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世界一等国意识与使命观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自信成为世界一等国，国民亦成了世界一流国民。该报放出的狂言是：日本要“驰骋于世界舞台，一争雌雄”。一喜一怒，雀跃而又扼腕，扼腕而后欢呼，恰如一场戏剧，在舞台上旋转的同时，战争使得国家地位上升为一等国，彼此之公使升为大使。一等国意识的滋生，导致了明治以来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明论内涵的变化。

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自信成为世界一等国，国民亦成了世界一流国民。负责国民教育宣传的《教育时论》声称：“今我大日本帝国已不是东洋孤岛上的贫弱国家，而是并列于世界优等国的一流国家。”

该报放出的狂言是：日本要“驰骋于世界舞台，一争雌雄”。

这种世界一等国意识也弥漫于政界。政友会党报写道：开战以来，陆海军连战连胜，国民皆雀跃不已。然而，媾和条约不仅没有预期的成果，且其条件也是那样的不充分，于是狂喜变为愤怒，举国舆论沸腾几乎不能控制。此时，又遇上新日英同盟条约发表，接着又是英国舰队来访，还有观舰仪式，而出征军队也陆续凯旋而归。于是愤怒又转为欢喜，到处都有欢迎庆祝活动。一喜一怒，雀跃而又扼腕，扼腕而后欢呼，恰如一场戏剧，在舞台上旋转的同时，战争使得国家地位上升为一等国，彼此之公使升为大使。

媒体和御用文人在为日本成为“世界一等国”欢呼的同时，挖空心思地为日本所以成为“一等国”进行着诠释，将日本战胜的原因归结于日本文明的精神要素。《大阪朝日新闻》在1904年11月3日庆祝天长节的祝词中竭力歌颂“万世一系”的天皇，称国民“生此盛世，戴此圣主，逢此国运之隆盛，浴此王化之光泽”，无比幸福。11月16日，该报刊载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两千年来养成的日本魂”是战胜俄国的精神法宝。

《国民新闻》则在10月31日的报道中宣称，国民的爱国心并不是明治时代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源远流长地蕴含在“日本帝国的历史”中。

到日本胜局已定的1905年春，《大阪朝日新闻》开始不断地推出了“说花要数樱花，说人要数武士”等宣扬“武士道”特有精神文化的新词。

《大阪朝日新闻》1905年3月29日、4月9日；《太阳》第11卷第2号等。日俄战争前夕在英国出版的新渡户稻造著《武士道》一书亦随之受到热捧。

一等国意识的滋生，导致了明治以来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明论内涵的变化。日俄战争前，日本的文明论是以近代西欧文明为摹本，日俄战争后，则出现了试图以日本中心主义取代或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其代表性主张是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和大隈重信的“东西文明融合论”。

1903年，冈仓天心用英文发表TheIdealsoftheEast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ArtofJapan，即《东洋的理想》一书，后来译成日文在日本国内销售。此书开宗明义，劈头提出“亚洲为一”的思想。文中写道：喜马拉雅山虽然将强有力的两大文明，即具有孔子共同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文明与具有吠（佛）陀个人主义思想的印度文明分开，但是，这只不过是对两者各自特色的强调。越过雪山之巅的那种对所有亚洲民族来说都具有的“无穷普遍”的爱却一刻都未受到阻隔，成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共同思想遗产。

冈仓认为：“欧洲的光荣即是亚洲的屈辱！”为此，“东洋民族虽然分散独立，然再生的种子必须自求于内部。泛亚同盟自身具有无法估量的力量，每个民族首先必须要感到自身的力量。”

他似乎在发自内心地呼唤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民族赶快觉醒。

然而，冈仓强调的“亚洲一体”论却是一种以日本为顶尖的金字塔形构造，他所提倡的东方文明既不是中国的儒学，也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日本化了的儒学和佛教。他明确地告诉世人，将复杂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统一起来是“日本伟大的特权”，“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无以类比的祝福、没有被征服过的民族的骄傲与自恃、牺牲膨胀发展而固守祖先传下来的观念与本能的岛国孤立等，使日本成为承载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真正仓库”。相反，“中国由于几经覆盖全国性的王朝覆灭、鞑靼骑兵的入侵、激昂暴民的杀戮蹂躏，以致除了文献与废墟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让人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与宋代社会典雅的标识”。“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www.chuimin.cn)

