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与超越：探讨中国思维方式

2024-01-19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而“墨家那种以自苦为极的精神，不以取巧保身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文化品格，以及踏实认真勇于为自己的主义献身殉道的文化精神，却因‘反天下之心’而失传了。”这种过分执迷于自保的倾向固然造就了许多道德崇高的“君子”，而且使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显明的人文主义特点，但是它也使得“种”的繁衍功能、尤其是“种”在延续过程中的变异功能和自我更新功能退化。

由于利命保生的生存原则的作用，由于缺乏热忱的宗教殉道精神，所以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唐·吉诃德这个形象的寓意仅仅是滑稽可笑，而很难理解在唐·吉诃德四处碰壁的滑稽可笑后面还隐藏着一种要求超越现实的不安的躁动和一种对于理想的百折不回的追求。可以说，在唐·吉诃德身上，既体现了对人类生活最终的荒诞性的嘲讽（含泪的嘲讽），也体现了对人类企图超越命运的悲壮行为的讴歌。唐·吉诃德的故事是喜剧，同时它更是悲剧。在世俗的人看来，它是一场引人发笑的喜剧；在宗教意识浓郁的虔信者眼里，它却是一部崇高典雅的悲壮史诗。唐·吉诃德向往的不是具体的骑士，而是骑士的理想，他为此而不惜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这对于侧重“利命保生”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理想的彩色气泡，竟不惜用血肉之躯去碰撞严峻现实的铜墙铁壁！

其实，中华民族的祖先和其他民族的祖先一样，起初都是在这种百折不回地追求理想（或神）的唐·吉诃德精神的感召下，从蒙昧向着文明前进的。可是到了孔子那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孔子把人们的眼光从理想拉回到现实。孔子的全部教导说到底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叫人不要盯着天空上的那些离奇古怪的幻象，而要仔仔细细地审视脚下的那片土地。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并不乏执著于信仰和殉道精神的人。例如在墨子门徒中，多有为其信仰而赴汤蹈火者，“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子门徒孟胜的“不能死，不可”的殉道精神与儒家的“可以死，可以无死”的保命精神恰成对照。春秋战国之时多游侠，荆轲的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表现了视死如归的侠肝义胆和豪迈气魄，堪称“士为知己者死”的典范。鲁迅先生虽然认为中国人“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牺牲”，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77】然而秦汉以后的中国人，却选中了更为实际的孔子，把现世生活当做人生坐标的原点，把修身养性利命保生和建立协调的人际关系当作人生的纵横二轴。而“墨家那种以自苦为极的精神，不以取巧保身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文化品格，以及踏实认真勇于为自己的主义献身殉道的文化精神，却因‘反天下之心’而失传了。”^【78】

黑格尔认为，在动物那里，自保和保种是一对矛盾，只有放弃自保才能实现保种。“保种不是自保；保存个体自己是保种的反面，放弃个体自己才有种的繁衍。”^【79】个体只是相对目的，而“种”才是真正目的和绝对目的。对于文化来说，亦是如此。孔子的思想影响使中国人专注于自保，注重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和完善，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君子”，对于身后之事则不感兴趣，决不肯为某个后世才能实现的不着边际的理想去牺牲实实在在的个体自身。这种过分执迷于自保的倾向固然造就了许多道德崇高的“君子”，而且使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显明的人文主义特点，但是它也使得“种”的繁衍功能、尤其是“种”在延续过程中的变异功能和自我更新功能退化。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看，一个沉溺于个人自我完善中的文化往往是一种停滞不前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所有热情都投入到现世的个人自我塑造中，从而使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过程出现了一种“贫血现象”，完全凭着一种惯性而不是一种新的加速度来维持。此外，过分地追求自保还导致了一种“现世的贪婪”——一切好的东西都要迫不及待地拉到现世中来享受，已有的东西却一样也舍不得放弃。生前兼并土地，广纳妻妾，声色犬马，恣纵情欲；死后则厚葬久丧，恨不得把生前的一切都带走。妻妾留在世上，自己心有不甘，就千方百计地宣扬节妇的故事，要她们与自己“同世”。有人说中国人缺乏“自我意识”，实际上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是再强烈不过了。由于没有彼岸超然存在的上帝，没有一种肉体死后的纯粹灵性生活，所以现世的“我”就成了生活的唯一中心和目的。然后由我及人，由亲至疏，建立起一套现实伦理规范。在基督教社会中，有两条最大的诫命：第一是爱上帝，第二是爱人如己。^【80】第一条是对彼岸的爱，第二条才是对现世的爱，明显表现了彼岸高于此生，上帝高于人和自我。在中国，对于诸位“君子”来说只有一条最大的诫命，即“仁者爱人”（相当于基督教第二条诫命“爱人如己”），焦点落在现世的人际关系上。而且在许多“君子”的内心中，实际上却轰鸣着另一个更为响亮的诫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www.chuimin.cn)

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片面追求自保和人际协调的倾向也使个体的人格易于完成，心灵易于满足，从而导致人际关系形式上的和谐和社会表面上的安定（因为理想就是现实），同时也使中国人避免染上神秘迷狂、“原罪”悔恨、变态般的自我摧残、孤独、凄凉以及“上帝死了”以后的困窘和焦虑等古代文化病和现代文化病。乃至于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自豪地宣称：中国人的个体人格是非常健全的。有的学者认为，由孔子所奠基的伦理思想和执著于现世人际交往的心理结构，不仅使中国在过去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统治，而且在将来也会使中国避免出现反理性的神秘迷狂，避免现代资本主义异化世界中深切感受到的孤独、凄凉。它们或许能够开创一种全新的生存图景，使人们愉快而和谐地生活在一个“既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有现实精神安息场所”的文化环境中，从而使中国文化在未来的世界中再度焕发出灿烂的光芒。

协调与超越：探讨中国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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