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汉译文化资本解读

1987年，施福莱（T.Strandenaes）在其博士论文中曾经指出：“在期待译本综论中文《圣经》翻译历史的著作之际，实在需要某些范围较小却深入的研究，为全面论述中文《圣经》翻译所要处理的某些问题提供可靠的答案。”^[42]本文的研究在引用大量的综论中文《圣经》翻译历史著作的基础上，运用“文化资本”的概念来探讨《圣经》汉译现象，探讨这种文化资本对基督宗教在汉语世界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影响，以及基督宗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对“文化资本”理论的初步研究使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资本”理论可以为我们对《圣经》汉译所表现的文化资本特征提供一个富有解释力度的概念工具。尽管“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并非布迪厄首创，但是，许多学者都认可，正是他的一系列理论解说才将这个概念带入到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因此，本书在较大范围内借用了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阐述^[43]。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基于对“惯习或者习性”（habi-tus）和“场域”（field）的考察后提出来的概念。在他看来，浑然一体的社会世界可以划分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这些小世界即构成场域。场域是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在特定的场域中，特定的社会位置形成不同习性。习性是个人表现的持久性性情倾向，它下意识地生产人的社会实践。不同习性在特定场域中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不同形式的资本，每一个特定的场域都具有各自占主导性的资本。他认为，“社会世界是具有积累性的历史世界，因此在分析社会时，就要引入资本概念，以便考察资本及其积累的各种效应”。在他看来，“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同时以物质化、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而资本也体现出一种生产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同时他还指出，“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的内在结构，即包含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后者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控制了资本所产生的影响，并决定了实践能否成功”^[44]。概括地说，社会空间在根本上是竞争性的，任何人群、阶级或阶层为了保证各自的再生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发生冲突，带有习性的行动者卷入特定的场域去竭力获得该场域的特定资源，以追求利益最大化。

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化资本”理论运用到《圣经》汉语翻译，并且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研究进路：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圣经》汉语翻译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场域，具有基督宗教文化信仰习性的《圣经》翻译者，为了追求其各自的利益而在这一特定的场域中展开斗争，以获得基督宗教的表达形式，即获得基督宗教语言象征权力并占据《圣经》汉译这一文化资本，通过《圣经》汉译形成的文化资本对汉语世界中固有的习性产生影响，并进而达到传布基督宗教的最终目的。

运用“文化资本”理论来诠释《圣经》汉语翻译的社会学意义，其主要问题设计是基于以下考虑：《圣经》翻译这一文化资本是如何在汉语世界中运作的？它在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汉语民族社会在吸纳与建构这一文化资本过程中其社会结构和秩序方面有什么新的表达特点？

由此而揭示的基本社会现象是，《圣经》汉语翻译在本质上关涉到宗教权威以及教徒身份的建构问题。宗教也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存在着斗争，也是一个为了争夺文化资本、话语资本的场所。作为基督宗教的表达形式，其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圣经》翻译也意味着每一个宗教形式以及某个宗教形式中的不同组织为了合法性、合理性而进行控制的斗争。布迪厄指出，“词语的严肃性（有时是词语的暴力）应归功于这个事实，即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事物，还应归功于另外一个事实，即词语，或笼统地说，改变表象，早已经是改变事情的一个方法”^[45]。不同的教派，通过垄断性地控制了不同的文化资本，因而具备了相应的话语资本，获得向教徒、向社会宣讲教义的能力和权力。由此，话语权力是文化资本以及话语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具有的能力和权力。

对它们的研究凸现了语言象征权力的作用。《圣经》是关于基督宗教信仰的原典，而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认为，“几乎所有用来描述信仰的字都会很容易招致曲解”。权威是避免语言曲解的需要，另外，《圣经》汉译是一个本土文化资本与外来文化资本融合的过程，这样的融合是通过《圣经》翻译这样的话语资本形式来实现的。接受《圣经》这样的外来文化资本，对于汉语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建构汉语《圣经》这一文化资本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采用哪些不同的手段？汉语《圣经》这一文化资本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本的冲突是多种多样的，其间在文化层面上的资本博弈有什么样的社会学含义？《圣经》的汉译包含了对《圣经》读者施加控制的能力，具有资本的权力形式，教会通过占有《圣经》汉译这一文化资本而被赋予某种权力，这种权力又如文化资本的各种基本形式一样，以具体化、客体化、制度化的形式作用于汉语《圣经》读者，从而一方面型塑了基督教会的权威，另外一方面又型塑了基督教徒的身份。

