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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在中国唐朝的发展中的不利因素

【摘要】:根据资料表明,景教传入中国时的《圣经》原文应该是叙利亚文字。由此看来,景教缺乏宗教资本所要求的因素。再次,景教所代表的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唐朝政府与景教自身的努力下,景教进入中国并在一定时期里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必须看到,景教在中国的发展困难重重,景教所取得的成就是在付出了艰苦的代价后才获得的。当时的景教并没有后来基督宗教在华传布的那些便利条件和保护政策,它既缺乏外来的政治军事或者经济上的势力,也无法借助众多信徒的优势,相反,许多因素制约着景教的发展并导致了景教在繁荣一时后趋于没落。

首先,唐王朝自称和老子是本家,历代尊崇老子,保护道教,故道教一直是唐朝的主流宗教。虽然唐朝的信仰自由、文化包容政策固然有利于景教的传入,但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不仅使景教传入,同时也使其他的宗教进入中国,除道教、佛教继续大力发展以外,其他宗教如回教、沃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也相继产生和发展。任何宗教都有排斥性。各种宗教之间的排斥,给任何一种宗教的传布带来相互制约的力量;另一方面,多种宗教的并存,又使得“自昔中国人对于宗教至为冷淡,随人自由信仰,为帝王者一日之间,能至孔庙献祭孔孟,又至佛寺顶礼释迦,其心中盖无西洋人所谓宗教信仰,仅唯自己之利便是视而已”[14]

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中国唐朝时期也是封建极权时代。在封建极权时代,任何宗教传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情感意志和阶级利益,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文化价值取向。罗竹风教授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化的观念体系和行为体系。宗教观念的本质和力量不在于它是哪一些人的观念。宗教创立者、宗教活动家和思想家们的观点若不能得到一定数量社会成员的承认和接受,就不能形成社会影响。在历史上总是由持有同一宗教观念的人们构成一定的宗教社团。同一宗教社团的成员在宗教观念、情感、伦理道德、礼仪和修炼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15]一定规模的宗教社团固然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规模越大,影响也就势必越大。但在中国的封建极权社会中,政教向来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在中国,宗教历来就是官府的附庸,是为政治服务的。无论宗教社团规模多大,都不能脱离统治阶级的情感意志、阶级利益和价值取向。在唐朝统治阶级采取包容各类宗教的时候,景教可以“法流十道,寺满百成”,而一旦唐武宗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颁布《毁佛寺制》,认为“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延滋多,以至于蛀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昌盛200多年的景教就此一蹶不振。(www.chuimin.cn)

其次,景教进入汉语世界所面临的又一不利因素来自语言符号,即在于景教原文与汉语的差异。根据资料表明,景教传入中国时的《圣经》原文应该是叙利亚文字。尽管,唐朝兼收并蓄,吸纳了西域文化,但就宗教传布应当以让人理解为前提而言,必然有语言横亘于两种文化之间。从现有的资料显示,阿罗本、景净等传教士的汉语水平虽然已经达到相当深度,但由于缺乏前人可以借鉴的资料,而在此之前汉语世界中又缺乏景教教义概念,因而缺乏等值的语言符号,所有的符号都需要创制,由此导致当时翻译的经文艰涩难懂,不能普及于汉语世界的普通读者,进而使景教缺乏了宽泛的群众基础,使景教所代表的文化只能为具有较高文化质素的上层社会所理解和接受。按照布迪厄对宗教资本的看法,一种宗教是否具备了宗教资本,关键在于该宗教是否拥有了建构俗人的权力资源[16]。由此看来,景教缺乏宗教资本所要求的因素。

再次,景教所代表的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崇拜对象来说,景教虽然与正统的罗马有差异,但实质上也是一神崇拜。而中国却是以多神崇拜为主的,山川河流都可能成为崇拜的对象。另外,基督宗教有关洗礼、罪、救主、天国等概念对于当时的汉语世界来说都是陌生的,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初入汉语世界的景教不可能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