蔑视型中国论的泛滥-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总论

甲午战争期间，与社会上掀起的战争狂潮相呼应，出版界关于中国时论类的著述剧增，其基调是诋毁、仇视和蔑视。打败清朝之后，这种仇视、蔑视型的中国论由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又进一步泛滥和沉淀，遂使二战以前日本民众的对华认识基本“定格”。

在五花八门的中国论中，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荒尾精的《对清意见》影响甚大。

竹越与三郎（1865—1950），号三叉。先后就学于中村敬宇的同人社和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曾在福泽的时事新报社工作，后加入德富苏峰的民友社。作为政论家和自由史学家，其撰写的《新日本史》（上、中）显露出才华，从而确立了在学界的地位，并引起政界的关注。

竹越与三郎是处在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他虽然反对国内的专制政治，但却从不隐瞒对实力主义的留恋和扩张国力的欲望。

其在甲午战争期间出版的《支那论》，正是这种留恋和欲望的呼唤。

《支那论》于1894年8月出版发行。此书开宗明义地写道：现在我陆军已经扫除牙山之兵而迫近平壤，海军也已在南阳湾获胜而迫近威海卫。海陆并进将日章旗树于北京城头之日已指日可待。

当此之时，国民只陶醉于胜利之中。若问为何必须征夷清国，很多人的回答仅限于清国妨碍了日本援助朝鲜独立的事业，然而日本不能不征夷清国之理不仅如此。如彼等在朝鲜的不法不义之举，不过是新造成的出师之契机。得皇天特宠的日本国民，为了奉行其天职，亦为国民自卫，作为国家千百年长久之计，必须彻底地征夷清国。此书虽为一小册子，但却代表日本国民阐明其想说未说、要谈未谈之所在者。

竹越直言不讳地说，此书有向政府献策之意，写作大纲及意图如下：征清之师已出。此局如何结束？结局不易之时，在外交上向世界尝试何种措施？我相信这是热心且冷静的政治家所需要考虑的。此书对此亦有献策。

简单地叙述本书的大纲，第一篇《大日本》，从列国之政治、自然的地理上来论述天下之形势一变，东洋的小国日本必须与大陆接近而进行大运动，同时经济人口等活力方面日本也必须有向外树立“大日本”的形势。第二篇《外交之忧不在欧美而在清国》，论述我们已经不得不建设大日本，而妨碍此大运动的首当其冲的是清国人。第三篇《清国自觉其大之日乃日本最危险之日》，从历史上论述清国的侵略、土匪性质，其国民产生自负时，对邻国而言是最危险的，而如果其自负现在达到顶点的话，这正是“大日本”的最大的妨碍者。第四篇《人种上侵略运动的大势》，英国的沃尔兹将军叙述了可以覆盖世界的支那人种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人种之争上胜利了，由此论述大日本之危险由此而来。第五篇《日清同盟之迂腐》，世间以东洋和平为名欲使日清同盟，本文排斥对之让步之说，主张日本成为东洋的英国。第六篇《同盟论能赢得什么》，论述作为日清同盟的代价所得到的，无论在东洋还是在世界上，都不过是使清国的权力增强而已。第七篇《非兵火不能使清人觉醒》，论述如同古希腊那样，在世界上传播文明是我国之天职。如果要向支那传播文明的话，先必须要以兵火之光使之醒目。第八篇《战后的索赔》，论述应该索赔什么。一旦战局结束必不可再战，要通过索赔来养护战斗力。第九篇《应进而登上世界舞台》，论述为了贯彻对支那的大希望，除了兵力以外，还要以外交的力量作成日俄法三国同盟，以此登上世界的舞台。第十篇《二十世纪的权力平均》是将日清之争与“三十年战争”时的瑞典与意大利之争作比较，如同以瑞典的力量产生了欧洲的权力平均，论述应以日本的力量创生二十世纪的权力平均。

在这个写作大纲中，“大日本”一词格外醒目。竹越的解释是：“国民的活力已经旺盛得达到顶点，景行天皇以来尺寸未增的国土已经不堪其容了。”

由于日本现有的领土已经不堪重负，“大日本”必须“在海外谋求新故乡”。他说：“大日本”不是爱国者的豪言壮语，不是预言者的梦幻，不是诗人的高调，而是实际的问题、利害的问题、必然之势，是日本国民生存竞争的唯一胜利法宝。日本国民作为其才能与繁殖力的报酬，现在只要波涛所及、暖流所至、南极星之光所能够照射得到的暖带的草木繁盛所在，都有寻求新故乡、建设“大日本”的天纵之权利。吾人有建设大日本的权利。吾人用此权利则可生、不用此权利则是吾人进行国民性自杀。我国民只有通过大日本建设，将内溢而致相争的活力发泄于外，以此来谋求国内的安排、调和与整顿，才能生存下去。

