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后的国民革命与日本朝野的关注及对华利益的威胁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1924年国共合作后掀起的国民革命及其随后发动的北伐战争，既是一场对内统一的民主革命运动，也是一场对外争取独立的民族革命运动，革命的性质及中国的政治走向始终受到日本朝野的密切关注。在租界问题上，观察现在南方革命军的主张，支那政府、支那国民是要夺回向来处于各国手中的所有租界的，这成为现在支那国民运动的要求。他认为国民革命及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对日本的在华利益及日侨的生命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

1924年国共合作后掀起的国民革命及其随后发动的北伐战争，既是一场对内统一的民主革命运动，也是一场对外争取独立的民族革命运动，革命的性质及中国的政治走向始终受到日本朝野的密切关注。

关于北伐是否会带来中国的真正统一，否定性看法占据主流。金崎贤认为：中国人“无国家观念”，疆土太大，缺乏普通教育等，决定了中国政治难以统一。后藤朝太郎认为：“支那4亿民众只要不洗脑改变国民性，就永远无法作为国家而发达，这是所有识破支那者的共识。”大西条认为：“支那的完全统一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松波仁一郎宣称：“直到吾人死后，支那也终究不可能统一”，因为中国人不论哪个阶级，不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没有日本人那样的爱国心，而外国人也不希望中国统一。“四亿支那人不能统一为一个强国他们才会安心。为了阻止统一，甚至还公开提倡支那分割论。”小川节则在其“中国三分论”中提出，最好是按照地理环境和政治情势，将中国划分为北方、长江、西南地区的三个国家。

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在1927年2月考察中国后，阐述了对中国统一问题的看法。森烙认为：中国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统一的，但是如果中国“+X”，即中国加上一个列强，就会在数年内“恢复秩序，统一在某种形式之下”。也就是说，与上述论者不同，作为外交家，他对中国在苏俄援助下实现某种形式的“统一”抱有强烈的危机感。

关于国民革命的性质，《外交时报》主编半泽玉城否定南方革命势力的进步性，认为“中国的军阀是绝不会断种的，因此支那的将来依然会反复出现军阀斗争”。即：支那军阀的实际行动里面没有任何赤白之分。现在所说什么讨伐赤贼，什么进行彻底的国民革命，都只不过是标语……只不过是语言游戏。例如，北伐在举起膺惩赤贼口号的同时，却频繁地增收苛税，威胁人民的生活，或是实施酷法强制发行纸币，或是掠夺人民产业及生产，垄断其利益，牺牲民众的生活以扩张自家的权势，为此不择手段……（广东政府）高唱进行彻底的国民革命，强调确立三民主义，然而却频繁地强募军队，不断地发动战争，专事扩大势力范围，并为此压迫人民苛求富豪，在本质上与旧式军阀相比有何差异？

然而，政界的看法并非如此简单，并且，在判断中国的国民革命性质时，更多考虑的是这一“革命”对日本意味着什么、日本应该怎么办。

众议院议员松本君平在1927年3月12日的帝国议会演讲中，将北伐军进攻上海视为日本与列强的“严重危机”。他说：辛亥革命以来，清朝的崩溃、袁世凯的没落、三次革命以后经过十几年的岁月，此间支那发生了很多令人惊叹的变化。但是，我国还从未出现过现在这样的政治、经济上都面临的严峻的局面。(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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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界问题上，观察现在南方革命军的主张，支那政府、支那国民是要夺回向来处于各国手中的所有租界的，这成为现在支那国民运动的要求。而这一要求，不仅是南方革命军的，而且北方也具有这一要求与国民愿望。现在南北虽然在争执，南方的思想，却已经弥漫到整个支那，成为支那指导性的精神……根据现在革命军之提倡以及革命政府之声明、宣言观之，他们的要求，是要将英国势力全部都驱逐出整个支那。……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巨魁。将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巨魁从支那彻底驱逐，是现在南方政府国民性运动的要求。他们主张将上海夺回到国民手里——南方政府的手里，他们认为上海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巢穴，是帝国主义的牙城，夺取上海，就可以把英国的势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全部颠覆……俄国最高顾问鲍罗廷在汉口进行指导性演说时宣扬将颠覆英国作为先决问题，法兰西、日本等小帝国主义、小资本主义国家就会被全部打倒。只要打倒英国，日本等就自然会被扫除。支那以所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之势，现在要打倒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

显然，松平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民收复国权的运动，不只是针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巨魁”的英国，“小帝国主义、小资本主义”的日本也在劫难逃，革命迟早会影响波及到东三省。“英国在支那的势力被颠覆之际，对待英吉利的同一手法就会直接向日本袭来……那时，日本就是所谓狡兔死良狗烹。”对此，他严厉指责若槻内阁没有采取保护日本在华经济权益及日侨安全的有效措施，抨击币原外交是无所作为的“灰色外交”。松平认为，面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日本要么与英美协调，共同“维持正在被破坏的支那现状”；要么承认中国的新兴势力，接受不断觉醒的中国国民对民族主义、平等主义、国际的“民主主义”主张，同时与苏俄达成谅解。无疑，他是力持前一种态度的。

外务省参与官植原悦二郎也是对华外交强硬论的鼓吹者。他认为国民革命及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对日本的在华利益及日侨的生命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他说：南方派的军阀为了扩张势力，使用共产党及便衣队，在破坏社会秩序安宁方面，比北方势力还要严重。因此，假使南方的北伐成功，也难以想象中国会得到统一，在南方势力的统治之下，日侨的生命财产也难以得到保障。相反，在南方派的势力范围内，共产党的活动异常活跃，日侨的生命财产将陷入更为危险的境地。

植原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外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既得权益，对中国静观其变，若此则必须有“放弃在支一切既得权益”的思想准备；二是奋起“自卫”保护既得权益，同时把中国“引导”到和平、稳健的发展道路上来。作为“东方会议”的参加者和“田中外交”的支持者，植原的选择当然是后者。

国共合作后的国民革命与日本朝野的关注及对华利益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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