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中国：磨难与超越

与伊斯兰教不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要艰难蹇滞得多^【59】。天主教最初入华传教是在元代。当自称为“上帝的鞭子”的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横扫中亚大陆、威逼西欧时，作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手段，罗马教皇和欧洲各国君主们在组织“抗蒙十字军”准备抵御“黄祸”的同时，派遣了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等三人来东方，打算以“上帝”的名义感化蒙古入侵者。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由于马可·波罗父子的穿针引线，罗马教皇又应忽必烈的请求^【60】，派遣了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来元大都（北京）传教并建立教堂。稍晚，在泉州也建立起天主教教堂，从此北京和泉州成为元代天主教传教活动的两个主要据点。

元朝统治者之所以对天主教采取宽容态度，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天主教渗入伊始，势力有限，且以和平使者的面貌出现，对凭藉武力的元代统治者带有几分畏惧和谦卑之意，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亦未发生明显的牴牾。二是元朝的统治者们本身也在经历一个“被所征服的文化而征服”的过程，他们既不像唐宋时期的统治者那样满脑子儒家伦理思想，也不像后来的满清帝国的统治者们那样能迅速地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同化于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中原伦理文化（这一点差别也正是元朝统治短命的重要原因）。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身上，始终带有一种蛮荒时代的慓悍野性和一种极不易被同化的惰性因素。由于缺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入的文化教养，元代统治者们对异源文化的敏感性远远不如他们的前朝或后朝的统治者。况且他们本身就是外来者，所以对各种文化和宗教都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只要于己有利就加以利用。元代统治者们并非真信天主教，而是想通过西来的传教士得到西方的良马和珍宝。

天主教与残留下来的景教一起被元人称为“也里可温”（蒙古语原意为“有福缘的人”，在此意为“信奉上帝的人”），它在元代由于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因此发展趋势颇佳。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天主教在中国的首次传教活动也迅速衰落下去。推翻了异族统治的明朝人以汉族正统自居，对一切外来文化均采取排拒态度，从而导致了两百年之久的闭关自守。同时中亚帖木儿帝国的崛起和阿拉伯人对红海和波斯湾的垄断，也使欧洲到中国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中断，客观上阻止了天主教势力的东渐。到耶稣会修士利玛窦1582年（明万历十年）再度来华传教时，基督教几乎已不复闻于中国。元代“也里可温”的传教活动和唐代的景教一样，对于中国文化并未造成任何深远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未发生正面的碰撞，因此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次无声无息和毫无结果的文化接触。

利玛窦在明万历年间来华传教是天主教东渐的第二个里程碑。15世纪以后，海上交通大开，西方人士皆视中国、印度为“天方夜谭”故事中的富庶宝地，争相扬帆东来，而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事业也随之兴旺起来。利玛窦在意大利时即饱览群书、精通西学，来华后又数十载苦心钻研六经子史等书，参透儒义。利玛窦自1582年入华，到1601年奉召进京，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传教事业推行得并不顺利。乃至于当利玛窦入京奉上天主圣像、经典及万国图、自鸣钟等西洋玩艺时，礼部却表示：“《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考。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其所贡天主及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所携又有神仙骨物，尤为诞妄。乞给赐冠带还国，勿令潜居两京，与中人交往，别生事端。”只是由于圣上未予御准，才使利玛窦得以在京中居留。此后他广结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以其所擅长之西洋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等知识使人诚服，并辅之以儒家的经史文章，与时人相赠答，从而使得信其教者陡然剧增，王公大臣多有皈依者。利玛窦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他把当时的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他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在当时刊刻流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先后向他学习西学，并信奉天主教，被时人称为教中三柱石。他们还一起译著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等天文测度数历之书。但是利玛窦介绍西学的目的在于宣扬天主教，而华人好其西学也就自然皈依其教。特别是利玛窦通晓儒学，深深地了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所以在传播天主教的过程中始终尊崇儒家的伦理规范。“利玛窦宣教中国，除以结纳时贤，介绍西学为门径外，对于中国习尚，亦极注意。共所论教义之书，以《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为最著。而究其所言，则以迎合儒道排斥释教为要旨。以是于《天主实义》中，常取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又取《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中庸》‘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诸语，与《圣经》之言相比附。至于祭天、祀祖、拜孔等仪节，教中称为拜偶像者，亦听教徒参加，不予禁阻，且善为之说辞。”^【61】这样自然使天主教不为时人所反感，对利玛窦的赞誉之词也时有所见，如汪廷讷赠予利玛窦的诗中赞道：

“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老，飘然自儒风。”

利玛窦入京前，听从瞿太素的劝告，改易儒服。其举止言谈，又为典型的儒士风度，且“性好施，能缓急”，故而“人皆感其诚厚，无敢负者”。因此在利玛窦的苦心经营下，教会势力在中国得以兴盛。至利玛窦去世之时，中国开教之地已有北京、肇庆、南雄、南昌、韶州、南都等地。然而即使如此，时人仍认为天主教不过是一种能使奇技淫巧的旁门左道（正如佛教初入华时被当做一种“能解鸟语，能使缽中生青莲花”的魔术一样），存之无碍，去之无妨，偶有信之，亦无伤大雅。《万历野获编》说道：“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左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侍风尘之警，失之远矣。”佛教初来时被看成是道教的一支，景教初来时被看做是佛教的一支，明万历时代的中国人则把天主教当做“西方的一种释氏”。

