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浪人认知与行动：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观察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有不少大陆浪人同情和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为清政府出谋划策而被奉为“上宾”的浪人也不乏其人。显然，辨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大陆浪人的立场和作用无疑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大陆浪人亦称“支那浪人”，是近代日本社会衍生出来的成分极为复杂的特殊群体。《角川日本史辞典》的解释是：大陆浪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尖兵，与日本的政、军、商界勾结，以朝鲜和中国大陆为活动舞台，其中有投身于革命者，有为军部刺探情报者，也有穷困潦倒的政治家、一诺千金的野心家和坑蒙拐骗的无赖。

我国学者赵军则将大陆浪人分为五类，一是以岸田吟香和根津一为代表的在经济和教育领域深入中国进行调研活动的先驱性人物；二是同情和支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陆浪人，代表性人物有玄洋社的头山满、平冈浩太郎，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在惠州起义中战死的山田良政，以及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宫崎滔天、平山周、萱野长知等；三是以北一辉为代表的与“湖南派”革命党人具有密切关系的大陆浪人，宋教仁遇刺后回到日本而远离了革命党；四是以川岛速浪、佃信夫等为代表的反对辛亥革命、援助清政府的大陆浪人，武昌起义后支持宗社党开展“满蒙独立运动”，企图将“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五是混入中国民间的“马贼”或“胡匪”。

辛亥革命爆发前，孙中山等革命派以日本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结识大量民间及政、军、商界人士，赢得一批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俞辛焞将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结交的日本人士分为四类，即宫崎滔天等主张自由、民主和民权的民权派志士；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玄洋社、黑龙会系统的大陆浪人；犬养毅和尾崎行雄等主张立宪政治的政界人士；平冈浩太郎等商界人士。

但这四类人中，宫崎滔天、平冈浩太郎等也是大陆浪人，犬养毅和尾崎行雄等政、军界要人则与浪人关系密切。革命爆发后，大陆浪人紧急行动起来，他们与民间人士和政党势力相呼应，通过友邻会、“支那问题同志会”、善邻同志会和太平洋会等政治团体开展各种声援活动，派遣骨干成员到中国支援革命，同时在国内策动政府及军界、商界要人支持革命派。

但是，这些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的浪人思想动机颇有不同，甚至大相迥异。这可以从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和北一辉的对华认知与行为动机中窥之一斑。

宫崎滔天（1871—1922），本名宫崎寅藏。其卓越贡献表现在：将孙中山的《伦敦遇险记》译成日文，在1898年5至7月的《九州日报》上连载，由此孙文在日本名声鹊起；将政治家犬养毅、大隈重信、尾崎行雄以及头山满、宗方小太郎等社会名流介绍给孙中山，扩大了革命派在日本活动的空间；为促成孙中山与康有为等改良派合作而积极奔走，为此曾在新加坡被捕，身陷囹圄；协助孙中山发动1900年的惠州起义，并具体负责在日本为革命派筹办军火；力促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势力于1905年实现大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将其东京的私宅提供给同盟会作为机关报发行所；1906年创办半月刊《革命评论》杂志，向日本人大力宣传中国革命；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来到中国，伴随孙中山左右，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历史见证人。

宫崎作为孙中山的挚友，一生矢志不渝，为改变中国及东亚的命运倾尽心血。孙中山在为宫崎滔天的名著《三十三年之梦》作序时写道：“宫崎寅藏者，今之侠客，见识高远，抱负非凡。”

后又将“推心置腹”的匾额赠与宫崎。吉野作造评价说：“宫崎滔天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援助者。所谓真正援助，就是没有私心、忠于中国同胞之意。”

我国学者王晓秋认为：宫崎滔天是“支持中国革命最真诚的日本友人”。

宫崎滔天如此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有深刻思想基础的。

第一，宫崎的近代文明观及其“世界革命”志向。

宫崎生于熊本县没落武士家庭，自幼深受自由民权思想熏陶，长兄八郎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后参加西南叛乱战死；二兄民藏和三兄弥藏也是对现实体制不满的民权主义者。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对宫崎思想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年后的宫崎不满社会现状，他崇尚中国的世界大同说，在“人类同胞”、“世界一家”的观念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憎恶国家间的压迫和战争，猛烈抨击近代文明是“骗人的谎言”。

