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

2023-12-06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布迪厄不止一次地指出，他自己的文化社会学与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具有同样的特征。现代的研究已经表明，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并非布迪厄首创。按照布迪厄的界定，文化资本是作为斗争中的一种武器或某种利益关系而受到关注或被利用来投资的，行动者正是在这些斗争中施展他们的力量，获取他们的利润。从而我们可以发现，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视野里，资本变成了一种超历史的、能够产生权力的资源。

当然，将资本概念广泛地运用于文化分析，是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主要贡献。这一贡献得益于他对西方社会学三大传统的融汇^[19]。首先，从方法论上看，他在继承涂尔干关于“科学必须打破对于社会生活的日常理解与再现，以便确立一种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吸取了涂尔干在《原始分类》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社会关系分类图式与社会客观分类对应的思路，甚至还吸取了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的有关符号的划分应对应于社会的划分的观点，从而认为：“如果我们认真地考虑涂尔干关于思想、知觉、欣赏、行为等框架的社会起源的假设，同时又认真考虑阶级分化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被导向这样一个假设：在社会结构（严格说是权力结构）与心理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对应性，这个对应性是通过符号系统、语言、宗教、艺术等等的结构而获得的。”由此，与涂尔干一样，布迪厄把符号系统看作是提供逻辑的与社会的整合的分类系统。这为他后来从文化资本进一步发展出符号资本具有很深的影响。

其次，从对宗教的分析上看，他接受韦伯利用经济学术语研究宗教、精神空间的启示，吸取了韦伯的卡里斯玛（karisma）与合法性观念，特别是韦伯关于观念型商品与利益的阐述。布迪厄不止一次地指出，他自己的文化社会学与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具有同样的特征。

第三，他也深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他从马克思那里挪用了阶级冲突与物质利益作为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支柱的观点，并且在认同人类意识植根于实际社会生活的观点的基础上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文化实践的功能是把阶级的不平等合法化、永久化的观点。

虽然融汇了三大社会学传统，但是，正如戴维•斯沃茨指出的那样，“布迪厄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尝试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概念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赋予它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还不如说是在努力通过更多地吸收涂尔干特别是韦伯的思想，来阐述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特定主题”^[20]。布迪厄在肯定文化独立于经济与政治的相对自主性的基础上，在他的文化社会学中发展了自己的思路并形成了独特研究主线——对文化的符号权力的解魅。在布迪厄的理论视野中，肯定文化的相对自主性，并不是说文化可以独立于经济与政治。在他看来，人类的各种文化实践从来就不会脱离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运作，也不会隔绝于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过程，文化从来也不只是这些历史过程的被动记录，相反，它一直是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等级结构重要而且隐秘的力量。因此，他的文化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分析文化象征领域与社会空间的结构性对应，查找并分析文化系统中的分类是如何与社会空间中权力支配关系相互对应的。

然而，我们虽然可以在继涂尔干以来的社会学文化研究中发现，社会结构的型构和运作机制以及各种文化体系的多元化交错关系已被重视，各民族文化中的语言特征及其文化意义也得到相应的认识，许多文化研究也试图通过整体性地整合社会文化研究与具体特殊文化问题的研究，分析外在的社会和自然条件以及物质性的因素同文化内部诸因素的互动关系，但是，即使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等人通过吸收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结构理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结构功能理论的时候，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研究也是相对分离的。

真正使人类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却是20世纪中期以降，其时，人在不断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同时突然发现：“人自以为改造了其生活环境，但人自身却又被人性化的生活世界所扭曲和被宰制。……在当代的社会结构中，人所赋予意义的符号、信号和密码系统，更多地渗透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之中。人的行动也同样更多地受制于人所制造和规定的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信号和密码系统。”^[21]人与社会文化的双重关联性迫使社会学家、人类文化学家探究其中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借助这种认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文化的语言象征层面和心理层面的研究成果重新得到认识，从而导致对文化的认识摆脱了经验形态的局限，不再把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实物或制度化、组织化的社会文化产品，而把目光投向了人类文化与人的精神之间的运作逻辑。而这正是布迪厄所感兴趣的，并且导致布迪厄从资本的角度看待文化，切入文化的利益与权力关系，揭示文化系统遵循的特殊逻辑，对文化神圣性予以除魅。

据布迪厄自己说，他最初使用文化资本的概念，是从分析教育与文凭入手的，旨在说明来自不同阶级的学生的学术造诣何以会明显不同。他发现学校并不是文化资本唯一的转移场所，学生的心灵并非一张白纸，而是已经配备有不同程度的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或者说习性。这种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同他们出身于何种家庭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文化资本同样需要投资——经济资本的投资以及时间的投资，并非所有家庭都有能力维持超出劳动力再生产之必要限度的子女教育。所以，不同阶级的青少年入学的机会是不平等的；即使在入学之后，他们也没有处于同一起跑线上。(www.chuimin.cn)

