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他们受到佛教成功的启发，因此仿效佛教的做法，撰译了《圣经》的部分内容。对于当时的译经过程，一种可以猜测的情形是：一位传教士对另外一位略通传教士母语的汉人解说或者叙述《圣经》原文，汉人再用汉语书写下来。由此，景教的《圣经》汉译就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语言上的归化处理，即在翻译中对词语、文体结构的选择上依托当时已经成为中国主流宗教的佛教、道教用语与文体结构。......
2023-12-06
《唐朝景教概略》：探析《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
【摘要】：“该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刻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的十字架，围有一种无角之龙，左右配有百合花。碑底和两侧有70位景教教士的古叙利亚文题名”。徐宗泽也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论证了景教与天主教的关系，并认为景教与天主教合致。他援引1928年1月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中一段话说：“唐代之景教，非罗马天主正教，乃内斯多略之异派。”即佛教对景教的攻击。
论述《圣经》汉译，一般是从中国的唐朝开始，因为，这是人们普遍公认的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的最早时间。
尽管有专家、学者指出，或许在唐朝以前，基督宗教的某个分支就已经在中国开始传播[2]。但在17世纪以前，基督宗教在汉语世界中的传布并未被普遍认同。“在《唐会要》、《唐书》等典籍中，只有波斯僧、大秦、弥尸珂等教名称，一般人都把它看成是佛教一类的东西”[3]。在明朝天启三年（公元1632年），西安西南的周至县出土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所谓大秦，即罗马。称罗马为大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朝。“该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刻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的十字架，围有一种无角之龙，左右配有百合花。碑底和两侧有70位景教教士的古叙利亚文题名”。“人名之上皆题一‘僧’字”[4]。碑文共32行，1 780字，字迹清晰。碑文内容分序文和颂词两部分。序文较长，首先简略地叙述基督教基本教义，然后记述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来华后，在唐朝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诸帝优待下的发展经过。颂词较短，用韵文复述序文的梗概，多是对上述六位皇帝的赞颂。
对于景教与基督宗教的关系，王治心等人在对比了景教碑文与《圣经》后，认为景教的确是基督宗教的一个分支，乃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ity），此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就传布到波斯。徐宗泽也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论证了景教与天主教的关系，并认为景教与天主教合致。但是，朱谦之在《中国景教》一书中明确指出：“（景教）作为宗教，它是罗马天主教会所称为的异端（heresy）。”他援引1928年1月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中一段话说：“唐代之景教，非罗马天主正教，乃内斯多略之异派。”并且指出：“尤其惹人注意的是16世纪来华之耶稣会士，亦尚不知景教之为异端，而竟乐意于接受它的影响。”[5]
清朝光绪庚子时期，大约在1907年至1908年间，在敦煌石窟中又发掘出景教经典《尊经》、《序听迷诗所经第一》、《一神论》、《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等多部，其中《一神论》中记载：“世尊曰：如有人布施时，勿对人布施，会须遣世尊知识，然后布施。若左手布施，勿令右手觉。”[6]这与现代中文圣经和合本《马太福音》第六章内容几近相同：“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嘘，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7]由此可见，中国至少从唐朝开始就已经有基督宗教的传布活动。(www.chuimin.cn)
尽管现代有学者并不认同景教碑是《圣经》汉译的一部分，认为这些碑文记载的只是有关景教在华传布的经历，但根据景教碑记载：“大秦有上德曰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贞观九年至于长安。帝使宰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因此可以肯定，《圣经》汉译活动在唐朝已经开始。至少，《圣经》的部分章节或者说内容已经在景教传布时期被译成中文了。同时，碑文中有关基督宗教的教义有些也与现代汉语《圣经》的行文相近，是故后人在研究基督宗教的在华传播时，还是从景教开始，并且普遍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说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圣经译成中文的最早证据”[8]。因此，本文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也遵从普遍的观点，将《圣经》汉译的历史起点定于这个时期。
据景教碑记载：波斯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携带原文为梵文的经本五百三十部来华，受到唐太宗礼遇，“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阿罗本译出“旧法（即《旧约》）”、“真经（即《新约》）”共27部，后来，另外一个传教士景净，在中国文人的帮助下从叙利亚文翻译《尊经》32部，由此在唐朝景教达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可观局面。唐朝对聂思脱里派的恩遇自然换来阿罗本等传教士的投桃报李。据资料记载，阿罗本等传教士“道非圣不弘”，并且帮助朝廷平定“安史之乱”。虽然，唐朝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时代，文化竞争相当激烈，各种宗教云集并相互竞争发展，但总体而言，佛教与道教略微占据上风，儒学也得到相应的重视，而景教则相对受到排挤。因此就出现了“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即佛教对景教的攻击。
但对于朝廷而言，景教与佛教都是外来的宗教，因而，当景教过于依赖于佛教时，唐朝政府反而将景教与佛教同样对待，特别是到了唐武宗时期，由于唐武宗信奉道教，重用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并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下令灭佛，将所有外来传教士“送还本国收管，”教徒放弃信仰。但由于唐朝佛经翻译事业的繁荣，使佛教得以深入汉语世界，而景教却由于在译中经过于依赖于佛道儒的现成语言符号，缺乏鲜明的宗教特色，从而导致一度兴旺的景教几乎绝迹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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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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