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研究现状

2023-12-06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也就是说，传统的《圣经》汉译研究的重点是落在文本本身，是将《圣经》汉译文本作为最终的产品予以描绘的。这无疑是《圣经》权威以及教会权威在翻译领域的延伸。与国外相对单一的《圣经》汉译研究现状相比，中国对《圣经》汉译的研究就显得较为多元。从本人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内对《圣经》汉译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圣经》汉语翻译者、尤其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的研究。

公元前3—前2世纪，72名犹太学者在古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译本》（Septuagint，旧约），由此掀开了西方翻译《圣经》的历史篇章。到了公元382 至405年，哲罗姆（St.Jerome）成功地用通俗拉丁文译出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27]，“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28]。由此之后，《圣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研究齐头并进，在16、17世纪达到一个《圣经》翻译的巅峰。特别是1611年出版的《圣经钦定本》更是与古希腊的《七十子希腊译本》、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和古罗马安德尼柯所译的《奥德塞》并称为西方翻译历史的四大杰作。可以这么说，《圣经》翻译史就是西方文化史的缩影，而西方的翻译研究历史，实际上就是《圣经》翻译的研究历史。

但是，就《圣经》汉译的研究而言，国外研究得较少，而且，从本人所涉猎的资料来看，其研究的进路也比较单一，基本上是沿着一种规范性的进路而展开的。这种研究是面向原文的方法，假定了原文的首要性，认为圣经是上帝在历史中所行事迹的唯一见证，假设了翻译是有绝对而又指定的审美标准和固定的意义指向，译文存在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否在内容、形式、风格和神韵上逼近原文。也就是说，传统的《圣经》汉译研究的重点是落在文本本身，是将《圣经》汉译文本作为最终的产品予以描绘的。这无疑是《圣经》权威以及教会权威在翻译领域的延伸。而这种做法明显是有缺陷的。完全的等值也不过是翻译所追求的理想而已。一个明显不过的理由就在于人类的局限使我们很难正确地重建《圣经》时代的一切，其中包括适切于《圣经》时代的意义。理雅格（James Legge）认为，“教会过去采用的译经法，强调忠于原文，所以翻译《圣经》的人，特别注意《圣经》的用字和文法的结构，盼望在翻译时能保持这些特点。这是文学形式第一，意义第二的错误译法……近代《圣经》的翻译，注重将原作者的意思，用各民族自己的话讲给他们听，所以看重文字的意义……这种译经法的改变，要归功于一些爱主的人类文化学和语言学专家”^[29]。

施福来（Thor Strandenaes）的《中文圣经翻译原则》可说是国外历来对《圣经》中文译本的翻译原则最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成果。他选取了五个《圣经》汉语译本（即《马礼逊译本》、《委办译本》、《和合本》、《思高译本》、《现代中文译本》）的两段经文：《马太福音》五章1—12节和《歌罗西书》一章，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深入探讨了五个译本背后的译经原则。

另外，多德（C.H.Dodd）在谈到荷兰语《圣经》翻译时指出，“最重要的翻译原则是译文必须浅白易懂……把原文的意思用最清楚、最不含糊的文字表达出来，就是事情的本质，就是翻译工作的首要目的”^[30]。也有人指出，《圣经》翻译的译入语是最重要的，《圣经》应由说母语的人来翻译，才能尽情发挥上帝话语的精粹。亚德里亚尼（N.Adriani）就提出《圣经》该用“本色化语言”（the indigenous language）的观点：旺德利（William.L.Wonderly）则提出，《圣经》翻译在照顾具有高深教育的文化群体之外，还应顾及一般读者，考虑社会教育水平的差异、语境的变化、时空的限制和团体用语的特色等，因此提出了“共通语言的翻译”（common language translation）的观点。

然而，可读性并非衡量译本的最高准则。奈达（Eugene Nida）指出，“古老陈旧、晦涩费解的用字与语法形式，似乎对许多人来说，既能带出《圣经》内容的神秘色彩，又能突出文本的权威。此外，那种礼拜式问题独有的节奏感，以及那种使人着迷的声音流动，似乎更能与宗教经验唤发的传统情绪互相吻合，使人产生共鸣”^[31]。对于这样的争论，科饶富（Ralph Covell）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了《圣经》汉译没有区分读者群体的现象，并且认为每一个地区或许应具备三个主要的《圣经》译本：一个是作一般崇拜之用；一个为受过良好教育者使用；一个为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使用。三个译本在字条上不一定会有基本的差异，但是在语言风格、句法结构或资料负载量等方面，或许会有所不同。

这种译经研究的取向，虽然可以揭示译文与原文的关系，但依旧停留于文本本身，忽视了不同时期《圣经》汉译文本的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忽视了译语文化加诸译文的限制、译语读者对译本的期望，忽视了不同时期的《圣经》汉译文本乃是在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产物。而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往往使用着不同类型的语言。这种研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共时与历时的角度去深入研究一些特殊的翻译现象，解释一些翻译活动的行为模式。要解释《圣经》汉译现象，有必要突破面向原文的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以原文为主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圣经》汉译的活动看作是社会的文化事实，然后挖掘出汉语文化的多元系统内各种互相依赖、互相限制的张力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为《圣经》汉译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提供可信的社会学解释。

