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世俗化与三教合一

2024-01-19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与佛家的“三教合一”主张相应，道家的口号为：“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佛教在民间的发展则走上了一条止恶向善、净意修德、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的通俗化和观实化的道路。甚至连佛教所宣扬的“往生净土”，在民间也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世俗理想所替代。与佛教教义的伦理化和现世化相对应的，是佛门僧侣和寺院生活的世俗化。

逐渐伦理化的佛教越来越受到封建士大夫的喜爱，到唐宋时期，士大夫多与佛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王们对佛教也采取扶持的态度。佛学修心性，道教求养身，儒学治国民，三者相济，相得益彰。因此唐代的“三教并立”到了宋代就成为“三教合一”。许多儒家士大夫起初力主排佛，但是一旦领悟佛学的伦理内容，马上就一改初衷，援佛入儒。如唐韩愈，排佛最力，曾上表谏止唐宪宗迎舍利（佛骨）入宫，称：“佛本夷狄之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不宜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火，永绝根本。”由此引起宪宗盛怒，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到潮州后，闻大颠禅师之名，前往造访，数番交谈，韩愈茅塞顿开，方知自己以前排佛实为不谙佛之真谛，从此皈依佛理。再如宋欧阳修，早年效法韩愈排佛，以为“佛教为中国患”，“千年佛老贼中国”等等，因此渐失皇上恩宠，贬官出京。一次途经九江，游庐山东林圆通寺谒拜祖印禅师。祖印禅师一席教诲，使欧阳修肃然心服，竟至“耸听忘倦至夜分不能已”，平日的排佛之心荡然无存，在圆通寺留连数日不忍去。后来又读契嵩的《辅教编》，更知佛学亦以忠孝为本，不禁感叹道：“不意僧中有此郎！”从此欧阳修诚心向佛，自号六一居士，所作文集名曰《居士集》。晚年息心危坐，屏却酒肴。临终前数日，还去附近寺庙，借《华严经》，读至八卷，溘然仙逝。此外如周敦颐、张横渠、二程、朱子等理学大师，亦是表面上排佛，实际上却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顾炎武认为，理学实为禅学；梁启超也指出，理学为儒表佛里。江藩写道：“儒者辟佛，其来久矣，至宋儒辟之尤力。然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夫辟之而又效之何也？盖宋儒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浑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54】言心性还只是形式相同，更主要的是这“心性”皆以忠孝等伦理规范为内容。

至此，儒、道、佛三家由相互攻讦而达到相互谅解和融合。宋代以后学者，皆以儒学为治世之学，佛教为修心之学，道教为养身之学。张商英以三教比之为药，“儒治皮肤之疾，道治血脉之疾，佛治骨髓之疾。”宋代禅宗大师佛印了元向王安石提出三教合一的口号：“道冠儒履佛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大觉法琏开堂演法，宣道曰：“若向迦叶门下，直得尧风浩荡，舜日高明，野老讴歌，渔人鼓舞。当此之时，纯乐无为之化。”俨然是一派儒老的口吻。与佛家的“三教合一”主张相应，道家的口号为：“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南齐书》记载，终生信佛的张融在生前留下遗言：在他死后入殓时，须左手持《孝经》和《老子》，右手持《小品法华》。儒、道、释三家在唯伦理性思维方式的作用下融为一体。

佛教在民间的发展则走上了一条止恶向善、净意修德、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的通俗化和观实化的道路。高深的佛教教义是无法为文化素质低下的平民百姓所领悟的，但是被赋予了伦理内容的佛教对于民间百姓却有着极大的教化意义，特别是配合以三世六道^【55】和善恶报应的迷信思想，更是对人们的现实行为起到了束缚作用。前已说过，对于习惯于现世性和实用性思维方式的中国人而言，灵魂得救的教义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它显得太虚幻和太抽象。而且灵魂最终摆脱肉身的羁绊而独立存在这种思想，在中国人的心理上总是有一种不可克服的距离感和陌生感。中国人的现世意识和务实精神是一块产生唯物主义的土壤，唯灵论的信仰如同橘化为枳，一到中国这块国土，即凋谢枯萎。然而，轮回转世和善恶报应的迷信却深入人心，因为在这种迷信中，灵魂并没有离开肉身而独立得救，而是在不同的肉身中转来转去。你现世身为贵人是你前世修德行善的结果；而你现世如果不继续修德行善，来世则会转生为乞丐、畜生、甚至饿鬼，永堕地狱。这样一种始终不离具象形体的转世图景对于人们现世的行为具有极大的威吓作用，而且由于它的直观性和因果联系，使得中国人深信不疑，从而发挥了劝善止恶的教化功能。