他以犀利的笔锋写道：人或曰，当今社会是文明社会。予亦承认现今比之过去文明。各种科学技术之进步，诸种机器之发明，电气铁道之广为利用，世界呈比邻之观，伟观则伟观矣。然此等科学技术、器械发明导致兵器新造、战舰升级、兵备日益扩张，战争愈加惨绝，壮观则壮观矣。然此壮观可称真文明乎？非也，以予观之，今之文明乃野蛮文明也。野蛮力随文明力进步。不！世界因文明而缩小，野蛮力恃文明力而膨胀。……日本乃新进国，过去三十年间之发达可称世界无双，殊见警察兵马之术，然则所谓野蛮文明之进步也。

为了与包括日本在内的“野蛮文明”相对抗，宫崎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理想和抱负，即：余信人类同胞之义，故忌弱肉强食之现状。余奉世界一家之说，故憎现今国家之竞争。所忌不可不除，所憎不可不破。……故余遂至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由此可见，宫崎滔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真正援助者”，正是以这种改变“弱肉强食之现状”的理想和“世界革命者”的胸怀为基础的。

第二，宫崎的世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的信念。

宫崎的三兄弥藏认为，日本的革命须首先在中国进行。中国若推翻清政府，建设新国家，收回被剥夺的权利，就会成为亚洲解放的根据地，进而号令世界。

这一思想为宫崎滔天所继承，他也认为亚洲革命的重心在中国，日本难以进行新的革命运动，单靠日本的力量无法驱逐欧美势力，日本的解放只有依托中国驱逐欧美、解放亚洲来实现，届时“支那复兴，印度、泰国、越南随之复兴，亦可救助菲律宾、埃及”。

基于这种认识，宫崎在《支那革命与列国》一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支那真乃具有左右世界命运之力量。革命成功，则可号令宇内，弘道于万邦；列国干涉，则将引发世界革命。呜呼！支那国前途多望哉，生于支那之人真乃幸福！余辈羡慕不已。

对“世界革命根据地”的确认只是问题的第一步，要把理想变成现实，还必须在中国找到志同道合者，这一愿望是在宫崎结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后实现的。1897年9月，宫崎在横滨与孙中山初识，即为其“主义”和人格魅力所倾倒，他盛赞：孙逸仙极为诚恳、坦率，思想高尚，见识卓越，抱负远大且情真意切。我国人中无几人堪比，诚为东亚之瑰宝。

从此与孙中山结为莫逆之交，全身心地追随孙中山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

第三，宫崎的人类正义感超越了狭隘“国家利益观”。

甲午战争后，蔑视中国的心理和东洋文明国的优越感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对此，正直的宫崎怒斥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具歧视性的国家和民族。

他感叹道：一等国民呦，大和民族呦，君子国民呦，东洋日出国之国民呦，现在不反省，将来必后悔。物先腐而虫生，尸先存而鹫集。外患不足惧，可惧者唯国民性堕落、傲慢心之增长也。

辛亥革命爆发后，宫崎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对日本政府和民众的对华态度进行了严厉抨击，其撰文说：阻挠中华民国成立的不正是日本吗？虽不是全部日本人，至少政府当局，不管是什么政府，不都在阻挠吗？没有人为民国的成立填一篑土。内阁的对支外交，说透了是愚蠢的。在援助政策下借给钱、借给武器，让支那南北对立永久化，结果酿成了反日感情……一次革命时，一千五百万元借款契约已经签订了，日本中途又违约，导致南方政府中止北伐而不得不妥协。一旦妥协时，马上又恶骂革命党是懦夫，没志气，除了少数同情者外，没有人从内心为他们着想，没有人为他们洒上一掬同情之泪。如此叫喊日支亲善，即使反复叫上千万遍又有何用？我断言这种罪过都在日本及日本人身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火打劫，出兵强占了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胶州湾和山东铁路，随后于1915年向袁世凯统治的北京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在巨大的国家利益诱惑下，当时日本的主流媒体一边倒地支持政府的主张，甚至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也认为“二十一条”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对此，宫崎滔天极为愤怒，在《广东行》一文中谴责大隈内阁的二十一条要求“太过无理”。

