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历史故事圣经汉译:符号资本与权力解析

圣经汉译:符号资本与权力解析

【摘要】:布迪厄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冲突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争夺权力的斗争处于社会组织的核心。[48]从而布迪厄建立了他自己关于语言符号的基本观点:象征性语言符号的交换,体现出象征性权力关系,通过语言交换,实际上成功实施的是权力的交换,是各种资本的较量。因此,在布迪厄看来,权力的生产意味着对符号资源与物质资源的争夺。因此,这种符号权力是一种软性“符号暴力”的效应。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现实必然充斥各种权力的斗争。而权力又寄生于千变万化的符号形式之中,作为参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象征符号也折射出权力结构。因此,文化生产显然难以逃脱符号权力的干系。“在研究文化的时候,布迪厄发展出一种关于实践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它包括:关于符号利益的理论、关于资本的理论、关于符号暴力与符号资本的理论”[44]。布迪厄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冲突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争夺权力的斗争处于社会组织的核心。

对于布迪厄来说,社会性的所有表达或符号再现都不能离开其建构性的权力关系,权力的成功实施需要以合法化为基础,而合法化则依赖于符号利益或者符号资本的获取。合法化的过程就是符号权力[45]产生的过程。符号利益就像物质利益一样客观存在着。布迪厄借鉴韦伯宗教社会学指出:所有的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包括符号的追逐。他说:“所有的符号商品和符号材料毫无例外地以为他们自身是稀有的并且值得在一个社会形式中被追求。”[46]要理解他的这一核心观点,就首先必须清楚,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特有的象征符号体系,语言应用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象征性符号实践。

在布迪厄看来,整个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就是象征性的符号交换活动,一种通过语言符号作为中介的社会互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通过语言而进行象征性符号交换的市场。什么是语言市场?布迪厄认为,当有人发言的时候,语言的接受者对该语言进行评估、赋值并确定价格的时候,就可以说存在着一个语言市场。通过语言进行象征性符号交换,其前提是言说者拥有语言资本,而且该语言资本还必须在语言市场的交换中符合该语言市场的价格型塑法则。

因为,“语言资本是控制语言价格型塑机制的权力,这一权力使得价格型塑的法则以符合人有利条件的方式运作,并且以能够获取特定剩余价值的方式运作”[47]。由此,语言交换并非简单的沟通,而是渗入了外在世界的各种因素。正如布迪厄自己所说:“除开特别情况以外,种种言说不仅是有待理解和解码的符号,它们还是希望得到赞赏和欣赏的符号,以及希望被相信和尊崇的符号。”[48]从而布迪厄建立了他自己关于语言符号的基本观点:象征性语言符号的交换,体现出象征性权力关系,通过语言交换,实际上成功实施的是权力的交换,是各种资本的较量。

由此可见,布迪厄所关注的并非语言学的句法结构或者规则,而是语言在运用中的权力纠葛,即语言在其运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权力关系。他把权力场域界定为“在社会地位之间获得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社会地位的占据者具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权力,或者一定数量的资本,从而能够进入争夺权力垄断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核心方面是争夺对于合法的权力形式的定义”[49]。这种对现存的社会安排加以合法化定义的能力,就是符号权力。但是,这里的合法化,并不是通过立法机构的认可而得到的,它是通过将支配和统治关系掩盖在自然发生的外衣下,是通过将意义和符号系统强置于人的合法化。因此,在布迪厄看来,权力的生产意味着对符号资源与物质资源的争夺。当符号资源成为斗争的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作用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资本形式。因此对符号权力的争夺意味着对符号资本的争夺。他指出:“符号资本是有形的‘经济资本’的被转换和被伪装的形式,符号资本产生适当效应的原因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掩盖了它源自物质性资本形式这一事实,以上分析显示,物质性资本同时也是符号资本的各种效应的根本来源。”[50]他同时指出:“符号资本是一种信誉,是一种富裕那些已经得到足够认同的人的权力。这种权力使他们处在一个能够强化其认同的位置上。”[51]他还清醒地意识到,符号权力的实践是双重的,是符号发送者与接受者共谋的产物。社会等级结构得以稳固地再生产,统治秩序受到被统治者自愿地拥护,在很大程度上,都在于行动者由于对符号资本所产生的价值的集体误识或者共同信仰。所谓误识,就是社会行动者在符号权力的装配下,把符合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本质上是任意的某种真理误认为是普遍真理。(www.chuimin.cn)

较之基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国家资本或其他资本类型而产生的权力而言,由符号资本而产生的符号权力的可怕之处在于语言符号所影响的诸对象是在不知情的基础上认同了符号所呈现的权力诉求。因此,这种符号权力是一种软性“符号暴力”的效应。符号暴力弥漫于社会空间,与各类制度相伴而生,并对社会行动者的意识形态产生效应。他认为,“符号产品的生产系统和生产者系统,还通过一般的功能逻辑,履行了意识形态功能”[52]。符号权力之所以能产生效应,其原因就在于行使符号权力的人占有了符号资本。我们可以在生活经验中发现,某些符号包含更多的符号资本,被社会行动者的集体无意识地误认为具有更多的合法性、正当性,各种符号体系被不断地灌输并促使行动者社会化,最终形成位置感、区隔感。

对于布迪厄关于语言资本在语言市场中的运作法则的论述,朱国华在其《权力的文化逻辑中》曾做过精辟的概括:1)语言市场的支配关系体现在合法语言与不合法语言的区隔;2)合法语言的建构,总是有利于那些在特定场域占据支配性位置的人,也就是可以驾轻就熟使用这种语言的行动者集团;3)特定语言的价格不是恒定不变的,它伴随着不同的市场与不同的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变化;4)语言权力关系并不完全是由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力量所单独决定的。有时,对权力关系的象征性放弃,可以加倍地获得符号利润[53]

将布迪厄的语言市场、语言资本理论运用于本文的研究,是运用文化资本理论分析《圣经》汉译的基础。对于圣经中的万物创造者,在汉语中究竟是用“神”、“天”还是“天主”、“上帝”来表述,从符号本身看起来是人为、任意的,符号内部本身并不产生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符号与特定时期、特定的基督宗教群体联系起来,我们必然可以看到翻译者在社会或者国家资本支配下的对这些符号的特定解读。比如,用“圣经”来翻译Bible,本身就意味着将基督宗教的经典教义作为一种强制形式。因为在汉语世界中,经典是经由历史的筛选并被社会大多数人自愿认同而被奉为合法、主流的膜拜对象。无论其结果如何,用汉语世界中表示最高、最神秘、最具权威的“天主”、“神”、“上帝”等来指称基督宗教世界中的至高无上者,其本身的用意无疑在于利用人们误识、认同来为其传布基督宗教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