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统一与分裂观

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其见识和主张对国民观念的形成乃至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考察和分析日本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及民国时期的中国，他们向本国政府和国民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对于阐明当时的中日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而在众多可供研究的“人物”中，被誉为“支那学”泰斗的内藤湖南和“大正民主运动旗手”的吉野作造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战前日本著名汉学家及国策学科“支那学”的创始人之一。1906年以前任《大同新报》、《万朝报》、《大阪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社的记者，期间于1905年接受外务省的“满洲占领地民政调查”任务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1907年起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

与通常所说的汉学不同，战前日本的“支那学”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它是以现实“支那”（中国）为对象的对策研究，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术研究。当然，“支那学”学者一般都具有扎实的汉学功底，换个角度说，倡导经世致用的汉学家一旦将现实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支那学”行列。作为汉学家，内藤湖南声名显赫，在中国古籍史料考据、历史分期与社会性质、文化发展与变动趋势等研究上卓有成就，其提出的“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学术界影响不小。但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学术造诣，而是1911年武昌起义至1924年国共合作的民国初期“支那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

在这一充满变数的特定时期里，内藤湖南多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就中国问题发表了大量专题论述，其中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的便有《清朝衰亡论》（1912年3月出版）、《支那论》（1914年出版）和《新支那论》（1924年出版）等3部著作，以及在《大阪朝日新闻》、《外交时报》、《东方时论》、《神户新闻》、《青年》、《太阳》、《中央公论》等报刊杂志上刊载的时评43篇。本文拟以上述著作和时评为据，具体考察内藤湖南面对辛亥革命及民国初期的中国关注和思考了什么，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未来发展前途持何“见解”，对日本统治当局提出了怎样的政策性建议，进而管中窥豹地揭示日本知识分子在当时的中日关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及其发挥了什么作用。

第一，中国“统一论”与“分裂论”的本意

武昌起义后，中国一度出现革命派与清朝对峙的局面，政治前景不明。针对日本朝野出现的中国会出现“王朝更替”、革命派一事无成以及“南北分治”等各种争论，1911年11月末至12月初，内藤湖南以“清朝的过去和现在”为题，在京都帝国大学连续发表三场演讲，通过分析清朝军事、财政经济和社会思想的变迁，做出了清朝必亡、革命必胜的准确判断。即：今日支那的状态是大势的推移，自然的成行，眼下的官军胜、革命军败不会改变大局，革命主义、革命思想的成功无疑，此乃几百年来的趋势，今日非变不可的时机已经到来。

内藤在分析清朝必亡的原因时指出，清朝在财政上已陷入窘境，新思想的渗入则使清军发生了“异化”。他说：那些被派到日本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国外接受了各种教育，带着清朝所讨厌的知识回国，清廷已也有赴日留学生皆为革命党的议论。当然，到过日本未必会成为革命党，但留日学生多，自然数量上革命主义者也会多。结果，住在外国，读着新书，脑子里装的就不再是清朝。这是革命的基础。……那些在外国接受了新思想的军官，训练军队的同时也训练了革命思想，逐渐地制造了革命党。

内藤认为，比之于财政崩溃和军队的“异化”，人心相背更从根本上决定了清朝的命运。他写道：清朝已是强弩之末，艰难地维持着形式上的向心力。此次变乱使向心力完全破坏，数百年来惯性发展而逐渐兴盛的离心力急剧膨胀。……在宋以后形成的“君主专制”的王朝内部，皇帝构成了向心力的原点，是绝对权威的体现者，传统主义的权威使皇帝成为绝对的崇拜对象。然而清末人们对朝廷的尊敬之念已丧失殆尽。

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的独裁一再引起革命党人反抗，“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的接连发生表明，中国事实上仍处于分裂状态，能否实现真正的统一前途莫测。在此期间，日本国内关于中国是否会走向“南北分治”争论愈演愈烈，并影响到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为此，内藤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中国不会南北分裂并终将实现统一的见解，他在1911年11月发表的《支那时局的发展》一文中，以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为据，阐述了中国不会分裂的看法。有人认为袁成为北京的中枢会造成南北分立的局势。但是，这种南北分立的预测原本就是一大谬误。自古以来，支那发生在江南的叛乱难以成功，这是地势使然。北方兴起的势力，在保持野蛮习俗和简朴生活期间是会成功的，然而一旦天下太平，生活进步，北方不依靠江南财富就难以维持独立。金延续百余年靠的是南宋的岁帑，元不堪于江南的叛乱而亡。元明以来，北京更是靠江南的米与租税生活，故独立的北方经济上绝不允许江南的新立国存在。不懂这一历史而梦想南北分立，又以此种梦想出发援助支持北方朝廷，只会铸成大错。