俄国革命爆发后，再撰文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军国主义政策：我等认为向来的对支政策及对台湾、朝鲜政策是不人道、非正义的，是军国侵略主义乃至利己主义的。原来说为了对抗俄国军国主义还多少有些借口，但今日俄国军国主义已经与其帝政一起崩溃，新俄国绝对否认侵略主义，国际联盟亦禁止单独军事行动，故现今正是我国改变军国主义外交的最好时机。

由此看来，宫崎滔天是带着一种为世界革命献身的崇高理想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他是一位熠熠闪光的卓越思想者，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者，但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民间和大陆浪人中，又只能是极为特异的存在，正如其本人对孙中山的评价一样，在众多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士中，像宫崎那样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无几人堪比”。

内田良平（1874—1937）是右翼团体黑龙会的创始人（1901年），是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运动时发挥了很大能量的社会活动家。与宫崎滔天不同，在形形色色的支持革命派的日本民间人士和大陆浪人中，内田良平的中国认识及其行为动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他客观上帮助过中国革命派，但骨子里想的是日本；他是个急欲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的国权主义实践者，而不是日本学者判定的“国权主义空想家”。

甲午战争时期，内田因支持朝鲜东学党而得到日本统治阶层赏识。经宫崎滔天介绍结识孙中山后，开始与革命党人往来密切。武昌起义后，接受宋教仁的嘱托，一面派遣北一辉、清藤荣七郎、葛生能九等到中国与起义军联系并搜集有关情报；一面在国内组织各种声援活动，在政、军、商界上层周旋，力劝政府停止对清廷的武器支援，并成功地说服三井财阀为革命军提供30万两白银借款以购置军火。

南北议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内田逐渐疏远革命派，把精力投向了使“满蒙”从中国“分离”的工作。

内田作为打着亚洲主义旗号的国权主义者，客观上虽曾支持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主观思想动机却阴暗龌龊，是以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为出发点的。这可从其1913年写下的《支那论》一书中得到证实。

中国社会的“三分结构”导致“中国畸形论”是《支那观》的要点。在内田看来，中国社会由政治社会（即“读书社会”）、普通社会（即“农商工社会”）和游民社会构成，“支那是个畸形国，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全然分离”。

内田笔下的中国政治社会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实地描绘了这个社会的状态。彼等以贿赂及第，再以受贿而营私产，嫉贤妒能，排斥异己，除了谋求权势福利之外，不求国家之存亡、国民之休憩。废除科举制不过是改变了读书的形式。金钱万能主义是支那国民性的痼疾，政治家冠冕堂皇但言清行浊。……故辛亥革命临时共和政府成立之际，也是极尽党争排挤之丑态，最终导致南北倾轧、暗杀、格斗、混乱、亡命，内招土匪连绵，外致外藩抗命与列强逼压。这些皆因彼等恬不知耻，源于国民性的恶根。

其笔下的中国普通社会是：农工商，只追逐个人利益生活。彼等是彻底的个人本位主义者，只要个人生命财产与安全有保障，则拥戴君主也行，不拥戴君主也可，对于其国土归属何国是不会刨根问底的。数千年来，国王姓刘、姓李、姓赵、抑或姓奇渥温、姓朱、姓爱新觉罗，皆与彼等无关，有朝一日改姓英、俄、法、德或日、美，彼等亦不会过问。彼等祖先留下的歌谣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干？这确实表达了彼等的性格。彼等唯望少纳税、少受些徭役之苦罢了。

至于中国的游民社会，内田的描述是：秦汉以来，彼等以豪侠自任，平生的职业就是打家劫舍、挖坟盗墓、悠哉赌博，眼中无政府、无祖国、无仁义、无道德，其理想唯以自己快活为满足，称分金银，绸棉加身，成瓮喝酒，大块吃肉，除此之外，再无理想，马贼与土匪属于此类。支那国民性的残酷狠毒实以彼等为代表。

