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及影响分析

在经过了译入语和翻译原则的不断认识后，同时在经过用官话翻译《圣经》的尝试后，1890年，在华欧美基督宗教各差会派出代表聚会上海，举行了第一次译经大会，并通过了议案：“由各差会中推选有能力翻译《圣经》的人员来共同翻译一本能为各教派所通用的译本。”随后，英国、美国、苏格兰三个圣经公会的代表，正式建议大会立即进行和合译本的翻译，包括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个标准的翻译，以求达到“圣经唯一、译本有三（One Bible Three Version）”的目标，从而达到配合不同程度读者的需要。这个建议也获得大会通过，并立即着手成立了三个翻译委员会来负责三种译本的翻译工作。大会同时确定以1885出版的《英语修订本圣经》（Revised Version）作为和合本翻译的依据，以希腊文的《圣经》作为原文基础。这显示了英语国家的差会在这次大会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避免了各差会的冲突。鉴于以前的“译名之争”的经验教训，这次大会在融洽的气氛中达成妥协，决定各圣经公会自行决定“God”、“Holy Spirit”和“Baptism”的汉语符号。

三种版本的和合译本中，最先完成的是浅文理和合译本的新约部分，于1900年完成，1904年出版。深文理和合译本的新约部分则于1906年出版。而官话译本的翻译却进行得非常艰难缓慢。其中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由于该委员会成员来自不同的差会，而这些差会基本上都已经有深文理或者浅文理译本的存在，因此，这些传教士出于对过去译本保护的因素，大都不太情愿参加官话译本的翻译，而且他们所属的差会也不断地限制他们参与官话翻译；第二个原因来自于驾驭官话的能力。尤思德指出：“在传教士中，很多是精通文言中文的专家。文言文是借助文学作品界定的，可以学习通晓至相当好的程度。然而官话却不同。尽管大部分传教士能够在传道和讲授时流利地说他们各自地区的方言，却只有很少数人感到有足够能力成为界定官话标准的语言学者。”^[89]事实上，传教士自己也认识到，要掌握官话，“这需要很多的练习，深入民众的生活以及中国人的感受和思想方式，以便学习语言。”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官话还没有既定的规范，以至于语言风格取决于个人的评价，这就必然导致对于什么可以被接纳为圣经的汉语符号表达形式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从而影响了翻译的进程。第三个原因在于官话委员会成员大部分都是极为重要的传教士领袖，承担着大量的传教事务性工作，影响了他们的笔耕。一言以蔽之，“虽然一部官话《和合本》被视为是重要的，却既不被认为它值得付出重大努力，又怀疑它能否带来好的声誉和影响，结果导致大量传教士辞任。”^[90]

但不管怎么样，《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这本集合了前人译经精华的译本，在几易其稿，不断修订后于1919年2月正式面世。而这个时间正好是新文学运动^[91]蓬勃开展的时期，所以，它一出版就不仅受到基督宗教内部的欢迎，传教士饶永康（H.B.Rattenbury）认为：“总而言之，我认为西教士负责翻译的圣经，这应当算是最后和最伟大的译本了。”^[92]因此在出版之后就迅速地流传开，在大部分中国地区取代了原来的其他译本，并且一直到今天，它也依然是标准的《圣经》中文译本。而在当时，它也同时成为白话文的典范，直接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许多新文学作家对其也极为青睐。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周作人就赞誉道：“我觉得《和合本》实在很好，在文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决定怎样是最好，指定一种尽美的规范，但可以说在现今是少见的白话文，这译本的目的本在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有意的注重，然而因了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93]

当然，对于《国语和合本圣经》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但无论如何，就《圣经》汉译的角度而言，自此之后，《圣经》汉译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在后面很长的时间里，基本上是在不断的修改《国语和合圣经》。另外一个天主教的完整汉译本《牧灵圣经》要到1968年才正式出版。

【注释】

[1]〔法〕布迪厄：《实践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2]比如王治心就在其所著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中列举了目前流传的基督宗教在华传布的多种传说。但是他也认为，对于那些不能明确的传说，我们只能以传疑态度来对待。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30页。但是在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增补版）的“代重版序”中有一段话却是颇耐人寻味的：“自从利玛窦于1605年在北京会见开封犹太举子艾田之后，入华耶稣士们便相信，中国自周代以来便存在着上帝子民和基督教信仰（有关开封犹太人的清康熙碑中有‘教起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国’的记载）。”见该书第15页。

[3]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4]同上书，第33页。

[5]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4页。

[6]除特别注明其他出处的地方，本文所引用的景教碑文均来自翁绍军注释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

[7]除非特别注明，本文所引用的《圣经》中文全部取自中国基督教协会于1996年印发的《圣经》（启导本）。

[8]参见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所1993年，第8页。

[9]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10]同上书，第15页。

[11]同上书，第69页。

[12]同上书，第72页。

[13]根据刘小枫的研究，现有的景教文献包含三个部分：一、汉语景教颂文和经文原始文本；二、后世士大夫基督徒之颂诠；三、近人的研究。

[14]转引自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15]罗竹风主编：《宗教社会学》，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73页。

