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他们受到佛教成功的启发,因此仿效佛教的做法,撰译了《圣经》的部分内容。对于当时的译经过程,一种可以猜测的情形是:一位传教士对另外一位略通传教士母语的汉人解说或者叙述《圣经》原文,汉人再用汉语书写下来。由此,景教的《圣经》汉译就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语言上的归化处理,即在翻译中对词语、文体结构的选择上依托当时已经成为中国主流宗教的佛教、道教用语与文体结构。......
2023-12-06
元朝之后,明朝于1368年建立。由于明太祖朱元璋自己就是靠煽动民心、发动起义夺取政权的,所以他对舆论的威力非常清楚。建立政权后,他对舆论的作用感到十分恐惧。因此,明朝自建立之初起,就开始压制信仰自由和开明思想,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高度的君主集权制度,科举取士,文字狱盛行,任何言论一旦被君主认为是危险的,任何人都不得幸免。
在这个文化专制的时代,明朝统治者对内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意识形态以统一思想,而“程朱理学”与基督教绝不相同。明朝统治者采取消灭异端邪说,强化科举制度,并在科举中推行形式严格、内容贫乏的“八股文”,僵化读书人的思想,封锁创新之路,因而意识形态僵化。为了顺利实施集权统治,明朝政权同时对外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虽然在1433年明朝永乐皇帝统治时期,郑和曾七次下西洋,进行海上探险,但自此次探险之后,由于日本倭寇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海盗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不断骚扰,明朝就此中断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并实行全面的海禁,从而也封锁了外来文化思想的进入。因此,自元朝被推翻后,一直到明朝建立之后的200多年中,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事业一直是沉寂的。
但明中叶以后,明朝集权统治所带来的教条主义、缺乏活力的文化氛围终于产生恶果,社会危机爆发,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封建统治日益腐朽僵化,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也开始出现。被奉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主张将天理作为外在的绝对命令而宰制主体行为,这种学说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王明阳的“心学”体系。“王明阳以合心与理为一的良知取代超验的天理,……为天主教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思想环境”[34]。到了明朝末年,大约16世纪左右,新航路开辟,并且由于《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的流行,导致了西方对中华大地产生强烈兴趣。
恰在其时,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活动已经开始。首先来中国沿海进行掠夺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接着是荷兰人。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攻占马六甲后就侵犯中国东南海面,劫夺商旅,掠卖人口,贩运违禁商品,甚至武装袭击广东沿海地区。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明朝在广东沿海击败了葡萄牙商船的进犯,并从此封锁了全部通商口岸。然而,到嘉靖二十三年(1553年),葡萄牙人用欺骗贿赂等手段租借了中国澳门,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展针对中国的通商、传教活动,耶稣会创立了会所一座,并且成为主教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至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先后进犯中国澎湖列岛,并侵占了台湾。其他如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也相继前来,企图掠夺中国。(www.chuimin.cn)
从基督宗教方面而言,此时,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陆续产生了脱离罗马教廷统治的基督宗教各宗派,西欧教派纷纭复杂,且都意欲向外发展,争取各自更多、更广泛的信徒。在这种背景下,于1540年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正式得到教皇承认。按照依纳爵•罗耀拉的初衷,耶稣会区别于其他修会的做法是走宫廷上层传教道路,意图运动国王、王子和贵族来控制世俗权力。其宗旨是继承中世纪封建教会的衣钵,发动一场宗教反改革运动,振兴罗马教会,维护教皇的绝对权威,企图夺回由宗教改革导致失去的地盘和信众。它不强调深奥的神学命题,面向普通阶级展开通俗的传布活动,力图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的信徒,但终因落后于其他教派而难于抗衡,因此就改变策略,向东发展,争取新地盘,争取新教徒。
明朝末年,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改变先前相对孤立的状态并发展与其他民族全方位的文化交流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多元文化兴起,“三教存在”,再加上政治经济动荡,新观念、新思想开始涌动。这样的文化背景是非常适合外来宗教的进入的。
对于基督宗教而言,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国西安附近发现的大秦景教碑。景教碑的发现,使传教士“足以辩护现在所传之圣教,千载前已宣扬于中国矣。”[35]景教碑的中文注释由阳玛诺完成,他给予此碑天主教教义化的注释。实际上,景教与天主教有宿怨,耶稣教会士也清楚,景教乃当年的异端,但他们故意隐去这段历史公案。符号暴力的这种隐蔽性在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错位的文化资本由此已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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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他们受到佛教成功的启发,因此仿效佛教的做法,撰译了《圣经》的部分内容。对于当时的译经过程,一种可以猜测的情形是:一位传教士对另外一位略通传教士母语的汉人解说或者叙述《圣经》原文,汉人再用汉语书写下来。由此,景教的《圣经》汉译就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语言上的归化处理,即在翻译中对词语、文体结构的选择上依托当时已经成为中国主流宗教的佛教、道教用语与文体结构。......
2023-12-06
对于基督宗教来说,《圣经》是基督宗教的正式文典,被奉为其教义和神学的根本依据。这些问题构成了笔者思考与研究《圣经》汉译的起点。如果脱离了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任何关于基督宗教在华传布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全面的。......
2023-12-06
就本课题的研究而言,《圣经》汉译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论前提。因此,基督宗教的传播史实际上就是《圣经》被翻译为各民族语言的历史。消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张力,也使《圣经》翻译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斗争场所。关于语言与宗教关系问题的研究,构成了《圣经》翻译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23-12-06
对“文化资本”理论的初步研究使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资本”理论可以为我们对《圣经》汉译所表现的文化资本特征提供一个富有解释力度的概念工具。《圣经》汉译现象作为本文研究基础,将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2023-12-06
一言以蔽之,“虽然一部官话《和合本》被视为是重要的,却既不被认为它值得付出重大努力,又怀疑它能否带来好的声誉和影响,结果导致大量传教士辞任。”[90]但不管怎么样,《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这本集合了前人译经精华的译本,在几易其稿,不断修订后于1919年2月正式面世。[93]当然,对于《国语和合本圣经》的批评也不绝于耳。[18]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
2023-12-06
布迪厄不止一次地指出,他自己的文化社会学与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具有同样的特征。现代的研究已经表明,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并非布迪厄首创。按照布迪厄的界定,文化资本是作为斗争中的一种武器或某种利益关系而受到关注或被利用来投资的,行动者正是在这些斗争中施展他们的力量,获取他们的利润。从而我们可以发现,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视野里,资本变成了一种超历史的、能够产生权力的资源。......
2023-12-06
也就是说,传统的《圣经》汉译研究的重点是落在文本本身,是将《圣经》汉译文本作为最终的产品予以描绘的。这无疑是《圣经》权威以及教会权威在翻译领域的延伸。与国外相对单一的《圣经》汉译研究现状相比,中国对《圣经》汉译的研究就显得较为多元。从本人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内对《圣经》汉译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圣经》汉语翻译者、尤其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的研究。......
2023-12-06
而据本人对宗教的有限理解而言,研究宗教实在是一件危机四伏的事情。问题在于,宗教作为在人类社会活动中扮演重要作用并且占据重要地位的特殊文化系统,其所涉及的问题是多元的、复杂的。更为值得庆幸的是,缪勒甚至认为,在人类智力发展的初期,也就是原始时代,语言、宗教、民族这三者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任何一种特定的语言都是人类长期发展形成的,宗教语言也不例外。因此,语言与翻译构成宗教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
202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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