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2023-12-03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甲午开战后，日本国内立即掀起一场支持战争的狂潮。明治开国元勋之一、被誉为“近代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请缨出战，指挥第一军从陆路侵入朝鲜和中国东北。1884年日本策动的朝鲜甲申政变为清朝挫败以来，压在山县心头整整10年的郁闷，此时得到了尽情的舒缓。这种情结，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日本整个统治阶层的心态。但自明治15年以来，中日两国争执的焦点，已经完全集中于朝鲜。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至甲午战争爆发期间，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如下：

明治初年，日使节赴朝，强令朝鲜上表朝贺，被拒绝后兴起“征韩论”；

1871年，日本与清朝签订《中日修好条规》；

1874年，日本以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出兵侵略台湾；

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约》；

1879年，日本废琉球藩、设冲绳县，正式吞并琉球；

1882年，日本利用朝鲜壬午兵变，取得在朝鲜的驻兵权；

1884年，日本策动朝鲜东学党发动甲申政变，取得与清朝对等的对朝出兵权；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甲午开战后，日本国内立即掀起一场支持战争的狂潮。明治开国元勋之一、被誉为“近代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请缨出战，指挥第一军从陆路侵入朝鲜和中国东北。且看山县率军攻占朝鲜京城、平壤、九连城及奉旨回朝时先后写下的四首诗。

出师万里奉皇猷，行路兼吾不自由。期见天津桥上月，韩城城里遇中秋。

到处山河新战场，凄凉风色近重阳。平安道上秋将老，却想奉天城外霜。(www.chuimin.cn)

所向无前意气雄，欲衣粮敌敌还空。何时饮马长城窟，万里山河一路通。

马革裹尸元所期，出师未半岂容归。如何天子召还急，临别阵头泪满衣。

前三首诗中，其得意、骄横的心态表露无遗，第四首则抒发了其壮志未酬之憾。1884年日本策动的朝鲜甲申政变为清朝挫败以来，压在山县心头整整10年的郁闷，此时得到了尽情的舒缓。这种情结，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日本整个统治阶层的心态。

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最大限度地避免西方列强的干预，同时获得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政府和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人”沆瀣一气，大造舆论，鼓吹文明和野蛮势同水火，不能相容，因此对华开战是文明的日本与野蛮的中国之间的“文野之战”，从而一面为日本发动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一面宣扬文明必胜、野蛮必败。

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外相陆奥宗光在开战前便大肆鼓吹这一歪理，他在《蹇蹇录》中写道：中日两国自从作为友好邻邦相互交往以来，已有悠久历史。不论政治、典章、文学、技艺、道德和宗教等一切文明因素，几乎无一不出自同一渊源；而且在往昔，我国受中国文明的诱导实非浅鲜，因此中国自然形成了先进国的地位，而我国则为后进国。然而，近来欧洲各国的势力逐渐伸展到东方，所谓西方的文明因素也流播到远东地区，特别是我国，从维新以来至今已有二十七年，政府和人民，努力效法西方文明，完成各种改革，进步突飞猛进，几乎完全改变了旧日本的面貌，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日本，而使当时欧美先进各国为之惊叹。然而，中国却依然墨守成规，丝毫未适应内外形势，努力改变旧习，因而两国虽仅有一海之隔，竟然出现一种奇异现象：即一方积极采取西欧文明，另一方却力图保守东方积习。虽然也曾有过我国汉学者常称中国为中华或大国、不顾自国的屈辱而一味崇慕中国的时代，可是现在则我国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两者感情势若冰炭，不能相容，日后势必发生一大争端。且争端不论外表上出于何种形式，其原因必然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加之双方疆土毗邻，国力不相上下，久已存在的功利之心和猜忌心，日积月累，已酿成两国的憎恶和嫉妒，以致两国之间不应怀疑的也要怀疑，不应侮谩的也要侮谩，表面上虽未露出任何争论，但是祸机潜伏，爆发于何时何地未可逆料。如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已无详述的必要。但自明治15年（1882年）以来，中日两国争执的焦点，已经完全集中于朝鲜。以后只要一涉及朝鲜问题，双方便怒目相向。就以此次事件来说，双方从一开始就企图乘朝鲜内乱的机会，在朝鲜扩大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陆奥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从文明的角度看，如今中日两国的位置已发生颠倒，顽固守旧的中国和开化进取的日本相互“怀疑”、“侮慢”、“憎恶和嫉妒”，“势若冰炭，不能相容”，这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并且必将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

开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福泽谕吉兴奋异常。1894年7月29日，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诡称战争“虽然起于日清两国之间，但寻其根源，则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战争的本质“并非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而是一种宗教之争”，是“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

国粹主义、亚洲主义者陆羯南（1857—1907）于1894年8月6日发表《征蛮之王师》一文，他颠倒黑白，将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身上，指责清朝违背《天津条约》引起了战端。文章说：“清国是无信义之国，故欲使其履行盟约，必须经常向其展示威力以监督之。彼无权享受主权国应有之礼敬。”文章还写道：清朝是“东洋之一大野蛮国”，“王师之胜败乃是文明之胜败也”，“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1863—1957）以其主办的《国民之友》为阵地，连篇累牍地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战胜余言》等文章，竭力鼓吹这场战争是“义战”，是大日本向外“膨胀”的天赐良机。他认为：此战“对己而言，是为了日本的开放解脱；对他而言，是为了给予世界上顽固主义一大打击，将文明的恩光投射到野蛮的社会”。因此他提醒日本国民：理解战争的调子要定得“更加清深高尚”些，“不要眩惑于兽力的现象，而要掌握道义上、心灵上的因果”。

其论调与福泽如出一辙。

战争期间，二战以前著名的非战论者内村鑑三（1861—1930）思想尚未成熟。准确地说，当时内村的认识与前述的观点大同小异，并且与德富苏峰一样，把日本发动的战争附会为“义战”。1894年，他在《日清战争之意义》中写道：日本代表着自由、希望、进取、欧洲主义，中国代表着压制、回顾、退守和亚细亚主义，“如果日本败北，于东方，则个人发展受防阻，自治制度将归废灭，美术将失，文运将颓，亚细亚固有之旧态将使东方五亿生灵沉迷于梦中”。在《征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系》中写道：“日支两国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日支冲突不可避免，二者冲突而日本之胜利，乃人类全体利益进步之必要”，是“历史之所保证，人类进步之所促”。

“文野之战”、“义战”的宣传欲向日本国民灌输的意识是：文明淘汰野蛮势在必然，这种淘汰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符合“大义”，因此“文明的”日本即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野蛮的”中国和朝鲜动武，也是在传递“力的福音”（德富苏峰语），符合“大义”而不必考虑是不是“侵略”的问题。这种用近代文明观包装的“强权即真理”的战争观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蒙蔽和煽动民众积极支持了战争，助长了民族性心理扭曲和是非颠倒，使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而越走越远。

日本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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