利玛窦死后，西方耶稣会修士龙华民继掌中国教务，对信教者实行严厉政策，谨守西方天主教的教规，禁止中国信教者参加祭天、祀祖和拜孔仪式，引起中国天主教徒的强烈不满，《圣经·旧约》的“摩西十诫”中头两条诫命就是除上帝耶和华外不可崇拜别的神和不可制造与敬拜偶像^【62】，罗马天主教廷也时时严厉申明天主教徒不许敬拜偶像。但是《圣经》中的诫命和罗马教廷的教规在中国天主教信徒心中的地位远远比不上世代相承的儒家伦理规范牢固。而那些本来就视天主教为异端邪说的反教人士，则更为龙华民等教士悖逆儒家伦常纲纪的行径和言论所愤慨，于是一时间反教呼声甚嚣尘上。南京礼部侍郎沈上疏列举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四大罪状，一是西洋人士借传教之名散处中国四方，有窥伺之嫌；二是西人劝人信奉天主，毁弃祖宗祭祀，教之不孝，有背名教；三是西人私习历法，有乖律例，创立邪说，混淆视听；四是天主教会中擦圣油，洒圣水，混聚男女于一室，伤风败俗，扰乱纲纪。沈的上疏在诸大臣中引起强烈反响，虽有徐光启等人为天主教辩护，但反教之呼声却得到广泛响应。沈后来又两度上疏，均以夷教暗伤王化为由，并拘捕钟明礼、钟鸣仁等西方传教士，终使朝廷于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颁发禁教之令，迫令西方传教士归国。西方传教士们或被押送出境，或遁迹民间，天主教在华势力一时间一落千丈。这就是著名的南京教案。

到天启、崇祯年间，中国的天主教会又死灰复燃，在民间把触角扩展到中国的各重要地域。《破邪集》载崇祯年间黄贞的《请颜茂猷先生辟天主教书》云：“今南北两直隶，浙江、湖广、武昌、山东、山西、陕西、广东、河南、福建、福州、兴、泉等处，皆有天主教会堂，独贵州、云南、四川未有耳。呜呼！堂堂中国，鼓惑乎夷邪，处处流毒，行且亿万世受殃，而今缙绅大老士君子入其邪说，为刊刻天主教书义，为撰演天主教序文，贞目睹所及甚多。”由此可见，虽经禁止，崇祯年间天主教的势力仍比万历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这般禁之不绝，时禁时松，使得天主教会在夹缝中求生存，许多传教士不再与朝廷命官打交道，而是直接深入民间进行传教活动。及至清代，顺治曾一度宠信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人，使天主教传教活动得以畅通无阻地进行。到康熙年间，则由于历法之争，杨光先参劾汤若望“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视朝廷秘密”，“内外勾连，谋为不轨”等等，致使汤若望及各地许多传教士均被捕下狱。廷议本拟将其人等凌迟处死，后因国中发生地震，迷信是天之示戒，才释放被囚教士，逐之于澳门。后来又因需要西人帮助制造枪炮，才重新恢复其传教自由。

明清两代统治者之所以要禁止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主要是担心它有悖纲纪伦常和“谋为不轨”。“最足以激动人的地方，就是说教士们的行动，都是含着不可测度的危险，包括于‘谋为不轨’四字，于是帝王也受了激动，要扑灭它了。”^【63】为了渲染其邪恶，于是种种无稽之谈也附会而生，把西方传教士们说成是恶魔生番，道德沦丧，毫无天良。曾国藩在《湖南阖省公檄》中列举西方传教士的七妄十害，其中竟有“取童精，剜目制药，取黑枣，探红丸”等罪名。其实，这些都是种种遁词，反教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天主教的教义与中国人的唯伦理性的思维方式不相吻合，而天主教又不像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甘于委曲求全，尤其是后来入华的多明我会修士，在反对祭祖和拜孔等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这种不愿被同化的强硬态度决定了天主教在中国不可能兴盛的命运。另一方面，明清的统治者们之所以有时又对天主教采取宽容态度，任其自流，甚至予以扶持，并非由于他们信其教，而是由于他们重其学。利玛窦得到善待，是因为他的满腹西学使明人惊奇和钦佩。“清顺治帝之褒扬汤若望，重其学非重其教。康熙之尊西士，亦乃利用其术，非于其宗教有所爱憎。然西士既被尊用，其教自不至禁绝。”^【64】这种取其利己者而用之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康熙谕西洋人苏霖的语中阐发得淋漓尽致：

“上面谕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廷，曲赐优容致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65】