在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如此描述分析后，内田得出了如下结论：世界国民中像支那国民性情恶劣者稀少。彼等若非以自家为中心而逞其政权欲的凶汉，便是为自家私利私福而不辞忍受任何羞耻的险民。彼等既无政治机能，亦无国民精神，无敌忾自强的志气。在彼等面前，主义、人道、名分已失去本来意义。……彼等所谓共和政治的社会性创造，简直是缘木求鱼。

很显然，内田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原本是极为蔑视的。既然如此，他又是以何种心态做出了支持革命党这一看似矛盾的举动呢？问题的实质是，面对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和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国权主义者们在对华策略上不无分歧。内田良平所代表的一派人看好革命派，企图通过“预先投资”获得革命派好感，以便在革命派掌权后得到丰厚“回报”。事实上，内田在为中国革命奔走之时，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确保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扩大日本在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经济利益，以及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聘用日本人等要求。

川岛浪速等一派人采取的策略则相反，他们认为支持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才能事半功倍，更利于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二者异曲同工，所谓手段不同，目标一致。因此，当内田看到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果实、既往的通过扶植和掌控革命派来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的途径受阻后，便放弃了“曲线救国”路线，转而与川岛殊途同归，联手搞起了“满蒙独立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支持革命派的大陆浪人中，“内田现象”是“普遍”而非“个别”，正如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所指出的那样：“对中国的这种认识方法，并不只限于内田一个人，毋宁说在日俄战争后几乎所有的中国认识中，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特征，这是一股时代潮流。”

北一辉（1883—1937），又名北辉次郎，日本法西斯的教祖。23岁自费出版《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1906年），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弊端，公然对天皇制提出质疑；1919年炮制《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取“夺玉”之策，摇身变成尊皇派，将打击对象瞄向了财阀、党阀和军阀。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后被捕，翌年被政府以武装叛乱的思想教唆犯罪名处决。

北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在宫崎滔天创办的《革命评论》杂志社工作，成为援助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此间尤与革命派领袖之一宋教仁过往甚密，故武昌起义爆发后，应宋教仁之邀，被黑龙会舵主内田良平派往上海，担任宋教仁顾问，一面负责日方与革命党人的联络，一面搜集情报发回国内。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与革命派渐行渐远。

1916年，北一辉在上海写下《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出版）一书，集中阐述了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并袒露了中日“合作”的愿景。

第一，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洞察”。(www.chuimin.cn)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持有中国只是发生了“封建王朝更替”看法的人不在少数。川岛浪速在1912年8月口述的《对支那管见》中，否认辛亥革命是“民族觉醒”的产物，认为革命创建了“全新国家”之说是“极大的谬误”。

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藏。内田良平在《支那观》（1913年）中历数中国的劣根性，认为辛亥革命“形同昔日英法革命”，但“若因其冠有革命之名便视若泰西革命，则是颠倒黑白”。

海军兵学校文职教官酒卷贞一郎在《支那分割论》（1913年）中，污蔑革命军是“无赖、流浪汉与苦力的集合”，故所谓的革命“不过是骗人的”。

大隈重信则在1915年7月首相任职内写下的《日支民族性论》中断言，中国的“尚古陋风”。

使其无法吸收新文明，辛亥革命“未能增添任何新的文明要素”。

对此，北一辉写道：当我现在回顾革命运动轨迹之时，首先要把我不同于支那轻侮论者的着眼点摆在前面。他们称排满革命名为革命战争却看不到值得一提的战斗，看不到胜负。于是便归罪于其民族性，嘲讽和谩骂（革命）是可笑的发火演习。我则相反，古今所有革命运动实际上都是思想战争，而非兵火战争。……今日之支那不是十年前的支那。有些官僚与支那通用十年前看待支那的目光，先入为主地看待当今的支那，他们所接触的不过是支那的表皮，以及武人一拳便可打死的腐烂透顶的亡国阶级。他们视线中看不到剥落这层表皮后生长出来的新统治阶级——革命党及革命青年。因此，就连与革命党人有交往的人也误认为革命党是韩国的亡国亲日党，以为他们只有依赖日本、仰仗日本才能立国，为此而进行令人颦蹙的援助者比比皆是。

