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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在唐朝中国的文化影响

【摘要】:景教之所以能在唐朝进入中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朱谦之曾把经济作为景教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他指出:“景教东传是有经济的原因为主导,”“商业活动是景教徒的特点。”对于中国唐朝来说,当时的景教徒在许多方面具有高度的科学技术能力。这种内敛无疑使景教在唐朝宗教文化发展长河中找到了入口。

景教之所以能在唐朝进入中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这些原因的分析,必须是处境化的,即应该将中国自身文化需求和包容与景教本身的传布要求和可能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予以综合分析。

首先,从中国本身来说,自汉武帝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都有密切联系。唐王朝建立以后,中西交通日益频繁,经济贸易往来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朱谦之曾把经济作为景教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他指出:“景教东传是有经济的原因为主导,”“商业活动是景教徒的特点。”[9]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中国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历代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一般来说,即使不倡导,也多予以宽容。唐朝对波斯等周边国家更是采取友好亲善的外交政策,再加上唐王朝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曾得到其他民族的帮助,传统的华夷观念比较淡薄,因而对外来宗教采取了包容政策,使得唐朝成为一个既善于继承,又做到了兼收并蓄的朝代,中外文化汇聚于此。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唐朝时期,国力强盛,文化优越感较强,各种宗教、文化的汇聚是在从容不迫的语境中进行的。

其次,从景教方面来说,正如朱谦之认为,“作为宗教,它(景教)是罗马天主教会所称为的异端”[10]。而作为异端,由于不得志于西方,必意欲向东发展。对于中国唐朝来说,当时的景教徒在许多方面具有高度的科学技术能力。“当时景教宣教师或景教商人等确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而以这种优越性,使异邦人感服,对于景教的文化而至归依景教者决不在少数”[11]。而且,景教徒向唐王朝统治阶级进献了不少“奇器异巧”,满足了中国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形成的爱好奇巧珍玩的心理。再则,景教传教士对于他们在中国的传布困难有充分认识,能够自觉地使自己的教义混合于当时流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采取“依附”的策略,依附于唐王朝政府,依附于当时的主流宗教——道教佛教,偶尔甚至丢弃自己的传教目的而甘于做政府的幕僚或者甘愿为其他宗教服务,“景教在东方传教,其本身也是跟着不同环境,而有许多改革,即对于当时当地的固有思想习惯,力求与之妥协,至少避免了面对面的冲突”[12]。这种内敛无疑使景教在唐朝宗教文化发展长河中找到了入口。(www.chuimin.cn)

第三,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唐朝允许或者默许了景教的译经活动。这是《圣经》汉译得以生产和积累的必要条件。在敦煌发现的唐写本中,已经有景教的汉文写经,现存的其他文献资料[13]也表明,当时的景教不仅翻译或者撰译了《圣经》的部分内容,而且还有专门的译经场所。

结合以上唐朝社会文化本身发展之需以及景教在传教方面所采取的屈尊策略,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景教在中国的传布是唐朝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需要,同时也是景教运用迂回依附策略、尽量避免与中国主流文化、宗教发生冲突的结果。特别是唐朝政府容许景教进行翻译,更是为景教在华传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