接着，内藤又在《清朝衰亡论》中写道：支那国南有扬子江，北有黄河，两河之南为南方，之北为北方，从地图看，于两河间划出一线的南北分立之说未为不可，但以地图划线来轻率地考虑国家分合，是无视支那的历史，是尤其对支那近世历史全然无知者之言。

从这些言论看，内藤湖南俨然是个中国统一论者，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民族分裂论者。

在前述的时评《支那时局的发展》中，内藤反对中国南北分治论，但同时又指出了中国存在着各种分裂因素。他说：无论何方率先成立有实力的政府，列国都不会改变领土保全原则，亦不会有大规模介入的干涉。但是可以预测，不易解决的问题是，内外蒙古各部、西藏等将不归服新立国的共和政府。首先彼等显然不愿归服汉人，更何况共和政府不存在受命于天的天子，故也许不会被承认是国家。外蒙古等宁可接受俄罗斯保护也不会服从新的共和国，西藏法王肯定希望依靠露西亚或英吉利。如此一来，因内蒙古有与日本关系很深的王族，其最后选择也是问题。不过，新的共和国也许对这些塞外领土全无眷恋。甩掉这些棘手事物，经济上反而对支那有益。

三年后，内藤湖南在自称“代替代支那人、为支那而写”关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感情基础，内藤认为，满蒙回藏等民族历来不愿顺从汉人统治，清朝垮台后，这种离散倾向进一步增大，并已构成了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他写道：汉人对自己的文明和能力过于自信，但纵令统辖五大民族，在五族平等上，是否能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使之与自己同等也是疑问，说到底还是以汉人为中心、其他民族附属和被统辖的理想。

《支那论》中，从民族感情、国家统一的经济成本和民主制的代价等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出发，更加彻底地阐述了中华民族分裂的必然性以及分裂对中国的诸多“益处”。

以往的清朝时，蒙古、西藏以及土耳其种族服从于支那并感到头上的重荷有所减轻，生出独立之心亦属理所当然。原本蒙古人、西藏人服从支那是因为服从满洲的天子，是服从满洲天子的统一，从来就没想过服从汉人建立的国家。因此，满洲朝廷一旦倒塌，各异族的领土自然随之解体，蒙古人要求独立、西藏人依靠英吉利亦属当然。

关于国家统一的经济成本，内藤认为，汉人维持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得不偿失。他说：常言道，汉人的天下由汉人支配。若此，以支那本体的财力来统治支那应为根本，从财政的理想出发，把财政上看对支那有害无利的土地分割出去至为妥当。

关于政治制度与国家统一的关系，内藤虽断然否定了中央集权在中国的可行性，但同时又认为民主共和制度对于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是软弱无力的，因为：支那政府越是走向民主，就越会丧失对异族的统制力。

基于上述三点理由，内藤得出的结论和建议是：支那的领土问题，从政治实力考虑，今日应该缩小而不受五族共和之类空想左右。从实际实力出发，莫如暂时失去领土也要实现内部统一。

乍一看来，内藤湖南一面说清朝灭亡后中国不会南北分治、势必回归统一；一面又力主中国领土应一分为五，分而治之。同一张嘴却唱出了“统一”和“分裂”两种论调，岂非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其真意究竟何在？

解开这个谜团并不困难。事实上，内藤的心中没有或根本不愿接受“中华民族”的概念和事实。他只承认传统的汉族集中居住和生活的区域是中国的“本土”，并认为这个范围的“中国”必将统一而不会“南北分治”。反过来，他把满、蒙、回、藏地区排除在中国之外，认为这些地区从中国领土中分离，既能满足当地民族的独立要求，又能减少中国统治者的“负担”和“麻烦”，五族分治取代五族共和才是明智之举。