此外，佛教在中国民间所表现的现世性功能还有悔罪植福、延寿荐亡、修德禳灾、设供祈愿等等。大凡到佛教寺庙去进香请愿者，无一不是为了现世的功名利禄：或求子，或求财，或求长寿，或求升迁；或求姻缘美满，配个如意郎君；或求消灾免祸，时来运转；或求家庭平安，五谷丰登；或求来世亨通、托生个好人家。至于祈求纯粹的灵魂得救，永远摆脱肉身而进入天堂，大概只有痴迷之人才会如此这般说梦。甚至连佛教所宣扬的“往生净土”，在民间也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世俗理想所替代。(www.chuimin.cn)

与佛教教义的伦理化和现世化相对应的，是佛门僧侣和寺院生活的世俗化。佛陀所说的三藏教理，教佛门弟子“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贪、瞋、痴被佛门列为“三毒”、“三不善根”或“根本烦恼”。《别译杂阿含经》卷十一说道：“能生贪欲、瞋恚、愚痴，常为如斯三毒所缠，不能远离获得解脱。”佛教刚入中国时，佛门弟子尚能洁身自好，远离三毒，潜心修道。自从佛教教义被儒家的现实伦理观念更新以后，沙门僧侣也如同玄门道士一样开始跻身于朝政和世俗生活。

后秦姚兴弘始年间，朝廷创设僧官，目的是为了管理僧众。南北朝和隋唐两代均沿承此制。僧官的设立，密切了佛门与朝廷之间的联系，为僧侣们参与政事提供了条件，而且使僧人更容易受到帝王的恩宠。东晋末年，有妙音尼者，受宠于晋室帝后，来往宫门，交结权贵，讨情说项，包揽俗务。每日前往其寺门造拜托情者数以百计，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佛图澄被后赵石勒尊为大和尚，协助后赵军政大事。前秦苻坚发兵攻襄，据他本人说，旨在得到道安，道安此后亦成为苻坚的政治顾问。后秦姚兴尊鸠摩罗什为国师，北魏孝武帝聘僧人慧琳参与政事，时人称为“黑衣宰相”。至于梁武帝之重用佛门僧人，那更是例不胜举，佛教在梁武帝时已近乎于国教的地位，其时佛门僧侣的权力堪称炙手可热。天台宗创造人智 alt 与隋炀帝关系密切，借佛经为隋炀帝篡位辩护；沙门景晖则向李渊献密计，说他当承天命做皇帝。禅宗大师神会曾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供官军平定安史之乱，深得肃宗、德宗的欢心。中唐以后，特别是经历了武宗灭佛和周世宗淘汰佛教之后，佛门的势力虽有所收敛，但僧侣们仍不甘于寺庙生活的寂寞。宋明之世，禅宗里多诗僧、艺僧、茶酒僧，民间尚有许多酒肉和尚、花和尚和贼和尚，他们急功近利，厌恶坐禅念经，反对苦修苦行。佛教寺庙也发展起租佃经营，收租放贷、务农经商。在印度，掘地垦土，手提金银是违反佛教戒律的，而中国的僧侣则“蓄奴婢、金银、车乘、田宅、谷米”。至宋代，势力强盛的禅宗已建立起寺院庄园经济，有些寺院甚至完全引入世俗地主财产继承的宗法制度，上层禅僧演变为封建庄园贵族，下层僧尼则沦落为奴隶婢女。以至于时人针砭道：“近世出俗无正因，反求他营，不崇专业，唯图进纳，预滥法流。”（《缁门警训》卷七）“所在之处，或聚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饭食丰浓，寮舍稳便为旺化也。”（《古尊宿语录》卷四十一）如此之佛门，已全然世俗化，哪还有半点涅槃出世的味道？！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固然是各有其具体原因，但是寺院经济过分膨胀，影响了世俗经济的正常发展，不能不说是其主要的原因之一。

佛教世俗化与三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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