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总论

福泽谕吉（1835—1901）是近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其头像印在当今日本的万元钞票上可谓喻意无穷。有人认为，福泽作为鼓吹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启蒙思想家，“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津制度枷锁和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方面确实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作为“告别恶友”论者，“对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由同情、蔑视转向鼓吹侵略，无形中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泽的中国观，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日本人，而且间接地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

福泽一生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这里从其文明论视角下的中国认知和对华政策主张二个层面展开考察。

第一，关于中国“是什么”（或“怎么样”）及“何以至此”的认知。腐朽、愚昧、落后，不堪为伍的半开化国，这便是福泽中国认识的结论性看法。

在1865年完稿的《唐人往来》中，福泽写道：亚洲也是很好大洲，人数众多，物产丰富，小手艺等在世界有名，亦勤于学问，非洲和澳大利亚所无法比拟，但国家拙于改革，拼命保守千年、两千年之古人所言而毫不知临机应变，无端地自大之风气很盛。道光年间因鸦片之故遭受英国打击，出钱赔偿，渐见好转。此后本应该着力于国内政事、兵备改革，与外国交往亦应尽信诚实，讲求妥当，但不吸取教训，四五年前在天津无理地与英国军舰相争，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向鞑靼，几乎饿死而狼狈丧命。此祸害皆因不懂世故夜郎自大，又兼不知学习他国风尚进行改革之自大病所致。此种不可思议、臭不可闻之丑恶风俗，千万不可模仿。

在1869年2月发表的《清英交际始末序》（署名“庆应义塾同社志”）中，福泽写道：在考察清英之交时，可以发现清人之耳目所及甚为狭窄，清人之辙迹所至甚为仅微。曾不知英国之富强，猥而藐视之不以为劲敌，自夸为华夏，称英为夷戎，其举止却反复无信，轻开衅隙每开必败，遂兵愈弱而国愈贫，萎靡不振以至于今日，实在可怜。追思其过失错误，小事不暇枚举，至其大者，则有鸦片之事、广东之事及天津与北京之事。由此两国之条约屡屡改签，且清之出赔偿金已不止一次。试开卷而观清英交际之始末，可得知其大概如何。

在1869年8月出版的《世界国尽》中，福泽又写道：自往古陶虞时代，经四千年，据闻也重视仁义五常，有人情敦厚之风名，但文明开化以来后退，风俗渐衰，德之不修、知之不讲，唯我独尊而不知世事高枕无忧，听任暴君污吏之意，欺压下级，恶政难逃天罚。是时于天保12年（1841年）与英国不和，一战即败，求和而赔偿洋银二千一百万，五处港口开放。无知之民尚未吃够苦头，无理妄开兵端，弱兵不堪一击，一败再败以至于今，真是可怜。

显然，与当时的多数论者观点相左，福泽在鸦片战争的是非判断上，立场完全站在了欧美一边；对中国的认识基调是否定性的，以致不惜大量使用了“风俗渐衰，德之不修、知之不讲，唯我独尊”以及“暴君污吏”、“恶政”等诋毁性语言。

诋毁中国与赞赏欧美是福泽文明观的一体两面。在《世界国尽》中，福泽已把人类文明分为“文明开化”和“野蛮”两种状态，并进一步细分为四种状况，一曰“混沌”期的野蛮，其民下等且与离鸟兽不远；二曰野蛮期，中国北方的鞑靼、阿拉伯、北非的土人是也；三曰未开或半开化，虽精于农业之道，食物充足，艺术渐趋巧妙，开发城市，装饰家居，文学、文字之道兴盛，但嫉妒之心深，嫌忌他国人，轻蔑妇女，弱者贫苦，支那、土耳其、波斯等国位其中列；四曰文明开化，重礼义贵正理，人情稳重、风俗温和、各种职业技术及学问之道日新月异，劝农励工，百般技艺无不精湛，国民安居乐业，美国、英国、法国、日耳曼、荷兰、瑞士等国可谓文明开化之域。