“能够凭借其秘藏的标本，对丰富的亚洲文化历史进行一贯研究的，只有日本”。

不难看出，冈仓强调的“亚粹”，实际上是“日粹”，他所主张的亚洲主义的核心是日本中心主义。

大隈重信及其智囊团提出的“东西文明融合论”，试图在文化层面上为日本人在日俄战后确立的优越、自负心理提供理论注脚。大隈认为，日本人为东西文明的融合开创了新的历史，“欧美以为只有发生在本民族之间的文明，才是唯一可以生存下去的文明，以为只有自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但是，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欧美人“自觉到除了西欧文明以外还存在其他文明，除了西欧道德、文学、美术以外还有其他道德、文学和美术，并对此产生了尊敬之念与真挚的研究之情”。他说：所有的文化只有通过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才能得到发展，“如今，东洋文明的代表者日本吸收咀嚼了白人文明，并进而将之与东洋文明进行了调和发展。”1907年1月5日，大隈在《教育时论》上发表《日本的文明》一文中说：开国以来，我日本国成为东西两大系统文明接触的交点，世界一切文明要素均汇合于此，我国的思想、制度、文物均发生了大混乱、大冲突、大竞争，……竟然在开国以来的五十年间，获得了充分的调和，即，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首次在我国得以形成。

1907年，大隈辞去宪政本党总理的职务，担任早稻田大学校长。翌年，建立了以其本人为会长的大日本文明协会。1910年发行《国民读本》，1911年创刊《新日本》杂志，积极投身于讲演、出版等活动。在此过程中，他是这样鼓吹日本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对于东洋，是西洋文明的说明者，对于西洋，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故日本对于融合东西文明，处于绝对性的主导地位。

那么，居于这种文明地位的日本国民对东亚乃至整个人类负有怎样的使命呢？大隈的回答是：“日本作为东洋的先觉者及代表者，有指导亚洲劣等文明的国家向文明迈进的责任。”

他说：我国已经处于代表东亚文明，并向东洋介绍西洋文明的地位，很好地调和东西文明，进而醇化世界文明，带来人类和平，以图人道之完美，这是我国国民之理想，也是我日本帝国之天职。

大隈所说的“亚洲劣等文明国”当然包括中国。他说：“支那这一邻国，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能保护该国，负有拯救该国国民的义务与使命。”

即：日本也应帮助支那的文明，增进其国力，这样不仅利在支那，而且也有利于日本自身。即支那增进国力，则可预防东洋动乱之危机，这必然带来商品购买力，进而可使我国贸易发达。

在日俄战后的日本社会里，冈仓天心和大隈重信等鼓吹的日本文明论和使命论是具有普遍性的。

1905年1至7月，《日本人》杂志连载了田中守平的《东亚联邦论》一文，建议成立“东亚联邦”，“拥戴我陛下为联邦首长”。文章写道：观日本、支那及朝鲜现状，各自维护独立终究困难至极，加之受到白人各国对异种人的排斥，毕竟东洋各国需要东洋国家的联盟，黄色人种需要以自身的力量来构筑自身安全。依赖白人国家的同情，或欲借其力以图安逸，绝非上策。

总之，日俄战争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国民在亚洲的优越感及其在世界面前的自信，其对中国的蔑视感则已发展到了不可动摇的地步。吉野作造回忆说：我国已经没有惧怕支那的情况了。庚子事件后，日本看透了清朝的真实面目，开始与列强一起欺负清国。日本告别了甲午战争以后对清国复仇的担忧。……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产生了作为军国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支那等为狗屁不如。现在日本关注的不是过时的支那，而是俄国这一强敌，并意识到必须应对俄国的复仇。

战后日本的世界一等国意识与使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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