沿着上述的研究思路，本文首先对《圣经》汉译现象进行梳理。《圣经》汉译现象作为本文研究基础，将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并在此研究当中拟将基督宗教和宗教话语在社会学研究层面进行了整合，因为，《圣经》汉译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和具有构成性特征的社会现象（事实）。

实际上，本文所着重关注的是基督宗教和宗教话语在社会学层面对权威和身份的关涉，也就是说，基督宗教和宗教话语在历史性的社会系统中透过《圣经》汉译这一文化资本化的过程建构了基督宗教权威和宗教话语权威。这一过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展开。

第一，《圣经》汉译自唐朝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虽然中间时有停顿，但总体来说是渐次积累的活动或者说劳动，这一活动是以资本的形式积累，是翻译劳动的文化资本化过程。按照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资本需要实践去积累，在积累中，在文化交流或宗教传布过程中进行交换，资本获得了当下世界的潜在能力，文化资本有着具体的状态，即通过教育、学习和修养的形式而使其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在汉语《圣经》翻译中，翻译者必须经历许多时间和亲身体验，才能够获得翻译的资格，而这种能力随着生物能力以及生命的消亡而消亡，不能像经济资本那样直接作为遗产而继承和流传。同时，文化资本又具有客观化状态，在《圣经》汉译中，客观化了的文化资本，即汉语《圣经》文本是可以传承的，因此，作为文化资本形式的《圣经》汉译以一种隐蔽性的方式予以传递，但是，这种传递又是以体制化的文化资本状态为基础的。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又关涉到译者与译文的“合法性”问题。只有通过体制予以规范，并且参与实践的译者拥有一定程度宗教神学知识，译文才能具有权威性，才能成为该宗教的教徒力求获取自身价值的认同和保障。

第二，在《圣经》汉语翻译中，文化资本往往是以话语资本的形式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文化资本转化为话语资本意味着一种规范和标准的契约化，意味着它将成为一种不断地被复制和模仿、并渗透于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通过这样的话语资本，人的价值判断的认知结构笼罩在一种权力的意识形态当中，表现为文化资本的话语暴力倾向。也就是说，翻译作为话语资本，在中国基督宗教的发展中从事着宗教话语的再生产。接受和认同何种翻译译文将译文读者划入不同的宗教团体，比如接受“和合本”表示了基督教新教信仰，而认同“思高译本”则意味着天主教徒的身份。(www.chuimin.cn)

第三，按照布迪厄的看法，任何文化知识体系都有一种把社会权力体系引入并使之合法化的倾向，而这种合法化的倾向表现为权威的建构，它往往是通过话语这一社会符号来实现的。具有不同的话语资本，就具有不同的文化资本支配和被支配的可能性，具有更多的话语资本意味着拥有更强的合法性权威。对个体而言，通过接受和认可某种翻译以及译本，使得所有非权威性的翻译处于不同程度的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状态当中，也就是说，话语资本为人们提供或剥夺其所需要的身份认同感。而从《圣经》汉语翻译这一行为来说，正是教会或其他组织看到了《圣经》翻译所带来的话语暴力，所以才投入大量的投资来从事该文化资本的生产，以求获得权威性、主导性的话语资本，通过获取这样的话语资本，教会或其他基督宗教组织购买到通往教徒的通道。换句话说，《圣经》汉语翻译这样的文化资本并不是个体性无意识的行为，而是“社会炼金术”，往往是“通过集体的魔力确立了资本的体制”^[46]。比如，《圣经》汉译历史上的“译名之争”（Term Question）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47]。