对此，如果说内藤缺乏中国历史及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基本知识，显然是对“汉学泰斗”的大不敬，倒是应该坦率而虚心地承认，内藤对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流、对立、融合、共处的历史不仅清楚得很，而且不乏独到见解，其对清末民初政情民风的深入了解，在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中亦属凤毛麟角。他指出的中国统一因素及分裂因素，某种程度上存在客观依据，对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也不无合理成分。但是，在对事物整体及其发展趋势的把握上，内藤显然低估了两千年来、特别是有清260多年来中华民族大融合所形成的雄厚基础和强大的内聚力。正因如此，清亡后民国初期的中国政坛虽然剧烈动荡，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在领土和民族问题上，无论是袁世凯、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中国还没有哪个当政者敢于铤而走险、拿原则做交易。内藤的“看法”从根本上就错了。

第二，中国“国际管理”及“放弃国防”论的荒谬

内藤湖南在作出中国久乱必治、“本土”势必统一的判断后，又花大力气论述了中国应采用何种政治统治方式、如何保障国家安全以及列强在“保全中国”上的作用问题。

首先，内藤认为，清朝灭亡后，传统的“家产国家”型君主专制体制已为时代的潮流所抛弃，不可能死灰复燃，而国民性和传统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中国不宜实行中央集权，“联省自治”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佳选择。

关于国民性，内藤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和政治是非感，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在乎谁来统治。在《支那论》中，他是这样描述中国的国民性的：当下，我们对失败的革命党人表示同情。革命党人因为不了解支那的国民性，使得无限辛苦的成果归于泡影。支那的国民性是牺牲一切也要追求和平，兵荒马乱之际，看到桀骜的暴徒横行，代表良民的父老屏息以待，事态稍稳，则不得父老欢心就不能继续统治。革命党凭借新锐意气而未顾虑父老欢心，以致失去近来起事的地盘，遭受重大打击。其最初奋起的动机虽然堂堂正正，然而倏起倏灭状态的结果与李自成、张献忠诸贼无异。所谓收揽父老，就是不问其法制之美善、人格之正邪，此乃支那的成功秘诀。无论恶人恶法，得此秘诀，必可成功。作为成功的要素，于收揽父老之前，改革论也好，政治上的主义也罢，皆毫无用处。革命党不知掌握此秘诀之关键而失败。目下袁世凯在知县考试中只采用旧读书人等做法，乃颇得此秘诀之要领。当然，此秘诀对挽救国家灭亡不起任何作用。得到父老欢心而成功的君主、大总统绝不保证国家为外敌所灭。父老并不重视对于外国的独立心和爱国心，只要乡里安全、宗族繁荣、安乐度日，无论何国人来统治都会柔顺服从。

支那人本来无节操，见机行事，趋炎附势，缺乏定见。

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内藤认为地方自治的传统根深蒂固，只有顺应这种传统才能维持统治。在《新支那论》中，他对中国地方社会的“宗法传统”和“乡团自治”进行了以下描述：支那民政的真正机能依然在于乡团自治，……无论是共同管理还是其他任何统治，只要不打破乡团自治，支那的传统政体就不会破灭。

地方上的乡团是由宗法即家族制度关系构成的。说到家族制度，日本人马上会想起封建时代的士族生活。但是支那的宗法并不那样幼稚，财产继承是分头的，中间还有家族公产与个人私产之别，是很调和的，此外还有家族互助、以家庙为中心的义田义庄，家族俨然是个小国家。非全部由家族组成的乡团，则是由几个家族集合，再吸收附属于家族的零散人员，依然与以家族为主的乡团组织无异。

从中国当时的状况看，不能说内藤的见解毫无根据，有些看法甚至可以说一针见血。但是，要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生存，他所开出的“联省自治”药方果能解决中国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按照内藤的“馊点子”做，中国只能是“各地方独立、以宗法制度来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罢了”。

其次，或许是内藤湖南内心也清楚这种“联省自治”办法不会给中国带来长治久安，于是干脆抛出了中国由“国际管理”的荒谬主张，他在1914年的《支那论》中就写道：北清事变（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运动）之际，天津曾出现过都统衙门，实行列国的联合政治。第二次大的都统政治应该为期不远。……如果抛却国民独立的体面，此种都统政治为支那人民所取是最幸福的境界。……支那的官吏由廉洁干练的外国官吏支配，可享受负担不增的较为善政的恩泽。

