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革命时期的中国观点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迄今为止，围绕该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及其行动，中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严格说来，狭义的“辛亥革命”至中华民国建立及清帝退位即告结束，然而事实上“革命”还在继续。该时期的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而是世界中的中日关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翌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步取得了成功。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封建势力的反扑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介入，又使此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变数、在混乱中不断整合、在黑暗中探索光明的历史巨变期。

辛亥革命在策略上把推翻清政府、废除君主专制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然而其最终目标无疑是在对内实现“民主”的基础上，对外实现“民族独立”，这就势必要与鸦片战争以来攫取了巨大在华权益的列强产生冲突。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新势力与封建旧势力殊死搏斗的天平中，列强的立场倒向何方举足轻重，其中日本的对华政策特别值得关注。

迄今为止，围绕该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及其行动，中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

日本学界普遍注重史料发掘和个案研究，尤其强调各种人物、团体、党派乃至统制集团内部各种势力对华认识的差异性和对华政策的多岐性，然而其不容忽视的一种倾向是，在光怪陆离的种种“个别”和“差异”的重重包围下，“普遍”即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及其行动选择的不变原则，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了。相比之下，由于语言、资料等条件的限制，中国学界有深度的实证研究尚嫌阙如，深入细化的研究尚存一定空间。而要将研究推向深入，就需要在参考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和运用历史资料，通过对该时期日本朝野的各种对华认识、态度、对策和行动进行实证考察，确认其客观上是否存在着“差异”和“变化”；分析导致“差异”及“变化”的原因，进而通过综合分析，由表及里地提取该时期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的最大公约数，阐明何为其对华认识的主流，何为其行动选择的表层特征及其内在本质。

在进行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认知研究时，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研究时限的设定。严格说来，狭义的“辛亥革命”至中华民国建立及清帝退位即告结束，然而事实上“革命”还在继续。俞辛焞认为：“政治史上的辛亥革命作为历史事件，经过1913年的第二次革命已经基本结束，但从中日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之际发生的各种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并没有通过二次革命解决，而是一直持续到了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www.chuimin.cn)

这一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旨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不是一蹴而就，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就是要巩固共和制成果、反对帝制复辟，因此是革命的继续，是无法被割舍的辛亥革命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样的“时空设定”所带来的视域扩大效果，有助于深入系统地辨明该时期日本对华认识及对策的全貌。

第二，关于“客体对象”的把握。对日本来说，孙中山及南方革命党、清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都是其认知及对策的“客体”，其对某一特定“客体”的判断和立场，总是与其对其他“客体”的态度紧密相关的。因此，只有把日本与不同客体的互动以及客体间互动对日本的影响统统纳入研究视野，才能从整体上认清日本对华观及其行动选择的特点。

第三，关于“主体”状况的分析。阐明该时期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怎么样”或“是什么”还不是研究的终结，深究其“为什么”当是又一重要命题，这就要求对日本这一认知及行动主体的自身状况进行考察分析。探讨这一问题时，同一时期日本国内蓬勃兴起的政党政治和大正民主运动、甲午战争后国民蔑华意识的泛化和大陆扩张思想的膨胀、“亚洲主义”旗号下东洋盟主论及日本使命观的抬头等动向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些内在的思想和社会“状况”约束了日本对华认知及行动选择的能力和方向。

第四，关于“关联客体”的作用。该时期的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而是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同样希望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的欧美列强所采取的中国政策对日本的影响和牵制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中国问题上，日本与列强狼狈为奸也好，殊死争夺也罢，总之是不可无视列强的存在而独往独来的。出于同样的理由，该时期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对外应对之策，无疑也进一步增加了日本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的变数。

近代中国革命时期的中国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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