那么，如何建设“大日本”、到哪里“谋求新故乡”呢？竹越的态度极为明确，那就是向大陆扩张，而拦路虎便是中国，即“当前最大的妨害者，实际上是清国！”

经过如此这般的形势、任务、目标的论述后，《支那论》进入“正题”，其首先提出的设问是中国是敌是友。书中写道：吾人如何对应清国？是与之合谋结成亚细亚同盟，于和睦之间处理此利害冲突？抑或是断然排击它，迫使其屈从于我？这是日本国民在建设“大日本”之前首先要必须解释的至重、至大的问题。

对此，竹越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是中国人既有“如同鼠族”一样的“膨胀力”，又是“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有朝一日发展起来时，日本必然成为其“膨胀”的对象。他说：支那人是世界上最容易繁殖的人种，彼等如同鼠族，几乎是自乘式地增加。二十四朝、三千年，历史是朝代革命的历史，朝代革命的历史，是杀人如草、流血如河的历史。他国的战斗以谋略决胜负，清国的战斗以杀敌的多寡决胜负。然而暂时的太平，人口又迅速繁殖起来。……这难道不能说是具有膨胀力的人种吗？

所谓支那人不曾为侵略之人种，已虚伪也。所谓历史之证明，亦虚伪也。组成现今清国之大半的汉人祖先为什么人种？汉武帝兵出四方、实行侵略政策以来，历朝帝王自觉其大势力之时，无不四境出兵，征伐外国。……若回顾支那人种穿越大漠、出兵塞外，蹂躏欧洲列国，在罗马城外耀武扬威的侵略史，可以说彼等几乎是天生的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如果这样的人种也可以称作静谧的人种，那么就如同说俄罗斯人为天性最为柔弱、爱好和平之民一样。

不藉其政府的政权、不受军舰保护之民，三百万移民向世界进出，年年有一亿万元之财富输送回本国，在豚尾汉、流浪者的嘲笑中，只保护其独自一个而吸尽世界财富之民，决不可轻侮。何况其山泽之利尚未开掘、其文明之工艺尚未在国内试验。如果天津之铁道一旦通向吉林府城，向左从陕西、甘肃而到玉门关，魏秦幽并之民听到汽笛之音，创世以来未曾开发的四川云南之山泽也被开发的话，其经济上的吞吐之势不如同海洋一样了吗？财富增益人口，人口增益财富。支那内地开发之日，四亿之民一跃而增至五亿，两跃而达六亿，三跃而到七八亿，人种的波涛必定以滔天之大势向着“大日本”的预定地而来。

竹越在竭尽使用“鼠族”、“虚伪”、“蹂躏”、“耀武扬威”、“强盗般的侵略人种”、“豚尾汉”、“流浪者”等污蔑性语言丑化了中国人的本性之后，又毫不含糊地亮明了日本应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即中日之争是“生死之争”，不可调和，必须一战见分晓，否则日本就只能永远屈居人下。他说：支那国民之势如此。如果任其纵汜横溢、自由发展的话，我日本人种还想在何处建立新故乡？吾人还想在何地开拓“大日本”？清国政府的山贼般的行为或者可以制止，然而支那国民的人种上的侵略队伍决无可以制止之日。而彼等之锋芒直接朝向要从东洋到世界开拓“大日本”的日本人种，而我们还能够安坐、沉默，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旁观吗？日清国民之争，即如同英俄之争、英法之争、盎格鲁撒克逊与拉丁人种之争。争是当然的、必然的、人种上的、国家层面的。而其争之根深蒂固，是你死我活的。掩盖必然的生死之争，而用“东洋”这样地理上的空名来培养千百年的深忧大患，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日清两国之手相触，我不杀你，你将杀我的危机，决不可避免。若此，吾人即便牺牲一切也要与山贼般的国民购买和平吗？吾人抛却我荣光、我利益，也必须去求和平吗？吾人即便牺牲我“大日本”，也非要与山贼般的国民合作吗？若我国民慑于威力牺牲一切以求和平，这种和平除了百年的降伏之外，终究还有什么结果呢？