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被誉为“一生中最高的杰作，成为日本近代的古典”。

此书再次确认了“欧罗巴各国及美利坚合众国为最高文明国，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细亚各国为半开化国，非洲及澳大利亚等为野蛮之国”。

大声呼吁日本国民要紧急行动起来，洗心革面，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跨入“文明之域”。

在这部“鸿篇巨制”中，福泽先是肯定了儒佛“两教”在日本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进步作用，然后笔锋一转，大谈儒学是伦理学而非治世之学，儒家思想把人变成“精神奴隶”，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力主从根本上抛弃中日两国精神依寄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他写道：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

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

福泽认为，昔日的中国是“礼仪之邦”，而今面目全非；昔日的“华夏国体”，而今业已灭亡。“观察今后趋势，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西洋人所到之处，仿佛要使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能生长，甚至连人种也要被消灭掉。看到了这些事实，并想想我们日本也是东洋的一个国家，尽管到今天为止在对外关系上还没有遭受到严重危害，但对日后的祸患，却不可不令人忧虑！”

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福泽认为“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因为“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

他指出：在我国，道德纵然不足，但显然不是燃眉之急。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

《文明论概略》不啻一份思想上告别东方、投向西方的宣言，表明福泽的世界文明观业已成型，其对中国“是什么”、“怎么样”的认知过程至此基本完成。

第二，关于日本应该对中国“怎么办”的政策思量。

福泽谕吉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崇信近代“丛林法则”的狂热国权主义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态度始终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那就是首先认定了中国是“恶友”，继而是断然与“恶友”告别，最后是向欧美列强一样不必对中国“客气”。且看此间福泽的言行。

1874年日本出兵征台事件达成和解后半月许，福泽谕吉等学界精英聚会于东京木挽町精养轩，福泽即兴发表《征台和议之演说》（刊于《明六杂志》第21号1874年11月16日），其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此次与支那议和，是因我政府之勉励，终于使支那支付五十万两赔偿金，值得为国家庆贺。自征台出师至今日之发展趋势看，我等获得充分胜利而支那完全失败。若将我等今日状况与支那状况比较，谁不得意扬扬，我辈亦其扬扬中人也。

抒发了一番快意之后，福泽继续高谈阔论，阐发了日本征台得手的深远意义。他说：此次战胜支那，我国民之风气为之一变，由此而明白内外之别、巩固nationality（国体）之基础，以此国权之余力而影响到与西洋诸国之交际上，如最近条约改正之期已至，裁判之权，税则之权，居留地之规则，保护税之构成，均由我日本政府一手掌握之大论断上，也与西洋诸国屹立而毫不宽恕于彼。与一因而取一，失之于右而夺之于左，如能像对支那政府一样实现公明正大之谈判，则我国无遗憾矣。若真有达成此盛大之势之希望，我等应不惜一切代价。

福泽的演讲，清楚地表达了他支持日本政府征台、“祝贺”征台成功及其“得意洋洋”的心情。在他看来，征台得到中国赔款之事不足挂齿，其深远意义在于：一是“失之于右而夺之于左”，不堪忍受西方欺辱的弱者日本，由此得到了可以欺辱更弱他者的启发；二是日本通过与中国“公明正大之谈判”的手段达到了预期目的，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此种方法和姿态推而广之，对拟将进行的日本与欧美强国的修改条约谈判大有裨益。

日本征台的得手，对于社会上日益抬头的蔑视中国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泽谕吉则站在了引领这种思潮发展的最前线。他在《邮便报知新闻》社论《与亚细亚诸国之和战无关我荣辱之说》（1875年10月7日）中，是这样评估日本在亚洲的文明程度和地位的。我国的独立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寻找其根源，是因为我日本受亚洲诸国之轻蔑吗？是因为我学问不及他们吗？是我商贾劣于他们吗？是我兵力比他们弱、我富强不若他们吗？这些方面我们都毫不逊色于他们。我想我们日本要对亚细亚诸国寸步不让。那么，担心我国独立的，就不能不从别处寻找原因。即其原因不在亚细亚，而在欧罗巴！

