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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蛮横干涉

【摘要】:然而,军部及对华强硬派认为“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暗地里积极插手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援助了张作霖,以确保日本在“满蒙”权益“不受侵害”。28日,田中内阁决定以保护侨民为名向青岛派兵。6月27日至7月7日,在森恪的极力推动下,田中义一首相兼外相主持召开了有在华公使、领事及关东军长官等要员参加的“东方会议”,集中讨论中国政局、日本在华经济权益、山东撤兵和中国的排日、抵制日货等问题。

然而,军部及对华强硬派认为“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暗地里积极插手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援助了张作霖,以确保日本在“满蒙”权益“不受侵害”。在陆相宇垣一成的支持下,军方通过各种手段,秘密支援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关键时刻,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大佐等赴山海关前线协助奉军指挥作战,并在奉军弹药告急时,补给大批枪炮弹药。松井等还劝说张作霖从“满铁”贷款100万元,经三井银行汇给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吉冈再交给倒戈策划者之一的段祺瑞,段再派松室考良少佐等转交给冯玉祥,使冯中途倒戈,直军惨败,北京政权落入冯、张、段之手。

1927年4月若槻内阁因金融危机倒台后,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受命组阁。田中是狂热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他批评币原推行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实属荒谬绝伦”。因此,田中一上台便改变对华不干涉政策,对华实行以武力为手段、俗称“田中外交”的强硬政策。

1927年5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出的北伐军占领蚌埠,并向徐州挺进。28日,田中内阁决定以保护侨民为名向青岛派兵。6月1日,日军第三十三旅团2000余人在青岛登陆,随后不顾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北洋政府的一致抗议,从青岛进军至济南。

6月27日至7月7日,在森恪的极力推动下,田中义一首相兼外相主持召开了有在华公使、领事及关东军长官等要员参加的“东方会议”,集中讨论中国政局、日本在华经济权益、山东撤兵和中国的排日、抵制日货等问题。

驻华公使芳泽在《对于支那的一般局势特别是对于支那南北两大势力对立的预测》报告中,对中国的统一大势也不甚看好。其判断是:南方派一致北伐时,其成败的预测是成功六成,失败四成。(www.chuimin.cn)

即使南方派取胜,也难以断定支那因此而马上实现和平统一。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掌政权后准备继续北伐。为了防止日本再次干涉,蒋任命与日关系密切的黄郛为外交部长,负责与日沟通。4月7日,蒋介石发表“北伐宣言”,亲率第一集团军北征并进逼济南。然而事实并非蒋想像的那样简单,4月19日,田中内阁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大批日军进占青岛和济南。5月3日,日军在济南向国民革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同时杀害了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中方十多名外交官员和千余平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其后日本继续增兵,兵力最高时达到1.5万人,战斗的升级又使中国数千军民死亡。结果,蒋介石为避免与日军发生更大冲突,忍辱退避,命令国民革命军绕道北上。

日本出兵山东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币原外交”时期相对稳定的中日关系跌到低谷。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蒋介石也视济南惨案为国家和个人的奇耻大辱,由此与日本结怨,并立志“雪耻”。

北伐战争期间,田中内阁还软硬兼施,迫使张作霖于1927年10月承诺与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签订“新满蒙五铁路协约”。后来,当日本发现张有意推诿时,关东军中抛弃张的意见开始占据上风。1928年5月30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保定,张作霖决定退守东北。6月4日晨,张的专车驶至奉天近郊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点的皇姑屯车站时发生爆炸,张重伤身亡。这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精心策划的“皇姑屯事件”。关东军本想通过这次事件换上一个完全听命于日本的傀儡,结果却弄巧成拙,事态向着与日本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