与国外相对单一的《圣经》汉译研究现状相比，中国对《圣经》汉译的研究就显得较为多元。从本人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内对《圣经》汉译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圣经》汉语翻译历史：这方面可以参阅的资料较多。其中主要的有：李宽淑的《中国基督教史略》，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海恩波著、蔡锦图译的《道在神州》（The Bible in Chinese），陶理主编的《基督教二千年史》，赵维本的《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汪维藩的《〈圣经〉译本在中国》等。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与梳理，可以让我们对《圣经》汉译路径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并且可以看出其作为以文化资本积累形式呈现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因此，对这部分的历史资料本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它们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史料根据和分析资源。

（2）关于《圣经》汉语翻译者、尤其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的研究。这方面的资料包括了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陈宝良的《上帝的使徒——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雷雨田主编的《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等。这类文章、著作虽然不是直接探讨《圣经》汉语翻译问题，但是，在探讨传教士的传教过程中，他们对传教士们在《圣经》汉语翻译中所做的贡献都予以了重点的关注，所以也为我们了解《圣经》汉语翻译提供了另外一面的依据，即关于从事《圣经》汉语翻译者的研究依据。(www.chuimin.cn)

（3）关于汉译《圣经》各类文本的研究。如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1921）中谈到，《圣经》（国语和合本）的《马太福音》是中国最早的欧化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的关系，而龙灵光的《新约全书的正确译法》认为，《圣经》（国语和合本）的许多语言词汇乃至句法结构都是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有许多地方是需要改正的（据笔者看来，龙先生的有些修正还不如原来的好）。此外还有朱谦之的《中国景教》和翁绍军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对唐朝景教碑的研究。其他的还有，王正中的《圣经误译知多少》，麦道卫的《千载悬疑》，杏林子的“我看现代中文《圣经》”（1981），马克正的“试评中文《圣经》新译本”（1982）等。

（4）散见于文章、著作中有关汉语《圣经》翻译与中国文化、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如伊爱莲等著、蔡锦图编译的《圣经与近代中国》，刘翼凌编选的《译经论丛》，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吴国安的《中国基督徒对时代的回应（1919—1926）》，张庆熊的《基督教神学范畴》，许宝强、袁伟选编的《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可以说，这类散论为笔者从文化资本的视野研究《圣经》汉语翻译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

（5）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尤其是香港和台湾地区，对于《圣经》汉译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涌现出一大批多角度、多视野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包括：梁工的《圣经解读》，卢龙光等编著的《读经、研经、释经》，李炽昌的《亚洲处境与圣经诠释》，庄柔玉的《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权威现象研究》，姚新中的《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颜炳罡的《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等，同时许多基督教、宗教学刊物也编印了大量的学术论文集，如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的《基督教文化学刊》，张西平、卓新平主编的《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林治平编著的《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罗明嘉、黄保罗主编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论文集）》，黄时鉴主编的《东西交流论谭》，徐以骅、张庆熊主编的《基督教学术》，卓新平主编的多辑《宗教比较与对话》等。

毋庸置疑，当下的《圣经》汉译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孤立地、静态地研究《圣经》汉译文本。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描述性翻译研究崛起。其研究方法是借助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对翻译活动做出描述性研究，从而探讨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在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探索《圣经》汉语翻译背后的历史文化制约，突出了译入语的社会文化特色。这样的研究取向无疑为《圣经》汉译的研究增添了社会文化解释的力度与深度，并且导致《圣经》汉译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果。1996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研讨会议“《圣经》在当代中国——文学与理智的激荡”中显示，《圣经》汉译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达到了一个巅峰时期。当然，关于《圣经》汉译的研究也有多种途径。较为流行的途径就是从英汉两种语言在词语、表达结构、修辞差异等文本语言层面加以对比研究，其目的是使《圣经》汉译文本渐趋完善。

对于研究《圣经》的汉译，必然涉及语言符号，《圣经》是由语言符号形成的。现代符号学有两个基本的流派：以索绪尔（Ferdinadde Sausure）、巴特（Roland Barthes）、卡西尔（Ernst Cassirer）、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以及以皮尔士（Charle Sanders Peirce）、罗素（Bertrand Russell）、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符号学者把他们的理论看成是“一种分析文化现象的方式”，而且也的确是停留在文化现象的分析上，缺乏历史感，缺乏超越现象把握实质的历史洞察力。

分析哲学符号理论关心的焦点是符号的意义，依然是停留在语义学上的“符号游戏”，符号问题实质上根本不是一个单纯的语义问题，而是一个生活实践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这两种流派，由于它们过于专注于符号本身做较为孤立的研究，都未能真正地在整体上突破符号本体论的局限。人类社会是符号化的世界，符号现象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现象，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直接相关的。一般来说，人类是先通过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将外部世界转换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世界，然后才通过符号世界之网掌握和利用外部世界。其次，符号交换是人的主体性根源，是现实历史过程的前提。如果没有符号交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就不可能实现。因为，人的社会交往过程实质上是意义的生成与传递的过程，是形成文化和文化传统的过程。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变迁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符号人类学往往把文化看作是可以予以结构性分析的符号系统，主张文化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文化中行为者的行为组织形式，符号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它是文化的载体，而在于它是社会活动和人类经验的凝聚。因此，对《圣经》汉译语言符号的研究必须从翻译实践乃社会实践本质这一前提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圣经》汉译这一特殊的历史性社会现象。

《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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