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他们受到佛教成功的启发，因此仿效佛教的做法，撰译了《圣经》的部分内容。对于当时的译经过程，一种可以猜测的情形是：一位传教士对另外一位略通传教士母语的汉人解说或者叙述《圣经》原文，汉人再用汉语书写下来。由此，景教的《圣经》汉译就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语言上的归化处理，即在翻译中对词语、文体结构的选择上依托当时已经成为中国主流宗教的佛教、道教用语与文体结构。......
2023-12-06
《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明末清初的成就
【摘要】：明末清初的将近200年天主教传布活动，虽然在基督宗教入华传播史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并对基督宗教的为中国人所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么漫长的时期竟然没有完整地翻译出一本中文《圣经》。林治平认为，天主教的《圣经》汉译时间虽然长，但成果却只是零星部分而已[62]。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在《圣经》汉译方面一无所成。真正对《圣经》进行原文翻译的却不多。
明末清初的将近200年天主教传布活动，虽然在基督宗教入华传播史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并对基督宗教的为中国人所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么漫长的时期竟然没有完整地翻译出一本中文《圣经》。林治平认为，天主教的《圣经》汉译时间虽然长，但成果却只是零星部分而已[62]。“天主教最早印行的圣经译本，是直到1892年才出版的。”[63]这一时期的《圣经》汉译停留在“会最要略，粗达言义”的地步，“虽不致陨越经旨，然未敢云译经也”[64]。从《圣经》汉译文化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时期的基督宗教传布，基督宗教的《圣经》汉译文化资本显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发展。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在《圣经》汉译方面一无所成。除了利玛窦有关基督宗教的著述以外，据史料反映，方济会会士梅述圣（Antonio Laghi）曾用刻板的汉语直译过“创世纪”和部分“出埃及记”。耶稣会传教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于1770来华后曾采用非常口语化的官话形式翻译了大部分《圣经》，但他的译本于1803年被梵蒂冈教廷闻知后，遭到禁止刊行的命运。另外还有一位名叫巴设的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他曾翻译《圣经》的新约部分，这个译本依然没有刊行，但是他的手稿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对后来新教的《圣经》影响很大，特别是该译本采用汉语中的“神”字来翻译基督宗教的造物主，这对后来的《和合本》圣经翻译起到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圣经》汉译依然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和供信徒诵读的问答中引用了一部分经文。利玛窦来中国之后，刻苦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汉语水平很高，具备翻译圣经的能力，而且，根据朱维铮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作集》，利玛窦编译著作甚丰，但除了他与另外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合译了圣经中的十戒《祖传天主十戒》外，就是用中士西士问答形式、博引中国“六经四子”阐明天主教重要教义的《天主实义》。真正对《圣经》进行原文翻译的却不多。这一时期的翻译，以科学文献的翻译居多，真正与《圣经》有关的汉译并不多。其中包括：罗明坚的《天主圣实录》（1584年），高母羡（P.Juan Cobo）的《天主教教义》（1593年），汤若望的《主制群征》（1629年），首次用汉语写成的第一部相对完整的耶稣传记《天主降生言行纪略》，该书由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us Aleni）于1635年在福建出版。(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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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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