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与超越：中国生存原则

2024-01-19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质言之，孔子的处世态度是一种安身立命的现实协调精神，苏格拉底的处世态度则是一种执迷于理想的宗教殉道精神。孔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虽然时常感叹时运不济，愤愤于“礼崩乐坏”的现实秩序，但是却对在现实社会中重建礼制充满信心。其结果是使文化思想制度难以更新和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儒道兼宗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一贯奉行的行为方式。

孔子是中国的圣人，这在中国和世界上大概都是无人怀疑的。在两千多年尊孔崇儒的封建时代自不必说，即使在打倒了“孔家店”的今天，除了少数一味唾骂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者外，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以自己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化祖先而感到自慰。近年来，某些西方人狂热地推崇起中国文化来，孔庙的香火在一度熄灭后又重新兴旺。即使是那些把孔子贬为千古罪人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孔子是一个伟大的罪人，没有一个人能像孔子那样对中国文化形成如此深刻的影响或犯下如此深重的“罪孽”。

同样，苏格拉底在西方文化中也是一个无可超越的圣人，关于这一点，在当今西方世界和西方历史发展的大多数时期中恐怕也是鲜有异议的。即使是在黑暗愚昧的中世纪，当偏激的天主教徒们把感性的希腊文化斥为异端时，他们对于作为希腊文化的叛逆者而被处死的苏格拉底仍然带有几分脉脉的温情，许多有教养的信徒甚至把苏格拉底当做基督教的先知，或者与耶稣一样是“道”的化身。

苏格拉底和孔子，可以称之为照耀中西文化长河的两盏明灯。他们两个人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身世遭遇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在有生之年均有郁郁不得其志之感。可以说，命运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残酷的，但是他们对待残酷命运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行动却是大相径庭的。质言之，孔子的处世态度是一种安身立命的现实协调精神，苏格拉底的处世态度则是一种执迷于理想的宗教殉道精神。

孔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虽然时常感叹时运不济，愤愤于“礼崩乐坏”的现实秩序，但是却对在现实社会中重建礼制充满信心。因此他不惜四处游说诸侯，劝当时的权势者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前已说过，“礼”是孔子思想的基本概念，然而孔子并非一个顽固的守旧派，而是一个具有进化思想的革新者。他把“仁”的概念引入“礼”中，以“仁”为中心对周代的拘泥于外在形式的“礼”作了伦理化的解释，从而把形式主义的周礼变成了一套现实伦理规范。有人把孔子看作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复古主义者，实为大谬。孔子本为殷人后裔，他不从殷而从周，是由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但是孔子心目中的“礼”并非曾经存在过的周礼，而是压根就不曾有过的一套崭新的封建伦理规范。因此孔子只是托古之名以完善现实，打着文王、周公的招牌兜售着治世经邦的内容，并非一味要恢复“三代盛世”，甚至要把社会拉回到那茹毛饮血的尧舜时代。“克己复礼”也并非弃今复古，无非是以“礼”为感召，把现实社会变得更有道德些。只要世人能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就归于“仁”，就是太平盛世了。至于后世的人们一味执迷于传说中的三代盛世，那只能归咎于后人对孔子良苦用心的误解，而非孔子的本意。

“仁”既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仁”说到底就是协调人际关系之根本法则（“仁者爱人”），因此孔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的人伦关系，“爱人如己”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这一点在孟子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挥）。注重人道而远离神道是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封建文化思维的基本特点。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仁就是理想的人道，尽人道便是仁。”尽人道体现在现世的具体行为中，因此人生在世重要的是“知命”、“知生”、“事人”，而无须去胡思乱想身后之事。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他本人50岁而知天命，称得上是君子了。知命则知生，知生则知足，知足者常乐，不会去想入非非，一味地迷溺于那些虚无飘渺、不着边际的东西。故而“子绝四：毋忌，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君子不走极端，不尚偏颇，中庸为德，知生达命，毋庸强求。“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人力在天命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聪明人（君子）应始终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宿命论生活观。故而安贫乐道与当仁不让都是君子的美德，踰距而求则是愚蠢而徒劳的行为。孔子始终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对待现实中的顺境和困境（虽然他有时也发出几声失意的哀叹）。一方面决不放弃能得到的享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对于美好的现实生活决不采取禁欲主义态度；另一方面君子却无须萦怀于此，有则享之，无则不悔，“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知足常乐，不迷恋于穷奢极欲的享乐主义。在这方面孔子最引以自豪的是他的得意门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人穷志不短，这是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骨气，在这一点上孔子和颜回堪称楷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于逆境，不仅知之，而且好之；不仅好之，而且乐之。不义之财不取，嗟来之食不食，以苦为乐，其志不移。“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恰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乐，并不定要改造一个局面。”^【74】(www.chuimin.cn)

这种安身立命的知足生活态度固然造就了中国人深沉的内在修养和崇高的气节，但是另一方面，它也窒息了中国人向前探索和追求的精神。其结果是使文化思想制度难以更新和发生根本性的质变。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人虽不能像孔子所谓‘自得’，却是很少向前要求有所取得的意思。他很安分知足，享受他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新的奢望，所以其物质生活始终是简单朴素，没有那种种发明创造。”^【75】中国在近代世界中的落伍，固然有种种政治经济原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发轫于孔子的安于现状、不思变革的知足心理不能不对此负有极大的责任。