北接着写道：那些爱国革命党要从累卵之危中挽救走向灭亡的祖国，其运动目标自然就集中到国家问题上来。他们欲挽救因积弱而面临被瓜分亡国危机的祖国，故可称之为爱国党，对于欲趁机凌辱其国、瓜分其国的列强来说当然也就成为排外党。……他们虽然倾听着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等腐臭纷纷的亲善论，但实际上早已觉醒了。对于习惯了凌驾胁迫亡国阶级、以习惯性轻侮观倡导亲善的日本人，他们是初始的爱国者。

这里，北一辉把辛亥革命看做民族觉醒的产物，是一场破旧立新的“思想战争”，是“爱国党”所代表的“兴国阶级”对“亡国阶级”的革命，其对事物的本质性把握可以说超凡脱俗，显示了深刻的洞察力。

第二，对中国实现统一的见解。

面对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立、武装冲突不断的现状，日本某些人认为中国将走向分裂。但是，北一辉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说：支那有史以来就是统一的，即使出现过群雄割据和两朝抗争。日本也有过元龟天正的分裂和南北朝争霸的时代。若说日本因有这样的中世历史，帝国宪法就应输入美国的翻版来建立各藩联邦，岂不是可笑的史观？春秋时人们期待天下统一的来临，孔明的鼎立之策也是为统一做准备。统治者与民众的理想通常在于统一，分立抗争时代不过是统一的觉醒尚未普及的历史过程而已。只观察支那之皮毛者是不考察这种历史过程的。对于各省自身顽强的团结力量其实应从反面理解，它正好是国家统一的第一步。……赋予革命支那的《中华民国临时宪法》，是以中央集权的统一为根本的，与美国的带有分权恶臭的制度丝毫无关。

这里，北一辉反对“中国分裂论”的态度是明确的，认为南北对立只是暂时现象，未来发展趋势必将是实现真正统一。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北对统一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显然估计不足，也未展开深入分析。

第三，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批判。

推翻清朝专制、实行民主共和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远大理想，中华民国的成立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一步。汉学“泰斗”内藤湖南也认为，清朝灭亡后，中国不应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某种变态的联邦制”。

更适合于中国。对此，北一辉持不同见解。北承认孙中山人格伟大，具有“超越利欲的美德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乐天派胸怀”，但并不完全同意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在中国应实行何种政治体制的问题上，批评孙中山“照搬美国”，“在国家观念中有不能容忍的缺陷”。这里不妨引用长文，看一下北一辉的“见地”。北美建国是基于脱离其母国也不能背叛自由的精神，他们是为了信仰和自由而不能容忍母国的移民子孙。自由之乡是美国国民的骄傲，清教徒的血液随着移民的增多而混浊，但自由却是贯穿其历史的国民精神。支那则与之相反，其传统是与自由恰好相反的服从道德、服从父母、顺从君主，以忠孝、齐家、治天下为道德，历史上支那人民是只有统治道德得到显著发展的国民。……在这种历史中，他们成为鞭打了数千年的奴隶。……孙君的空想不必美国人说我们也都知道，那是觉醒了的革命党人的疾患。世界上的共和国中，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反动与革命的反复，这不仅是由于其国家建立在分离的革命基础之上，而是……由于他们的国民精神尊重反对党的监督自由。没有自由的觉醒，或正要觉醒但依然处于专制历史惯性中的国家，决不可能通过美国的制度来维护自由。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美国的两党对立制，反对的自由、监督的自由、批评攻击的自由、更替交迭的自由等反对党可以存在的一切理由，必然会遭到蹂躏，结果必然会出现一党专制政治，在野党会被当作“叛徒”。如果在支那的建国与历史当中无法发现保护在野党自由的精神，那么孙君对美国总统政治的翻译（照搬），反而会背叛其理想中的民主自由而成为专制。

接着，北一辉谈到了东洋的政治传统，即除了君主专制外，其笔下的“东洋共和政治”要比美国式的共和政治好得多。他说：所谓“东洋的共和政治”应该像列于神前的诸汗选出窝阔台汗成为终身总统那样，是享天命而成为统治元首的共和政体……黄人的共和国应该以中世蒙古建国为楷模。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忽必烈汗都不是世袭继承君位的君主，而是由一种名叫“库里尔台”的大会选举产生的恺撒。并且，他们比之于恺撒的罗马进行了更自由、更统一、更辽远的征服。从翻译（照搬）中解脱出来吧。黄人的总统不是美国开垦事业中的大村长。