对于中日已经展开的生死之战，竹越是这样为日本国民打气壮胆的。他认为中国如同一头大象，形体巨大但并不可怕。国家一盘散沙，国民唯利是图，更不必说内忧外患不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长夜之眠至今未醒”。因此，对“清国”应该“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抱忧虑于蔑视之中”，使之“顿首再拜降伏于我之面前！”。

他对日本国民发出的呼吁是:为了大日本的建设，为了对山贼般的国民进行自卫，我们要以正义之名、人道之名、文明之名，在上帝面前、在万国之视听面前，堂堂地拿起剑来，攻击清国的权利，以兵火使其惰眠觉醒，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支那论》虽然出自学者之手，但是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而是御用文人为欺骗日本国民寻找的“堂堂地拿起剑来”“攻击清国”的借口，人类的文明和正义，在这里完全被颠倒了。

德富苏峰（1863—1957）的《大日本膨胀论》是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刊出的。和竹越的《支那论》相似，“大日本”与“支那”是紧密关联的两个论述对象，而立论的逻辑则是沿着日本不得不膨胀、阻碍膨胀的大敌是中国、对华开战的前途及意义展开的。

关于中国是阻碍日本膨胀的大敌。德富苏峰写道：我国民在向世界各处膨胀之际，不要忘记其大敌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支那人种在一定意义上，与我国民同样，甚至比我国民还要忍受更多的气候的袭击，在抱持其固有性格的同时还具有适应环境的长处。今天在布哇（夏威夷）、在桑港（旧金山）、在浦盐斯德（海参崴）、在濠洲（澳大利亚），支那人不都是我国民强劲的好敌手吗？在萨哈林岛（库页岛），支那人甚至为了一条鲑鱼而与日本的渔业者相争；在濠洲，支那人甚至为了一箱火柴而与日本的销售者相争。我国将来的历史，无疑就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的膨胀史。详细地说，就像十七到十九世纪英法在邻国或在世界各地膨胀格斗一样。日清两国民，毋宁说是两人种，也许会在世界各地形成膨胀上的冲突史。膨胀的冲突史固然可以，希望在此冲突史上使日本胜利清国失败！要铭记，此悬案是由我国民的坚信、大胆与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决定的！

关于对中国开战的意义，德富苏峰的认识要比竹越与三郎的理解更“深”一些。

首先，他认为这场“义战”是“为了永久的和平，必须要十二分地膺惩清国”。而“膺惩清国、永久维持东洋的和平，有两个牵制法，即物质上的牵制和精神上的牵制”。物质上让清政府割地赔款，“使之在他日不能搅乱和平”；精神上“要使之从心里折服我国的威武，就像诸葛亮七擒孟获，使之发誓再不背叛一样，要杜绝其再逞野心的想法”。为此，他呼吁“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使之永远归于我之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对其神经进行痛击”。

他写道：彼之清国者顽冥不灵，大日本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清国阻碍其按道理应该发展的前途，还临之以暴慢无理。清国今日之非运，今日之屈辱，无非是咎由自取。

我们并非因为是清国，就与之为敌。不管是什么国家，只要盘踞在我们的前途上，妨碍我国应该享受的权利与利益，我们都不惜与之为敌。而与清国作战，是清国喜欢与我们正当的国权保护、国运振作、国民膨胀为敌！

因此征清一举为维新开国史的一节。此前有许多脉络，此后也有许多关节。我们作为对手而开战的虽然是清国，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对手是世界！我们投入战斗的是海陆军队，但是不要忘记的是举国全民而战！战场不限于平壤、旅顺、威海卫、台湾，必须觉悟到所有的国民发动的周边，都是战场！在征清的同时，我们在物质上可以扩大版图，然而建设精神上大帝国，是我们决不可忽视的责任。精神上的大帝国，是国民的志气、元气和活力。清国虽是一庞然大国，但精神上无非是半死的侏儒。

其次，他认为此战的意义除了“使日本从收缩的日本变成膨胀的日本的转折和飞跃”外，还可以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及日本人的印象，从而提过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他说：在浅薄的欧美人眼中，看到的是视金钱比生命还重要的四亿万人种、在亚细亚沃土上虎踞龙盘的大帝国、先于希腊罗马文明出现而具有五千年文明之魁的旧国，在卑屈方面，看到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固陋方面，看到顽固而意志刚硬，在迟钝方面，看到坚忍厚重的风气。他们只是畏惧支那人，对日本人及日本国的狎侮势难止也。

对于欧美人对日本的“狎侮”、视日本人于“世界上最卑贱可恶的支那人之下”的状况，德富苏峰的愤懑难以言表。因此他认为这次战争正是在世界面前重塑日本形象的大好时机。他说：“日清战争实为我国运消长之大机会。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在暗室中战斗，而是立于世界面前决战。”因为“决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此一举！”“万言不如一行，如果我邦在此大决战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从来的误解将涣然冰释。”