作为社会结构之基本单位的家庭，是文化资本转移的最隐秘的场所，也是社会再生产的最隐秘的策略。由此，布迪厄揭示了人类文化与人的精神之间的运作逻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化惯性结构的延续以及延续性再生产。他发现，文化惯性结构的延续以及延续性再生产，关键在于社会等级结构的巧妙内在化，即在文化生活领域暗藏有一套柔性塑造个人习惯的微观机制。而这微观机制就是文化资本的占有与传承。

现代的研究已经表明，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并非布迪厄首创。但是，现代学者基本上认为，正是布迪厄才将这个概念带入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一般意义上来说，文化资本是指知识或思想形式的财富，它支持着身份和权力的合法性。布迪厄在构思文化资本时，他不是把它看作经济收入的源泉，而是指出文化资本主要存在于知识和文化生产领域，主要包括主体化（或者具体化）的特征、客体化形式和制度化要素。按照布迪厄的界定，文化资本是作为斗争中的一种武器或某种利益关系而受到关注或被利用来投资的，行动者正是在这些斗争中施展他们的力量，获取他们的利润。

从而我们可以发现，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视野里，资本变成了一种超历史的、能够产生权力的资源。文化尽管不被认为是一种利益，但是事实上，它是一种特定的资本，这种资本在表面上是以拒斥功利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基本形式的，这也使得文化的强制性以及历史性传承具有更加隐蔽的性质。对他而言，文化资本是作为经济资本的对立面而被提出来的，是在无意识中获得的合法能力，它包含了某人对自己的未来和对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一方面，社会是由资本的不同分配构成的；另外一方面，个人又要竭力扩大他们的资本。这样的资本，按照布迪厄的分类，具有三种基本的存在形式：具体化形式、客体化形式和体制化形式。

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由于它“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并且“无法超越个体及其表现能力，随着它的拥有者（生物的能力、记忆等）的衰落和消亡，它也一道衰落和消亡”。因此，后人往往把这种文化资本看作是与个体相关的、类似于语言能力的东西。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一词系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rm Chomsky）的术语“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派生而来，表示一种与生俱来的语言机制，而布迪厄的具体化文化资本显然是指社会性建构而成的外来财富。个人所获得的具体化文化资本，它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进行当下的传承，但我们必须认清，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是建立在劳动的积累上的，他的具体化文化资本不单单是个体性的，因为，他在说明了个体性的具体化文化资本的获得与传承后继续发问：“我们怎样才能把文化资本集中起来而又不集中这种资本的拥有者？”显而易见，“把文化资本集中起来而又不集中这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是文化资本脱离具体的个人而存在，而脱离了具体个人的这种文化资本已经演变为类似于传统文化观念的东西，并且以“符号资本”而起作用，使具体的个人或者群体在“不同程度上、不同阶段里通过社会和社会中的阶级来获得文化资本”。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具体化文化资本形式实际上就是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它往往是通过符号而起作用的，因而具有符号性的特征。而具有符号性的文化资本具体化存在形式具有如下一些特征：1）获得这种文化资本的人们往往并不承认他们所获得的是一种资本，而是一种合法的能力，一种能获得社会承认（也许是误认）的、可以从事某些行为的权力；2）文化资本具有历史的积累性，以及与个体联系的紧密性；3）文化资本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被传承。

当然，这种符号性的具体化文化资本必须进一步落实到物质性乃至符号性的文化产品才能得到长久的历时性传承。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生产手段的占有者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去显现具体化的、作为其拥有者得到特殊显现的前提条件的资本”。对此，布迪厄机敏地发现，以文化产品显现具体化文化资本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活动的产物”，在这个历史活动中，文化产品有其自主的存在法则和投资获利规则，具体化文化资本的拥有者通过符号将具体化文化资本凝聚为客观化的文化产品，从而参与到场域的竞争中去，并在竞争中起到这样一些作用：1）使“文化资本拥有者的集体力量”得到增长并且获得利益，因为，“行为者的力量的大小、收获利益的大小，与他们所拥有的客观化的资本以及具体化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2）使文化产品可以作为经济资本被物质性地占有，也可以作为符号资本被象征性地占有；3）使得这种文化资本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被传承。

任何资本，无论其传承以多么隐秘的方式进行，但如果不能得到制度性的保证，那么，这样的传承总有一天会终止并导致该文化资本的消亡。因此，文化资本要想真正发挥符号性作用并代代相传，就必须使该文化资本拥有“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长期不变的、得到合法保障的价值”，使该文化资本“通过集体的魔力”或者通过“社会炼金术”而确立为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或者说，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文化价值观念、文化产品经过文化体制的资格授权后的存在形式。体制化的文化资本与非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差别，因为，1）体制化文化资本拥有“体制性权力、自我表达的权力和捍卫信仰的权力的魔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强迫他人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2）体制化文化资本是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而存在的资本，它使得文化资本超越了具体化形式的生物局限，获得合法化地位，任何一个特定的行动者都能占有从体制上予以承认的文化资本；3）体制化文化资本有效而隐蔽地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转换为社会成员心甘情愿接受的自然现状，通过“误认”或者“误识”^[22]的方式完成文化的符号权力功能；4）使这种文化资本以合法的方式得到制度性保障和传承。

《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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