之后，内藤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继续在许多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兜售“国际管理论”，其蔑视中国的得意心态亦毫无保留地跃然纸上。且看1916—1921年间内藤发表的有关言论：由数十年来的实绩观之，支那的政治交给外国人是成功的。财政上，海关交给外国人成功了，随后厘金和盐税等由外国人经手后余裕日增。今日，支那人无不承认财政委托于外国人给政府和人民带来的利益。支那的民政主要是裁判，支那人知道，居留地（租界）里外国官吏的裁判虽然也有某种让步，但还是要比依赖支那官吏的裁判幸福。警察制度上，也是依赖居留地警察远比本国警察为善。北京曾组织过以日本人等为主的警察，那是支那人民从未见过的值得信赖的警察。如果支那把全国的警察都交给外国人管理，便可以最小费用获得最大的安全。军备亦然。若将一个大队（营）的军队交给日本军官管理，其保安的效力将大于支那人组织的一个师团（师）的军队。

若下定此决心（国际管理），支那的安全、东洋乃至世界的和平便可永久维持，此乃支那人最好把政治机关交给外国人的最大理由。若支那无此决心，则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和平和人民幸福。(www.chuimin.cn)

要使支那人安居于本国的城市或村落，暂用外国人做军队和警察的干部系属当然，经济机关、银行、公司等最好交给外国人经营。

支那已不年轻，采用现今世界流行的民族自治方针，已不能救济其老朽国民的政治及其机关。如同老人需要年轻人搀扶一样，支那的国民应该考虑让外国人居于其统治者的中心。

支那的政治改革，更确切地说政治复活，靠支那民族终究不会成功。外国人或支那人早晚会明白，依靠外国人是最便利、最经济的办法。

支那归国际管理，绝非外部压力所致，而是自然的成行。

把中国交给外国管理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的成行”，是“最便利、最经济的办法”，非此则中国在“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和平和人民幸福”，这就是内藤的看法。

再次，内藤的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治国能力、应由“国际管理”的论调，又是与其中国“国防无用”论及“放弃国防”论“打包”推销的。在《支那论》中，内藤“苦口婆心”地开导中国说：李鸿章是清楚自己实力的政治家，无论任何时候都把保证与外国和平放在首位，即使是付出领土缩小的牺牲。此深意即使张之洞、曾纪泽等年轻人物也不明白，对袁世凯那样年轻且长着猴脑子、不识大局、不知大计的机会主义政治家，更是不足与语。彼等不明白清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收回利权。当今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首先应该认识到，未来二十年左右，支那绝无国防的必要。即使露西亚、英吉利侵略蒙古和西藏也绝无兵力与之对抗。托列国势力均衡之福，支那即使完全废弃国防，其被侵略的土地也是有限的，绝不会有完全丧失独立的危险。再者，即便支那有四、五十个师团的兵力，其素质亦可知大方。若日本或俄国决心灭之，则根本无法抵抗。因有日、俄存在，其他列国还不敢对支那主体下手。故而对于外国，支那没有维持军备的必要。

两年后的1916年3月，内藤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的《支那将来的统治》一文中写道：我曾屡屡对支那人说，今后三十至五十年里，支那人脑子里不要有一丁点国防的想法，脑子里装着国防反而是危险的。今日支那养着百万军队，但是像日本那样军队训练有素的国家若发动侵略，只需半年或一年时间。要想避免此类事态发生，就应为本国的利益着想，不让日本等强国出手。支那的国威和体面不是靠自己的国防，只能靠外国本身的利益及其对支那的德义来维持。

1918年，内藤又在《神户新闻》上撰文说：强兵不是苦力有了枪就能马上实现的，真正强的兵靠的是国民性。国家观念是必须的。支那人整体上有国家观念需要几十年还是问号，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也未必。

显然，在中国要不要国防的问题上，内藤对中国的蔑视和自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以数学家的毋庸置疑的口吻，颐指气使地告诫中国“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必须认识到“未来二十年左右，支那绝无国防的必要”，因为即使“有四、五十个师团的兵力”，也根本无法与日本或俄国抵抗；告诫中国人民“脑子里不要有一丁点国防的想法，脑子里装着国防反而是危险的”，因为日本要打败中国的百万军队，“只需半年或一年时间”。他为这种“计算”寻找的根据是：国家观念是强兵的前提，而没有国家观念的“支那人整体上有国家观念需要几十年还是问号，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也未必”。内藤的这种“量化”判断，不由得使人联想到1937年全面侵华前弥漫于日本全国的“三个月灭亡中国”论，原来二十年前的内藤湖南已经为日本人洒下了这一罪恶的思想种子。