他声嘶力竭地叫嚣：“我们用同胞的血洗刷世界的误解。”“我们战胜清国的同时也就是战胜世界！我们被了解了，才能被尊敬，才能感到畏惧，才能享受到适当的待遇。”

他以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写道：如果战胜了面积是我十五倍、人口是我十倍的清国，不仅可以光前耀后、在世界上永远占据我们的地位，而且可以永远巩固占据此地位的自信力。因此，我们不仅为在世界上建设膨胀的日本而战，也必须要有为建设膨胀的日本的自信力而战的自觉。

决战吧！大决战！举国而决战！

德富苏峰笔锋犀利，著述等身，堪称近代日本首屈一指的言论界名人。在明治初期的自由民权运动中，他因主张民权、批判藩阀政治而名声大噪，以致享有“民权斗士”美誉。然而其在甲午战争时期的言论表明，他又是个彻头彻尾的国权主义者，全力鼓吹和支持对外侵略战争的急先锋，忠实地维护天皇制政府内外政策的代言人。对此，当时日本学界就有人斥其为“变节者”，德富苏峰本人也曾进行过辩解。但是问题的本质是，在近代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向帝国主义急剧转变的历史时期，对内主张“民权”、对外主张“国权”的现象并不是矛盾的，对于普遍具有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人来说，“民权”与“国权”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尾崎行雄（1858—1954），号咢堂，早年就学于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21岁任《新潟新闻》主笔，1890年首次议会选举时即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之后连续当选25次，任期63年。作为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尾崎在大正护宪运动中冲锋陷阵，与犬养毅一起被誉为“宪政之神”；大正、昭和时期反对向西伯利亚出兵，主张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然而，明治时期的尾崎虽然对内主张民主政治，对外却是有名的强硬论者。对此，尾崎行雄并不讳言，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自白。他说：日清战争对我而言是实现了十年来的宿愿，愉快之极。

那是明治十七年（1884年），支那与法国间因安南事件发生了战争，当时我是报知新闻的记者，以通信员的名义到了上海。当时日本的支那崇拜热很厉害，西洋崇拜热也不示弱。我对这两者都很讨厌，正好遇到中法相争，我想借机去观察双方的实力。

出发之前，我尽量向多年住在支那、或到支那内地旅行过的所谓支那通当面请教。但是去了一看，感到多有与这些人的说法不同之处。觉得在支那呆过多年的前辈不应有错，便进一步研究，但还是觉得自己所见是正确的。由此我开始修正了对支那的看法。

到上海一看，支那的军队已经准备出动，非常混乱。在七十岁的老将军后面，竟然有两三台妻妾的轿子，士兵各自背着雨伞，手里提着灯笼，还带着无数的旗和鼓等，其混乱真是难以想象。……即使我这个外行人看，也明确地知道了支那完全没有战斗力。从这时起我就感到有必要与支那一战，以打击其暴慢之心，于是开始提倡“支那征伐论”。

这正好是日清战争前十年的事。十年来我一直热心地主张讨伐支那，以致被视为狂人，现在日清战争已发生，才知道我不是狂人了。

但是，当时我国人因四五千年间都将支那视为先进大国，尊崇其文化，结果无论朝野即便在日清战争爆发之后还意外地畏惧支那，而支那方面反而轻蔑日本为后进的一小国。

然而战端一开，如我预言，我陆海军连战连胜，几成摧枯拉朽之势。我真是无限愉快！

的确，1884年底到1885年初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之际，《邮便报知新闻》刊登了多篇实际上由尾崎行雄执笔的社论，其敌视、蔑视中国的态度，从社论的标题看便清楚了。如《须知支那朝鲜之地位远在日本之下》（1884年12月17日）、《国际法不承认支那与朝鲜》（12月18日）、《勿使支那朝鲜增长倨傲心》（12月21日）、《论与支那战争的利害》（1885年1月16至21日）等。

1895年1月，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在博文馆出版。该书在绪言中说：这次战争的性质是“文野之战”，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秩序与混乱、慈爱与暴虐、进步与保守、自由与压抑、立宪与专制、交通与锁攘之战”。

