着“超越”的巨石。^【93】

宗教文化的殉道原型及思维方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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