也就是说，在福泽看来，日本与西洋诸国相比“还不能称为真正开化的独立国”。但是与同样处在半开化状态的亚洲诸国相比，无疑又是无出其右的佼佼者，无论学问、商贾、国家贫富、兵力强弱，均已“毫不逊色”。他眼中的朝鲜，不过“是亚洲中一个小野蛮国，其文明远不及日本。与之贸易而无利，与之通信无益，其学问不足取，其兵力不足惧，即便其来朝成为我之属国亦不足悦”。对朝鲜的轻蔑态度已经到了即使将其变成日本的属国“亦不足悦”的程度。那么，福泽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呢？他承认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非朝鲜可比，同时又指出“支那帝国现在是欧美诸国人的田园”，因此“日本人蹂躏四百余州”的可能并非幻想，但是付诸行动时要注意欧美人不会“袖手旁观”，故“这也是永远之事，今后必须考虑”。(www.chuimin.cn)

可见，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也在可图之列，只因国际关系复杂，应该谨慎对待、从长计议。

1875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翌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获得驻朝使馆警备权；1884年，日本策动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由此取得与中国同等的朝鲜半岛出兵权，朝鲜半岛进入中日两国直接军事对峙的状态。在此期间，福泽谕吉敌视中国的立场原来越明确，态度越来越强硬。

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福泽于8月2日发表题为《扼紧喉管》的“漫言”，文中称中国为“唐之豚尾国”，其对日本政府的建议是：若最终与支那开战，最紧要者是不顾一切直接扼其喉管。支那喉管何在？概无人不晓，其中心即在北京。昔日英法攻入支那时，也是借用俄罗斯人智慧扼紧了北京。日本人决不可忘此先例。效法前车之首尾而后车亦可进者也。”

同年9月，《时事新报》连载福泽所写的《兵论》。该文分析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及一旦开启战端后日本须注意的问题。文章说：“今后十数年之气运中，东洋出现一强国亦非不可期。依我辈所见，支那国是也。”

与此同时，文章严厉批评轻视中国的论调是“腐儒之论”，认为“许多武人之流视支那人为文弱而轻侮之，此非得当。且有政治学者之流的评论中亦多有轻侮之论，是亦不足以使人感服”。

他认为富国强兵与政体如何无干。他说：“现今支那之政府即便真为压制政府，人民真为卑屈之人民，其在改革兵制上，与政体之如何无干。尊奉当今之帝政，采用当今之将相，收当今之国税，富当今之国库，只要增加新式之兵备，即可以以此成一时之强国。现今支那政府之眼力亦非不及此。”联系到此前福泽的言论，或可提出福泽是否有所反省的疑问，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福泽所强调的只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观点，并不意味其蔑视、敌视中国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或动摇。

同年12月，福泽发表《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文中写道：

谚语曰：乐为苦之种，苦为乐之种。人世间不忍受痛苦便不能获得快乐。时下我国为了扩展军备而征收国财，人民直接或间接地失去一些私财，即便很少也是痛苦。然若问尝此痛苦所得之报酬快乐为何，实甚大也。大凡人无不好权，受制于人不若制人之愉快。极而言之，我等厌恶受人压制，但压制他人则甚为愉快。

我亦日本人，何时一耀日本国威，效法英人统治印度支那土人等，使英人窘而将东洋权柄握于我手。当此壮年，血气方刚，藏在心头之目标至今不忘。

遥想前途，谋划我国威之宣扬甚为愉快。陆上备有几十万貔貅，海上浮有几百艘军舰，地球之海上无不见日本军舰，日章之国旗飘扬于整个东洋，其影响远至西洋诸国，不亦乐乎！我等东洋强国之民，国既强，则贸易之权在我，以至国内之殖产逐渐繁盛，进而开通商之道，在亚细亚之东出现一大新英国，决非难事。每思至些，今日些许痛苦不足挂齿。