[16]参见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70页。

[17]同上书，第59页。

[18]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第13页。

[19]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20]林治平编著：《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61—86页。

[21]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22]林治平编著：《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9—10页。

[23]陈义海：《唐代景教的传教模式和译经模式研究》，《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89页。

[24]林治平编著：《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39—40页。

[25]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

[26]林治平编著：《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42—43页。

[27]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第3页。

[28]陈义海：《唐代景教的传教模式和译经模式研究》，《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9]陈义海：《唐代景教的传教模式和译经模式研究》，《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0]转引自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第36页。

[31]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32]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第11页。

[33]该译本未出版，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参见《圣经》（新国际版研读本），美国：更新传道会2004年。

[34]姜义华等主编：《中华文化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8页。

[35]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79页。

[36]〔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页。

[37]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

[38]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第691页。

[39]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40]同上书，第71页。

[41]〔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42]同上书，第16页。

[43]同上书，第5页。

[44]〔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页。

[45]同上。(www.chuimin.cn)

[46]转引自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47]林治平编著：《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321页。

[48]〔英〕海恩波：《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第50页。

[49]〔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50]同上书，第2页。

[51]同上。

[52]Broomhall Marshall.The Bible in China.San Francisco，Reprinted by Chinese Materials Inc.，1977，p.50.

[53]〔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8、219页。

[54]同上书，第114页。

[55]同上书，第3页。

[56]〔英〕海思波：《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第59页。

[57]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第16页。

[58]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59]参见何兆武等译：《利马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60]〔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61]Maria Tymoczko.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前言。

[62]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63]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第14页。

[64]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纪略》，载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65]“新教”（Protestant），又称“更正教”、“抗罗宗”、“耶稣教”。这是16世纪出现的基督宗教许多改革教派的统称。源自1529年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对恢复天主教特权提出抗议的诸侯和城市代表。后来泛指众多支持改革天主教的基督教派别。另外，根据丁光训等主编的《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济南出版社，1991，34）：“严格来说，1517年路德改革后的教会应当称之为抗议宗或新教，而基督教则是泛指正教、公教和新教的统称。但依据习惯的说法，中国将新教称为基督教，正教称为东正教，公教则称为天主教了。”

[66]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第15页。

[67]学术界有人指出，马礼逊其实并非是完整地汉译《圣经》第一人，因为，早在马礼逊于1823年出版汉语圣经《神天圣书》的前一年，即1882年，另外一位传教士马殊曼 （Joshua Marshma）已经在印度出版了一完整的汉语《圣经》，史称《马殊曼译本》。但因为《马殊曼译本》是在印度出版的，所以现在学界一般认为《神天圣书》是第一本基督教中文圣经。

[68]《和合本》（Union Version）的最初含意是联合译本的意思，现今华人教会常用的《和合本》最早是指《官话和合译本》。1890年传教士大会原本计划分别出版深文理、浅文理以及官话的和合译本。《浅文理和合译本》于1900年完成了新约部分的翻译并于1904年出版了这部分《圣经》。《深文理和合译本》的新约部分则于1906年得以出版。然而20世纪的中国语言经历了重大变革，浅白的文体逐渐取代了文言文并成为主要的书写语言文体。因此，在1907年百周年传教大会上，决定合并深文理和浅文理译本，并继续旧约的翻译，合并的文理和合译本于1919年出版。《官话和合译本》则耗时27年。也于1919年出版，后来改称《国语和合译本》，成为20世纪在华流传最广的中文译本。参见《道在神州》，第118页。

[69]转引自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第32页。

[70]庄柔玉：《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权威现象研究》，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第83页。

[71]文理（Wenli）一词是源自汉语词根的英语。在中文中，它原指“文学的理则”，然而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却用该词来指称古典中文，即与会话语言相对应的书面语言。分为深文理（high wenli）即古典中文的深邃形式，和浅文理（easy wenli）即古典中文中的较浅白形式。汉语一般用“文言（classical）”一词。

[72]贾保罗主编：《圣经汉译论文集》，香港：辅侨1965年，第13页，参见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第34页。

[73]参见颜炳罡：《心归何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7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80页。

[75]〔法〕海恩波：《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第109页。

[76]〔法〕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第132、133页。

[77]〔法〕海恩波：《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第100页。

[78]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第15、16页。

[79]同上书，第32页。

[80]许牧世：《经与译经》，香港：香港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3页。

[81]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第361页。

[82]参见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第37页。

[83]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为翻译定位》，载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84]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页。

[85]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86]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第15页。

[87]《圣谕》是以文言文写的劝勉性文章，由康熙于1670年刊行，再由雍正增添后再版。后来又翻译为官话，成为书面官话的典范。

[88]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第22—23页。

[89]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第217页。

[90]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第219页。

[91]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标志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了《圣经》翻译对欧洲现代文学的重要意义：“路德创新教，始以德闻译旧约新约，遂开德闻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

[92]转引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第45页。

[93]转引自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