将不仁不义等所有的负面价值都扣在了中国的头上。绪言还强调说“日清两国的胜败，将极大地导致文明的消长、道义的兴废、贸易的盛衰、陆海军备的变更”。

《支那处分案》正文由“东亚之长计”、“支那之命运”、“列国的对清政略”、“帝国的对清政略”、“北京城下之盟约”、“占领之难易”、“列国的交涉”、“占领的利害”、“他日的机会”、“帝国的天职”十章构成。其中在“支那的命运”一章中，尾崎从“支那人的国家思想”、“支那人的政治思想”、“支那人的道德”、“支那人的战斗力”、“历朝的命数”等五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且看他的具体认识和评价。

关于“支那人的国家思想”，尾崎认为：“在支那，朝廷即国家，首都即朝廷。因此首都陷落，朝廷随之灭亡，朝廷灭亡了，国家即灭亡。”“支那人不知道朝廷之外还有国家。”(www.chuimin.cn)

因此他的结论是：“国家思想、忠义心、爱国心、团结力，皆为保国之要素，支那人无一具备，这样的情况要在这倾夺的世界保持独立，未知有也。”

关于“支那人的政治思想”，尾崎认为：“支那人有文学思想而无政治思想，其政治上的奏议论策，至多不过是文学上的述作而已。”历代名臣奏议，在他看来都是“浮华之言、迂远之议”。其所谓政治思想即便有，也“不过是私利经营的思想”，“其政治上的行为已经腐败丑恶之极，像我们所说的欧美人所享受廉洁严肃的政治，支那人从来就不知道。”“支那的官吏以受贿盗窃为人间之常事”，所以“支那人自古以来就没有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在今天独立于世界的。

关于“中国人的道德”，尾崎认为，中国人不仅没有政治道德，而且缺乏社会道德，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言行不一，书本上说的“皆浮夸张皇而与事实大相龉龃”。在他看来，“修文即为学习诈伪”，“所以支那人书读得越多，诈术就修得越深”。

因此他对中国人的道德评价是：“虚妄、诈伪、无耻、无节、不义、无气魄，好盗窃，支那人像这样还能够独立于今天文明世界吗？曰：不可，断然不可！”

关于“中国人的战斗力”，尾崎认为：“支那人是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是好利之民而非好战之民。”他说：“支那无固有之武器，所谓武器，非杀人之具，宁为威吓之具。”“余曾解释支那之战字为‘旗鼓之竞赛会’，或近谐谑，相信决不失其实。”因为中国人“以旗鼓为战。鼓声震天地、旌旗蔽山野者胜，旗数不足、鼓声不如者败。两千有余年之久，支那的战争毕竟不过如此”。又说：“支那之战为军容之战而非军器之战。如今虽也大量从欧美引入武器，战争的性质俄然一变，但是二千八百年间，唯以旗鼓竞赛为事的尚文好利之民族，学习到真正的战争并不容易。故兵卒死则将校逃，将校伤则全军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支那人的战斗力今后只能长期处于水平线之下，这样的民族也能在如今争夺的世界上保持其独立吗？曰：不能，断然不能！”

这样，尾崎得出总体结论便是中国必亡，“且其灭亡已迫在眉睫。”

面对着中国将亡的形势，日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对此，尾崎严厉批评了“日支同盟”论。他认为：“与命运必亡的邦国结盟，犹如陪着濒死的病夫上战场，对我只有大害，绝对无益。”他的看法是，中国虽然无力自保，但若得到外力的扶助，或可避免迅速灭亡。从地理、人种抑或东亚的长计考虑，日本帝国应该成为“东亚的主宰者”来“扶助”中国，其条件是“支那将军事外交财政（维持军事外交所必要的）之权归我，我则为支那扫除灭亡的主因，否则无论如何都不可救药”。

当然，尾崎很清楚，这样一来，“支那非纯然的独立国家了”。但是，他依然煞有介事地宣称，只有这种选择，才能带来“支那民族之幸福”、“人类之庆事”。尾崎说：我实在不忍抛弃支那人。故日本帝国代天而领其地、治其民，唯欲使文明之光种横披四百余州。我们如占领支那、掌握其主权，大量移植我国官吏使之掌管内治外交之要路及行军制改革……振肃纲纪、确立军制，足以维持内外治安，保全境土生民。

