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对概念的讨论

2023-12-06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也就是说，《圣经》汉译与文化资本的关联是怎样建立的？因此，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主要是关于个体的。它不像个人经过教育投资后获得相应的以文凭为象征的文化资本。其次，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在积累与传承方面着重研究的是家庭这一特定场域的作用。对他而言，对于家庭性的文化资本的投资是获取财富的前提条件。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圣经》汉译，而《圣经》汉译显然不是（起码在表面上不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但又不是没有利益的行为。这样一种行为，我们何以可以与文化资本相连接？也就是说，《圣经》汉译与文化资本的关联是怎样建立的？对此，我们不妨看看美国当代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的一句断言：“人总是追求他们认为有回报的东西，并且总是努力避免他们认为会付出代价的东西。”对于这个断言，斯达克进一步解释说：“当我们更仔细地审查人类追求回报的这种倾向时，我们发现了两个重要的论点：1）在所有社会中，许多回报是稀少而且分配不均的。大多数人得到的回报都比他们所希望的少得多，而且这些回报又比另一些人实际拥有的更少。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稀少，都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2）有一些人们非常渴望的回报似乎根本不可能得到。”在此基础上，斯达克向我们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另外一个特征：创造与交换各种补偿物。在他看来，“补偿物是一种信念，即相信回报将在不久的将来，或者在不可能立即证实的其他某种境况中获得”^[54]。由此，斯达克向我们展示了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付出——补偿物。

然而，面对《圣经》汉译，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圣经》汉译的目的在于传布基督宗教，是传布基督宗教的需要，是为传布基督宗教这一基本利益服务的，即译者付出，作为回报得到的是基督宗教在汉语世界的传布。但《圣经》原文只有一种版本，汉语也是唯一在中国通用的语言，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汉语《圣经》译本？为什么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两大教派——天主教和新教——要采用各自的译本？这就促使我们再进一步地追问：《圣经》汉译的真正目的何在？或者说，《圣经》汉译的利益何在？它究竟是如何促使基督宗教达到传布目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翻译的功能。

一般认为，翻译的功能在于用一种语言传递另外一种语言表达的信息。这个概念对于翻译本身来说显然是无可挑剔的。但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翻译的功能就不仅体现于传递信息，而且还在于它能保存、灌输外来文化，使某些体现外来文化的概念本土化与合法化。再进一步地说，通过文本的翻译，使一种外来文化观念得以客观具体化、制度化，使译者的某些不能明言的意图在他人不知情的状况下体现出来并被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社会群体集团所接受。

显然，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布其实就是在汉语世界中构建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不仅意味着基督宗教的不同教派必须在中国得到合法性、合理性的存在，而且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浸淫在儒、道、释的文化传统中，也就必然意味着基督宗教要采取迂回的策略，尽量减少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压力和阻抗。而减少压力和阻抗的最好办法就是有效而隐蔽地将基督宗教转换为汉语世界可以接受的自然现状，通过“误认”或者“误识”的方式达到其传布基督宗教的功能。考察基督宗教在华传布的一千四百余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圣经》汉译扮演着最有效而且极其隐秘的宗教传布和文化交流的功能。

本文认为，扮演着最有效而且隐秘的宗教传布功能的《圣经》汉译已然在基督宗教在华传布的历史中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场域。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这个场域中起作用？本文在考察《圣经》汉译历史的基础上认为，《圣经》汉译经由不同时期、不同译者的实践努力后以具有区分性的符号呈现出不同的符号权力并对汉语世界的基督宗教教徒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由此以文化资本的面目呈现出其在宗教权威建构等方面作用。换句话说，《圣经》汉译已然象征性地充当“占用文化生产场域机制的手段，”进而获得基督宗教文化支配机制的通道，通过语言交换的方式把基督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在汉语世界不完全知情的状况下强加于汉语文化世界。

具体说来，本文所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与目前国内外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的认读也有一定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www.chuimin.cn)