康熙年间的教仪之争是一场激烈而又无形的文化冲突，争执的双方与其说是中国朝廷和罗马教廷，不如说是已向儒家伦理规范妥协的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和欲严整教规的刚刚入华的多明我会修士。前者沿袭利玛窦首开的范例，“以为中国之天与基督教之神，是一而非二；中国拜孔祀祖，与基督教义并无冲突；基督教圣书与中国经书可以融通；家中供奉祖先神位，非绝对的不可能；这即是耶稣会的主张。”^【66】后者则恪守基督教教义和教皇禁令，要求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信徒必须与中国传统宗法伦理观念彻底决裂。二者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对待祀天、祭孔和拜祖的态度上，因为“自中国社会习尚及伦理观点言之，祀天、祭孔、拜祖三者，为最隆重之典礼。有一不从，则视为背经叛道，必遭世人之唾弃。然就天主教之教义及仪式论之，则视为拜偶像，触犯十诫之一，为天主教绝对所不容许者。二者本互相背驰，不易调和。”^【67】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既已援儒家思想入天主教教义，且由于在中国呆的时间较长，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均有所了解，所以在“不许敬拜偶像”一条上并不过分拘泥于教规，而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以求得自身的保全。可是新来不识相的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们，却硬把脑袋往石头上撞，其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了。(www.chuimin.cn)

在耶稣会传教士与多明我会传教士的这场教仪之争中，罗马教皇和欧洲的主教们旗帜鲜明地站在多明我会修士一边，而康熙皇帝则理所当然地袒护已经被驯化了的耶稣会传教士。于是在华天主教势力内部的教派矛盾就扩大为中国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矛盾。1704年，罗马教皇克利门得11世根据两教派的教仪之争对中国的天主教徒发布了教廷禁令，大意如下：

一、入教之人不许使用“天”字，不许悬挂“敬天”的匾额。

二、入教之人不许参加春秋二季的祭孔、祭祖活动。

三、入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任何礼。

四、入教之人在丧事期间不许行礼。

五、入教之人不许在家供奉神位灵牌。^【68】

教皇的禁令由多明我会修士多罗携到中国，多罗到华后唯恐激怒康熙，没有把教皇禁令示出，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婉转地表达了教皇禁令的内容。这种严重地背离了中国儒家规范的禁令内容，引起了康熙态度强硬的反应，他极力为中国的祀天、祭祖和拜孔活动作辩护，对多罗等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多罗、阎当等知识扁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69】

这场争论愈演愈烈，罗马教皇谴责耶稣会传教士怂恿异端的做法，一再发布命令（1715年、1742年），坚持己见，反对中国天主教徒祭天、祀祖、拜孔。而康熙却毫不让步，针锋相对，以强盛之国力为后盾，对一切反对耶稣会教士主张的西洋传教士均毫不留情地予以驱逐和囚禁，如1706年把抨击耶稣会士最烈的梅古罗特驱逐出境，次年又驱赶多罗至澳门。1720年当罗马教廷的使节嘉乐士向康熙出示教廷禁令时，康熙批示曰：“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同（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比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70】明确表示要禁止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但是在康熙的有生之年并未能将此决心付诸实施。雍正继任皇位后，因其同宗政敌苏努（曾帮助八阿哥允禩与雍正暗中争夺皇位继承权）父子均信奉天主教，故而对天主教甚有恶感；又因有教士参与八卦教阴谋逆叛之嫌疑，及各地官员的反教呼声，所以决定对传教活动严加限制，任由各地官员禁止人民信教，封闭教堂，改为公所。对于西方传教士则从宽处理，不予加害，只是逐其出境，禁止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雍正《硃批谕旨》中附有他对两广总督孔毓珣请逐教士、封教堂奏疏的批示：“朕于西洋教法，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我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不过聊从众议耳。尔其详加酌量，若果无害，则异域远人，自应一切从宽。尔或不达朕意，绳之过严，则又不是矣。特谕。”康熙明令严禁，却未予实施，雍正虽曰“从宽”，实际上却严加限制。“雍正对于西洋教士，虽非深恶痛绝，然于禁教之令，则行之甚严，几使天主教绝迹中朝。西籍称天主教在中国所遭遇之困难，以在雍正时为最甚，盖非过论。”^【71】经此一劫，中国天主教会（无论是多明我会，方济各会，还是耶稣会）元气大伤，传教活动再度转入地下。至乾嘉之世，亦无大起色，总是在朝廷上下时紧时松的缝隙中苟延残喘。若非道光以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作后盾来强行推广天主教，天主教在中国也只能落得与唐代之景教、元代之“也里可温”教一样无声无息地自行销匿的结局。

张维华先生在总结天主教在中国和平传播之失败结局时精辟地指出：“吾国二千余年之思想，尊贤莫甚于孔子，举善莫先于孝亲，决非一任何外来教派所能更易。……基督教自至中国之后，其所遭受之困难，不在其他，即在中国崇奉儒家正统思想。……故言基督教在中国之失败，当自教仪之争，罗马教廷坚持其态度始。”^【72】

总而言之，一切外来宗教（或其他文化形态），面对着中国人的历史悠久和根基稳固的唯伦理性思维方式，要么同化和融合于儒家伦理规范的镪水池（如佛教和伊斯兰教），要么被拒之于意识形态的“万里长城”之外（如屡经磨难的天主教）^【73】，舍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