支那人欲行而为之，如同百年待河清，决不能达到目的；而若由我帝国臣民当其局，不出二十年可使其面目全然为之一变。此非支那民族之幸福乎？非人类之庆事乎？

怎样才能让中国驯服于日本的“主宰”呢？尾崎认为当务之急是占领北京，其理由有六：（一）不入敌国之都城而退，为军队所耻。故我军须全其面目，一举占领北京。

（二）如果要清人完全慑服与我之威武，一旦恢复和平，他日彼等必然再发其固有之傲慢之心，以至悍然逞其敌意。而扬我威武之道，莫善于攻克其首都。

（三）支那人之变诈诡谲，冠绝天下。故如果不先扼其咽喉而后着手媾和谈判，其必逞其得意之长技，旷日弥久诡变百出，而最终不能得其要领。

（四）如不充分膺惩之，即便签订怎样的盟约，清人决不会遵守。而占领北京为精神上膺惩之一大手段。

（五）支那二千五百年间的历史证明，攻陷首都，国便灭亡。故为了膺惩支那人，可见占领北京特别必要。

（六）丰公征韩之一举，至今尚振奋国人，其感化力之伟大，可以与万卷经典匹敌。我军一旦占领北京，虽在千秋之后，尚足以使惰夫奋起。

在尾崎看来，“即便在别处百战百胜，如果不攻入北京，不足以打破支那人的顽冥。”

要讲和，也要等到占领北京之后。清朝不交出主权，完全听命于日本，就不能说是“清国的降服”。

那么，日本是否可以征服中国呢？尾崎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奴性十足、甘当亡国奴的民族。历代经略者中，虽有内起、外来之别，无一具有足以席卷四百州之兵马军器和资金，此点相似。支那古来便是向占领者提供足够占领自己兵马军器和资金等之国家！

支那习惯于为占领者支付占领费。确切地说，有自费使自己被占领之习癖。以我兵马之精锐、资金之富足，尚不能占领如此邦国，岂有此理！

居民毫不具备独立保国之素养，自古以来从未受到其他国家其他人种统御，故他国占领有些困难。但是支那人古来甘受许多被视为夷狄禽兽者之统御，其视朝廷为逆旅，因此不管何人来占领，只要能够安其业务亦满足矣。爱新觉罗氏强行变革其衣冠，以丑代美，尚且恬然安分，非明证乎？

由胁迫而变易衣冠，乃愚妄之极。强行而为，乃满酋之无谋刻薄，自不待言。然而支那人恬然服从而不知耻，头戴豚尾尚洋洋自得。天下之广，未有如支那民族容易征服、容易驾驭者也。

历史上形成的中国的民族性如此，现实的中国又如何呢？尾崎认为，虽然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都是日本的十倍以上，但是“征服的难易由统制的张弛可知，境域过大不易统制，支那正是因为大才容易被征服”。

由于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观念，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所以“海陆军队更是支离破碎之极，其利害隔绝而脉络不能贯通。直隶兵败而两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顾；北洋水师大败而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又说：“根据开战至今的情况评价，可以说‘我不是与支那进行战争，而是与直隶省进行战争’。今后战线扩大，才能说是与支那（毋宁说是其东海岸数省）战争。”“因为兵民处于四分五裂状态，那么可以驱使东部之兵征伐西部，率领北部之民征服南部。支那今日之情势实际上就是如此。”

据此，尾崎给出的结论是：堂堂日本帝国，若想占领支那，其作为自然与逆臣流贼蛮酋等不同。帝国不能万事万物皆仰被占领者之供给，如经费、兵力须我自行供给。然而此乃占领支那若干地步之前。既然已经占领，即便我不强征，彼亦必将供给兵马经费等百般必要之物。我国虽已准备二十万精兵与三亿军费恐已无用之余地。即便一旦用之，不久也必可收回。

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是在日军捷报频传、清朝败局已定的背景下出笼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胜者的自负和傲慢，以及对败者的鄙视和轻侮，其态度和立场与福泽谕吉别无二致，那就是对待近邻“恶友”必须像欧美的做法一样冷酷无情。由于这种论调与处在亢奋状态下的日本国民的心情非常合拍，因而影响甚广。不过，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尾崎列举的中国种种痼癖，虽然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神经，但是其并非完全捕风捉影的中国社会及民族性分析，还是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值得沉下心来反思。

荒尾精（1858—1896）是近代日本颇有影响且非常复杂的人物。有人认为他是日本侵华的先驱者、大间谍，是“企图通过侵略、控制中国以称霸世界”的军国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思想家，是“兴亚主义”的先驱，头山满甚至称其为“五百年才降世的一大伟人”。近卫笃麿赞叹：“凡其所谋虽不尽行于当时，而其所虑无一不验于后日焉。”

荒尾出身藩士之家，成年后从军直至进入参谋本部工作，1886年受命脱去军装潜入中国，先后以开办“乐善堂支店”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为名，为日本政府搜集中国情报。

