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历史故事《圣经》汉译文化资本的重要学术意义

《圣经》汉译文化资本的重要学术意义

【摘要】:为此,布迪厄认为在社会空间的场域内存在形形色色的资本,文化资本只是其中之一。统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首先,把文化价值观念、文化产品、文化制度以及文化适应等文化分析纳入到资本考量的范畴,深化和发展文化资本理论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重要意义。其次,关于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又一贡献。

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资本理论,将经济利益的观念扩大到符号、非物质性活动领域。但是正如布迪厄的其他学术理论一样,他视野中的文化资本理论也是极其复杂的。他首先将社会空间划分为形形色色的场域,将场域作为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以资本为工具将场域的分析扩大到整个社会。他认为,场域内存在各种力量与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由于场域中的资本分配是不均衡的,因此,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同时又是用以竞争的手段。场域中的游戏就是以资本争夺的过程。为此,布迪厄认为在社会空间的场域内存在形形色色的资本,文化资本只是其中之一。而文化资本本身又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具体的、客体的和制度的。通过将文化资本从形式上进一步分类,布迪厄揭示了不同文化资本之间的分离以及相互之间转换的社会性要求。文化资本内部不同形式之间的转换体现了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的转换,具体的文化资本被客观化、制度化的同时,文化资本也被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所侵蚀。

统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首先,把文化价值观念、文化产品、文化制度以及文化适应等文化分析纳入到资本考量的范畴,深化和发展文化资本理论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重要意义。因为文化和资本这两个概念都具有悠久渊源。在当下社会中,文化问题更是超越了文化本身的价值范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就曾指出:21世纪的竞争将不再是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由此而延伸出的一个命题就是:在当今社会中,经济价值越来越取决于以文化为底蕴的价值观念,市场竞争已从产品之间转向文化之间,或者说越来越依托于文化的辐射力。

在布迪厄以前的文化理论中,将文化作为手段来分析的主要有两类:一类为进化论者,以泰勒、摩尔根为代表,将文化看作是人类适应自然的手段,认为人类的文化选择是为适应环境而不断进行的,所以,各民族的文化都依着一定的法则、沿着一定阶段次序向前发展;另一类为功能论者,如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他认为“功能主义的文化观坚持这样的原则,即在每一种文明中,每一种习俗、器物、观念、信仰都完成着某种重要的功能”[23]。虽然说这两种观点各有侧重,前者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后者关注社会的整合,但他们都是从整体上来把握文化的作用。而布迪厄将资本定义为一种积累的劳动或者未被消费掉的劳动,文化也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积累的劳动或者未被消费掉的劳动。因为,文化的形成需要通过教育和学习,而教育与学习的过程本身就是劳动过程。由此,布迪厄将资本与文化联系起来,将文化分解为不同量的资本,从而使文化成为个体以及群体竞争的目的与手段,进而将资本与经济利益的观念主动扩大到符号、文化以及各种非物质性活动领域。他认为,所有人类活动无不受到利益的驱动,文化活动也不例外。他曾不无感慨地引用韦伯的观点:“所有的符号商品和符号材料,毫无例外地认为它们自身是稀有的,并且值得在一种社会形式中被人追求。”同时他也认识到,文化资本并非可以量化的绝对价值,它仅仅在交换中拥有价值,而交换是一种社会较量。在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的背景下,文化资本理论不仅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而其他相关学科也似乎极力想把文化资本引入它们的学术视野,使之成为相关学科有力的讨论工具。

其次,关于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又一贡献。在他看来,文化从来不只是历史过程的被动记录,而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等级结构的重要力量。那么,文化是如何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等级结构的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布迪厄首先界定了文化。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于文化的讨论都是把文化看作是与自然对立的人类文明社会的特征,这一点可以从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文化定义中见出,他认为,文化是一切区别于动物的人类观念、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了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才能。而以康德为代表的精神文明的捍卫者,将纯粹理性、道德律令以及审美判断力作为文化秩序建构的三个主要领域。它们全都经过严格细密的清洗,彻底排除利益的干扰和污染。这就隐涵地将文化界定为非经济(non-economy)的。