对于“国际管理”和“放弃国防”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后果，“中国通”内藤当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为了使中国人民在心理上能够承受可以预见的后果，内藤又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更直接且彻底地阐述了“国亡”、“文化在”的“道理”，对中国人进行了“内藤式”精神抚慰，他以慰灵碑文式的笔法写道：纵使支那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支那民族之大局观之，所言支那灭亡，绝非侮辱支那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足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毋宁说其文化恰能大放光辉于世界，支那民族之名誉，定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

内藤湖南：《山东问题与排日论之根底》，《太阳》，1919年第9号。

先是劝告民族危机深重的中国接受“国际管理”并“放弃国防”，继而劝慰中国人以“阿Q”精神，在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灭亡”后不必“过分悲哀”，而应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着想，从而自我陶醉在“文化大功业”的“民族名誉”之中。至此，内藤的这些愈发离谱的“妙论”，恐怕连白痴也不会接受，除了散发着小人得志般讽刺挖苦的酸气外毫无价值。

第三，日本对华“使命论”的诡辩

内藤湖南在连篇累牍地奢谈中国“怎么样”、“为什么”和“怎么办”时，从未忘记为日本出谋献策。确切地说，他的“支那学研究”本来就是为国家政策服务的，其本人也因此与纯正的知识分子划开了界限。

与一般政客或法西斯军人的“支那论”不同，内藤的“支那论”引经据典且自成体系。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他所鼓吹的日本对华“使命论”，也是由“国家年龄论”、“异族刺激论”、“文化中心移动论”和“殖民开发论”等彼此呼应的论点“推导”出来的。

且看内藤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来解析中国社会并阐述日本对于中国的“大使命”。

他在1919年发表的《支那政治的复活》一文中写道：毫无疑问，支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但国民的老衰征候与国家的古老相伴。数千年来，由于相对说来国民不与其他民族混杂，且几乎未与其他国家竞争而经受磨砺，因此像荒野中的大树一样自由生长，充分发展而未受到外部伤害。但是，树木到了寿命，树身就会枯干，支那即是此种状态。支那是长期孤立的国家，其内部产生的弊病使其逐渐衰竭，似此老衰是不能依靠树木自身活力的，拯救它的办法只能是依靠外力遏制其腐败，或剪掉其寄生的枝条。

在内藤看来，中国这颗年轮久远的大树之所以青春常驻，靠的是外力作用而非自身的活力。之后，他在《新支那论》中以两汉以来的民族关系为论据，不厌其烦地高度评价了各个朝代少数民族的“刺激”为中国不断注入“活力”的积极作用。然而其醉翁之意却在于：通过对“异族刺激”产生“活力”的肆意扩大的解释，为日本的对华殖民扩张寻找理论根据。他写道：支那能够长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靠外族的不断入侵。成吉思汗说得好：“支那人民搞不好自己的国家，那就毁了它建成大牧场，为蒙古人的国家所用。”支那民族靠这种外族精神和耶律楚材那样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恢复活力，是非常幸福的。在支那人看来，以往外族的努力完全是以暴力推行的政治，然而如今外族的努力是从经济上和平推进的。必须看到，东洋文化发展的时代正在变化，旨在改变支那现状，或许也是不自觉的日本的经济运动，对于延长支那民族将来的生命，实际上有莫大效果。支那民族若阻止这一运动，恐将自取衰死。

由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对支那实行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之类的议论没有价值。讨论日本与支那关系时，单纯考虑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是甚为不当的。……支那继承着祖宗留下的过多财产，又不为世界充分利用，正所谓暴殄天物，而其身旁的日本却为人口过剩苦恼，遇到了国民生存权问题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邻国的继承权，此等现象甚是矛盾。

这段引文清楚地表达了内藤的两层意思，一是日本可以像中国历史上的“异族”一样“刺激”中国焕发“活力”，并且这种刺激不是通过“暴力推行的政治”，而是通过“经济运动”来“改变支那现状”，从而“延长支那民族将来的生命”并带来“幸福”的；二是既然中国“暴殄天物”，守着祖宗留下的财产不为世界利用，那么遇到生存权问题的日本就不能“眼巴巴地看着邻国的继承权”，改变这种“甚是矛盾”的“现象”正当合理。