儒道兼宗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一贯奉行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在孔子那里就已经有了避世隐退的思想。据说孔子在世时曾向老子请教过周礼，或许在此中亦曾受过老子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等语，都含有进以取势，退以养晦的思想。孔子在游说诸侯“克己复礼”时也作好了退身以隐的准备，他曾表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颇有出世的味道。这种进可取，退可守的两手准备由于道家思想的补充变得更为完善，其结果是养成了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见机行事的灵活性。得遇明主时则跻身朝政，叱咤风云；时运乖张时则隐退山林，自寻安慰，并且待价而沽，伺机东山再起。偶有一两个不识时务敢于直言相谏者，虽然博得了“刚肠鲠直”之美誉，却不免被人讥笑为“腐儒”。因此为人之道应奉行“小不忍则乱大谋”，“可以死，可以无死”的随机应变原则，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身体肤发，皆受之于父母，不可轻易毁之，不可逞匹夫之勇去自我表现。这种随遇而安，隐忍为怀而又伺机待出，以退为进的处世态度，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念念不忘于“家事国事天下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外面始终挂着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容。陆游耄耋之年尚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林则徐充军新疆，仍对朝廷大事忧心忡忡，兴修水利，垦辟屯田，呕心沥血。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处世态度又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注重“利命保生”的生存原则，但求安乐，不思超越，在对理想的信仰和追求方面远远比不上受殉道精神支配的西方宗教徒那样痴迷和狂热。鲁迅先生说道：“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又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76】一切均视利命保生为转移，只有少数执迷不悟的人才一意孤行地去追求什么信仰。老子说了一句非常聪明的话：“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真正的“道”是无可名状的，因此不必拘泥于任何外在的定形，随心所欲，随机应变，以不变（利命保生的生存原则）应万变，也就无所谓变与不变了。孔子讲仁义，上台却杀了少正卯；王莽礼贤下士，到头来却篡了汉室的江山。

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像犹大一样卑鄙背信，而是说从孔子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对彼岸的某一个永恒之存在的信仰，所以也就谈不上坚持信仰和背叛信仰。孔子开创的儒学既然专注于协调现实的人际关系，审时度势、随波逐流也就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要诀。所以当蒙古人、满族人入主中原时，虽然明知“非我族类”，却仍然有那么多知书达理的儒学之士如蚁附膻，坦然地为其效命。等到这些“鞑虏”被驱赶出去以后，那些儒家遗老遗少们又脸不红、心不跳地重弹起“华夏苗裔”、“大汉子民”的老调，似乎为前朝效命的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同宗祖先。洪承畴假作气节，最后还是做了清朝的官，掉过头来镇压抗清义军，杀了黄道周、夏完淳。袁世凯原是慈禧太后的死党，摇身一变却做了民国大总统，废了清王朝。汪精卫早年不惜性命去刺杀摄政王，其志在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曾几何时，却变成了比鞑虏更为鞑虏的日本人的傀儡。这些人都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君子”，当然也就彻悟儒学随机应变的奥妙。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尽管儒家忠君孝亲的思想家喻户晓，尽管自称“儒学君子”的人多如牛毛，但是真正如岳飞、文天祥那样把“忠君”思想贯彻到底的人实在不多。至于像谭嗣同那样为理想而殉道的人，更是屈指可数。另一方面，“忍辱负重”、“韬光养晦”、“曲线救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说法却成为利命保生的遁辞。孔子游说至宋，宋司马桓魋要杀他，他率弟子仓皇出逃，一面“累累若丧家之狗”，另一面却若无其事地自我安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这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利命保生原则为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所心领神会，乃至于韩信甘受胯下之辱之类的事竟成为一种美谈。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身上出现了阴盛阳衰的情况，实际上自从孔子以来，整个中国文化始终体现着阴柔盛于阳刚的特点。

这种现象固然有其政治上和人格上的诸多原因，但是也与中国人长期以来重视“利命保生”而淡漠于为信仰殉道的思维习惯有关。古代中国人所遵从的伦理规范并非一种信仰，而只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实践方式。虽然孔子等儒家圣人把这些规范说成是发自人心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只是一种外在的规定。由于缺乏坚定不移的信仰作为精神世界的中流砥柱，这些伦理规范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具有一种实用价值，始终服务于利命保生的生存原则。必要的时候，它可以作为跻身仕途的敲门砖，反过来它也可以作邪恶勾当的遮羞布。最为可悲而又最具讽刺意义的是，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往往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子下进行的，即所谓“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鲁迅先生用两个词来概括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即“伪善”和“吃人”。然而这种“伪善”并不是一种自觉的“伪善”，伪善者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是伪善的，也不知道自己在用礼教“吃人”。在恶的方面，中国人也缺乏一种真正的和自觉的“恶”之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没有那种公开站在上帝的对立面上以“恶”向上帝挑战的撒旦。中国人既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也没有深重的“罪孽意识”。历史上最邪恶的小人和最正直的君子都同出自于儒家思想的熏陶。善良的动机孕育着邪恶的效果，道德的形式掩饰着不道德的内容，这就是缺乏信仰基础的中国儒家伦理规范的最深刻的悲剧所在！

协调与超越：中国生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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