如果说商品生产是有目的地追求利益(最大限度的利润)的活动,那么文化生产的本质特征就是:1)非利益性或超功利性(disinterestness),2)无目的的目的性(purpose less finality)。而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中,“文化不仅指一系列客观社会规则机制,物化为制度、仪式的区隔体系,还包括人们和他们的物质环境之间历史形成的交往互动,以及被习性内化为身体经验的价值与标准”[24]。所以,文化作为资本,存在于社会空间的各类场域中,而资本具有创造价值的特性,从这一点上讲,作为资本的文化不仅能够带来价值,而且能够创造价值。

显然,从这个意义上看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也继续了韦伯的社会文化概念,即每个人所处的文化地位决定其享有的全体成员的报酬和特权。然而布迪厄的原创性在于他认识到:“在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在对社会世界的各种客观划分——尤其是在各种场域里划分支配和被支配的——与行动者适用于社会世界的看法以及划分的原则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同源”[25]。因此,“他从‘建构主义’社会学的角度,发现社会空间的客观等级如何凭借文化机制的掩护,将复杂的等级内化为行动者切己的身体性情,又通过主观性情、习性的规导而生成新的实践,再生产等级分类”[26]。这样,一方面,统治阶级利用自己掌握的、体现为符号暴力的文化资本,利用自己控制的对社会世界、文化观念的象征性表征,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无意识的催眠;另一方面,行动者被安置在竞争性的、相对自主而又充满冲突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场域中,携带着特定的资本与习性,接受统治阶级合法的欺骗,进行文化资本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斗争,而文化资本以其各种形式(包括符号资本)发挥特有的作用,影响和支配文化生产与再生产。(www.chuimin.cn)

第三,布迪厄文化资本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文化的积累与传承提供了一个可分析的平台。

由于在任何支配结构中,那些通过既存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获得特权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不加掩饰地行使其权力,施展其特权,正相反,他们期望看到他们的位置体系由纯粹的实质性权力关系转换为各种应得权利的和谐秩序,确信他们就此获得了正当性[27]。统治阶级或者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由于他们处在主流文化地位,因此他们当然希望得到权利的和谐秩序。

但问题是,处在社会非主流文化地位的阶层,是否也认同这种表面上处于和谐秩序的权利?或者如布迪厄所担忧的,“对于那些经济和政治资本的拥有者来说,如何使用和剥削文化资本就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而如果处在社会非主流文化地位的阶层不能认同,那么怎样才能让他们也认同呢?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布迪厄认为,“正是社会炼金术生产了这种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相对于其拥有者而言,甚至相对于该拥有者在每个时期内有效占有的文化资本而言,均具有一种相对的独立性”。他也指出,“由于文化资本与个体及其生物特性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并且从属于一种继承性的、总是被掩盖得面目全非甚至踪影全无的传承”,“在传承和获取社会条件方面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带有更多的隐秘色彩”。这样的文化资本是历史活动的产物,“首先是作为一种符号资本而起作用的,即人们并不承认文化资本是一种资本,而只是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力,一种获得社会承认的(也许是误认)的权威。”

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占有体制上认可的文化资本”,并且在占有的过程中施展他们的才能,收获他们的利益。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一种符号资本而起作用的文化资本,能够使人们并不承认它是一种资本,而只是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力,一种获得社会承认的(也许是误认)的权威?对此,布迪厄进一步引入了象征资本概念。“象征资本就是这一被否认的资本(denied capital),它被承认是合法的(善行引起的感激可以是该承认的依据之一),也就是说人们不知道,象征资本在经济资本不被承认的情况下,可能与宗教资本一起组成唯一可能的积累形式”[28]

从表面上看,《圣经》汉译显然没有具体的和物质的作用,属于非功利性的活动,但为什么这样一种非功利性的活动却绵延上千年?《圣经》汉译一直在追求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继续讨论,在此,我们必须先牢记布迪厄的宣称:“最神圣的活动,一旦用毫不含糊的货币利润来衡量,就以否定方式获得了象征性。”[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