首先，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建立在将先天特性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致的成绩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它以个体合法能力作为具体的身体状态，以文凭为客观外相，通过制度的认可参与场域内资本的竞争。因此，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主要是关于个体的。他借鉴了韦伯把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宗教需要的伦理化与系统化分析为专家宗教劳动产物的观念，并且提出：专家的宗教劳动创造了对特定群体的特定社会生存条件的宗教理解。的确，对于德国来说，马丁•路德的《圣经》德语翻译是具有个体性的，《圣经》汉语翻译历史中也不乏个体性的例子，如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但笔者更愿意把这种文化资本看作是群体性的，是历史性积累的产物。它不像个人经过教育投资后获得相应的以文凭为象征的文化资本。《圣经》汉译从来就不是个体性的行为，《圣经》汉译不是谋求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要求，《圣经》汉译不是为了某个译者个体的利益，也不是针对某个个人的实践活动。从《圣经》汉译的历史来看，《圣经》汉译是把利益关系转换为超功利的意义而创造符号权力的活动，其利益是特定的文化生活场域通过专门的文化生产团体的发展而呈现出来的，它的诉求在于它所面对的集体性教徒或者说教会组织。

其次，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在积累与传承方面着重研究的是家庭这一特定场域的作用。对他而言，对于家庭性的文化资本的投资是获取财富的前提条件。本文虽然批判地继承了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积累与传承的分析，承认家庭对于基督宗教的传布具有特殊的贡献，在中国这样以家庭为中心的国家中尤其如此。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家庭对于《圣经》汉译文化资本的积累与传承的作用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对《圣经》汉译文化资本的积累与传承起关键性作用的，是投射于汉语语言结构中的基督宗教价值体系，换句话说，基督宗教在华传布历史，可以看作是对《圣经》汉译的投资史。《圣经》汉译的投资不是以获取财富为前提条件的。虽然，作为资本，《圣经》汉译与权力的关系密切相关，但这种权力是为了控制意识形态而服务的，是以象征性符号交换来达到目的的，并不是布迪厄所分析的那样，是为了获得社会等级地位并从而在经济资本的斗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圣经》汉译的积累所谋求的权力是为了获取话语权，因而它所赖以传承的机理是依靠符号权力或者说语言暴力而实现的。

第三，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在无意识中被获得的。”^[55]在他关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讨论中，他认为，经济资本不加掩饰地再生产所揭示的权力与财富分配的无端性特征是资本最有效的形式。一种资本的价值说到底是依附于一种游戏、一种场域的存在。资本的相对价值在场域中是变化不定的。但是，在《圣经》汉译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圣经》汉译这样的文化资本的获得并不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在中国的历史中，以儒、道、释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本一直处于强势资本的地位，书中自有黄金屋，由文化资本转化为其他类型资本，长期以来都是主流价值观。基督宗教的东渐历史，《圣经》汉译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一直处在一种与本土文化相冲突的历史形态，这导致了它无法以无意识状态来进行它的译介和传布。当然，正因为长期以来都是与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而迫使这种文化资本体现具有异常突出的差异性。因此，《圣经》汉译这样的文化资本不可能以无意识的状态让受众获得。如果一定要归于无意识的话，那也是“集体无意识”。

第四，在布迪厄看来，对文化资本最好的衡量途径是确定投资在获取这种资本方面的时间的多少，“这是因为把经济资本转变为文化资本，预先就假定了时间上的花费，而这种花费只有通过对经济资本的占有才会成为可能”^[56]。然而，短暂的历史时段却不能作为衡量汉语《圣经》汉译这类文化资本的根据，翻译耗时的多寡不能说明《圣经》汉译所代表的文化资本的强弱，衡量文化资本的途径，应该是考量通过这种文化资本为基督宗教在社会、政治中获取了多少话语资本，以及所获得的话语资本在多大的程度上为宗教权威的建构以及基督宗教的符号资本获取做出了贡献。布迪厄将时间确定为文化资本的衡量标准，在于他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各种资本无一例外地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是其他类型资本的根源。但是，《圣经》汉译这一文化资本并不能直接与经济资本通约，尽管它也是具有功利性目的的，但与经济利益无关，至少在表面上，《圣经》汉译这一文化资本的占有与支配对于生产者以及受益者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利益，翻译《圣经》，不是要拿多少稿费，或者通过发行获取多少利润。人们获得《圣经》汉译本，也不是要用它来创造经济利益。翻译《圣经》的利益似乎恰恰是为了他者的利益，使他者能够阅读圣经，得到上帝的启示。而基督教徒借助《圣经》文化资本，可以获得政治上、文化上的利益，界定他们生活的可能性和机遇以及社会轨迹或身份特征，比如参加某个社交活动的资格比如获得社区教会的庇护等。《圣经》汉译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与经济资本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绝非直接的，也不是其根本性目的。

《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对概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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