1894年10月，荒尾精的《对清意见》在东京博文馆出版。再版时博文馆有如下广告文：荒尾精君系清国国势之先觉者、东方问题之先忧者，多年见知于朝野之间，今将《对清意见》一著公诸于世。此书实能充今日世人之切望而释疑问者，而全篇主旨在于建国家百年之长计、行兴亚之大经纶。其议论简明切实，其说清国实势，提纲挈领，如快刀斩乱麻。著者慨叹我邦之人历来疏于彼，因而深入其内地，备尝艰辛，十数年如一日，已经为日清兴业养人以备国家之不虞，所作许多工作已广为人知。今于危机一发之际，不惜向我同胞倾多年蕴蓄，一翻此书，清国之形势了如指掌，不仅可知其实相，从来的疑问也一时冰释，心中得以豁然开朗。实为今日吾人须熟读之珍书也。”

《对清意见》由“叙论”、“清国之现势”、“论东方大势述对清问题之重要以及我国百年之长计”、“战后缔盟上不可缺之三大要件”四篇组成，其中“清国之现势”为重点，占全篇的三分之二。

在叙论中，荒尾阐述的基本观点是：“我日本虽为一小岛，但夙以东方文明之先觉者自任。而立于防势中的清国，虽未脱固陋之积习，然土广、民众，实为宇内无比之大邦。”如果日本在这次战争取得胜利，则“作为东洋的先觉者、清韩两国的诱掖者，由此则常执东方之牛耳”。同时“救清国于未亡，澄清弊政之本源，使之实行一大革新，振兴清国，以强我唇、固我辅，可构筑成就兴亚大业之基础”。反之，“清国从来就将我视同琉球高丽，意外地由我向彼宣战，不揣其力而最终为中国天戈所征服，轻侮加上怨恨，其对我之自尊骄傲之念将更甚于前，以至于不得不忍受陆梁不逊。鹬蚌之争，最终将加速共同衰亡。”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国战胜了，“清国也将土崩瓦解，或者必然为外国所吞噬。我之翼先折、我之唇亦亡，东亚之事复不可为。”

可见，荒尾是从战略的高度看待中日关系的，其心中既有从世界的大局观看中日是“唇齿关系”的认识，又有从中日关系看日本应“执东方之牛耳”的抱负。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对华轻蔑侮慢和恐惧疑虑的两种倾向，荒尾持批评态度，他说：从来我国人论清国形势者，多以其为顽迷昧理、衰朽不足以兴，常以轻蔑侮慢之心待之。既而清国政府与俄国争接壤之伊犁，迫使俄国返还已经夺取了的伊犁；与法国构难于安南，亦遂其志；加之与我国屡屡争朝鲜而能占其利益与实惠；外交之政策往往中其肯綮。同时于国内设电信、造汽船，以谋交通运输之便；筑炮台、制舰队，于内地各处广起武器制造，国防之实亦渐举；特别是近来汲汲于布铁道、兴工业，应用文明之利器，呈现逐步发达进步之势。由此，过去之顽迷昧理、衰朽不足以兴而加以轻侮者，亦变为大国之情势不易测知，幡然而至以恐疑之念对之。过去之所谓顽迷衰朽而轻侮者，固然不过是皮相妄断，而后来所谓不易测而恐之疑之者，也是不通其实情、不详其内势所致。故宜不该轻侮之时轻侮之、不该恐疑之日恐疑，眩于其形而不识其神，见其果而不究其因。这就是我国人对支那的观察多不得其正鹄之原因。

那么，荒尾精对现实的中国看法如何呢？他认为，总体上“现在清政府的根干已经腐朽而不可复培，然其枝叶尚存一时之春，处处有残红之类点缀。其命脉远在三十年前已经枯竭，仅是苟延残喘至今而已”。

同时又认为：“只要清政府以非常之英断和大决心从事一大革新，网罗人杰而任其经纶，中兴之伟业固不难成，如果其经营的确见到功效，其国家之强盛，不出三十年而雄视宇内，亦非至难之业。”

当然他也注意到，中国“大革新”最难的问题是缺乏人才。他写道：现在第一流的大人名士已经逝去，处于第二三流者亦几乎凋谢殆尽，保其余生者独剩一耄耋李鸿章。如问其现在国情如何，过去已经枯朽的根干，即将腐败崩塌，过去繁茂的枝叶即将枯槁落尽。尽管李鸿章外交内治如何老练，如何富于权谋术数，终将知道无可奈何。一朝大风卷土而起，枯木扑地槁叶散空，只在转瞬之间也。