第四，“译名之争”不仅仅体现了文化资本的话语争夺，它也是文化资本转换为社会资本的诉求。文化资本只有得到社会体制化的保障并且转化为集体性资本才能得到社会各方的普遍认同，从而产生社会效益。从文化层面上说，任何文化立场的选择都是效益驱动的体现。因此，不同的宗教团体和宗教组织，一方面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译名垄断性；另外一方面，又会接受一些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共有话语，以维持其长久的团体性和社会性，以保持团体的存在和延续。通过垄断性和社会性的结合，翻译拥有了更加强大的文化资本和话语资本，从而具备了社会资本的特性。《圣经》汉译的翻译标准、翻译态度以及价值取向都反映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相互之间的争夺游戏。在这场斗争游戏中，话语资本起着特定的力量和作用，因为，离开了话语，任何宗教观念都只能是个体性体验或团体性共享的经验，无法得到社会的体制化和合法性。正是话语资本才使得《圣经》汉译这一文化资本可以与其他的资本形式如社会资本、政治资本以及经济资本进行转换，就《圣经》汉译来说，话语资本在各类资本的转换中起到核心的中介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圣经》汉译作为文化资本这种概念的提出，其主要目的是在梳理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观点的基础上，借助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概念工具，分析以文化资本不同形式体现的《圣经》汉译如何生产、积累与传承，由此揭示基督宗教如何通过文化资本将宗教资本与语言符号有机结合，从而以隐蔽的方式在汉语世界中建构基督宗教权威。同时，本文也试图分析《圣经》汉译背后以文化资本形式所带给基督宗教的权威特点以及带给教徒的身份问题。

按照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划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具体的、客观的、制度的。相应地，本文研究所运用的文化资本概念也具有这三方面的形式。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是《圣经》汉译过程；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圣经》汉译文本，即凝聚为文化产品的《圣经》语言符号；制度化的《圣经》汉译文化资本不是指基督宗教的教会制度化、组织化，而是关涉不同历史时期对《圣经》汉译的政府或官方许可或者默许。同时，本书认为，文化规范与信仰也可以被看作是最深层的制度，透过这种制度性的文化资本可以解释文化差异在文化资本中扮演的角色。

由此，本书首先确定了研究的基本假设：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圣经》汉译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宗教文化场域，作为中国异质文化——基督宗教，为了追求其利益（文化资本）而在这一特定的文化场域中展开斗争，以便生产、积累、占据《圣经》汉译这一文化资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承和再生产，进而融入中国文化演变的进程。

但是，基督宗教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在《圣经》汉译这一场域中斗争并获得文化资本的呢？为此，本人考察了汉语世界对不同时期《圣经》汉译的符号权力斗争，把社会行动者对不同时期的《圣经》汉译作为社会事实，并研究不同时期与《圣经》汉译相应的社会系统，从而发现，对《圣经》汉译这一文化资本的争夺，意味着每一个宗教形式以及每个宗教形式中的不同组织都存在着为了权威性、合法性、合理性而进行的对《圣经》读者施加控制的斗争。

正如前面所述，具有不同的话语资本，就具有不同的文化资本支配和被支配的可能性，具有更多的话语资本就意味着拥有更强的合法性权威。就《圣经》翻译者而言，他们显然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即呈现基督宗教符号并使人们相信基督宗教的符号适应汉语符号特征的权力。对汉语世界的读者而言，通过接受、认可或者误识某种翻译以及译本，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翻译赋予的话语资本。也就是说，话语资本为人们提供或剥夺身份认同感。而从《圣经》汉译这一行为过程来说，本书认为，正是教会或其他组织看到了《圣经》翻译所带来的话语暴力，所以才投入大量的投资来从事该文化资本的生产，以求获得权威性、主导性的话语资本。通过获取这样的话语资本，教会或其他基督宗教组织购买到通往教徒的通道。不同的教派，通过垄断性地控制了不同的《圣经》汉译这一文化资本，因而具备了相应的话语资本。基督教会通过占有汉语翻译这一文化资本而被赋予某种权力，这种权力又如文化资本一样以具体化、客体化、制度化的形式而作用于汉语《圣经》读者，从而一方面型塑了基督教会的权威，另外一方面又型塑了基督教徒的身份。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进路可以归结为：1）梳理《圣经》汉译与文化资本；2）分析《圣经》汉译文化资本的运作轨迹；3）符号权力的运演；4）宗教权威的建构；5）《圣经》汉译文化资本不同形态的分析以及对身份建构的探讨。

本书采用文本解读与历史解读相结合的方法。解读重点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行动者对不同时期文本产生的反应，把社会行动者对不同时期的文本反应作为社会事实，并研究不同时期与《圣经》译本相应的社会系统，再把不同时期的社会系统运用于行动者在身份认同与权威确认的社会表达，从而凸现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文化资本化进程。为此，文献梳理、深度透析和反思检讨是本课题研究拟采用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