想像一下我日本因为兵器不备而败北吧。无数支那兵随其军舰闯入东京湾，轻易越过富津炮台，先是摧毁横须贺造船厂，继而经横滨入品川，炮击东京市内，数十吨炮声如雷，无数散弹似雨，百万市民七颠八倒，呼天抢地。黑烟下豚尾之军队登陆，进而侵掠分捕。……将来某日我东京及沿海地区遭遇如此惨状，如何是好？

这里，福泽大谈日本国民勒紧裤带也要扩张军备的紧迫性，其展望的非此即彼所可能导致的不同后果，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1883年5月，福泽发表《支那人之举动愈加怪异》。文中说：

日支间或不可保证无蹈水火之日。为此事态所迫，扩张我陆海军，使我民心调和一致，先夺支那人之胆，使其知日本可怕、不可敌，轻易开启争端对己不利，使其国人舆论自行断念于此，除此之外，别无方略。

1884年10月，福泽发表《东洋的波兰》，文中写道：日本地理上与支那接近，……今占领台湾全岛与福建省一半诚为当然之分。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之地，于支那前代大明之末叶一时为日本兵所侵略也是历史之明确事实，故在此故地上飘扬日本日章旗，日本人亦会满足。

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后，福泽谕吉“以支那为敌”的立场更加鲜明，他在12月27日发表的《战争有必胜之算》一文中写道：我日本应对对支那朝鲜两国兴师问罪否？朝鲜固不足论，我等之目标是以支那为敌，先派一队兵于朝鲜京城与支那兵鏖战，再迫朝鲜政府承诺我之正当要求，同时我陆海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皇帝若退至热河则进军热河，支那人无论何等刚愎，也将答应我之正当要求，且低头谢罪。

与支那之战倘若不胜，我日本自此将永蒙支那凌辱，且为世界各国轻侮侵凌，终究不能维持国家独立；倘若胜之，则我日本之国威不仅迅即光耀东洋，而且远为欧美列国敬畏，撤销治外法权自不待言，作为百事同等之文明富强国，亦可永被仰为东方之盟主。

若此希望果能达成，我辈一身已不足惜，可赴北京讨死；我辈财产已不足惜，可举而充当军费。若日本举国如此，此次朝鲜事变破裂而致日支两国果真开展，则我辈断言：日本必胜。

这里，福泽不仅发出了中日必将一战的预言，而且发出了日本战之必胜的预言。不幸的是，这种预言在10年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真的变成了现实。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脱亚论》，其全文如下：

世界交通之道便利，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草木无不靡于此风。盖西洋之人物，古今无大异，其举动于古代迟钝而现今活泼，唯在利用交通利器而乘势之故。故为方今东洋之国谋，防止此强劲文明东渐之势之觉悟虽可，然若视察世界之现状而知事实上不可者，唯有与世俱进一同沉浮于文明之海，一同扬文明之波而与文明共苦乐。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眼下东京之麻疹由西国长崎之地东渐，随春暖次第蔓延如是。当此之时，厌恶此流行病之害而欲防止者，果有其手段乎？我辈确信无有其术。百害无一利之流行病尚且不可抗拒，况利害相伴而利益常多之文明乎？不啻不防，力助其蔓延，使国民尽早沐浴其风气乃为智者所宜之事。西洋近时之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开国为端，国民虽渐知其可取，渐次催发活泼之风气，然有古风老大之政府横亘于进步之道，无知奈何。欲保存政府乎？则文明决不可入。近时之文明与日本之旧套不可两立，脱旧套则政府不可不废除。欲阻止文明及其侵入乎？则日本国不可独立。总之，世界文明之喧嚣剧不容东洋孤岛之独睡。是以我日本士人基于重国家而轻政府之大义，有幸依赖帝室之神圣尊严，断然推倒旧政府而立新政府，国中朝野无别，万事皆采用西洋近时之文明，不独脱日本之旧套，在亚细亚全洲开一新机杼，所持之主义唯在脱亚二字。