这里，北一辉明确地指出，国民传统和国民意识的差异，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可以照搬美国，而应从东洋特有的传统中发掘和继承，古代蒙元帝国诸汗推举终身大汉的“寡头政治”方式，正是近代中国实行“精英政治”的历史依据。同时，这种政治必须是中央集权的，其最高领袖应是“天命与民意”决定的精英中的精英。唯此中国才能强大起来，否则只能是一盘散沙。

第四，“中日军事同盟”的设想。

与一般意义上的“亚洲主义者”及“国权主义者”相比，北一辉是最典型的“大亚洲主义者”、“亚洲门罗主义者”和“超级国家主义者”。其野心之大、“理论”之系统、言辞之“坦率”，在同类“主义者”中，即使不是唯一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支那革命外史》的后半部分，北一辉以大量笔墨论述了“中日军事同盟”的必要性和目标。北写道：当窝阔台汗的共和军（中国革命军）驱逐英人、在讨伐蒙古的名义下对俄开战之时，日本北自浦港开进黑龙沿海诸州，南面夺取香港、新加坡，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建立救应印度的立脚点。……进而挥动长鞭，跨越赤道占领黄金澳洲大陆，颠覆英国的东洋经略自不待言。……支那首先是为了存立，日本是为了使小日本变成大日本。……若此，日支同盟可成，两国亲善，天人共舞。

北一辉为何会有这种“奇想”，根据在哪里呢？其心路历程可以在随后完成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19年）中找到答案。

北一辉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崇拜者，将阶级斗争理论扩大到国际关系中使用是其专利发明。北一再呼吁发动一场“世界革命”，其依据是：既然现实社会尊奉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那么“国际无产者”日本对国际资本家的革命便是天经地义，这就如同英国独霸世界、俄国统治北半球一样具有正当性。“国家除为自身防卫外，还有为被不义之强力所压迫的其他国家或民族而开始战争的权利”，“有对于因国家自身之发达而另外不法独占大规模领土并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者开始战争的权利。”

对日本来说，“若有必要，应有夺取全地球之远大抱负。”

应以“革命之大帝国主义”的姿态，“挥动亚洲联盟之义旗，执应真正来临之世界联邦之牛耳”。

与中国军事结盟则是日本实现“远大抱负”所采取的必要“革命性对外政策。”辛亥革命初期，当北一辉看到留日学生是核心、革命党人思想及行动方式深受日本影响时颇受鼓舞，相信中国革命成功后会出现一个亲日政权，进而在日本的主导下建立“中日军事同盟”。

但是，北一辉的中日合作及军事同盟设想是一厢情愿的，因为日本对华扩张的不断升级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华民族危机，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中日“合作”、“同盟”的基础。以五四运动为起端，在觉醒了的中华民族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斗争面前，北一辉终于发现“站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

遂心灰意冷，结束了在中国十余年的“革命生活”，返回日本指导“国家改造”运动，策动“直接行动”的“武力革命”。

通过对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北一辉等三人的实证考察和分析，可以认为辛亥革命时期各种大陆浪人对革命派的支持，客观上推进了中国革命。但是，在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的浪人中，既存在宫崎那样抛开国家观念无私援助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也更多地存在怀着扩大在华权益或将中国拉入日本主导的反欧美列强阵营动机的国权主义者。因此，宫崎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表里如一且善始善终，而内田和北一辉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在看到革命遭遇挫折、革命派掌握国家实权的希望渺茫时退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3.酒卷贞一郎的《支那分割论》

酒卷贞一郎于1897—1911年任海军兵学校文职教授，辛亥革命发生后赴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1913年写成《支那分割论》，强烈主张分割中国。其关于辛亥革命及中国的认识有如下几点。