与前述论者不同，在日军节节胜利、日本举国一片欢呼声中，荒尾考虑的问题似乎更深、更远。他写道：一朝清国有遭虎吞狼食之祸乎？我东洋之天地将沉入何种惨境？我东洋之民生将陷入何种穷途？余于此大声疾呼而告我东方之志士仁人：清国之兴亡决非清国一国之兴亡，欲挽回亚洲衰运使之振兴者，必须奋起而拯救此古老的大帝国，清国之志士不用说，朝鲜之志士、印度暹罗之志士，我国之诸名士也要幸而倾注心力于此大业之翼赞！东方亚细亚危急存亡之机，迫在一发之间。

欧亚两陆，处于东西而异其文华，黄白二色，其种族本来不同。所谓西力东渐者，即为此二者之竞争。若此，则朝鲜之贫弱，既是为朝鲜而忧，亦不可不为我国而深忧；清国之老朽，既是为清国而悲，亦不可不为我国而悲。苟使我国内张纲纪、外加威信，使宇内万邦永远瞻仰皇祖皇宗之懿德，必先救此贫弱、扶此老朽，三国鼎峙、辅车相依，进而挽回东亚之衰运，恢弘其声势，膺惩西欧之虎狼，杜绝其觊觎为急务。此诚为国家百年之长计，亦为眼下一日不可忽视之急务。印度已遭覆亡之祸，东方之故国旧邦渐次成为豺狼之食饵，现在除我帝国外，仅剩支那朝鲜二国。其贫弱之极而未绝灭，其老朽之极而未倒毙，尚通一线一脉之气息，维持宗庙社稷于至危极难之境，盖天意之未厌弃东方亚细亚者存焉乎？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从天者成，背天者败。须深鉴也。

然宜何以为之？曰：善莫顺天意。何谓顺天意？曰：无他。救护彼贫弱者使之富强而已，厘革彼老朽者使之刚强而已。此事实为我帝国之天职也、顺天之责任也。我国起义兵而扶植朝鲜独立，非为全此天职乎？我国出问罪之师而惩清朝之骄暴，不为尽此天务乎？邪不压正、老不敌壮，天意之所归、理势之所趋，一旦战局告终，清国知我真意之所在，努力使朝鲜独立富贵之举，乃为东洋和平与兴隆之第一步，清国不管如何鲁钝，岂不豁然解悟？诚如是，彼岂啻不仇视我，当助我赞襄东方之大业。我不独完成朝鲜扶植之志，进而鼓舞振作清国，使其得以图一大革新，到那时，彼果能以非常之大决心、大勇断扫荡百般积弊，据大陆之中枢而收财用兵马之实，清理法政教学之源泉，开造士用材之路，以国光国威之扩张而至典章文物之兴隆，骎骎乎动宇内之耳目，可以期待也。

对于荒尾的这些论述，有必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他的中日朝三国命运共同体情结，即在西力东渐的世界大势下，黄白人种判然有别，日本应该为中朝的命运之悲而悲；二是他的日本使命观，即扶植中朝是日本帝国的“天职”，“起义兵而扶植朝鲜独立”、“出问罪之师而惩清朝之骄暴”，都是出自“尽此天务”的“善意”；三是他的正义必胜论，即日本发动的战争既然出于使中朝“觉醒”、使亚洲免受欧美蹂躏的“大义”，那么“邪不压正”，胜利一定属于日本。

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日本战胜中国后必须割占中国领土的种种议论，荒尾持不同见解，认为“偏倚于一时一部分的利害”有碍于“永世大局之得失”。

他在《对清意见》提出的建议是：第一为使朝鲜独立安全、巩固东洋之和平，让清国履行签订盟约的条款，我国应该在渤海预置某一最重要的军港。

第二为了维持东洋的和平，在与我国媾和成立的同时，与清国政府协议，以适当的方法向清国鄙都人民说明我宣战之大旨，要使其领会我国之真意。

第三为了增进日清两国的福利，期待东洋的和平与兴隆，一扫我国从来在通商上所受的不便不利之处，与欧美各国相比，签订更加优待亲切的通商条约。

这三条建议，重点强调了战后日本要控制军事要地以防止中国复仇，以及通商上日本要获得比欧美更多的优惠，并未提出割地赔款要求，因此可以说是比较温和的提案。荒尾担心，过分的赔偿要求会埋下仇恨的种子，导致“两国民众的感情永远暌离乖戾，遂无融合一致之期”。从这一点看，不妨说荒尾的眼光的确比一般的政客和御用文人更加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