我日本之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边，然其国民之精神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于西洋之文明。然不幸者有近邻之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之人民古来亦为亚细亚式政教风俗养成，与我日本国民无异，然其人种由来或有不同，同样政教风俗中遗传教育之旨相异，以日支韩三国论，支那与韩国较之日本，相似之状更近，此二国皆不知一身或一国改进之道，于交通至便之世界中，即便耳闻目睹文明之事物亦不动身心，其恋恋于古风旧俗之情与百千年之旧无异。当此文明日新之喧嚣剧场之中，论教育之事则曰儒教主义，学校之教旨则称仁义礼智，事无巨细唯以外表虚饰为事，其实际或无真理原则之见识，或道德扫地，残酷而不知廉耻之极，尚傲然而无自省之念。当此文明东渐风潮之际，我辈视此二国，实无维持其独立之道。若非其国中幸而出现志士，着手国事之开化进步，如我维新，大举改革其政府，开展先改政治，后使人心一新之活动，则不出数年其国亡矣，其国土无疑将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在遭遇麻疹般文明开化流行之际，支韩两国违背其传染之天然规律，欲硬性回避而闭居于一室之内，结果只能因隔绝空气流通而窒息。虽有辅车唇齿比喻邻国相助之说，然今日支那朝鲜不惟丝毫无助于我日本国，且在西洋文明人之眼中，因三国地理相接，时而一视同仁，以评价支、韩之标准对我日本之意味不可谓无。例如支那朝鲜政府实行古风之专制而无法律可依，西洋人遂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之国；支那朝鲜之士人深陷沉溺而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学者或认为日本亦为阴阳五行之国；支那人卑屈而不知耻，日本人之侠义亦因此被掩盖；朝鲜国刑法残酷，日本人亦被推测为无情。此等事例，如同声名狼藉之村庄内即使有品行端正之人家亦会被丑陋所掩盖无异。其影响之现实表现，实已间接对我国外交上造成不少障碍，此乃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据此，为今日计，我国不可在期待邻国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上犹豫，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其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也不因是邻国而特别关照，只能完全效仿西洋人与之接触之方式处理。亲近恶友者无法免除恶名。我等于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按写作的技巧论，这确是一篇语言犀利、行文酣畅、逻辑清晰、观点明确的佳文。文章的前半部分论述了为何要脱亚及日本的选择，其观点是：西洋文明势力强大，如麻疹流行一样不可抗拒；这种文明“利害相伴而利益常多”；对此文明，“智者”应该采取“与世俱进一同沉浮于文明之海，一同扬文明之波而与文明共苦乐”的态度，“力助其蔓延，使国民尽早沐浴其风气”；顺应这一潮流，日本已脱“旧套”，“万事皆采用西洋近时之文明”，“在亚细亚全洲开一新机杼，所持之主义唯在脱亚二字”。其后半部分论述了为何要告别“恶友”，其观点是：中韩两个近邻墨守成规、冥顽不化，不知“改进之道”，“傲然而无自省之念”；因此，中韩对日本“不惟丝毫无助”，且使西洋人以“近墨者黑”看待日本，“已间接对我国外交上造成不少障碍”；为今日计，日本要“于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脱离其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并按西洋人的方法处理对华关系。

可以认为，《文明论概论》的发表，标志着福泽谕吉的世界文明认识于1870年代已经完成，中国和朝鲜被确认为落后、淘汰的对象；《脱亚论》的发表，则标志着福泽谕吉的世界战略、对策于1880年代形成，靠近欧美、远离和欺辱中朝是其政策主张的基本。重要的是，福泽谕吉的世界、中国认识论和对策论，在社会中影响甚大，可以说不仅主导了社会思潮的走向，而且间接影响了国家对华行动的政策选择。