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他们受到佛教成功的启发，因此仿效佛教的做法，撰译了《圣经》的部分内容。对于当时的译经过程，一种可以猜测的情形是：一位传教士对另外一位略通传教士母语的汉人解说或者叙述《圣经》原文，汉人再用汉语书写下来。由此，景教的《圣经》汉译就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语言上的归化处理，即在翻译中对词语、文体结构的选择上依托当时已经成为中国主流宗教的佛教、道教用语与文体结构。......
2023-12-06
《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及参考书目
【摘要】：[8]参见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50页。[18]WillisBarnstone：ThePoeticsofTranslation：History，Theory，Practic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3，p.43.[19]陶理主编：《基督教二千年》，香港：海天书楼2001年，第654页。[21]Berman：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John Bonne，Paris：Gallimard.1995.[22]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62页。是由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于1611年颁行，是基督教《圣经》的钦定英译本。
本人研究《圣经》汉译实际上是要对《圣经》汉译予以社会学解答。虽然语言差异，比如词汇、语言结构等方面的调和问题也构成社会关注的核心，但笔者必须在此指出，本书的《圣经》汉译研究是把《圣经》汉译现象看作一个绵延一千多年的宗教历史事件，并且将它看作是一个特定的宗教文化场域，一个以语言符号交换的空间，进而把《圣经》汉译过程看作语言的象征性的交换活动过程，即一种通过语言作为中介的社会活动。语言本身只是作为经由共识（或者误识）而建构的沟通符号体系，而笔者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本身，更在于语言本身之外的冲突、控制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磨合，并试图通过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外在之物的关注，回答如下的一些问题：《圣经》汉译这样一个由特殊的社会现象所构成的场域，它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是如何演进的？在它演进的过程中又在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圣经》汉译如何把个体与群体置于一个竞争性的文化综合体系中？相对自主的《圣经》汉译场域如何使个体与群体陷于争夺有价值的资源的斗争？这些斗争如何通过文化资本的形式在不知不觉中再生产了宗教分层？《圣经》汉译作为文化资本如何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它对于宗教权威以及教徒社会身份的建构起什么作用？
因此，《圣经》汉译不只是一项封闭的、依附原文而展开文本或者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也是一个复杂的宗教文化现象。对它的研究关乎了诸多社会、文化、宗教信仰问题。它使诸多不同的社会因素联结起来。
【注释】
[1]〔美〕道格拉斯•凯尔特、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2]Emile Durkheim.The Elementary Formsof the Religious Life.London：Allen and Unwin，Dynes，Russell R.1915，p.273.
[3]Emile Durkheim.The Elementary Formsof theReligious Life.London：Allen and Unwin，Dynes，Russell R.1915，p.466.
[4]参见〔美〕贝格尔：《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译者序”。
[5]参见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87页。
[6]〔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4页。
[7]〔美〕贝格尔：《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36页。
[8]参见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50页。
[9]〔美〕贝格尔：《天使的传言》，高师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0 3年，第2 3页。
[10]贾保罗：《中文圣经之修订——前途如何？》，载《圣经汉译论文集》，贾保罗编，香港：辅侨1965年，第151页。
[11]Paul de Man.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
[12]〔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4年，第7 1页。
[13]〔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5—136页。
[14]〔英〕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金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8 9年，第2 1页。
[15]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属于“一本书的宗教”只有犹太教，而且严格意义上的“正典”也只是指“希伯来圣经”，而对于“次经”、“新约”，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之《圣经》所包含的内容以及编排秩序并不相同。有关这方面内容，可以参见梁工等著的《〈圣经〉解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16]周予同：《“经”、“经学”、“经学史”》，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49—661页。
[17]杨慧林、史晓丽：《汉语神学的处境化及其问题领域》，载罗明嘉、黄保罗主编《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18]WillisBarnstone：ThePoeticsofTranslation：History，Theory，Practic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3，p.43.
[19]陶理主编：《基督教二千年》，香港：海天书楼2001年，第654页。
[20]〔英〕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金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21]Berman：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John Bonne，Paris：Gallimard.1995.
[22]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62页。
[23]该译本在英语中亦作KingJamesVersion或Bible。是由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于1611年颁行，是基督教《圣经》的钦定英译本。(www.chuimin.cn)
[24]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25]〔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26]Georges Mounin.Les Problems Theorique de traduction.Paris，Gallimard，1963.
[27]该译本根据希腊、希伯来等原文译出，为天主教所钦定的《圣经》唯一基础文本。
[28]谭载喜：《翻译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29]理雅格：《〈圣经〉翻译工作的新发展》，摘载刘翼凌编，《译经论丛》，巴贝里：福音文宣社1979年，第136—137页。
[30]C.H.Dodd：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Some Questions of Principle.The Bible Translator.1960，p.4.
[31]Eugene.A.Nida：Intelligi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in Bible Translating.The Bible Translator.1988，p.301.
[32]〔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33]〔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霍桂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34]〔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35]〔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
[36]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在第五章中继续探讨。
[37]〔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38]〔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39]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0]参〔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50页。
[4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42]Thor Strandenaes.Principle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5：1-12 and Col.1.Stockholm：Almqvist＆Wiksell International，1987，p.10.
[43]关于文化资本，笔者将在第二章中详细探讨，在此只是做一简单的概述。
[44]〔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9—190页。
[45]〔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
[46]〔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0页。
[47]“译名之争”（Term Question）源自1877年7月21日，当日在《公报》上发表了上海教士黄三品的文章“圣号论”。他认为，基督教之耶和华，无论是Elohim还是Adon，虽然称号不一，但在基督宗教都指第一无二、造化万物之主宰，而汉语用来翻译此一主宰之名的“上帝”或者“神”，则与此最高主宰之义不相符合。有鉴于此，他自拟汉语圣号“造化主”，以突出主的造物与主宰之权能。由此展开了一场大论争。其所卷入的人不限于中国的教徒，更是波及在华传教士，而且主要形成英、美传教士两大阵营，各自为翻译为“上帝”或者“神”而展开争论，其渊源就在于英、美传教士在传教策略和《圣经》翻译方面的门户之争。这场争论持续了大约1年之久。其结果并没有明显的结论，最后还是相互妥协，各自采用自己主张的译名。参见李炽昌：《圣号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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