内藤认为，中国的国情已经到了不依靠“外力”就无法改变落后面貌的危险境地，日本可以像中国历史上的“异族”一样，从外部为中国的再生提供“原动力”。他写道：清末以来争论的问题是，支那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收回利权，什么利权都不给外国人，只能由支那人独占。然而支那人收回的全部利权只能是白白浪费，不会给支那经济带来任何发展。支那利权为支那独占的结果，必然是其他国家大发展期间唯独支那毫无发展，支那在经济上的亡国惨状必至。要把支那从亡国惨状中拯救出来，除了开发支那的天然财富外别无他途。此即依靠外国解决本国缺乏的资本，向外国人学习本国无能力的工业技术，与外国人产生共同利益，同时发展本国利益。

支那守着丰富的资源却根本没有开发资源的资本和经济机关的运转能力，必须从某处引进资本，经济机关运转的能力至少需要外国人训练数十年。但是，支那获得这种资本和经济机关运转能力的原动力来自何方？……简而言之，破坏支那传统政治组织、引导新的民众政治的原动力，就是日本国民在支那经济界的运动。

业已取得革新旧组织经验的日本人，应该根据其经验，从支那经济组织的基础做起，日本人改革支那的使命即在此处。

从这些引文中看出，内藤是主张通过“经济运动”为中国提供再生的“原动力”并同时解决日本的“生存问题”的，这或许也是他的首选意愿。但是，这并不意味力主对华经济扩张的内藤排斥使用武力，相反，他不仅为近代日本的侵华辩护，还抚慰日本国民不必因对华动武而自惭“自贬”。在《新支那论》中，内藤煞有介事地写道：日本与支那贸易的繁盛已有四五十年，此间也曾有过用兵，有过参谋本部等以特别方针对支那施展的各种小伎俩。然而通观全体，显然四五十年来日支两国关系逐渐由政治关系转向经济关系，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北清事变（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用兵的结果，也是打开了两国的经济关系，向着极为和平的方向发展。日俄战争向满洲用兵的结果，不也是使日本的经济力进入该地、使大连港升至支那第二大贸易港吗？满洲的财富由此增加是非常之事，美国人故意阻碍日本的进步，只看到了一时用兵且无视由此带来的经济上更大关系，但日本是不会有人持此错误看法的。当然，不能完全否定有时动用了武力。为了开拓大片田地，需要挖掘灌溉的沟渠，疏通沟渠碰到巨大岩石时往往必须使用巨斧或炸药，但是这样做就是忘了开拓田地的真正目的并由此断定炸毁其土地是目的吗？今天的日本国论忘记了本国历史和未来的前进道路，把作为一时应急手段使用的武力说成了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这是自贬。

至此，内藤湖南的殖民侵略卫道士嘴脸暴露无遗，并且已看不出这个“文化人”的论调与战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理论有何区别。

不仅如此，如果进一步听听内藤采用“象形蚯蚓论”和“文化中心移动论”进行的说教，则这个“支那通”的阴暗心态就更加令人发指了。

内藤对日本国民说：如果日本与支那冲突而不幸用兵，致使支那土崩瓦解无法收拾，日本岂非要负全部责任。……日本人的这种杞人之忧，源于对支那国家的成立及其社会组织的历史全然不知。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日本等国情如支那人的比喻，是“常山之蛇，打首尾至，打尾首至”，国民非常敏感，哪怕是小笠原被外国占领也必然会引起日本国民全体沸腾。支那则与此相反，犹如蚯蚓般低级动物，是切掉其一部分而其他部分无动于衷继续生活的国度。

反过来又对中国人民说：今天，日本成为东洋文化中心并构成与支那文化相抗衡的势力不足为奇。日本是比支那优秀的强国，支那人以狐疑的目光看着日本的强盛，但若某一天日本与支那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日本人活跃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上，支那人也不要以为是非常怪异的现象。

显然，内藤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接受的思想是：对待蚯蚓般低级动物的中国，日本国民可以放心地宰割，因为“蚯蚓”即使被切掉一部分也不会反抗；中国人应以平静的心态接受可能出现的日本人君临中国的“现象”，因为“文化中心”已经移到“比支那优秀的强国”日本。

一个无知的民族没有未来，而滥用“知识”的民族却会葬送现在；一个无知的学者误人子弟，而失去良知的学者却会误国误民。内藤湖南由造诣非凡的学者堕落为战前日本侵华“国策”的“智囊”，其深刻的教训不只属于日本，而且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