第一，认为清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大小官员不思国事，只图荣华富贵、中饱私囊，因此已经处于无风自倒的状态。他写道：清朝……贪官污吏接踵不断，大官小吏皆不思国事，以中饱私囊为唯一目的，为此不择手段。故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巡警狱卒，无不苛求收刮人民，几乎是在掠夺。他们又用收刮之钱财来贿赂上官以图荣升。荣升之后会进行更多的收刮与更多的中饱私囊，然后再送更多的贿赂，得到更高的荣升，这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故上下都被卷入这一邪恶的潮流当中。官吏越来越富，人民越来越疲惫，流贼蜂起，群盗横行，不平之徒组织秘密结社，革命之火点燃，导致清朝的覆灭。

第二，认为辛亥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军根本没有革命精神，战斗如同儿戏，因此辛亥革命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酒卷笔下的战场情景是：武昌革命初夜，士兵成群闯入城中，炮击官衙，却几乎没有死伤者，汉口之战也只不过是枪炮的乱射。汉阳附近的战斗，是此次革命中唯一的一场大战，是最激烈的。然而两军合起来的死伤人员不过五千。南京则是无刃陷落，徐州之战不过是学童的模拟战。两军的将校、士兵临战都想活下来，在战场上唯一的想法是保全自己，根本不想什么破敌杀贼之事。

汉口收复战是沿着日本租借后方的铁道线路进行的，租借里的邦人都站到台阶上或是房顶上观战，看到他们趴在铁道沿线的堤下，埋着头，只把手伸出来射击，根本就不进行狙击，枪弹很少打中敌人，而是从根本想不到的方向飞去，不但打不到敌兵，反而还造成很多无辜良民的死伤。

战胜者也不会暴露身体追击，只是伸出手来射击，当敌人的影子逐渐远去，从木偶大小变成鸟儿大小，再变成黑点，最后直到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才匍匐到堤上左顾右盼，徐缓追击。一旦看到敌人在前方占据了障碍物，就不会前进一步。如果有可以隐藏的障碍物，就会藏起来，没有就会退却到以前的障碍物中。两军没有以散兵进行攻击的，在战斗中没有挖掘散兵壕，不进行任何活动，没有任何计划，即使有也没有实行的勇气，没有侦察，没有狙击，没有跃进，没有突击，没有追击，真是天下太平的战斗啊。

在构筑汉阳的防御工程时，让士兵们挖掘沟壕，士兵都说“我等是战士，只知道好好打仗。沟壕的挖掘是苦力应该干的事，与我等无关”，不肯作业，司令部只好招募挖掘，逐渐完成作业，让士兵以沟壕为掩护进行活动，可他们却以此为很好的便所，夜间拉屎放尿，耗费了莫大银两的重要散兵壕在一夜之间成为士兵的公用厕所，第二天早上兵火交接，战斗渐酣时，完全没抵上用。

由此，酒卷得出的结论是：“革命战斗当中的两军，特别是革命军完全没有士兵的样子，是无赖、流浪汉与苦力的集合，他们毫无斗志，只是为趁势涝银而加入队伍”，故辛亥仲秋的革命不是流血的革命，与历代的王朝革命相比，只不过是“儿戏的革命”。

是阴险、恫吓、虚伪、贿赂的革命，而这种“革命”无法挽救中国的命运的。他写道：仔细观察革命走到今天的过程，可以发现这只不过是欺瞒的革命。以此丝毫不能振奋中华民国国民的活力。他们呼号新政的刷新，呼叫利权的回收，提倡排外，宣称共和，议论宪政，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痼疾，其活力与清朝的活力一样都沉没到了九泉之下。因此他们的人心日益浮躁，风俗日益败坏，道德日益松弛，留下的只有虚饰。此种状态继续下去的话，与唐末、宋末的支那一样，民国难免分裂割据。

第三，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从政治家、官吏、军人直到老百姓，中国人想的都是自己而不是国家。其笔下中国政治家的形象是：他们没有自己铺设铁道的能力，没有开凿矿山的能力，却只拘泥于利权的文字，呼叫利权的回收，以为这关乎国家体面，而不仔细琢磨利益得失，无论什么事都要阻碍外国人的事业，而不考虑失去同情，招来反感。苏杭甬铁道、川汉铁道、粤汉铁道等，皆因他们反对借款而终止，至今没能开通一线。矿山亦然。他们呼叫不许给外国人采掘权，而要自己采掘，但支那除了外国人经营的矿山之外，至今还没听说过哪儿在采掘新矿。他们只以吐露豪言壮语为快，不考虑国家的利益得失，也并不徐徐策划。总之，他们作为个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他们呼号只是为了让自己出名。既然没有国家的观念，当然就不会为国家效力，不会为国事效力。

