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观点：《保全中国论》的浮现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该会标榜中日提携，“保全支那”。1898年6月，进步党元老铃木重远在进步党党报上撰文，明确提倡中日提携下的“保全中国论”。然而，在这一期党报上，岛田三郎的“保全中国论”腔调却完全不同。

耐人寻味的是，“三国干涉还辽”后，虽然“东洋盟主论”遇到当头棒喝而一度低沉，但是面对西方列强蚕食中国行动步伐的加快，日本朝野“亚洲提携”、“中日结盟”的主张再次抬头，进而发展为颇具欺骗性的“保全中国论”。其后，“保全中国论”时起时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着内涵，直至彻底脱掉华丽的外衣，露出其本来的狰狞面目。

与“早期亚洲主义”的人物、团体及其思想流派的延续性发展相联系，这一时期的东邦协会、东亚同文会、《大阪朝日新闻》、进步党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亚洲主义倾向，他们在对外政策上的主张是亚洲一体、中日合作以及“保全中国”。

东邦协会于1891年成立（1914年解散），发起人是1884年曾策划中国分裂、制造“福州组”事件的核心人物小泽豁郎，副会长是副岛种臣，理事有陆羯南、高桥建三、大井宪太郎、杉浦重刚、志贺重昂、三宅雄二郎、井上哲次郎等。福本诚、白井新太郎等任干事。成员包括乾坤社和《日本》（《日本人》）系统的人员、山县有朋系统的官僚、国民协会系统的人员、以板垣退助和中江兆民为核心的自由党人员、以犬养毅和尾崎行雄为首的改进党人员、伊东己代治与小村寿太郎等官僚系统的人员、谷干城与三浦梧楼等贵族院的成员、中野二郎与岸田吟香等大陆浪人，可以说社会成分极为复杂。机关报为《东邦协会报告》及《东邦协会会报》。

东亚同文会于1898年11月成立（1946年解散），其前身是1898年4月成立的东亚会和同年6月成立的同文会，两会合并后又有若干既有的其他亚洲主义团体成员加入。会长是贵族院议长、公爵近卫笃麿，成员中不乏宗方小太郎、犬养毅、大石正己、谷干城、榎本武扬、渡边洪基、长冈护美、花房义质、福本诚、岸田吟香、宫崎滔天、平山周、内藤湖南、陆羯南、副岛种臣、小川平吉、山田良政、根津一、竹越与三郎等社会各界名流。该会标榜中日提携，“保全支那”。机关报为《时论》及《东亚时报》。由于有很深的政府背景，该会曾得到4万日元外务省机密费资助，其对华“活动”的范围极大，与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刘坤一、孙中山等不同政治派别的中国要人均有联系和来往，因此其对华政策主张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

1898年1月，时任贵族院议长的东邦协会副会长近卫笃麿（1863—1905）在综合性杂志《太阳》上发表《同人种同盟——附研究支那问题之必要》一文，公然提出黄白人种对立说。文章写道：“以余观之，东洋的前途难免成为人种竞争之舞台。即使通过外交政略可解决一时的事态，那也只是权宜之计。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两大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中，支那人与日本人共同处于以白人种为仇敌的位置。”他看到甲午战争带来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同时，白种人通过甲午战争观察到日本的能力，“顿悟黄种人难以轻侮，反而呈现出畏惧之色”。他认为“支那人民的存亡，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也关乎日本自身之命运”，故日本必须与中国合作共同商讨“人种保护政策”，以“保全”中国。

近卫还主张日本应与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国改革派合作，促进中国的近代化，以便通过中日合作，谋取日本的在华利益。

1898年4月6日，陆羯南针对德、俄、英加紧瓜分中国的动向，批判了伊藤首相等官僚政府的反应迟钝和无作为。他认为，日本在中国和列强的面前应该表现出强硬的外交姿态，特别是原本为日本占领的威海卫交换给中国后，决不能允许他国再占领。他说：今日之东亚局势，不进则退。……吾辈虽不知内阁之动静，但时局既已至此，奉劝当局对于作为抵押的威海卫，切勿无条件放弃。而且要想维护威海卫就必然会导致与某国发生冲突，这原本就是提前应该想到的。我国应该一面向北京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否认德、俄、英的行为，以开启将来进取之端绪，否则就从速停止军备扩张计划，今后永远从东亚局势中退却出来。

陆羯南认为，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态势，日本不应缩手缩脚，而应主动出击，帮助清政府推行改革，改订法律，起用人才，采用铁道电信等文明利器，开放内地。

