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蔑华观与传播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日俄战争中，日本将94万兵力派到了中国东北战场。第三军后备步兵第一旅团陆军上等兵大泽敬之助在给故友的信中，把中国人称为“土人”。更有甚者，有些士兵及作家还将中国人丑化为动物。这种观念的广泛传播，又助长了日本国民蔑视中国、支持政府侵华的行动，以致“麻痹了后来日本士兵杀害中国俘虏与平民的抵抗心理与理性，结果导致日本军人在中国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

日俄战争中，日本将94万兵力派到了中国东北战场。这些军人和随军记者，是以“文明人”和“胜利者”的立场，观察和描述中国当地民众和社会风情的。他们通过战地报导、传闻、演讲等形式，竭力宣传中国人“文弱”、“贫困”、“不洁”和“自私”，从而把鄙视、蔑视型对华意识更加广泛地渗透给普通民众，构成了近代日本统治当局大肆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社会基础。

且看当时的有关记载。

第三军后备步兵第一旅团陆军上等兵大泽敬之助在给故友的信中，把中国人称为“土人”。信中说：“土人以经营农业为主，使用驴，极为肮脏，臭气熏天，简直还不如内地（指日本）的叫花子。”

骑兵第九联队第一中队的老田孝作在从军日志中写道：这个城镇的四周是用土墙围起来的，即使是相当宽阔的街道，其肮脏之状也难以用纸笔形容。今天我们留宿在民宅。按小队分宿，拴马场也都是各自选择的。我的宿舍很大，但极其肮脏，恶臭刺鼻，令人作呕。

近卫步兵第三联队少尉神津重太郎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可以说支那人几乎根本没有清洁与肮脏的观念，家里就不必说了，即便是庭院、房子四围也是灰积如山，四散着一种异样的臭气。

《风俗画报》第294号，1904年8月25日。

更有甚者，有些士兵及作家还将中国人丑化为动物。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军医土肥原三千太在日记中将中国人比作蚂蚁，“有拉牛的蚂蚁，有牵驴的蚂蚁，有卖鸡蛋的蚂蚁，有拣东西的蚂蚁，无外乎是一些似人的动物。”

第10师团兵站炮兵大尉佐藤清胜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专制的历史，称“此前的支那人没有感到任何不平，就像蝼蚁一样贪婪自己的生命，实际上要统治这些愚昧的人民，再没有比专制更好的方法了”。

第二军随军作家田山花袋是博文馆派遣的写真班主任，他在从军记《圣尘》（《日俄战争实记》）中写道：西洋人视支那人为动物，不得不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动物，是下等动物，他们在生理上失去了作为人类的资格。试想一下，他们不是满不在乎地喝着水坑里的、泥沼里的、马蹄印里的积水吗？不论喝着哪儿的水，都具有不可侵蚀的肠子。因此，大概他们不需要井吧。

田山花袋：《征尘》，《日俄战争实记》第47编，1905年1月3日。(www.chuimin.cn)

战争期间，除了参战士兵及从军记者外，户水宽人、内藤湖南、有贺长雄、德富苏峰等不少社会名人也曾以个人身份考察了中国，其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当然不是停留在“贫穷”、“不洁”层面的问题。那么，他们关注了什么，向日本国民传递了怎样的中国信息呢？

有贺长雄是《外交时报》的主编，曾作为从军记者亲赴战场，他在日俄旅顺战役时描述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淡薄和强烈的本位性。他写道：清国人的地方心强、缺乏包括支那整体的爱国心已毋庸赘言。现在位于庙堂或是处于地方掌握枢要的人，都以特定的地方为其权势根基，以之为立身之地，并为之出力。张之洞即使到了京畿，其所专注的依然是南清；袁世凯即使担任了直隶总督，其根基仍在山东，离开山东，就没有袁氏。其他实力派也是如此。且以满洲为根据地、为满洲尽力之人除了亲王之外别无他者，看到满洲遇难而如同隔岸观火之人比比皆是。

《外交时报》，第85号。

德富苏峰在战争期间游历了安东、奉天、辽阳、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北京、天津、烟台、威海卫、上海、苏州、汉口、湘潭、长沙、岳州、武昌、南京、杭州等地，据此写下了《七十八日游记》，其“支那无国论”一节中，大谈了中国人的无国家观念。他说：支那有家无国，有孝无忠，这是某位支那通的警句，今天的支那不仅没有国家观念，而且过去也没有像国家观念之类的东西。

德富认为，中国人是“文弱的国民”，缺少尚勇斗狠的阳刚之气，因此中国更像个女人国。他写道：纵观支那古今，最为著名的就是文弱一事……这是支那有史以来的通患。虽说支那人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但无论如何爱好和平，也总应该有一些防卫的力量，然而支那人连这一点都没有……说支那人是文弱之民倒是精当。支那也不是没有个别的勇士，如关羽、樊哙、鲁智深等。然观其国乃文弱之国，其民乃文弱之民。现在也是，其容貌、风采，到处都像女性，很难找到真正的男人。……故支那的战争就像支那人吵架一样，只是虚张声势，百万大军只不过有一成在拿起武器真正地战斗……支那的文弱可以用古往今来积极防御、不思进攻来证明。万里长城、都邑、城墙、院墙，大到整个支那，小到一家一户，都是在防备侵略。

德富还写道：“日本人像男人，故知廉耻，有力量。支那人不像男人，故不知廉耻，不辞做任何卑贱的工作，连南非的金矿不也在输入支那人吗？”

在他的笔下，中国人贪生怕死，“无正邪标准，只有利害打算……杀身成仁只是快语，相反明哲保身才是至上的金科玉律……殉国、殉君者，在支那反倒是无法无天的表现，他们虽被不断地赞美，却也不断地被人在背地里骂作傻瓜。”

他辱骂中国人是个人利益至上、缺乏公德心的国民，是图虚荣、讲排场、爱面子、行“贿赂”的国民，具有为了私利可以不惜一切的贪婪本性。即：历经被征服命运的支那人死守安身立命的祖训……支那的诸般问题，只能以一个“利”字来解释……如果有什么可以让支那人努力的话，并不是什么君父之仇，不是国家也不是宗教，而是自身的利益。为此，胆小鬼也能成为勇者，怠惰者也能成为勤奋家，而不惜舍弃生命。

可见，这些参战士兵及到战地考察的知识分子，是带着强烈的日本优越感和中国低劣意识回到日本的。这种观念的广泛传播，又助长了日本国民蔑视中国、支持政府侵华的行动，以致“麻痹了后来日本士兵杀害中国俘虏与平民的抵抗心理与理性，结果导致日本军人在中国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

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蔑华观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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