中国官吏的形象是：支那官吏，上自朝堂大官，下至地方村落小吏，都不是以国家观念就任的，而是为了自己，为了金钱当官儿。故他们榨取人民的膏血温暖自己，又为飞黄腾达贿赂上官。人民极为贫穷而官吏富有。从行政到司法，都是以贿赂解决问题的。

中国军队的形象是：支那的军队哪知道什么忠勇，也不解什么信义……有背着伞的，有腰下别着提灯的，有的在行军中站在路旁吃东西，有的人撒尿拉屎。还有抢掠民宅、富豪的，甚至还虐待老幼、强奸妇女。支那的军队是纯然的强盗之群。他们不是以国家的观念加入军队的，而是为了得到工资入伍的。故按时得不到工资就会暴动，拿起武器劫掠无辜的良民。……战时不顶用，平时却骚扰良民。他们不是国家的干城，而是国家的蠹虫。

中国老百姓的形象是：人民知道依赖官吏不利于自己，于是集结为乡党以自卫。故他们不管国君为何人，北人可以，南人可以，西戎可以，东夷可以，只要保护他们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国君都会服从。故他们视王朝的隆替为过眼烟云，昨天的仇敌成为今天的国君，今天的国君成为明天的奴隶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个人主义，是数千年来的遗传，是习惯，已经深深地根植在脑袋里，坚固得无法拔除，已经成为本能。要之，支那人与犹太人一样，作为个人勤勉忍耐、勇敢奋斗、励精图治、善于储蓄，具有优良的发展能力，但作为国家团体中的一份子，则是怯懦、怠惰、教条、虚伪、贪婪，充满了贼心。他们不忠、不义、不信、不勇，是完全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这样的人民如何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健全的国家呢？

据此，酒卷认为，中国人的自私和奴性，决定了只有专制政治适合于中国。中国人不能自主、自立，只能是被统治的对象，因此无论是清末推行的宪政，还是革命派力主的共和，都不过是“缘木求鱼”。他写道：支那人民如此没有政治思想，没有自治观念，唯希望依赖圣主、贤相施良政，从中受益。他们依然是专制时代的人民，是应该接受压制的人民，不是可以发挥自由的人民；是被统治的人民，而非统治的人民。现在全国蔓延的政治倾向只不过是一时的流行而已。他们并不知道为何要立宪，为何要共和，为何要渐进，为何要急进，为何是国民党，为何是民主党，为何是统一党，为何是支那进步党。他们只是敷衍趋势、附和雷同而已。期待以此等人民完成共和政治，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支那难免会土崩瓦解，走向灭亡。

第四，认为中国这一人民没有国家观念的国家必定被列强瓜分，日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以便瓜分到更多的利益。对此，酒卷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南北并进、分割中国的具体建议，即：外蒙古与新疆已处于俄国控制之下，西藏实际上已被英国控制，支那处于分裂状态，且支那内部也出现了割据之势，支那的分割不可避免。因此，日本作为支那的邻国，应该瓜分到更多的利益。在北方，为了确保朝鲜与辽东成为日本的领土，需要与俄国协商，将南满洲、内蒙古一带与直隶的一部分划入日本的管辖范围；在南方，为了确保我国领土台湾与母国之间的联系，需要获得福建、浙江二省。特别是浙江的舟山列岛是大型舰队的根据地，可以扼制中央支那的大动脉——长江河口。福建是贫瘠之地，获取浙江可弥补福建的不足，还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同时还需要在与英法协商的基础上，获取江西的一部分。江西的赣江流域沃野千里，是所谓的天府之地。

客观地说，酒卷贞一郎对当时中国社会腐败、衰落现象的观察和描述不是没有根据的，对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判断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作为日本军事学校的教授，他通过课堂教育以及书籍传播等途径，对日本政府尤其是陆军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事实上，他的南北并进分割中国构想与参谋本部的中国分治论是极为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