《大阪朝日新闻》代表着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在对华政策方面，其主张与大隈重信等提出的“保全中国论”相近，认为“就清国问题而言，大隈内阁当然在现内阁（山县内阁）之上，宪政本党（原进步党）当然在宪政党（原自由党）之上”。(www.chuimin.cn)

《大阪朝日新闻》，1899年5月24日。对于列强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该报的观点与陆羯南相似。1898年4月末，针对日本在中国北方的势力扩张受到俄、德的抑制，而伊藤内阁却满足于清政府对日承诺的福建省“不割让”，该报表示不满，认为：“此次为了保证台湾之稳固，我国至少获得了福建一省，吾人亦非不喜。但得知我帝国不得不因此而步步抛弃在支那北部之权势，吾人则为向来之主张化为泡影而感到悲哀。”

同上书，1898年4月30日。该报还认为：“衰弱的支那帝国的各地沿岸都拥有良好港湾却不能自我保护，不断丢失军事要地，这必定成为恣意妄为的强暴国家他日开启事端的阶梯。对此，我日本应该发挥最大力量以行防卫。”

同时强烈地要求日本政府在对清交涉中获得铁道、矿山开发的优先权，迫使中国解除大米出口的禁令。

1898年5月中国发生沙市暴动中时，针对日本领事馆被烧一事，该报要求政府与“相关各国联合起来向各要地派兵”，在对华政策上坚持强硬态度。

进步党是众议院的第二大党，其党首是大隈重信。1898年5月27日，该党在第12次帝国议会的众议院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辽东半岛问题的上奏案，其中严厉批判了伊藤内阁外交政策上的无作为。由于遭到自由党和国民协会的反对，在30日表决时，该议案以116∶171被否决。

1898年6月，进步党元老铃木重远在进步党党报上撰文，明确提倡中日提携下的“保全中国论”。今之东亚问题为整个社会所讨论，人们意见各异，甚至有人主张与欧洲列强共同瓜分支那。以予之管见，我帝国之独立只能由帝国自己来维护，东洋整体之独立，则需东洋各国来维护。眼下清国内部纲纪败坏，对外不能维护国权，恐怕难免被欧洲列国吞噬，故应给之以一大刺激，开导之诱掖之，巩固其独立，以互为辅车、唇齿相依，维护东洋和平，实乃我帝国之责任。

然而，在这一期党报上，岛田三郎的“保全中国论”腔调却完全不同。他说：支那的崩溃是日本之忧又为英国之患，此忧虽不能免除，但应该尽量使其步伐放缓些。……熟虑东洋今后之命运，支那既然不能恢复元气，就会渐次被诸国蚕食，禹域将四分五裂，然爱新觉罗失天下，而其四亿民众依然栖息于四百余州，成为地球上勤勉一生的人民。有怀柔此民之心、开导此族之意、包容此俗之量而又能贯彻自我意志的国民，应该占据其统治地位。欧洲列国虽争相用力于此，然无如我日本对此大陆具有如此便利之地位者。无事时贸易之利无出于日本距离最短者，有事时海陆用兵无及于我国之形胜者。……为东洋又为日本之计，日本应主动加入欧洲列强之行伍，以东方主人之身份，占据并维持和平友邦及共同协商解决东洋问题之地位。今日世界由于器械学术的发达而混合成一个交际社团，划出东西洋区别或标立人种的异同，杞人忧天式地担忧欧力东渐，毕竟是锁国精神的变形，绝非具有进取精神的远见卓识，退却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支那到了今日之地步，完全起因于这种保守主义，故日本在外交上须要加入列国的会同盟约，以保护自我之权益，……吾人不承认天然之敌，只可确立我国应有之目的，为此而缔结同盟，以英、俄、法、德、美任何一国为友，与相反者为敌，开导人道、推进文明、保护和平的正义国民，阔步于世界，此乃我之国是。

可以认为，1898年成为热点讨论话题的“保全中国论”尚处在初期形成阶段，其主流思想的表面洋溢着亚洲连带的理想主义情怀，强调人种和区域的差异，呼吁同种同域的亚洲人携手互助，而率先跨入“文明之域”的日本有责任也有能力“扶掖”和“保护”中国免遭列强的吞并或瓜分。然而在实质上，它不过是新形势下“东洋盟主论”的翻版，也是后来出现的排他性“亚洲门罗主义”的先声。相比之下，岛田的“保全中国论”虽属另类，或者说更接近后述的与列强为伍，“共同分割”中国的主张，但却凸显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点。岛田的逻辑是：与列强携手分割中国才是日本的“国是”，而中国也可以在犬牙交错的列强权益均衡中得到“保全”。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观点：《保全中国论》的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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